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霸励志演讲
1校,作为学校育人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学校为优良校,培养良好学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基本的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我校的校训为和谐文明,勤奋创新,校训是校园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指导意义,兼顾思想道德修养和行为两方面,21世纪,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明是我们的主题,而我校的校训和谐文明,勤奋创新符合我们现在的主题.对于学校这个大主体而言,建设和谐文明校园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青少年是21世纪的小主人,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我们肩上.校训和谐文明即和谐相处,文明待人,对于一个大的集体而言,和谐相处是第一位的,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和谐相处,互相帮助是校训精神的延伸,校园篮球场中悬挂的条幅,很醒目,让我们牢记心中.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的情景.2009年3月7日来到这所学校,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去办入学手续,直至领寝室用品,一路伴随我们的是那些可爱的学哥学姐们,他们帮我们搬东西,为我们讲解一些注意事项,耐心热情的讲解,让寒冷的冬季不再感觉寒冷.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学姐学哥们忙碌的身影,每处都有提示,以方便我们新生.学校的这些做法很温馨很人性化.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很期待和学姐学哥们一起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和生活,对这所学校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这所学校的做法正是按照校训的精神去做,去践行校训精神.校风：学校以育人为本,教室以爱生为荣,学生以成才为志.所谓学校,其必有学生和老师,其依托是学校,主体是学生和老师.我们是到学校求学成才,老师教书育人,校风折射出我校的办学理念.学风：实事求是,勤学苦练,联系实际,精益求精.严谨的学风反映了我校的办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任务.学校的学风也展现了该校学生的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校训折射出时代的烙印,闪耀着时代的光辉,校训是一种方向性育人手段和管理措施.它们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规格,明确了我们师生努力的方向,促使师生形成昂扬向上的观念,凝聚了师生的向心力,为校园文化的建设,优良校风的形成和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年轻一代秉承时代的特点,作为21世纪的新主人,对校训所独有的熏陶 、感染 、风化 、凝聚、 激励和评价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校训是一所学校理念和办学育人信念的灵魂所在,是学校精神支柱的浓缩.校训能反映时代特色和主体愿望,并且校训是一所学校最好的广告词.作为学校的学生,应时刻牢记校训.校训在我心中,校训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所在.对母校最好的回报是,牢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人理念,去践行校训校风所阐释的人生哲理,做一名21世纪的新青年.校训在我心中,不能仅靠说说而已,重要的是去做,去实践,我相信校训折射出学校的精华,闪耀着人性化的光辉,校训在我心中,会得到更高的升华,即爱校.我们应该做到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我校的广告词是和谐文明,勤奋创新,即我校的校训和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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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孰轻孰重 2011年06月24日 14:35 来源：《中学生就业》 文\\\/天一学院高级职业指导师 没学历不代表没学问 学历与学问之间不成正比，有学历不一定有学问，学历高不一定学问高；无学历不一定无学问，学历低也不一定学问低。
也就是说，学历与学问是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的。
学历的高低只能反映出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而在同一层次学历的人群中，也同样存在着学问的差异。
同理，人的学问也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加以积累和提高的，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自身学问。
真正的能力就是学问。
学问包含专业素养与实践领悟，缺一不可。
陈寅恪先生曾游历欧洲各国名校，他学了知识就走，但没拿下一个学位。
梁启超当年曾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
曹校长觉得，对方一没有什么名著，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信任呢
梁先生怒道：“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
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才有了一个陈寅恪。
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是什么学历
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他只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而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24岁时成为北大的哲学教授；国学大师与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什么学历
按他自己的话讲：“中学生，副教授，学不专，艺不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国学泰斗与宗师让人仰望；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什么学历
初中毕业的他，创造了骄人的成就。
高尔基没有读过大学，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登上了文坛，他写出了《我的大学》等许多不朽的著作，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高玉宝没进过学校门，他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却家喻户晓，成了倍受人们欢迎的传世之作，成为著名的军队作家；青岛港桥吊司机许振超只有初中文凭，他刻苦钻研技术，一年内两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等等，人称“许大拿”。
没有经过正规学历教育而通过社会实践自学成才，拥有真才实学和不俗能力的人大有人在。
学历真的无用吗
这无疑是一个争论颇大的话题。
自索尼公司创办人盛田昭夫的《学历无用论》出版后，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这些质疑，其实更多地是因为大家对学历所代表的能力有不同的观点。
盛田昭夫的观点是，学历并不意味着你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够达到企业的要求，如果完全按照一个人的学历来评价其工作能力，则难免会本末倒置。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魏杰认为：“盛田昭夫揭示了一个重要原理：不能无限度扩大教育的功能，天赋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因而企业更应注重实践能力，而并非学历。
” 为官一定要高学历
学历与能力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很难界定，因为许多有高学历的人，能力却极其一般，是典型的高分低能；而某些能力很强的人，学历却不见得很高。
本来，学历与能力、文凭与水平，既有对应关系，但绝对不是那种“水涨船高”式的绝对的对应关系，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检验和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一方面推崇“英雄不问出处”，另一方面却对某些低学历人而取得成功的人大加诟病，这实在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
2008年3月上任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其学历是“中专”。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简历中，张平的中专学历意外地成为公众和媒体热议的热点话题。
当时媒体评论说，“一纸中专学历，显现出无可替代的含金量；一纸中专学历，羞煞多少‘权力文凭’
”其实张平的中专学历并不代表他就是中专水平，他的工作经历与业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9年原南京市市长蒋宏坤被提拔任命为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蒋宏坤1954年1月生，汉族，江苏张家港人。
大专学历。
他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在张家港工作了28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履历。
江苏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王国生对蒋宏坤的评价是“政治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态度坚决，熟悉经济工作，熟悉苏州情况，事业心强，领导经验丰富。
”王国生说，由蒋宏坤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是省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作为官至副厅级以上的蒋宏坤，仍然保持着大专的学历文凭，这一份本色与诚信，在今天浮躁而潜规则盛行的时代，实属难能可贵，满眼望去，在官员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尤其是高官中太少太少却又夺目。
对于这两位“低学历”高官，他们敢于以“本色文凭”示人，正是其为官诚信的最好诠释。
看来“为官者不在于学历有多高，而在于是否能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址。
“为人民服务”不能成为一句空话。
能力比学历更重要 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就结合实践、脚踏实地充分利用它。
如果你没有大学文凭，也别泄气，虽说高学历有助你的事业成功，但人生很多成功与高学历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不要以为有了丰富的书本知识，便拥有了成功。
更别把“没受过正规教育”当借口，绝不要在高学历者面前感觉低人一等。
有太多事例可证明，即使没读过大学，甚至中学。
只要你针对目标，勤奋努力，任何工作一样可以干得很出色。
真正的能力来自于社会，真正的水平靠实践来证明。
巧克力之父弗斯•贝里几乎没进过学校，然而凭着灵活的头脑、诚信和智慧，凭着勤奋、坚持的精神和毅力，他的乔治王巧克力公司资产达98亿美元，在同行业名列世界第一。
2003年公司将登陆中国，收到400多份自荐信，大多是刚毕业将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要求进入中国公司工作。
弗斯•贝里非常高兴，可是他阅读了这些履历后却犹豫了。
因为这些大学生近80%是成绩优秀的高材生，70%当过学生干部。
评语也都是尽善尽美。
他并不怀疑这些自荐信的真实性。
但仅凭这些并不能确定谁适合进公司，必须测试点其它东西。
于是400多份问卷发出。
问题：用最简洁的话，回答这四位著名人物到底在说什么
1、爱因斯坦在母校100周年校庆演讲中有一段话“我学习成绩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好学生。
不过后来我发现，忘掉在学校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
” 2、丁肇中回清华大学演讲，回答提问时有一句话“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没有谁在学校经常考第一，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
” 3、比尔•盖茨回母校哈佛大学参加募捐活动。
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时，他摇摇头笑了笑，没回答。
4、美国总统布什回耶鲁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因他当年成绩平平，有人问他有何感想。
他说，对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我说“干得好”，对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我说“你可以去当总统”。
不久，所有答案寄回。
2003年3月10日，一位学生被通知去北京参加公司开业庆典。
他的答案是：学校里有高低优劣之分，校门外没有。
社会总是把校门里的一切打乱重排。
在学校学习成绩好，并不代表走上社会后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强。
在职场上主要看的不是学历，而是实际能力。
学历与能力相辅相成 学历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志，反映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结构，反映了个人的自身素质和潜力高度。
学历上的欠缺在求职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机会的获得，能力的展现是需要通过时间和机会来证明的；能力的欠缺，只能表明职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但只要具备正确的就业观念和良好的求职心态，同样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先行就业，然后在专业领域里多下功夫来弥补，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学历是能力的充分条件，而能力则是学历的充分必要条件。
没有一个恰当合适的学历，你的能力也不容易被他人所发现。
而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应的工作经历，有再高的学历最终仍逃脱不掉被社会淘汰的命运。
你的学历高度往往决定了你的择业高度，你的工作经历及在工作中培养的职业能力又决定了你的下一份工作的内容和高度。
如果你的学历和能力二者兼备，那么你在职场中，就会更加游刃有余。
据2011年4月13日新华网报道，同济大学本科毕业、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的周森锋，2009年6月出任湖北省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时年29岁。
这个“最年轻市长”一上任，即引起公众质疑，人们普遍怀疑周森锋“有背景”。
事实上，其父母都在农村，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
当然，周森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非偶然，是其年轻、高学历、基层锻炼和机遇等综合因素的结果。
当然，我们强调选人用人不能唯学历，并不是否定学历教育的作用，更不是贬低知识的力量。
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其中有知识型、研究型的，也有创业型、技能型的。
而人才成长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学历教育一条路可走。
寒窗苦读、高校深造，可以成才；发奋自学、博览群书，可以成才；立足岗位、钻研业务，也可以成才。
人才的类型不同，成才的途径不同，衡量人才的标准自然也不能是单一的。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不拘一格，广纳群贤，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
” 学历是敲门砖，可以让你“脱颖而出”；能力是试金石可以使你“一枝独秀”。
两者都很重要。
若未遇伯乐，学历很重要；否则，能力更重要。
伯乐相马，主要是看马能否跑千里而不是看马的出身。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取向已更加务实，选才标准正在由“学历型”向“能力型”转变。
毕竟，千里马是跑出来的，人才是干出来的。
创造业绩主要不是靠职前的学历，而是靠任职后的实践经历和创造性努力。
辛亥革命的时候在火车站被杀死的是谁他的生平
杨杏佛(1893-1933)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至东南大学教授(1918-1924) 杨杏佛，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名铨，1893年生，江西清江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
同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
翌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他在总统府秘书处任职。
11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191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
在南京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是杨杏佛教授，1919年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举办之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教育与劳动问题的报告，他说：当劳动者自身向资本家攻击时，劳动者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劳动者向资本家攻击的武器之一是教育。
他支持《南京学生联合月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刊》、《南高、东大月刊》，他发表过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著名论文。
1922年5月5日东大学生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举行活动，请杨杏佛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革命活动，事后成立了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广大青年开展了3个研究课题，推动与加速了东大党团建设。
1922年就有东大学生谢远定、李国源、吴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另一位非东大学生，他们4位成为南京地区第一批党员。
杨杏佛在东南大学商科任教授，当时在商科任教的有胡明复、马寅初、孙本文、胡润德、沈籁清、林志煊、邝先林、林振冰、徐广德、唐庆治、莫迪、费勤等，全部是留美回国的学者，另有美籍教师1人，法籍教师3人，教师阵容强大。
南京在中国大学史上首开女禁，提倡男女同校的决策人是校长郭秉文和教务长陶行知，坚决支持大力推行的则是刘伯明、杨杏佛和陆志韦等几位著名教授。
1920年夏曾招收正式女生8名、旁听生50名，引起社会哗然，原定北大联合同时招生，但北方迫于压力只收几名旁听生，这是南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而且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在此时任教于东大文科。
杨杏佛1924年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同年11月。
随孙中山北上。
次年3月孙中山病逝，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
不久，回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
10月，与恽代英、郭沫若等人一起组织中国济难会，筹款营救被反动派逮捕关押的革命者。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
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
1927年，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为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后改任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
192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成立，被聘为总干事。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救亡。
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年12月，同盟正式成立，任总干事。
主持日常工作，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参与组织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次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任执行委员。
1月下旬又去组织同盟北平分会，并考察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生活情况，呼吁废止种种侵害人权的反动法律、法令。
3月，与宋庆龄等一起推动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
在反动派的压力和恫吓面前，英勇无畏，坚持斗争。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遗著有《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
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
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主持第三届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式。
这给蒋介石的人一个逮捕邓并将他投入监狱的机会。
邓演达在监狱受到总司令本人的审讯和惩罚。
被捕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
于是，12月29日，蒋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悄悄地将邓处决。
不过，蒋的重大政治对手之一的消失是无法长期对公众隐瞒的，消息传开，群情激愤。
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
1932年12月，一组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其总干事和副会长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进步的圈子里名声渐起的杨杏佛。
杨杏佛（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任职的同时，还兼职为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
那时他和妻子赵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离亚尔培路331号同盟办公处不远。
杀害杨的决定显然来自蒋介石，这既缘于对杨介入同盟活动的不满，也是为了杀一儆百。
同盟在上海和外国报纸上刊登的邓演达被害的英文布告激怒了蒋介石。
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去过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
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
于是1933年3—4月间，戴笠从他的领袖那里接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
这位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
戴笠的第一个步骤是监视杨杏佛，以找出杨的行动规律。
他的特工很快就发现，杨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个地方练一两个小时的骑马。
他们立刻制订了一套接近他并在他练骑马时行刺的方案。
蒋介石不同意这个方案。
他认为，杨必须在法租界内被杀，这样他的死对宋庆龄会有很大的影响。
戴笠理解这次谋杀的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同盟的其他人员，自然同意蒋的想法，随即制订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对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谋杀杨的计划。
行刺队由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带领，他随身带了李阿大、过得诚和施芸飞等人，彼此宣誓绝不被活捉。
1933年6月18日，刺客们躲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
当杨杏佛的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刺客们立即上前开枪。
杨杏佛连中10枪。
混乱中刺客之一过得诚转了向，被赵理君无意击伤。
结果过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没有实现，但后来终被戴笠的特务灭口。
其余的刺客全逃跑了。
受致命伤的杨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在那里他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杨杏佛的被杀是个“著名事件”。
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以悲伤的语气写了一首哀悼诗：
钱学森语录
钱学森语录 钱学森语录 ——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 *——“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
”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
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
” *——“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因为我是中国人。
”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
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 *——“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
” *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 *——“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苍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 钱学森同志永垂不朽 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钱学森同志有很多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和成果）、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思想家（钱学森同志一生有很多科学的思想理论） 伟大的战略家、 一生光明磊落、爱国爱民、高瞻远瞩、高风亮节的—— 钱学森同志一路走好
关于读书的辩论会
缓兵之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如下情况：当消防队接到求救电话时，常会用慢条斯理的口气来回答，这种和缓的语气，是为了稳定说话者的情绪，以便对方能正确地说明情况。
又如，两口子争吵，一方气急败坏，一方不焦不躁，结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风。
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处理”的方法，缓慢地处理棘手的问题。
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慢”也是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办法。
论辩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论辩局势下，快攻速战是不利的，缓进慢动反而能制胜。
其一，以慢待机 后发制人 内容 我觉得开卷未必有益,因为那个人如果看了不良的书，看过瘾了，可能会做出不良行为。
开卷是未必有好处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也没有一本书的内容是全部正确的。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未必的意思是不一定,开卷未必有益就是说有的书对人有益,但有的书对人有害无比如说游戏书,如果你一但看上了瘾,不但会耽误自己的学习,还会影响自己休息的时间.如果你看的是一些不健康的书,会污染我们的思想,分散我们的精力,污染我们童稚的心灵时间是无声的脚步,它不会因为我们有些事情需处理而稍停片刻.”关汉卿说得多好啊,时间多么宝贵.当我们用宝贵的时间去看一些对我们有害无益的书时,时间已不知不觉的走过. 尽管开卷有益是个成语，但我认为：如果盲目开卷，未必有益。
开卷是否有益，主要还是看谁看书，看什么书和年龄这些因素。
如果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看书，不管看什么书，他吸收的总是不好的语言和思想。
相反，是一个素质极好的人看书，他就会有选择性地看书，而且还会去粗取精，把好句好段和好的思想吸收了，不好的语言和思想就会被他排斥。
要是两个心理完全不同的人同样都是看一本警匪书，心术不正的人看了，就会学着做案的手法，而素质极好的人看了，就会学着破案的思维。
要说开卷一定有益那也未必 这要看你开卷看什么书，开电脑干什么事了。
你开卷读好书当然有益，而且是大大的有益；你打开电脑上网、收集资料、写作，当然有益。
如果你看一些内容不好的书或玩电脑游戏，那肯定是无益的。
多读一些有益的书，是能帮助我们写出好文章的。
书，是人类的营养 品，是人类知识的源泉，就像一个文明的国度如果失去了书的文化，那么着个曾经富丽繁华的国 度便会遭受到灭亡的威胁。
所以说，人是决不能离开书籍的。
然而，现代社会的人民却推翻了古人“开卷有益”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开卷未必有益”。
当然“开卷未必有益”这一说法并不是说多读书无益，而是说多读那些不健康的书籍便会对身心造成影响，没有好处。
当你越读地多那些不健康的书，你的中毒就会越来越深，从而导致 你沦落，跌落万丈深渊，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那该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命运啊
一个人的美好前途就在于他所选择的书籍的种类，如果他所选择的是有益的书籍，那么他的前途将一片光明。
现在的同学可能都喜欢看武侠、言情之类的小说、书刊，有时会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他们一旦看迷了书，便会走火入魔，那他们上课一心只想着书，没心思学习，成绩就会一落千丈。
还有些人被书中的一些情节所吸引，模仿书中的人物，有时还会走向犯罪的道路。
这不是看书害了自己吗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文章第二段 目的是什么
这篇文章是北大校长季羡林先生前后分两次写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段是哪一段，所以只好把这篇文章全部附上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文\\\/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
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
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
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
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
”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
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
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
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
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
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
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
后来又回到台湾。
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
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
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
死后哀荣备至。
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
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
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
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
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
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
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
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
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
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
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
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
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
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
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
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
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
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
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
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
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
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
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
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
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
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
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
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
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
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
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
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
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
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
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
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
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
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
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
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
”谈话到此为止。
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也举一件小事。
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
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
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
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
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
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
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
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
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
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
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
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
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
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
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往后几年，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
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
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
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
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
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
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
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
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
怎么办呢
查书。
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
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
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
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
又一个“怎么办呢
”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
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
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
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
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