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以“铭记历史，勿忘使命”为主题的演讲稿。
请求学霸帮忙
那些年，战火纷飞，那些年，颠沛流离。
1840年鸦片战争的第一炮，点燃了中国的近史，点燃了思想的反抗，点燃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点燃了无数人壮怀的生命。
一次次刻骨铭心的国耻，一位位舍身取义的勇士，一百多年来，中国——这个拥有千年文明的古国，深深浸在硝烟和热血之中。
一片混沌里，不断有人走出来，去实践、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却又不断被埋没进历史的尘沙。
终于，一片崭新的红色从前人的鲜血中站起来，扶起了这个岌岌可危的民族。
我们有理由为党、为国家、为我们的民族而自豪，它经过了数年风尘战火的洗礼，它以伟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翻阅历史的沉重书卷，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有多少人为了中国的崛起而拼搏，他们可能是家喻户晓的开国元勋，也可能是逝于战场的普通士兵，当他们端着刺刀向前冲锋的时候，当他们果敢坚决握紧双拳的时候，当他们夜以继日抱病劳作的时候，当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时候，无数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在为这个民族而奋斗着，正是那种惊人的力量、过人的毅力推动着我国发展的脚步。
回望历史的长河，我们不能忘记卢沟桥的第一声枪响，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的第一场大捷，我们更不能忘记百团大战的第一次反攻，从鸦片战争英国响在广东的第一炮到开国大典毛主席激动人心的呼喊声，多少中华儿女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多少华夏子孙为了这片土地献出了满腔赤诚。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几千年前，孟子面对心灵的选择，毅然发出了舍身取义的呐喊，这是一句引人深思的名言，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古训。
数年来，面对英国先进的船炮，面对日寇冰冷的刺刀，面对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亟待发展的社会经济，他们义无反顾。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正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朽的的魂魄。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如今的中国在飞速发展之中，正如同火箭升空，它需要无比精密的配合，无比紧密的团结，还需要一股强大的推力，无论将来我们是推力中的一份子，还是火箭上的小零件，都需要我们有着深厚的知识基础，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感恩之心，才能最终将中国推上鼎盛的舞台
行动比语言更响亮，在这个崭新的春季里，让我们铭记周总理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
请给我一篇演讲稿
你上这些网我就不信还没：
演讲稿《学楷模,树理想》500字 急
急
树理想信念，扬浩然正气 尊敬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树理想信念，扬浩然正气》 作为21世纪的中青年，我以振兴科教为己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实际坚定理想信念，持之以恒地努力
对于站在三尺讲台的我来说，做一名问心无愧的教师是我毕生的理想。
青春是整个人生旅途中最绚丽的一站，最奇妙的一站，也是最灿烂的一站，我要在三尺讲台上用实际行动来诠释育人者的真正内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个个动人的场景，再度让我沉浸于感动之中。
雷锋，一位被人熟知的人物，他用激情与热情帮助别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孔繁森，一位支援西藏干部，用自己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收养孤儿，做出政绩，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不意味着夜郎自大，理想的目标首要前提就是它必须是力所能及而且是具有一定激励作用的。
这一点也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只有那些人们认为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获得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为主体所希望尚未满足的目标才是具有激励作用的。
望尘莫及的目标只会让人在一次次的可望而不可即之后失去信心，只好作罢；举手之劳的又不免索然无味缺乏挑战性难以激励起主体为其奋斗的欲望，显然两者都不是有效的理想的目标。
许三多是幸运的，一路上得史今高城袁朗相伴，纵使“动机不纯”也能逼出个楷模，我们的良师益友何在
真正的战神不在于战无不胜而是屡败亦能屡战
仅以此句与诸位共勉，个中道理不言自明。
或许有人或说在错误的道理上半途而废其实是人生的大智慧，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的前提是终极目标的明确，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异曲才能收同工之效，曲径也方能通幽
出于独立人格意识稳定的中青班学员，树立远大理想，发掘自己的潜能，即使身处绝境也要有逢生的信念和实力，这一切都是以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为基础的， 记得上小学时，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在课本上读着《刘胡兰》、《邱少云》、《雷锋》的感人故事，我朦胧中感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
当我进入了中学时代，在对知识的不断学习中，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懂得了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从那时起我对党的了解不仅仅停留在一串串故事和一个个英雄上，更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光辉历史。
今天，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过参加党的基本知识的培训学习，我对党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时时处处在享受着党的润泽，党就像一幢幢设施完善的教学楼，自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连年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校建工程，资源整合，校企合作，各个学校成为了呼图壁县最靓丽的风景。
为了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党中央又实施了营养“早餐工程”，为农村中小学生的早餐盒里加上鸡蛋、牛奶，看那红嫩的脸上灿烂的笑容就是最好的证明。
党从我儿时的朦胧，到如今的真切，从昨日民族的觉醒，到今天国家的富强，无不让我敬仰，让我奋进。
我要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将用我毕生的精力去维护这份荣耀与使命
树理想之理念，扬浩然之正气。
在实际工作中我始终坚持这一信念： 一、公正执教，关爱孩子动中我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公正执教，因为我深知这是廉洁从教之基础。
在教学中我不因学生性别、智能、家庭状况等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情感模式，时时牢记教师从教的公平性，始终把关爱孩子放在首位。
我相信只要用爱心、宽容、理解、人文关怀去善待孩子的每一点错误，适时表扬、鼓励，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取得成功。
二、淡泊名利，严于律己 在工作中，我把岗位看成一种责任，把荣誉当成一种鞭策，认真研究教育教学实践，做到坚持原则，做好本职工作。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尊重家长，主动与家长沟通联系，定期家访，认真听取家长意见和建议；廉洁从教，拒绝有偿家教，不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及其他商品，不索要或接受学生、家长财物；不要求家长为自己说情、办事，不做任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事情，自愿接受广大家长、学生及同事对我的监督。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工作的“园丁”，我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事事率先垂范，为人师表，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做一个廉洁奉公的教育工作者，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观。
古人云： “ 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廉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被视为“国之大维”、“仕者之德”和“人生大纲”。
它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为人廉洁，要求做人清介自守，这是基础。
二是为官廉洁，要求廉洁奉公，这是对为官的基本要求。
教师作为肩负社会育人大任的工作者，虽不能算做“仕”，但教师是社会道德的传承者，是人格的复印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应当廉洁。
廉洁从教是对教师品行和作风方面的道德要求，是教师高尚情操的具体体现，是师德之根本。
为师之道，重在德行、人品及修养。
为师执教要保持师德的高尚和纯洁，清廉自律，廉洁从教。
廉洁是师德树立的根本前提。
所谓师德说到底就是做人之道，为真为善为美之道。
“道者教之本也”。
教师为师立教必须遵循做人之“道”。
树立高尚的教师道德风尚，古语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可见，师德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廉洁公正是社会择师要求的人格条件。
教育的产生发展是社会的需求，并受社会制约。
而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求教育不仅要培养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来促进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还要培养具有良好思想品德的人来促进社会来保持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满足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新一代社会成员离不开教师的培养。
因此，任何社会为培养人而选择教师时，不仅注重学识才能而且更加注重是否具有良好的仁德。
德性劣败者，不能为人师。
教师作为培养人的专业工作者，其品德操行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性和对学生的熏染性。
教师的品德操行除了仁爱、真诚还包括公正廉洁，在历代社会的发展中，为师不廉就是品行不端，如何教育学生
所以廉洁公正是社会择师的重要人格条件。
让清正廉洁之风吹遍每一座校园，让每一座校园成为圣洁的地方，让圣洁的地方成长起祖国的栋梁。
这将是学生之幸、民族之幸。
在平凡的岗位上，平凡的你、我、他一样能开创出一片精彩的天空
党在召唤，时代在召唤，让我们释放青春的能量，点燃创业的梦想；让我们以崇高的理想、创新的意识、无畏的勇气展现青年的智慧、青年的风采和青年的力量；让我们团结一致、与时俱进，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
急求团在我心中(我心中的团)演讲稿1500字
袁腾飞老师亲笔写的演讲稿：2004年4月5日，首师大附中操场上，在周一早晨的国旗下演讲，袁腾飞老师给在场所有师生作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演讲。
以下就是这篇演讲稿：国旗升起时，我想到……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划破长空，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此时此刻，你一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可是，你想到过国旗的历史吗。
100多年前，中国诞生了第一面国旗——条张牙舞爪的龙，代表着一个衰朽的老大帝国。
龙，本来是华夏神州的图腾，中华民族的象征，一旦成为专制帝王的符号，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黄龙旗下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河山残破，满目疮痍。
清末一位爱国诗人行经香港，看到花花绿绿的外国旗帜，无可奈何的发出：“五色花旌空照眼，不见黄龙上大旗”的悲叹。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攻进了大清门，中国带着首都被外敌占领的耻辱进入了新的世纪。
我们苦难深重的祖国啊，在穷凶极恶的列强面前，赤裸着孱弱的身躯。
腐败的清王朝无法使中国摆脱悲惨的命运，国旗上的黄龙也显得那么垂头丧气。
但仁人志士们不甘沉沦，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奋起抗争。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间1894年9月17日，地点在黄海。
大清“北洋水师”与倭寇舰队激战中，“致远舰”弹药用尽，且舰体负伤，管带邓世昌召集官兵大义凛然的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
”全舰官兵都慷慨的表示愿随管带杀敌，战死无怨。
于是，邓世昌亲自操舰，撞向倭寇的先锋舰吉野。
官兵们穿着被烈火硝烟烧焦熏黑的衣服，跪在甲板的一侧，向他们无限依恋的故土告别。
致远舰像一条愤怒的火龙，义无反顾地冲向倭舰。
船头，黄龙大旗猎猎作响。
眼看致远舰越来越近了，用“武士道”训练出来的倭寇水兵却争相跳海逃生。
可惜，致远舰舰体伤势过重，操作不便，被倭寇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志未酬，为国捐躯。
致远舰的壮举虽然为阴晦的龙旗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终究不能改变衰落的国运，大清国也没有像国歌中唱得那样：“天高高，海滔滔，帝国苍穹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建立了。
国号从帝国改成了民国，国旗也从龙旗改成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着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
可中国真的是人民能做主的共和国吗
五色旗下干戈迭起，兵连祸结，民生凋敝，饿殍遍野。
今天是张大帅打李大帅，明天，李大帅打王大帅。
当大帅们挥舞着靠搜刮民脂民膏换来的洋枪洋炮为一己私利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谁考虑过百姓的死活。
五色旗飘扬着，而中国人呢。
酸涩苦咸“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国共合作，黄埔惊雷，北伐以势如破竹之势把北洋军阀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青天白日满地红终于在形式上红遍了全国。
可国势又如何呢
一年年国土沦丧，一声声大众的磋伤。
倭寇铁蹄践踏我中华沃土，张学良将军悲愤的写下“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的诗句。
卢沟桥畔枪声响了，中国各界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这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间1937年10月27日，地点在上海。
中国军队在与倭寇血战三个月后，由于损失过重，腹背受敌，决定撤离上海，国民革命军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奉令率所部800壮士坚守孤悬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后撤。
河的南岸是英法美意列强的公共租界，逃到租界里的中国百姓，不顾弹片横飞的危险，聚集在河岸观战，看自己的战士是如何痛击倭寇的。
倭寇久攻不下，就利用仓库射击死角，准备实施爆破。
千钧一发之际，四楼窗口人影一闪，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国军班长，浑身捆满手榴弹，一跃而下，与敌同归于尽。
霎时间，泪水打湿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眼睛。
激战一天，敌人未能得逞。
谢团长登上楼顶，看到河北岸遍插倭寇的膏药旗，河南岸星条、三色、米字，就是缺少一面中国国旗。
正巧，南岸同胞来人慰问守军，问还需要什么物资，谢团长回答只要一面中国国旗。
于是，一位叫杨惠敏的美丽少女，身缠国旗，渡过苏州河，将国旗送到将士们手中。
当倭寇再次进攻时，看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迎着烈火硝烟骄傲的飘扬
谢团长孤军守四行的英勇，不能挽回南京的失守。
1937年12月13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刻骨铭心的日子。
倭寇这些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寡廉鲜耻、龌龊成性、阴险狡诈、凶残暴戾、面目可憎、灵魂丑恶的两足禽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城内血雨腥风，尸骨堆山，风云变色，草木含悲。
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首都两次被敌人攻占，翻遍世界历史，还有哪一个民族受过这么大的屈辱。
经过这么多的苦难。
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终于迎来了胜利。
沦陷区父老“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没想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腐败的民国天怒人怨，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蒋家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换了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红旗下的中国旧貌换新颜，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当年区区两万八国联军就能在中国的心脏肆行无忌，而在朝鲜战场，年轻的共和国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当年连火柴都被称为“洋火”的国家，如今载人飞船翱翔于太空；当年带着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今五星红旗一次次在奥运会场升起；当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今港澳回归，百年圆梦。
五星红旗下的中国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安宁。
躬逢其盛，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吧
旧中国有邓世昌，谢晋元这样的民族英雄为国旗增光添彩，新时代的我们又怎能只图享受、袖手旁观呢
国旗是我们的国旗，我们要尊重他，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建设她，让她更美丽、更强大。
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五星红旗应该飘扬在国际空间站里，飘扬在航行在各大洋的油轮上，飘扬在被倭寇霸占的钓鱼岛上。
这样，我们百年之后，见往圣先贤于九泉之下，可以无愧矣
自己修改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