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是哪个时期的口号?
很明显是长征时期的口号。
长征的目的是北上抗日，而经过四川时会被四川军阀刘湘阻挠。
打一字迷：孙中山革命未平，蒋介石口号喊停，朱德北上抗日，率领四万大军（共一个字）
燕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目标是什么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标么
史学界有两种分歧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北上抗日。
王健英、王廷科等人持这种观点。
王健英在《试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早在长征以前”，党就“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并“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样，在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第二，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北上抗日” 的旗帜下进行的。
“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 ‘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
虽然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
“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这可“见于遵义地区和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
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
’、‘要求北上抗日
’、‘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
’”等；还可见陈云、成仿吾、杨成武等老同志回忆中提到朱德、当时讲话都讲到“抗日”，而且及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战略行动方针，为坚持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出席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同志也认为：“长征就是北上抗日。
理由是：（1）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发表了《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2）公布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 ‘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4）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方针；（5）沙窝、毛儿盖会议提出了北上抗日问题”。
王廷科也认为：“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虽然红军“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并不是为了北上抗日。
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部分同志持此说。
他们认为：“尽管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妄图全歼红军的形势下，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更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冲破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红军可以生存发展的立脚点”。
第二，从“长征途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及变化看”，“长征中战略落脚点的选择不是起先就决定去北方立脚，向日本侵略军开战”。
第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的几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看，都没有讨论过抗日问题”。
第四，“长征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三个北上抗日电报是上海中央局发的，而不是党中央在长征中发出的”。
总之，“只有长征胜利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立脚问题之后，才有红军的抗日”。
七七事变是三七年，为什么三四年红军北上，叫北上抗日
1937年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下属第六十特种军出滇抗战时的口号（大部分国人都不知道吧
），来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最后一支满编制精锐外械集团军的怒吼：踏平三岛雪国耻~斩尽倭寇复民心，三屹健儿赴沙场~只为苍生不为奴
另外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滇军死战令：刺刀对外~尸体向前
急需答案:中央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的关系?
红军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长征开始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湘西根据地。
但是，蒋介石布置重兵封锁了去湘西的道路。
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采纳了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准备到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
可是，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纠集150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黔北地区。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党中央又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第二次改变战略转移方向，决定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新根据地。
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指挥川军12个旅沿长江布防。
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灵活用兵，又三渡赤水，跳出了敌人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创造了红军渡江北上的良好时机。
此时，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第三次改变行动方向，放弃了在云贵川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但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苏区，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第四次改变行动方向，决定北上陕甘，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
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并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依然存在，党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寻求最终落脚点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战略部署的过程。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党的政策与策略也得到了适时的调整。
长征开始后，党中央逐渐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影响，毅然实行与上层人物进行统一战线的政策。
红军长征过程中，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的大旗，正确处理长征与抗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把红军的战略退却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
红军沿途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具有了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思想。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随后，中共中央提出联蒋抗日方针，并为此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政策与策略的适时调整，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红军长征时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反映了我们党洞察时局、把握大势、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也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