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故事1分钟说完
和能力孰轻孰重 2011年06月24日 14:35 来源：《中学生就业》 文\\\/天一学院高级职业指导师 没学历不代表没学问 学历与学问之间不成正比，有学历不一定有学问，学历高不一定学问高；无学历不一定无学问，学历低也不一定学问低。
也就是说，学历与学问是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的。
学历的高低只能反映出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而在同一层次学历的人群中，也同样存在着学问的差异。
同理，人的学问也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加以积累和提高的，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自身学问。
真正的能力就是学问。
学问包含专业素养与实践领悟，缺一不可。
陈寅恪先生曾游历欧洲各国名校，他学了知识就走，但没拿下一个学位。
梁启超当年曾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
曹校长觉得，对方一没有什么名著，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信任呢
梁先生怒道：“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
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才有了一个陈寅恪。
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是什么学历
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他只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而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24岁时成为北大的哲学教授；国学大师与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什么学历
按他自己的话讲：“中学生，副教授，学不专，艺不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国学泰斗与宗师让人仰望；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什么学历
初中毕业的他，创造了骄人的成就。
高尔基没有读过大学，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登上了文坛，他写出了《我的大学》等许多不朽的著作，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高玉宝没进过学校门，他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却家喻户晓，成了倍受人们欢迎的传世之作，成为著名的军队作家；青岛港桥吊司机许振超只有初中文凭，他刻苦钻研技术，一年内两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等等，人称“许大拿”。
没有经过正规学历教育而通过社会实践自学成才，拥有真才实学和不俗能力的人大有人在。
学历真的无用吗
这无疑是一个争论颇大的话题。
自索尼公司创办人盛田昭夫的《学历无用论》出版后，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这些质疑，其实更多地是因为大家对学历所代表的能力有不同的观点。
盛田昭夫的观点是，学历并不意味着你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够达到企业的要求，如果完全按照一个人的学历来评价其工作能力，则难免会本末倒置。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魏杰认为：“盛田昭夫揭示了一个重要原理：不能无限度扩大教育的功能，天赋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因而企业更应注重实践能力，而并非学历。
” 为官一定要高学历
学历与能力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很难界定，因为许多有高学历的人，能力却极其一般，是典型的高分低能；而某些能力很强的人，学历却不见得很高。
本来，学历与能力、文凭与水平，既有对应关系，但绝对不是那种“水涨船高”式的绝对的对应关系，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检验和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一方面推崇“英雄不问出处”，另一方面却对某些低学历人而取得成功的人大加诟病，这实在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
2008年3月上任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其学历是“中专”。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简历中，张平的中专学历意外地成为公众和媒体热议的热点话题。
当时媒体评论说，“一纸中专学历，显现出无可替代的含金量；一纸中专学历，羞煞多少‘权力文凭’
”其实张平的中专学历并不代表他就是中专水平，他的工作经历与业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9年原南京市市长蒋宏坤被提拔任命为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蒋宏坤1954年1月生，汉族，江苏张家港人。
大专学历。
他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在张家港工作了28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履历。
江苏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王国生对蒋宏坤的评价是“政治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态度坚决，熟悉经济工作，熟悉苏州情况，事业心强，领导经验丰富。
”王国生说，由蒋宏坤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是省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作为官至副厅级以上的蒋宏坤，仍然保持着大专的学历文凭，这一份本色与诚信，在今天浮躁而潜规则盛行的时代，实属难能可贵，满眼望去，在官员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尤其是高官中太少太少却又夺目。
对于这两位“低学历”高官，他们敢于以“本色文凭”示人，正是其为官诚信的最好诠释。
看来“为官者不在于学历有多高，而在于是否能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址。
“为人民服务”不能成为一句空话。
能力比学历更重要 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就结合实践、脚踏实地充分利用它。
如果你没有大学文凭，也别泄气，虽说高学历有助你的事业成功，但人生很多成功与高学历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不要以为有了丰富的书本知识，便拥有了成功。
更别把“没受过正规教育”当借口，绝不要在高学历者面前感觉低人一等。
有太多事例可证明，即使没读过大学，甚至中学。
只要你针对目标，勤奋努力，任何工作一样可以干得很出色。
真正的能力来自于社会，真正的水平靠实践来证明。
巧克力之父弗斯•贝里几乎没进过学校，然而凭着灵活的头脑、诚信和智慧，凭着勤奋、坚持的精神和毅力，他的乔治王巧克力公司资产达98亿美元，在同行业名列世界第一。
2003年公司将登陆中国，收到400多份自荐信，大多是刚毕业将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要求进入中国公司工作。
弗斯•贝里非常高兴，可是他阅读了这些履历后却犹豫了。
因为这些大学生近80%是成绩优秀的高材生，70%当过学生干部。
评语也都是尽善尽美。
他并不怀疑这些自荐信的真实性。
但仅凭这些并不能确定谁适合进公司，必须测试点其它东西。
于是400多份问卷发出。
问题：用最简洁的话，回答这四位著名人物到底在说什么
1、爱因斯坦在母校100周年校庆演讲中有一段话“我学习成绩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好学生。
不过后来我发现，忘掉在学校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
” 2、丁肇中回清华大学演讲，回答提问时有一句话“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没有谁在学校经常考第一，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
” 3、比尔•盖茨回母校哈佛大学参加募捐活动。
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时，他摇摇头笑了笑，没回答。
4、美国总统布什回耶鲁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因他当年成绩平平，有人问他有何感想。
他说，对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我说“干得好”，对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我说“你可以去当总统”。
不久，所有答案寄回。
2003年3月10日，一位学生被通知去北京参加公司开业庆典。
他的答案是：学校里有高低优劣之分，校门外没有。
社会总是把校门里的一切打乱重排。
在学校学习成绩好，并不代表走上社会后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强。
在职场上主要看的不是学历，而是实际能力。
学历与能力相辅相成 学历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志，反映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结构，反映了个人的自身素质和潜力高度。
学历上的欠缺在求职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机会的获得，能力的展现是需要通过时间和机会来证明的；能力的欠缺，只能表明职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但只要具备正确的就业观念和良好的求职心态，同样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先行就业，然后在专业领域里多下功夫来弥补，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学历是能力的充分条件，而能力则是学历的充分必要条件。
没有一个恰当合适的学历，你的能力也不容易被他人所发现。
而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应的工作经历，有再高的学历最终仍逃脱不掉被社会淘汰的命运。
你的学历高度往往决定了你的择业高度，你的工作经历及在工作中培养的职业能力又决定了你的下一份工作的内容和高度。
如果你的学历和能力二者兼备，那么你在职场中，就会更加游刃有余。
据2011年4月13日新华网报道，同济大学本科毕业、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的周森锋，2009年6月出任湖北省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时年29岁。
这个“最年轻市长”一上任，即引起公众质疑，人们普遍怀疑周森锋“有背景”。
事实上，其父母都在农村，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
当然，周森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非偶然，是其年轻、高学历、基层锻炼和机遇等综合因素的结果。
当然，我们强调选人用人不能唯学历，并不是否定学历教育的作用，更不是贬低知识的力量。
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其中有知识型、研究型的，也有创业型、技能型的。
而人才成长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学历教育一条路可走。
寒窗苦读、高校深造，可以成才；发奋自学、博览群书，可以成才；立足岗位、钻研业务，也可以成才。
人才的类型不同，成才的途径不同，衡量人才的标准自然也不能是单一的。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不拘一格，广纳群贤，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
” 学历是敲门砖，可以让你“脱颖而出”；能力是试金石可以使你“一枝独秀”。
两者都很重要。
若未遇伯乐，学历很重要；否则，能力更重要。
伯乐相马，主要是看马能否跑千里而不是看马的出身。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取向已更加务实，选才标准正在由“学历型”向“能力型”转变。
毕竟，千里马是跑出来的，人才是干出来的。
创造业绩主要不是靠职前的学历，而是靠任职后的实践经历和创造性努力。
为生活设定目标而取得卓越成就的名人
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日-1968年6月1日)，是美国一位残障教育家。
她在19个月大时因为一次高烧而引致失明及失聪。
后来籍着她的导师安·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
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
死后，因为她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
各地人民都开展了纪念她的活动。
相关作品 * 奇迹缔造者（台湾译名：海伦凯勒）（2000，TV Movie，迪士尼）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我的生活 * 我的老师奥斯特洛夫斯基简介： 俄国戏剧家。
1823年4月12日生于莫斯科。
中学时代就对戏剧产生强烈兴趣。
1840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三年后离校到法院工作，经常接触到商界诉讼，这使他熟悉了商人世界，为他日后戏剧创作提供了素材。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法院任职时开始创作。
1850年发表喜剧《自家人好算账》，讽刺商人的愚昧无知、唯利是图，提出宗法式商业道德的危机。
读者反响热烈，却遭到商界反对和检查机关查禁，作家受监视。
《贫非罪》（1854）受斯拉夫派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批评了它。
《肥缺》（1856），特别是《大雷雨》（1859），标志着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创作的成熟。
60年代他的戏剧题材多样，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喜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塑造了为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的钻营家的形象以及反对改革的农奴主和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者的典型。
70年代的作品有《森林》（1870）、《狼与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等，主要反映贵族道德的没落，资产阶级掠夺的实质。
他还写了取材于民间口头诗歌的童话剧《雪女》（1873）。
晚年戏剧家非常注意社会对待艺术的态度，写了表现演员生活的《名伶与捧角》（1881）和《无罪的人》（1884）等。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情节开展缓慢、平稳，语言精练，能反映人物个性。
回答者：〤嗳╰☆oο - 秀才 三级 11-26 15:371791年，法拉第出生在伦敦市郊一个贫困铁匠的家里。
他父亲收入菲薄，常生病，子女又多，所以法拉第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有时他一个星期只能吃到一个面包，当然更谈不上去上学了。
法拉第12岁的时候，就上街去卖报。
一边卖报，一边从报上识字。
到13岁的时候，法拉第进了一家印刷厂当图书装订学徒工，他一边装订书，一边学习。
每当工余时间，他就翻阅装订的书籍。
有时甚至在送货的路上，他也边走边看。
经过几年的努力，法拉第终于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渐渐的，法拉第能够看懂的书越来越多。
他开始阅读《大英百科全书》，并常常读到深夜。
他特别喜欢电学和力学方面的书。
法拉第没钱买书、买簿子，就利用印刷厂的废纸订成笔记本，摘录各种资料，有时还自己配上插图。
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丹斯来到印刷厂校对他的著作，无意中发现法拉第的“手抄本”。
当他知道这是一位装订学徒记的笔记时，大吃一惊，于是丹斯送给法拉第皇家学院的听讲券。
法拉第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来到皇家学院旁听。
作报告的正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
法拉第瞪大眼睛，非常用心地听戴维讲课。
回家后，他把听讲笔记整理成册，作为自学用的《化学课本》。
后来，法拉第把自己精心装订的《化学课本》寄给戴维教授，并附了一封信，表示：“极愿逃出商界而入于科学界，因为据我的想象，科学能使人高尚而可亲”。
收到信后，戴维深为感动。
他非常欣赏法拉第的才干，决定把他招为助手。
法拉第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实验技术，成为戴维的得力助手。
半年以后，戴维要到欧洲大陆作一次科学研究旅行，访问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参观各国的化学实验室。
戴维决定带法拉第出国。
就这样，法拉第跟着戴维在欧洲旅行了一年半，会见了安培等著名科学家，长了不少见识，还学会了法语。
回国以后，法拉第开始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不久，他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1834年，他发现了电解定律，震动了科学界。
这一定律，被命名为“法拉第电解定律”。
法拉第依靠刻苦自学，从一个连小学都没念过的装订图书学徒工，跨入了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恩格斯曾称赞法拉第是“到现在为止最大的电学家”。
1867年8月25日，法拉第坐在他的书房里看书时逝世，终年76岁。
由于他对电化学的巨大贡献，人们用他的姓——“法拉第”，作为电量的单位；用他的姓的缩写——“法拉”作为电容的单位。
斯蒂芬.霍金，是本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现年60岁，出生于伽利略逝世周年纪念日，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
70年代他与彭罗斯一道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他因此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
霍金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他担任的职务是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教授职务，那是牛顿和狄拉克担任过的卢卡逊数学教授。
他拥有几个荣誉学位，是皇家学会会员。
他因患卢伽雷氏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禁锢在一张轮椅上达20年之久，他却身残志不残，使之化为优克服了残废之患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新星。
他不能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
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出色地遨游到光袤的时空，解开了宇宙之谜。
霍金教授是现代科普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1988年撰写的《时间简史》，这是一篇优秀的天文科普小说。
作者想象丰富，构思奇妙，语言优美，字字珠玑，更让人咋惊，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这样的神奇和美妙。
这本书至今累计发行量已达2500万册，被译成近 40种语言。
1992年耗资350万英镑的同名电影问世。
霍金坚信关于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基本理念可以不用数学来表达，世人应当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视听媒介来了解他那深奥莫测的学说。
本书是关于探索时间本质和宇宙最前沿的通俗读物，是一本当代有关宇宙科学思想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它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观念。
本书一出版 即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时间简史》对我们这些喜用言语表达甚于方程表达的读者而言是一本里程碑式的佳书。
她长于一个对人类思想有接触贡献者之手，这是一本对知识无限追求之作，是对时空本质之谜不懈探讨之作。
《时间简史续编》 作为宇宙学无可争议的权威，霍金的研究成就和生平一直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间简史续篇》是为想更多了解霍金教授生命及其学说的读者而编的。
该书以坦白真挚的私人访谈形式，叙述了霍金教授的生平历程和研究工作，展现了在巨大的理论架构后面真实的“人”。
该书不是一部寻常的口述历史，而是对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头脑之一的极为感人又迷人的画像和描述。
对于非专业读者，本书无疑是他们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机会和滋生宝贵灵感的源泉。
《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是由霍金1976-1992年间所写文章和演讲稿共13篇结集而成。
讨论了虚时间、有黑洞引起的婴儿宇宙的诞生以及科学家寻求完全统一理论的努力，并对自由意志、生活价值和死亡作出了独到的见解。
《时空本性》80年前广义相对论就以完整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量子理论的基本原理在70年前也已出现，然而这两种整个物理学中最精确、最成功的理论能被统一在单独的量子引力中吗
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物理学家就此问题展开一场辩论。
本书是基于霍金和彭罗斯在剑桥大学的6次演讲和最后辩论而成。
《未来的魅力》本书以斯蒂芬·霍金预测宇宙今后十亿年前景开头，以唐·库比特最后的审判的领悟为结尾，介绍了预言的发展历程，及我们今天预测未来的方法。
该书文字通俗易懂，作者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还穿插解答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读来饶有趣味。
霍金是谁
他是一个大脑，一个神话，一个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科学名义下的巨人……或许，他只是一个坐着轮椅，挑战命运的勇士。
智慧的大脑诞生了史蒂芬·霍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这个时候他的家乡伦敦正笼罩在希特勒的狂轰滥炸中。
霍金和他的妹妹在伦敦附近的几个小镇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多年以后，他们的邻居回忆说，当霍金躺在摇篮车中时非常引人注目，他的头显得很大，异于常人———这多半是因为霍金现在的名声与成就远远异于常人，邻居不由自主地要在记忆里重新刻画一下天才儿童的形象。
不过霍金一家在古板保守的小镇上的确显得与众不同。
霍金的父母都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他的父亲是一位从事热带病研究的医学家，母亲则从事过许多职业。
小镇的居民经常会惊异地看到霍金一家人驾驶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穿过街道奔向郊外——汽车在当时尚未进入英国市民家庭。
然而这辆古怪的车子却拓展了霍金一家自由活动的天地。
霍金热衷于搞清楚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当他看到一件新奇的东西时总喜欢把它拆开，把每个零件的结构都弄个明白——不过他往往很难再把它装回原样，因为他的手脚远不如头脑那样灵活，甚至写出来的字在班上也是有名的潦草。
霍金在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物理。
他仍旧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而这种态度与当时其他同学是一致的，这是战后出现的青年人迷惘时期——他们对一切厌倦，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
霍金在学校里与同学们一同游荡、喝酒、参加赛船俱乐部，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职员或教师。
然而，病魔出现了。
病魔出现了从童年时代起，运动从来就不是霍金的长项，几乎所有的球类活动他都不行。
到牛津的第三年，霍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没有任何原因地跌倒。
一次，他不知何故从楼梯上突然跌下来，当即昏迷，差一点死去。
直到1962年霍金在剑桥读研究生后，他的母亲才注意到儿子的异常状况。
刚过完21岁生日的霍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他被确诊患上了“卢伽雷氏症”，即运动神经细胞萎缩症。
大夫对他说，他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听使唤，只有心脏、肺和大脑还能运转，到最后，心和肺也会失效。
霍金被“宣判”只剩两年的生命。
那是在1963年。
起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
这对霍金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学习和研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活到完成硕士论文的那一天。
然而，一个女子出现了。
轮椅出现了霍金的病情渐渐加重。
1970年，在学术上声誉日隆的霍金已无法自己走动，他开始使用轮椅。
直到今天，他再也没离开它。
永远坐进轮椅的霍金，极其顽强地工作和生活着。
1991年3月，霍金在一次坐轮椅回柏林公寓，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撞倒，左臂骨折，头被划破，缝了13针，但48小时后，他又回到办公室投入工作。
又有一次，他和友人去乡间别墅，上坡时拐弯过急，轮椅向后倾倒，不料这位引力大师却被地球引力翻倒在灌木丛中。
虽然身体的残疾日益严重，霍金却力图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完成自己所能做的任何事情。
他甚至是活泼好动的——这听来有点好笑，在他已经完全无法移动之后，他仍然坚持用惟一可以活动的手指驱动着轮椅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横冲直撞”；在莫斯科的饭店中，他建议大家来跳舞，他在大厅里转动轮椅的身影真是一大奇景；当他与查尔斯王子会晤时，旋转自己的轮椅来炫耀，结果轧到了查尔斯王子的脚趾头。
当然，霍金也尝到过“自由”行动的恶果，这位量子引力的大师级人物，多次在微弱的地球引力左右下，跌下轮椅，幸运的是，每一次他都顽强地重新“站”起来。
1985年，霍金动了一次穿气管手术，从此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其艰难地写出了著名的《时间简史》，探索着宇宙的起源。
霍金取得巨大成功，但生活的现实取代了爱情的浪漫，他和简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来自直觉的启示：黑洞不黑霍金的研究对象是宇宙，但他对观测天文从不感兴趣，只有几次用望远镜观测过。
与传统的实验、观测等科学方法相比，霍金的方法是靠直觉。
“黑洞不黑”这一伟大成就就来源于一个闪念。
在1970年11月的一个夜晚，霍金在慢慢爬上床时开始思考黑洞的问题。
他突然意识到，黑洞应该是有温度的，这样它就会释放辐射。
也就是说，黑洞其实并不那么黑。
这一闪念在经过3年的思考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1973年11月，霍金正式向世界宣布，黑洞不断地辐射出X光、伽马射线等，这就是有名的“霍金辐射”。
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黑洞只吞不吐。
从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到黑洞辐射机制，霍金对量子宇宙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霍金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畅销书之王：《时间简史》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高达2500万册，从1988年出版以来一直雄踞畅销书榜，创下了畅销书的一个世界纪录。
在这本书里，霍金力图以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黑洞和时间旅行等。
在《时间简史》一书的开头，霍金指出：“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每写一个方程式，都将使销量减半。
于是我决定不写什么方程。
不过在书的末尾，我还是写进一个方程，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E=mc2。
我希望此举不致吓跑一半我的潜在读者。
”现在看来，霍金完全是多虑了。
回答者：樱花飘波儿荡 - 初入江湖 三级 11-26 16:07司马迁 身上少了重要零件照样超负荷运转回答者：岛原青太 - 助理 二级 11-26 16:27古往今来，有许多名人都是经过逆境奋进成功的。
像司马迁，他由于李陵一案身受宫刑，蒙受大辱，但他终于顶过磨难，发愤写完了辉煌巨著——《史记》。
再如现代的华人张士柏，他经历了从游泳健将到高位截痪的巨大变更，却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将它化为动力，勤奋学习，完成了许多健康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还有张海迪、李政道……逆境中成材的名人不胜枚举。
北京“宏志班”的学生们，个个在困境中长大，学会了用勇气、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困难。
他们像是野外的小草，饱经风雨蹂躏却不倒伏，而那些温室里的“花朵”的生命力又怎么能与他们相比呢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
早年以父荫为郎，稍迁中厩监。
天汉元年(前100)拜中郎将。
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朝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
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朝皇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
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最初，单于派人向苏武游说，许以丰厚的奉禄和高官，苏武严辞拒绝了。
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行。
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
单于命人把苏武关入一个露天的大地窖，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
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
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
过了好几天，单于见濒临死亡的苏武仍然没有屈服的表示，只好把苏武放出来了。
单于知道无论软的，还是硬的，劝说苏武投降都没有希望，但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苏武，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
临行前，单于召见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公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
”与他的同伴分开后，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边。
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棒和一小群羊。
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棒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棒上面的装饰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十九年之久。
十几年来，当初下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已去逝了，就是在苏武的国家，老皇帝也死了，老皇帝的儿子继任皇位。
这时候，新单于执行与汉朝和好的政策，汉朝皇帝立即派使臣把苏武接回自己的国家。
苏武在汉朝京城受到热烈欢迎，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向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表达敬意。
两千多年过去了，苏武崇高的气节成为中国伦理人格的榜样，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要素。
太初四年（前101）冬，匈奴响犁湖单于死，其弟且鞮侯立为单于，为与汉修好，他遣使送回以往扣留的汉使路充国等人。
天汉元年（前100）三月，汉武帝为回报匈奴善意，派中郎将苏武、副中郎将张胜及随员常惠等出使匈奴，送还原被扣的匈奴使者，并厚馈单于财物。
苏武等到达匈奴后，原降匈奴的汉人虞常等人与张胜密谋，欲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汉。
事发后累及苏武，苏武不愿受辱，自杀未成。
单于敬重他，派汉降臣卫律劝降，苏武不为所动。
于是单于把苏武幽禁在地窑中，断绝饮食，以此逼他就范。
苏武坚持数日不死。
匈奴以为神，就将他流放到边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烟的地方，放牧羝羊。
始元二年（前85），匈奴壶衍鞮单于新立，遣使者欲与汉朝亲善。
汉朝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始元六年（前81），苏武等9人由汉使迎接回国。
苏武羁留匈奴19年，习知边地民族，归国后被任为典属国，专掌少数民族事务，他在匈奴持节不屈，被后世视为坚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一。
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读的待遇关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史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加以考证。
1918年8月，、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
到京后，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
他们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引自《蔡林彬给》，原载《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的同学、同由长沙到达北京、同借住杨昌济家的萧瑜回忆：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筹划勤工俭学的预备课程时，也协助过。
经过几次磋商，毛宁愿留在北京，不去法国。
……毛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是学者，当然对出国留学没有兴趣。
……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进行工读计划，如我们在法国所为。
这就面临了给毛找工作糊口的问题。
三个就此问题商量过多次。
这时适逢我们在北大征求学会会员，以我们判断，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
我们想叫他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
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
这安排对毛很理想。
怎样获得这份差事是个难题。
……最后，还是想到了蔡校长，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
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叫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
”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萧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
）萧瑜（子升）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译本。
另一种译文说，萧瑜和蔡和森等人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
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
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
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
’”（引自《和我》，台湾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年版，第56页。
）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
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
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当时一般教授约200圆左右。
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
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
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
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
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本人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
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
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
）此外还有另一种记载。
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一文中说：“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
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没饭吃，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
他说不行，都破产了。
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
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
”（见蒋梦麟《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哭不能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不笑呢女大学生带父求学新华网武汉10月10日电（记者李鹏翔）“我无法选择生活的条件，但我可以选择生活的态度。
既然灾难来临，哭不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不笑呢
”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女大学生黄来女在困境面前选择了坚强，她带父求学、自强不息的事迹感动了荆楚大地。
1985年，黄来女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4年后，母亲因不堪生活压力离家，从此杳无音讯。
不久，父亲临时工作的县文工团也解散了。
父女二人到处打工，相依为命。
因为没钱，读完小学三年级的黄来女不得不辍学，帮父亲到海边挖海螺挣钱。
而父亲也不忘记在煤油灯下给黄来女补习四年级的课程。
半年后，两人返回老家，黄来女直接读五年级，并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初中。
因为成绩优秀，黄来女高中三年学费全免，顺利读完，2003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
高兴的父亲特意请人缝了七个大蛇皮麻袋，装上所有家当来到了武汉。
在学校的帮助下，黄来女依靠助学贷款顺利地走进大学课堂。
父亲也在学校附近找了间出租房，摆起了早点小摊。
生活看起来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可一场灾难却悄悄降临到他们头上。
2005年寒假，黄来女从厨房出来时，发现父亲趴在地上呕吐抽搐。
医院诊断为突发脑溢血。
黄来女说：“那是我过得最凄凉的一个春节，父亲咳嗽、便秘、拉肚子，天天在折腾，除夕那天他终于累了睡着了。
房子里很冷，外面还下着雨。
”然而，出院6天以后，父亲又一次突发脑溢血，右身完全偏瘫。
不仅如此，随后的检查还发现父亲患有糖尿病、脑梗塞和膀胱癌。
为了给父亲治病，黄来女开始拼命做家教。
那些日子，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帮父亲洗脸刷牙、打针吃药；中午赶回家替父亲做饭、熬药；晚上，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过江到汉口做家教后，还要安顿父亲睡下；夜深后，再打开书本学习。
黄来女说：“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这是做儿女应该做的，爸爸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世上最悲哀的事情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最危难的时刻，老师和同学伸出了温暖的手，3次捐款筹集到了近4万元钱。
在为父亲忙碌的同时，黄来女的学业也没落下，她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还获得了国家奖学金。
9月13日，湖北省教育厅授予黄来女“全省自强不息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号召大家学习她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拼搏精神，敬老行孝、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直面困难、乐观向上的阳光心态和勤奋学习、立志成才、执著追求的优良品质。
黄来女说：“支撑着我走过最难的日子的，是信念、希望和关爱。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坎是迈不过去的；我一直知道，我的身边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爱着我，我是很幸福的。
”永不放弃——黄来女的人生选择作者：蔡芸、刘熙、张飞 发布时间：2006-03-31每天早上6：30起床做早饭，照顾病床上的父亲洗脸刷牙、打针吃药，在父亲吃完饭后花半小时走到信息学部上课，中午和下午课后都必须赶回茶港小区的家，为父亲做饭。
一个星期有四个晚上要在安顿好父亲之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到汉口做家教。
晚上通常要10：30以后才能回家。
昏黄的灯光下，安顿好父亲睡下的她顾不上一天的疲惫，又一次打开了书本。
周末，她还要去信息学部做学校里勤工俭学的工作——值楼。
一年多以来，黄来女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坚持一步步往前走，艰难但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文章第二段 目的是什么
这篇文章是北大校长季羡林先生前后分两次写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段是哪一段，所以只好把这篇文章全部附上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文\\\/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
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
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
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
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
”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
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
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
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
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
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
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
后来又回到台湾。
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
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
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
死后哀荣备至。
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
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
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
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
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
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
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
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
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
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
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
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
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
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
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
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
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
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
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
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
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
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
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
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
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
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
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
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
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
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
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
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
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
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
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
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
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
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
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
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
”谈话到此为止。
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也举一件小事。
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
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
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
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
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
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
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
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
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
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
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
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
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
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
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往后几年，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
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
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
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
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
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
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
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
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
怎么办呢
查书。
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
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
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
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
又一个“怎么办呢
”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
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
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
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
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一篇英语作文
In the weekend, I have gone to the hospit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am not happy, because will possibly give an injection. Afterward, the hospital person have been too many, mother led me to walk, but also has bought the toy. This I really am weekend happy. 绝对正确~~
找一个人，有谁知道长沙新东方学校周思成
我上过他的课（剑桥商务英语中级,他主讲阅读和写作）， 我知道大家对他的追逐不是像一般的追星那么简单 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他外在表现出来的个性与他的内在并不完全一致 他是一个很努力很努力的人 他把他的经历讲给我们听的时候 在场的人无一不振奋惊讶。
上他的课 我可以分分秒秒都不走神。
记得他是全身名牌浑身喷香的走进教室的，我们顿时傻了眼，加上他“白嫩”的肌肤，不算高大的身材，还有他自我介绍时自称思思，我们更加坚定的认为，他就是一个小白脸
而当他开口说话动笔写字时，才发现，之前对他的印象已经全被抹掉，内心和外在，那是两个人
他的故事一点也不简单，了解之后就会发现，他的内心无比的强大……思思喜欢跳舞，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舞男，于是天天在家里练习。
等到考舞蹈学院的时候却因为下身比上身长了10厘米而落选（标准是下身超过上身12厘米）。
也正因为这段，现在的长沙新东方学员才能有幸在每次结课时看到那令大家人心沸腾的热舞表演。
落选后的思思不气不馁，改学声乐，立志成为一个艺妓。
高一那年，又不幸得了声带炎，整整四年没有说话。
然而大一一开口，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拿下了校英语演讲比赛第三名。
在大学时，他放弃了研究生的保送名额，他说他会读研，但是不是在这里，国内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不适合他，他的目标是哈佛的MBA，而现在，目标正在实现当中。
毕业后他先是在一私人培训学校任教，后来却以一个任性的理由离开——校方本来要评他为年度优秀教师最后却食言。
离开后他以一篇中英文加起来两万字的教学见解论文征服长沙新东方。
他说，上天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舞蹈家、歌唱家，也许是觉得自己更适合作一名教师。
成为一个舞蹈家、歌唱家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却令他在更宽广的舞台上找回了自我。
在新东方，他享受着高出一般老师十倍的月薪，但他的付出也许远远要比十倍还多。
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做什么事情都会尽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个准备过程中，你不能怕痛，因为只有经历了更痛你才不会感觉到痛。
”“努力了肯定会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你不够努力：二是你努力的方向错了。
”“自找苦吃是一种智慧，因为人生是一种平衡，快乐和痛苦的平衡，20岁时的付出会让30岁时的你轻松许多。
”“人要有一颗彪悍的心去与命运抗争，而不是盲目信仰“宿命”。
”“人有两种老：一是生理的二是心理的，他要求自己两样都不能老，所以他会花也许比一般女生还多的时间去保养自己的皮肤。
”上完课我才醒悟，他那全身名牌，每隔几个月就到HONGKONG烧钱一次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还有到底是什么令如此多的学员一路追随他而来——那决不是简单的追星似的追随。
新东方的机制对老师的选择是很苛刻的 周思成是经过了千千万万的学生的考验的，其中当然不乏优秀者。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看人不可太片面。
另外 湖南卫视为什么要跟CCTV比 根本风格就不同好不好 你干嘛不拿CCTV跟凤凰卫视比 比得上么
辛亥革命的时候在火车站被杀死的是谁他的生平
杨杏佛(1893-1933)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至东南大学教授(1918-1924) 杨杏佛，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名铨，1893年生，江西清江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
同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
翌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他在总统府秘书处任职。
11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191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
在南京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是杨杏佛教授，1919年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举办之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教育与劳动问题的报告，他说：当劳动者自身向资本家攻击时，劳动者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劳动者向资本家攻击的武器之一是教育。
他支持《南京学生联合月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刊》、《南高、东大月刊》，他发表过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著名论文。
1922年5月5日东大学生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举行活动，请杨杏佛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革命活动，事后成立了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广大青年开展了3个研究课题，推动与加速了东大党团建设。
1922年就有东大学生谢远定、李国源、吴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另一位非东大学生，他们4位成为南京地区第一批党员。
杨杏佛在东南大学商科任教授，当时在商科任教的有胡明复、马寅初、孙本文、胡润德、沈籁清、林志煊、邝先林、林振冰、徐广德、唐庆治、莫迪、费勤等，全部是留美回国的学者，另有美籍教师1人，法籍教师3人，教师阵容强大。
南京在中国大学史上首开女禁，提倡男女同校的决策人是校长郭秉文和教务长陶行知，坚决支持大力推行的则是刘伯明、杨杏佛和陆志韦等几位著名教授。
1920年夏曾招收正式女生8名、旁听生50名，引起社会哗然，原定北大联合同时招生，但北方迫于压力只收几名旁听生，这是南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而且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在此时任教于东大文科。
杨杏佛1924年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同年11月。
随孙中山北上。
次年3月孙中山病逝，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
不久，回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
10月，与恽代英、郭沫若等人一起组织中国济难会，筹款营救被反动派逮捕关押的革命者。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
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
1927年，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为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后改任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
192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成立，被聘为总干事。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救亡。
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年12月，同盟正式成立，任总干事。
主持日常工作，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参与组织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次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任执行委员。
1月下旬又去组织同盟北平分会，并考察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生活情况，呼吁废止种种侵害人权的反动法律、法令。
3月，与宋庆龄等一起推动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
在反动派的压力和恫吓面前，英勇无畏，坚持斗争。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遗著有《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
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
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主持第三届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式。
这给蒋介石的人一个逮捕邓并将他投入监狱的机会。
邓演达在监狱受到总司令本人的审讯和惩罚。
被捕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
于是，12月29日，蒋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悄悄地将邓处决。
不过，蒋的重大政治对手之一的消失是无法长期对公众隐瞒的，消息传开，群情激愤。
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
1932年12月，一组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其总干事和副会长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进步的圈子里名声渐起的杨杏佛。
杨杏佛（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任职的同时，还兼职为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
那时他和妻子赵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离亚尔培路331号同盟办公处不远。
杀害杨的决定显然来自蒋介石，这既缘于对杨介入同盟活动的不满，也是为了杀一儆百。
同盟在上海和外国报纸上刊登的邓演达被害的英文布告激怒了蒋介石。
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去过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
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
于是1933年3—4月间，戴笠从他的领袖那里接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
这位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
戴笠的第一个步骤是监视杨杏佛，以找出杨的行动规律。
他的特工很快就发现，杨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个地方练一两个小时的骑马。
他们立刻制订了一套接近他并在他练骑马时行刺的方案。
蒋介石不同意这个方案。
他认为，杨必须在法租界内被杀，这样他的死对宋庆龄会有很大的影响。
戴笠理解这次谋杀的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同盟的其他人员，自然同意蒋的想法，随即制订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对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谋杀杨的计划。
行刺队由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带领，他随身带了李阿大、过得诚和施芸飞等人，彼此宣誓绝不被活捉。
1933年6月18日，刺客们躲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
当杨杏佛的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刺客们立即上前开枪。
杨杏佛连中10枪。
混乱中刺客之一过得诚转了向，被赵理君无意击伤。
结果过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没有实现，但后来终被戴笠的特务灭口。
其余的刺客全逃跑了。
受致命伤的杨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在那里他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杨杏佛的被杀是个“著名事件”。
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以悲伤的语气写了一首哀悼诗：
写一份毕业致辞，要有“包子馅比包子皮好” 各种求高手帮忙··
就是内容与外表的对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