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募捐口号
您好
《寂静的春读后感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那惊世骇俗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
你若有心去翻阅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
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
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
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
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
《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
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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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读【俄】尼·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
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捷尔任斯基地区。
1950年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新克机器制造学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长、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职。
1956年加入苏共。
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
1960-1970年先后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厂长。
1971年起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
1975-1979年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
1979-1982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
1981-199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2年11月--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
1985年4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90年1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1年6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获14％的选票，是苏联崩溃解体的亲历者。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写的《大国悲剧》，比较详尽地透露了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前后的背景资料，以及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而且做了深刻的反思，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引用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里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和平演变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惊叹40年后苏联崩溃解体的现实证明了杜勒斯预言的实现。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
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早年任律师。
1919年随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
1945——1949年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曾帮助起草《联合国宪章》，1950年参与策划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
1951年与日本商定美日合约，敌视新中国，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鼓吹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要求发展原子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
1959年癌症病死前不久辞职。
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与和平》。
杜勒斯针对如何和平演变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
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
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
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地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
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
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
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
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做到。
雷日科夫认为，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
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
不过，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
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
于是，他从若干方面分述了造成苏联崩溃解体大国悲剧的成因，也就是杜勒斯和平演变苏联的预言之所以变成现实的内部深层次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有见地。
国内经济 苏联当时的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特征。
考虑到学者意见和国外经验，苏联政府当局认为，在国家手里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
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
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
在制定方案时，他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当局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
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
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
其实是——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
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
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
许多团体的形成保守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古迹保护，有的从事环境保护等等。
杂牌军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等。
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
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练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最终“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消灭。
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外交活动，他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
会见后撒切尔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
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
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做好了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
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
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
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
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苏共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
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
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
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转变：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公开性大行其道，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
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
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
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
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
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的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
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
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
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
在苏联，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
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
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
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候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主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思想的附庸，实际上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
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意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
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
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就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
不能的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
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这个社会。
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读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时常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既惊叹杜勒斯60多年前的预言能够在40年后惊人地变为现实，又哀叹苏联为什么要按照杜勒斯设计的思路一步步的和平演变。
20年前的苏联崩溃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色易帜，无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也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
杜勒斯当时不仅仅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曾经预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杜勒斯不是伟大的哲人，他是共产主义的死敌。
但是，杜勒斯的话就象魔咒一样，让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应对着这个变颜色和平演变的严肃命题。
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很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证实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
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
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
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继续拉大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黑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西方的价值观照旧有很大市场，虚夸的泡沫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迟缓，难说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
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中华民族不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要让杜勒斯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言变成笑谈，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社会实践的认识
急急急
社会实践是一个富有非常广泛而深刻涵义念。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学生走出校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良好形式；是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向群众学习，培养锻炼才干的重要渠道；是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大学生服务社会意识，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
通过社会实动有助于大学生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1）有利于大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现代大学生，大多是在书本知识中成长起来的，对我国的国情、民情知之甚少，而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是读几本书，听几次讲座，看几条新闻就能了解的，社会实践活动则为他们打开一扇窗口。
（2）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对自身成长产生紧迫感。
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能让学生看到自己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看到自身知识和能力上存在的不足，比较客观地去重新认识、评价自我，逐渐摆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人民群众的位置。
（3）有利于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增强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大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要接受方式，这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但这些理论知识并不代表大学生的实际技能，往往难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
社会实践使大学生接近社会和自然，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和许多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使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接触的实际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逐渐转化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有利于增强大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不断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动手、动脑、动嘴，直接和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培养和锻炼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且在工作中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和提高，使之更新知识结构，获取新的知识信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5）有利于发展大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
社会实践活动没有课堂教学太多的束缚和校园生活的限制，学生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兴趣高涨，思维也空前的活跃起来，往往会产生一些创造性火花，在实践中勇于开拓、敢于创新。
（6）有利于提高大学生个人素养，完善个性品质。
社会实践活动现场是考验大学生修养品性的好环境。
在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群众面前，大学生养成的“娇、骄”二气会得到克服；在实践的困难和危险面前，要求大学生们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和坚强的品质。
这种实践活动多了，并且能深入下去，大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养成坚韧、顽强的优良品性，养成务实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作风，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我们主要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让我们预先踏足社会，了解将来所要走的路大致的轮廓。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借此活动培养出广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奋发成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大学生“创新教育、实践教育”向纵深发展，也让平时的理论学习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同时也让同学们为以后的工作垫下基石。
暑期实践活动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参与者在创作创业实践教育活动计划书的过程之中，通过组委会提供的系统培训，以及学习、交流，全面地接受创业实践教育活动者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体系。
暑期实践活动的合作伙伴：参与者通过活动，可以结识相关单位与工作的合作伙伴。
活动小组的成员将最有可能在将来形成合作关系，开创成功事业。
在暑期实践活动当中参与者会接触到一些与政府、企业、公司和乡镇单位等打交道的媒体，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他们建立联系。
获得向社会推荐自己形象与能力的难得机会，为未来创业建立良好的媒体关系。
在平时的实践学习中大家可以相互之间交流沟通，这些交流活动会让我们累计很多宝贵的经验。
专业的知识：参加活动者可以结合专业所学知识开展活动，这有利于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参加活动者通过实践可以接触到相关单位，并有机会与其保持长期的联系，方便以后实习就业。
参加活动者可以结识很多合作伙伴，有机会保持长期联系，利于日后专业的交流，方便以后实习就业。
参加活动者通过实践，可以获得对专业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全局把握。
在完成实践的过程中，培养沟通能力、说服能力、组织能力。
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增强创业的勇气、信心和能力。
我们的实践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我们的成绩是肯定的，它的由来是所有参加实践的老师和同学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当我们忙了一天说说笑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我们体会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幸福的人，我们那时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修饰形容。
我不后悔参加社会实践，我觉得选择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是我最庆幸的事，只有实践了才有发言权、才能增长社会经验，我的价值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学习的目标才指向了远航。
夏日的燥热与喧闹依然存在，但我的心却始终不为之疯狂。
我默默地用我的热情去触及我身边的一切事物。
这一次的实践让我重新认清自己，反省自己。
新的征程已经开始，我将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而踏上属于我自己的路……暑期实践经历：暑期又至，照例地又该出去锻炼一下自己了。
经过上一年做计算机维护与维修工作，我对外面的世界不再感到那么陌生与惧怕，反而想借各种机会来试炼自身，在社会这个圈子中一点点地寻找，踏实自己的位置并向上靠近。
正好遇上中国移动公司以“实践成就未来”为口号，关心大学生健康成长，共建大学生“新知识，新信息，新精神，新青年”的精神家园，联合团省委，青年时报共同举办“动感地带2005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我就报名参加了这次实践活动，更有幸的是我被入取。
到现在我已经在移动公司四周时间了，这次暑期实践活动也将近尾声，我从这次实践活动中学习到了很多，感受到了很多，交了很多朋友。
这次实践活动是从7月13号正式开始，经过了两天的培训，通过这次培训使我对中国移动公司有深入的了解，体会到中国移动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深厚。
这次培训也主要是让我们了解移动公司的业务，这对我们走上实践岗位很有帮助。
从15号开始，我分在的营业部四小组和营业部三分到了营销部，做起了营销员的工作。
起先我们做了电话回访工作，这工作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而新奇，使我跃跃欲试，当我开始打第一的电话时我还有些紧张，但是我还是能够不错的把初次的电话回访业务完成好，通过初次成功我工作劲头非常足，可是之后是越来越不顺利，电话十有八九是无人接听和无法打通，更加打击信心的事是有些用户接到电话后马上挂机。
使我都没信心继续进行推销，但是看见周围同组的人都在努力中，我也不能放弃，我就在自我鼓励下继续了我的工作。
通过这个工作增强了我处事的应变能力，因为在电话中顾客会随时问出一些问题让我回答，并且有时顾客也会答非所问或是前后说法不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热心对待顾客。
之后我们就去各大手机大卖场工作，在买场中我们帮助移动营业台的营业员推销业务，在卖场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顾客，这样可以更好的锻炼我们的业务水平。
虽然可以接触的顾客群多了，但是工作还是非常有困难，因为需要我们真正走出去和顾客接触，向顾客介绍业务，但是很多顾客会不理会我们的介绍，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刚想开口介绍时，顾客就马上说了一句：“不需要。
”然后就转身离开，这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我们的信心，在自己几乎为零的业务量面前感到自己很窝囊，不过我们中每个人都没退缩或放弃过，虽然在卖场中我们真正的作用不大，确实在事实上我我们也没有干出什么成就，但是我们是在努力，在用出自己最大的能力来介绍业务，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可是这是谈何容易的事，现在的消费者都很现实，只有套餐对自己很有用处时才会来订购我们所推销的手机业务，所以需要我们有针对不同的客户介绍不同的业务，还要在介绍时突出对顾客来说最有用处，最实惠的地方，这正式考验我们推销能力的时候，通过几天在卖场的实践时间，锻炼了我们的推销的能力，提高了我们的业务水平，也提高了自身的整体素质，这对我们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非常有帮助，甚至是对我们将来的整个人生都受益非浅，在面对在大困难时我们都不会低头，只会迎头挑战。
相对卖场时的等待客户去介绍和推销我们的业务，之后跑各个商务楼和写字楼，就是主动出去寻找客户去介绍和推销我们的业务，这也使我们更加走出一大步，更加去贴近顾客群。
不过当我们刚进入一家公司时，我们非常紧张，像背诵课文般的介绍完我们所推销的手机邮箱套餐业务，但是顾客非常客气，继续具体询问了这个套餐的功能，这时的我们已经没有刚进去时的那份紧张，我们非常具体的回答了顾客的所有问题，顾客在得到我们的回答后，就决定接受我们的推销，订购这个手机套餐业务。
这使我们找回先前所失去的信心，之后我们又接二连三推销出我们的业务。
在这一阶段我们几乎跑遍了嘉兴所有的商务区，从建国路商务区到秀洲区商务区，从中我们用汗水去换取了欢乐，有时也会一无所获。
虽然多数时候我们跑了多家公司向每个顾客详细的介绍我们的业务，但都没有人对我们的业务感兴趣。
不过现在的介绍已不是先前那般僵硬，已有了个人特色，更加能让顾客接受。
可我们感到这一时期的工作比先前更加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走出去了，向更多人介绍我们的业务，其实也是向顾客们展示我们的能力。
这对我们这群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我们要面对就业的压力，我们要有一定能力，还要有推销自己的能力。
在这一阶段才是真正锻炼自己的阶段，我们都很好的把握了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
实践已经接近尾声，在这次实践活动中，丰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这次实践更加了解社会，了解信息化进程，能主动把握信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这次实践活动义在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社会实一笔财富。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学到在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它让我开阔视野，了解社会，深入生活，无限回味。
更何况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阅历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纸上得来终觉浅，投身实践觅真知。
我相信，经过社会实践的磨练，同学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校园里到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良好氛围。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青年大学生有实力承担的起未来建设国家的重任，追求进步，刻苦求知，勤于实践，全面成才必将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共同心声和行动
在身体上受到了锤炼,在思想上得到了启发和升华，使大家多了一份生活体验，社会实践经验和组织活动能力。
我相信，这对我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将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历史上有几次反中医的论战
三次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
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
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
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
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
”再答：“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
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
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
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
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
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
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
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
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
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
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
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
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
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
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
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
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
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
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
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
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