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主要以什么作为口号招世人与太平天国作斗争
曾在《讨粤匪檄》号，一为”卫道二为”救民“。
曾国藩在檄文振有辞，说太平军焚烧学宫，毁坏孔圣木主，痛批太平军反孔反儒，号召天下读书人“卫道”，虽说洪秀全一向尊孔，但是战火中彬州焚孔是事实，此为曾国藩抓住痛脚，大呼卫道、大呼卫儒、大呼卫孔。
曾国藩指责太平天国使人“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虽说终清一朝皆有文字狱，借修书之名行焚书之事，但是在当时，曾国藩的这一痛陈的确引起天下读书人极大愤慨。
其二，曾国藩列举太平天国荼毒生灵的事实，”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
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
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
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填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
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
“ 种种惨况，曾国藩虽有夸大之处，但是太平天国席卷粤湘，作恶实在不少，”解民倒悬、救民水火“的口号一出，民心尽在曾国藩中矣。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正月作的《讨粤匪檄》全文见参考资料，一目了然。
参考资料：
曾国藩等人以“自强”为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为此，我们把他们称为
他们三个人当中，张志栋是贵州人，曾国藩是湖南人
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中最注意什么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
这说明了曾国藩复杂的一生。
历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的将之誉为晚清“中兴名臣”，有的则予之“封建卫道士”、“刽子手”的帽子。
事实上，从某些单独的方面来说都不为过，只是没有全面客观地给予评价而已。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的绰号来形容他杀人如剃头的残忍与严酷。
这一点确为事实。
他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
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也深有感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
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掩盖曾国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各个积极的方面。
事实上，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着。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
曾国藩是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但是这种主张“神权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几百年的。
首先，在运动方法上，太平天国实行极左政策。
百姓没有私有财产，所有财产一律上缴“圣库”，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丧失人伦的别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这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国起义的初始口号是“上帝”，“天国降临”，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权政治，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洪秀全等起义领袖没有进一步提出满足广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赋税政策上的思想局限。
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仍是虚而无实的东西，并没有实际解决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富绅的矛盾关系。
第三，太平天国政治幼稚病过早暴露出来，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没，尤其是定都称帝之后，太平天国实际是连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个封建政权。
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后，洪秀全为了摆平内部矛盾，动辄封王，他本人也过起天国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没有广阔的胸怀，超前的视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挤能人，对部下疑心重重。
并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吏治腐败。
第四，洪秀全对孔孟教义的怀有不满，并且排斥孔子的经书，而以基督教经典为立国纲要。
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是“圣庙”,是“学宫”，是“祭祀”，可是太平军一道郴州，便把“学宫”烧去了，“柱”毁去了，甚至于连“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
而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又以曾国藩为代表。
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是革命的农民阶级的同盟者。
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它们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身上，如冯桂芬认为“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失掉是当前的急务；王韬针对太平军和曾国藩争夺江浙一带的问题主张双方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拒绝参加农民革命而最终成为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是提倡礼仪廉耻，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万物流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制，曾国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
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湘军的组成本来就是由很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用儒教的精神带兵。
湘军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将曾国藩及军队中的长官视为兄父，进而形成共同的命运体。
首先，曾国藩很推崇“礼治”。
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机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
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严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他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曾国藩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浪潮冲决了封建统治的堤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其次，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认为他在政治上所该努力的，便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臣。
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
这一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时常流露。
当他荣邀禄位时，他说：“一门之内，迭被殊嗯，无功无德，忝窃至止，惭悚何极
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他又认为君臣当推诚相见，不可稍有隔阂，“初膺开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尽可随时陈奏。
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功夫。
”做好“贤臣”的第二要义便是“爱民”，他曾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
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这一点虽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残酷行为有所冲突，但忠君爱国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导，在实际情况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时。
第三，在那些同情农民起义的人眼中，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
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他认为“多赦不可以治民”，为镇压农民起义，他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早在湖南办团练时就以凶狠闻名，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异常严厉、残酷。
当然，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反动面目不可否认，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具体应是曾国藩将儒法二家统治思想的结合，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儒家的范围，而且实际是崇儒的同时也主张法治。
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国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曾国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为“耕读传家”。
曾氏“自明以来，世农业，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
”但他家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
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接触到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是礼义廉耻一类的教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
另外，他出生并成长于理学风气浓厚的湖南，理学思想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儒家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孕育了道德意识。
个人对社会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
因此，曾国藩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当太平军起，国家处于卵石之秋时，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起兵讨匪。
中国自古以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变乱，而圣贤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
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经书了，而以基督教的经典为立国纲要，也无怪曾国藩等人要视为“名教之奇变”。
烧掉“学宫”，毁掉“木主”这些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东西，也无怪曾国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领导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出来“卫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这自然是曾国藩这个汉人所清楚的。
但当时清开国已历二百年，当年清入关时的创痕已经平复，曾国藩生长世家，从小在孔孟德“忠君爱国”思想中长成，对于君皇的观念。
以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选，天也决不会把世间的同志劝托付给他，所以他们对于君主只有信仰，没有怀疑。
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朝廷时，为做忠君爱国的贤臣而镇压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经地义了。
太平天国杂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传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
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得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道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
有学者说：“倘太平天国仅以打倒胡虏为号召，而不反对儒教，不宣传异端，不侮辱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义廉耻”，也许少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也许不会引起曾国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实却不然……”虽然儒教极其有力的维护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它也极大的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儒家范围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至少保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几百年的神权政治时代，另外，洪秀全所传播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态，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反动的，而应该站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
李鸿章与曾国藩是什么关系?
李鸿章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可谓师徒关系下面是详细情况————————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曾国藩在洋务运动的热血爱国,不放弃国家的体现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近代以来，在强邻环列、虎视鹰瞵，欲将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大背景下，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
其中，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在这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划下了重彩的一笔。
19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为了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洋务运动悄然兴起，积极投身于其中的曾国藩就是“洋务派”的代表。
曾国藩（188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
28岁高中进士，长期在京师为官，可谓仕途得意。
曾国藩虽然长期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但他属于经世学派，他强调，人要重视实践。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大局已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
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
他在奏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
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师助剿来镇压太平天国，认为那只是权宜之计，“永远”的目标则是自强、御侮。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
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振聋发聩的口号相比，毫不逊色。
这里，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
曾国藩不仅大声疾呼倡导洋务，而且身体力行，把洋务从口头上、纸上付诸实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领袖。
1865年6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一座，设备比较齐全，这为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李鸿章将铁厂买下，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在1863年便有此意，值此契机，更全力支持，共同筹办，并始终予以极大关注。
在曾国藩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一新，欣欣向荣，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奥妙，均以图纸为准。
然而，由于彼此文意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
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翻译，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
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
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这家翻译馆不少译著的出版问世，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为中国近代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治末年，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洋务运动虽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却由此引入了西方机器生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对外国资本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而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洋务运动之父”曾国藩，其功也彪炳史册不朽。
然而，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日暮途穷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提出的一个解决中国现实出路问题的政治方案，并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最终没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洋务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和管理的腐朽性，也决定了洋务运动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