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方剂扶正避瘟方,外地可以服用吗
外地是可以服用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差不多。
历史上溥仪是怎么死的
摘要：有一种说法认为：溥仪有一个不良习惯，即早期过于频繁的手淫。
据老太监和本人的回忆。
他在9岁的时候在不良太监的引诱下就学会了自慰，并且很频繁。
一、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皇帝，亦即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可能是世界上由“真龙天子”改造为普通公民的唯一例子。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
骨灰安葬在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终年61岁。
从表面现象上看，溥仪的直接死因是肾病。
但肾病又是缘何而起的呢? 二、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虽然政治上不得意，但生活上却仍然是衣食无虞，养尊处优的，也非常注意保养身体。
在后世的回忆文章中，许多都谈到这一点。
如《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这本书就介绍了大量这方面的情况。
溥仪除了吃中国传统的“补品”，还使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一些“保健品”。
在伪满洲国时代，“他每天注射的都是德国拜尔药厂出品的双鱼牌荷尔蒙制剂，还有‘司保命’、‘安乐根’等注射剂。
除有专门的御医，中医徐思允、西医黄子正外，还有专门给他打针的小瑞和当助手的毓恩。
他去安东(今丹东市)‘御巡狩’(旅行)时，还带着这两个侄子，好每天打针。
”“还有一个医生叫黄子正。
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以后歇了业。
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主要是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如‘司保命’、‘安乐根’之类。
” 二战结束后，溥仪被苏军俘虏，到1959年特赦，虽说处于关押和改造阶段，但对于他们那个群体，食品和基本的医疗条件是有保障的，劳动也很轻松，因此，除了性方面的低调外，溥仪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 “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 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
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
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从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
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
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大伙干得特别起劲。
临完工，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满筐。
交工具的时候，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 ‘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
他不挑显眼的干。
’ 我和老宪放下煤筐，到树权上拿衣服穿，所长笑着问我： ‘溥仪，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说：‘不痛不肿，只略有点红。
’ ‘你现在的饭量怎样?’ ‘干饭三大碗，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
’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着，什么病也没有了。
’ 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全冲我乐起来。
显然，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
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
” 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曾在《溥仪和我》一文中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北京饭馆吃饭(1962年)，“一位白胡子直飘到胸前、像个老学究式的长者，很尊敬地走过来和溥仪握手，溥仪边吃饭边和老人攀谈起来。
...... (老人询问：)‘看您(指溥仪)身体满好的，请问今年高寿?’ (溥仪回答：)‘大爷您看呢?’溥仪反问了一句。
‘就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似的，不过......’老人端详了一阵，又开始掰动拇指计算了：‘宣统年是......’ ‘我今年五十六了!’溥仪笑着告诉他。
‘不像，不像。
’老人连连摇头，又很感叹地说：‘你现在一点架子也没有啊!’” 五十多岁的人在大街上可以被人认作四十几岁，可见溥仪显得年轻。
不仅外貌年轻，身体的内在素质和体力也是不错的，李淑贤记忆到： “一九六三年一年内，溥仪虽然也常患感冒，发烧，不断就医服药，但很快就能好转，从身体外观看，一直是挺健康的，精神也好。
一九六四年间，溥仪先后两次在外地参观访问，能吃能睡，爬山涉水都不再话下。
当时我真羡慕他，如果有他那样的好身体，就不至于常常‘掉队’了。
” “一九六四年里，我和溥仪随着全国政协参观团，两次到外地参观游览。
一次到南方，一次到西北和中原。
”“每天，我只能在宾馆附近转转，不敢走远，可溥仪一有机会就去爬山，我远看那陡峭的山峰真替他担心，可他安慰了我又去爬。
” 可见，一直到溥仪50多岁时，他的身体还是保养的不错的，能吃能喝，能睡能走，甚至看起来“像一个40多岁的人”。
三、 然而，此时，病魔已经潜伏在他的身体中，没过多久，危险开始显现。
“使溥仪致命的肾癌的先兆，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
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也曾到人民医院诊治，但未能作出诊断，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
” “一九六五年六月，溥仪在协和医院作了左肾切除手术。
” (李淑贤)“手术住院期间，溥仪每天都到医院看我，晚上也来。
由于他当时也手术不久，切除了左肾，又有点儿累着了。
而且右肾又发现了问题，出现了尿血现象。
” 最终溥仪因为肾病死于一九六七年。
他经历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值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时代，又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世情冷暖恐怕比旁人更加铭心刻骨。
在获得新生以后，寻觅到知心的爱人，对生活满怀热爱和向往，即便处于文革初期，溥仪也对“生”充满了强烈的企求。
“十月十六日夜间十时，溥仪还以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挣扎着向在场的李以和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可无情的病魔还是吞噬了他。
四小时以后，即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溥仪咽了最后一口气。
” 这“无情的病魔”当然是肾病，然而，机体的其他各部都挺健康的的一个人，为何两肾都先后发生障碍，最终剥夺了他的生命呢?这可能是溥仪至死都要发出的疑问吧。
四、 有一种说法认为：溥仪有一个不良习惯，即早期过于频繁的手淫。
据老太监和本人的回忆。
他在9岁的时候在不良太监的引诱下就学会了自慰，并且很频繁。
过度自慰或性生活会造成前列腺损害，引发前列腺疾病，也叫肾虚。
前列腺肿胀会压迫尿道，导致长期尿淤积，上行肾脏感染引发肾炎，肾炎是溥仪的死亡原因。
说溥仪早期手淫并引致成年后性无能(也可能有家族遗传等其他原因)，由此不育是有充分依据的，在溥仪自己的回忆和他人的回忆中都有记载。
但说由此引致前列腺损害，导致长期尿淤积，上行肾脏感染引发肾炎，则依据不充分。
在《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这本书中，他的家族成员--包括贴身随从、兄弟、侄子、前后几任妻子等，回忆的溥仪从“离开紫禁城”(1924年，溥仪18岁)到去世(1967年)之间的生活，就从未提到这种情形。
可以想象，如果溥仪真是因为儿童时的不良行为造成前列腺损害，引发前列腺疾病并导致长期尿淤积而感染肾脏的话，这些回忆中一定会提及的。
以现代生活看，手淫的人大量存在，但由此说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肾出血、肾坏死的，似乎还缺乏充分依据。
绝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
那么，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肾脏受到伤害呢? 五、 在诸多回忆中，溥仪的有一生活习惯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他笃信中医，并且服用了大量“补品”，以及有病无病都服食中药。
爱新觉罗·毓嵣是溥仪的远房侄辈，曾在伪满洲国时代陪伴溥仪，他回忆“溥仪的怪癖”时说，“他的怪癖更多，首先是药癖。
他有中药房，设在辑熙楼南侧中间，百药俱全，还有西药房，药品之多，更不可胜数，尤其是贮存的药多是名贵药。
”“除有专门的御医，中医徐思允、西医黄子正外，还有专门给他打针的小瑞和当助手的毓恩。
他去安东(今丹东市)‘御巡狩’(旅行)时，还带着这两个侄子，好每天打针。
” 李玉琴曾在此时成为溥仪的“皇后娘娘”，她回忆道，“他贪生怕死，常年吃药打针，那是药品非常紧张，尤其是外国药，他就广为购置储备，存了不少中西名贵药品。
药库是中西各一。
当时有两个侍医，天天诊脉，称作‘清脉’。
有病没病也要拟个方子，叫‘代茶饮’。
煎好了锁在小木匣里他并不吃，第二天再换新的。
他要吃的药，事先必须亲自动笔加减几味，好在是些平安药，怎么改也不要紧。
”果真不要紧吗?从以后几十年的情形看，未必。
溥仪相信中医是早在北京皇宫时就建立了，贵为皇帝，又有条件。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也回忆到此事。
“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
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后，他的生活则是：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话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
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
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
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
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
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踏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
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
”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
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
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
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
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
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
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我的前半生》) “吃药”，不仅仅是吃西药，主要的还是中药吧。
“皇上”不管有病没病，天天月月把吃中药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代茶饮”，几十年下来，会对身体有什么不良影响呢?那时的人可能是想不到这些的吧。
溥仪后来还说“我对医学很有兴趣，改造期间学过中医，看过不少医学书籍，也曾帮助管理所的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量血压、注射等简单的操作都可以。
”(见李淑贤《溥仪和我》) 迷信中药而又有条件，说溥仪在一个很长时期曾经吞食过大量的中药，应该是事实。
李淑贤回忆道，因为要给她看病，溥仪多方联系中医，如岳美中大夫、蒲辅周大夫等，“从此，溥仪和蒲老(蒲辅周，知名中医大夫)之间建立起深厚感情，溥仪有病长期请蒲老诊治处方，从而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临床药方资料，填充了中医研究的宝库。
” 20世纪60年代，溥仪肾脏开始出现问题，自然，他主要是去看中医的。
“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也曾到人民医院诊治，但未能作出诊断，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
溥仪相信中医，经常找海军医院张荣增老大夫诊察，张大夫按“膀胱热”开了三付中药，果然止住了血。
在中药治疗期间，也曾多次到人民医院就诊，均未能早期发现癌细胞。
” 依赖“膀胱热”的概念，配几味中药，能把肾出血治好么?过去的人认识水平低，似也不应过多责怪。
可叹的是现在还有人死守如此观念。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西北和中原参观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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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上植物园去劳动。
)我没料到，第二天他竟回来了，我正感到奇怪呢，他告诉我，我又溺血了。
” 但后来，左肾还是切掉了。
跟着，右肾又出现了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协和医院倪大夫跟我说，溥仪唯一的右肾又有问题，为了保住性命，可换人工肾。
” 溥仪还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到：“贤(指李淑贤——溥仪的妻子)自称可将她的一个肾给我，我坚决反对这个建议。
虽然只剩一肾又病，我服中药治疗，也可控制并见好，岂能割之换贤?”“从一九六七年的四月末到九月末，溥仪在家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五个月，他几乎天天看病，找蒲老(蒲辅周)开方，然而病势还是日趋严重。
”(见李淑贤《溥仪和我》)甚至据说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安排给他诊治。
可见，溥仪的肾病，主要是依赖中医，服用中药进行治疗的。
然而，医术再高超，终于无力回天，“末代皇帝”最终因双肾坏死而生命终结，给自己、亲人和社会空留下几多唏嘘感叹。
顺便说一下，溥仪有三弟七妹，除三弟(溥倛)、大妹早夭外，大多长寿，高寿多在七八十岁以上，上九十的也有多位。
六、 现代医学已经发现，中国的传统中药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药物病毒学检验，某些成分可能对肝、肾等造成损害，特别在长期服用的情况下。
为什么中药特别容易对肝肾造成损害呢?这是因为中药进入胃部消化时，其成分多融入血液或者水液中。
而肝脏是分解循环血液的器官，肾脏则是通过水液滤解--吸收营养或排除废物，排放尿液的器官。
如果中药中存在有毒物质的话，虽然一次量很小，表现不明显，但天长日久，长期使用，自然容易对肝肾造成损害了。
考察现代的尿毒症患者，追根溯源，许多都有服食中药或者莫名其妙的“补品”的历史吧。
溥仪的双肾损害，同他一生服用大量中药、“补品”有没有关系呢? 看来很难逃脱干系。
溥仪如果早知此理，还会那样迷信中医，吞服大量“中药”么? 注：文中引述主要来自： 《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新版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耀之，号浩然。
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
醇亲王奕譞之孙，] 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
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
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
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
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
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在清西陵附近。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他去世时是平民身份，所有没有谥号。
但溥仪毕竟是末代皇帝，货真价实地作过三年的清朝皇帝，所以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
“宣国公（此人身份有待进一步核实）”的建议下，于2004（一说是2002年）重新给溥仪上了庙号和谥号，庙号清恭宗；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
尊骨灰奉安处（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献陵”， 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李淑贤为“孝睿愍皇后”，从谥法解释来看，后一个庙号和谥号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溥仪的一生。
但是需要注意，溥仪的谥号、庙号都是民间所加，与以前皇帝的谥号，庙号为政府（朝廷）所加是不同的，溥仪所谓的谥号，庙号并不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这个庙号和谥号是家族内定的，未获国民认可。
——《百度百科》
家禽温病咋办
家禽温病辨析与防治方则 为帮助家禽技术同行，更好的理解和运用中药防治温病，少走弯路，特将温病的知识要点和辩证方则，介绍如下。
基本知识：温病即现代讲的病毒性传染病。
其主要原因由疫毒、季节反常、机体虚弱造成，具有传染性、死亡性。
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厌食。
家禽温病可分为温热和湿邪两个病型，或者二者兼之。
温病学的发展认识对温病最早论述的著作是《黄帝内经》，《内经》记载了“温病”和“瘟疫”的病因病机。
并提出了瘟疫的预防原则：“正气存内，邪不相干，避其毒气”。
以后的《难经》中对温病也有了专门论述。
但总体上讲，中医对温病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并总结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经典处方。
影响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部医学专著。
明代吴有性著《温疫论》，是我国第一部急性感染性热病学专著。
《温疫论》的主要成就： 1、创立新的病因学---杂气病原学说。
温疫皆由“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称病原为杂气，杂气具有传染性、易感性、偏中性、特适性。
2、创立了新的病机学---膜原学说。
温疫的致病因子是“邪从口鼻而入”，通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侵入人体，外不在经络，内不在脏腑，在在半表半里之“膜原”（经胃交关之处） 3、创立新的治疗学---“达原”和“逐邪”。
温病初起，采用“达原法”，疏立透达膜原；疫邪在里，采用“逐邪法”主张“急症急攻”清代叶天士著《温热论》是我国温病学的第一篇论文，奠定了温病学科的基础。
《温热论》和《临诊指南医案》的主要成就： 1、确立温病病因---温邪，所谓“温邪上受”。
2、确立温病传变规律---顺传入胃，逆传心包。
3、确立温病辩证纲领---卫气营血，大凡看法，卫之气方言气，气之后方言血。
4、确立了温病治疗法则---辛温解表、透热转气、凉血散血等。
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辩》，完整、系统、全面地建立了温病学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是温病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典籍。
现代治疗温病80%以上的方剂出自《温病条辩》。
《温病条辨》对温病学的主要贡献： 1、建立了温病学的基本概念。
把九种温病按疾病性质分为温热和湿热两大类。
2、建立了温病学的病因学---温热病邪和湿热病邪。
3、建立温病学的病机病理学---三焦学说。
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
说明了温病由表入里、由轻转重、由实变虚的传变规律。
4、建立了温病学的辩证纲领---以上中下三焦为经，以卫气营血为纬的辩证纲领，以肺与心包为上焦，以脾与胃为中焦，以肝与肾为下焦。
5、建立温病学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上焦药用辛凉，中焦药用苦寒，下焦药用咸寒。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6、充实温病治疗学。
发展了很多代表性的方剂。
7、明确温病调护温病防治的基本原则： （1）、根据气候特点、季节、禽舍环境等结合进行辨析。
温病一般多发生于冬春交替，该季节一般干燥、风轻扬、且冬寒未了，多伤肺。
因此，结合禽舍环境干湿和保温情况，进行辨析。
如果单纯的气温忽冷忽热造成的，解表清热、润肺平喘，使用3-4天呼感康即可；如果季节反常，该暖不暖，家禽大面积发病，则为疫毒，则需要根据家禽发病状况、机体健康情况、禽舍干湿状况，尤其是通过粪便来辨析有无其他邪气混感，分别采用不同治疗方式。
治疗的总体原则是清热泻火、凉血消炎，以继发感染为标，以邪入里为本。
西药配合中药，以清热解表和消炎为重，可适量适时应用地塞米松。
（2）、温病一般为外感病，但受机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较大。
因此，诊断和防治温病时，机体健康状况常常是影响疾病康复和疾病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禽群体质较弱，而禽舍又受风寒风热，则采用祛邪扶正的方式。
可采用病毒威+脾胃康+消炎药治疗。
（3）、禽舍小环境状况常常影响着其他邪气，如果空气干燥，而禽舍湿度尚可，尤其是肉鸡，一般为温夹湿邪，采用清热解表，祛湿利水的治疗方则。
可采用呼感康+肾支康，或者呼感康+茯苓。
（4）、季节反常的温病最难治疗，尤其是混感其他邪气。
通常这类温病，一般发病急，表证的表现时间短，即表证未解，热已入里，产生里热证，并且传变速度快。
可采用清热泻火、清营凉血的原则，杜绝传变，尽量把邪气控制在气的阶段，以防邪入肝肾。
可采用病毒速康+病毒威，如有其他邪气混感，可采用病毒速康+新疫康+安乃近+消炎药。
适时适量使用1-2天地塞米松激素，为治疗赢得时间。
（5）、混感其他邪气或者发病阶段的判断，可通过粪便予以判断。
如粪便有绿色、黄色等，则可判断为有新城疫混感；如粪便正常，干粪较多，则可判断为胃热，可采用通二便的原则，病毒速康+新疫康（剂量加大）；如粪便既有干燥粪便，也有稀粪，可判断为机体内虚，脾胃虚弱所致，可采用清热泻火、扶正利水的原则，病毒速康+肾支康。
（6）、邪正斗争贯穿外感热病的始终。
在外感热病的治疗中，处处着眼于祛邪，邪去则正安。
正确全面地认识“邪气”，才能对外感热病的病机有深刻的认识，从而指导临床用药。
（7）、通过气候、精神状况、食欲、粪便以及解剖病变，综合判断疾病的发病阶段。
温病一般遵循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
但在四季反常时，一般卫的阶段时间短，而邪气直接到营血阶段。
可采用以下防治办法。
初期邪气在卫，以防传变到气，可使用呼感康即可。
然后邪气在气分，是病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邪入脏腑、正盛邪实的阶段。
热多在肺和胃。
临床常见肺热壅滞所致的呼吸气喘，以及热结肠道所致的粪便干燥；治疗以通宣理肺、泻火解毒为主要原则，则使用病毒速康+新疫康，或者病毒速康+呼感康；气之后，发现肝肾脾坏死，即邪入营血。
营为水谷之精气注于脉中的部分，血为营气所化，循行于脉中，周流不息。
营气通心，营分热多扰心和心包，常见高热不退，精神萎靡，食欲废绝，凝血功能紊乱、血管中毒性损害进一步发展，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较为突出。
温热病的极盛期。
营是血的前身，营分有热，常累及血分。
血分发热，热多在心、肝、肾，其发热在夜晚尤甚。
相当于温热病的衰竭期，各重要器官如心、肝、肺、肾、中枢神经的损害比较严重，机体反应性及抵抗力下降。
治疗以凉血散瘀、改善血液循环为主。
可采用病毒威+清瘟康+麦冬即可。
温病的三个阶段不可乱治，卫之后方言气，气之后方言营血。
更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药都加上。
（8）、温病治疗的总体原则，以发现早，早治疗，早预防为主。
并通过环境改善和加强护理为辅助手段，促进机体的康复。
不可大剂量、长时间使用激素类解表类药物，这类药物对家禽尤其是产蛋家禽的伤害是巨大的。
温病的辩证需要认清家禽的生理特点，根据其生长阶段确定药物的剂量。
采用中西结合治疗方式。
并遵循吴鞠通先生在《温病条辨》里论述的用药原则。
（9）、禽温病的辨析施治，主要通过表证如呼吸、眼脸气色、眼睛状况、精神状况和粪便，结合气候特点、地理位置、环境状况、禽群健康、传染病学、饲料营养等综合判断。
解剖所见生理变化是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此阶段可辩证心、肝、肾器官的变化，以及发热状况，确定用药。
（10）、温病的治疗需要确定疾病的本与表，缓急状况，标本兼治，急则治其表，缓则治其本。
在无法确定哪些疾病混感的情况下，可采用反治的方法，即在寒药里加入热药，如附子、干姜等，或者在病毒速康、病毒威、新疫康里加入附子、干姜等，常常会起到奇效。
（11）、解表需要祛痰，因此温热表证，二陈汤的应用常常对肉鸡、肉杂、产蛋鸡和肉种鸡，以及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家禽饲养者尤其值得研究应用。
（12）、温病的治疗没有统一的处方，只有根据临床和季节状况，进行加减和配合用药，才能得到有效治疗。
大处方如病毒药、解表药、抗生素、祛痰药、激素药、通肾药，中药、西药合用，常常是庸医之方，不值得谈。
（13）、温热病很容易引起阴虚，这点应该引起注意。
尤其是高热病，清热泻火，寒凉之品不可使用时间过长。
症状有改善后，即可停药，改用清虚热、健脾益气、补阴的药物，以帮助家禽机体康复。
清瘟康为清虚热必备制品。
求急性白血病相关问题
一种送健康的意义。
现今的香囊，继承了传统香囊的制作流程，主要将芳窍的中药制成药装在特制的布袋中，外包丝布，佩戴在胸前、腰际、脐中等处，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
香囊包含的中药类别各不相同，但多数中药有效成分对细菌、病毒和霉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或杀灭功能，可起到避邪驱瘟等作用。
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选中药一般具有散风驱寒、健脾和胃、理气止痛、通窍之功能，其散出的芳香物质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可兴奋神经系统，刺激机体免疫，促进抗体生成等功效，能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玉牌钟馗纳福的意义
贞观盛唐，进京赶考，著《瀛州待宴》五篇，娼妓嫖客·人赃贿赂，管卷宦官，得中进士，嫁姊妹后，方知太监，仍受皇封：捉妖抓怪·降魔骑鬼·惩贪除恶·驱邪扶正·锄奸打假·去伪存真·杂交提纯·避瘟防疫·杀富济贫·捕盗寻贼·行侠仗义·赶考应试·中举受封·念经信教·学法入道·受戒参禅·拜师学艺·访古论今·习文练武·观书亮剑·登坛挂帅·娶妻嫁妹·收徒留后·休养生息·报膝搔痒·瞌睡假寐·破迷开悟·出游踏青·揽镜自照·顾盼流离·变相脸谱·神威天将·魔王鬼节·纳福贺寿·············高其佩\\\/指头诗画，画从梦受，梦自心成：钟馗祝寿：万岁诞辰普天乐，两个小鬼送哥哥，若嫌两个小鬼少，加上挑夫算三个。
锺馗登坛：怒来无发亦冲冠，剑气能令六月寒；极大春风眼不转，未知何处一登坛。
锺馗骑鬼：饥时啖鬼腹便便，剩者骑将遍九天；好语街头穷进士，何须愁乏雇驴钱
锺馗看剑：朝天矫矫若游龙，谁道先生不美容
备武岂输焦曼倩，击头宁借段司农。
锺馗罢宴：从容顾盼意何宽，宴罢珠宫酒正阑；此是不须频按剑，无边春色满长安。
钟馗颂： 藁城 张宏伟·观河北梆子《钟馗》有感：终南山下有威名，才华横溢腹纶经。
豹头环眼面虬髯，目光炯炯气如虹。
正气浩然刚秉性，肝胆相照义气生。
书剑沦落在乡井，可叹入世路不平。
连年科举皆不中，空负萤窗苦用功。
丈夫空有凌云志，怎效班超立奇功。
瀛州待宴诗五首，贡士之首显才能。
奸相妒其锋芒露，谗臣怒由刚性生。
以貌取人谗言进，状元及第终不成。
抗辩无果愤难当，怒撞殿柱满朝惊。
不以谄媚侍权贵，拼将热血抗强横。
天地感其刚烈性，终南山上将神封。
一曲嫁妹千秋诵，斩妖除魔鬼神惊。
天理昭彰恶有报，方显人间有正声。
旌旗烈烈歌清正，剑气森森舞寒星。
钟馗神君今犹在，送咱福禄寿禧宁。
朱荣国\\\/钟馗诗画五幅： 豹头环眼终南魂，才华横溢博经纶。
瀛州待宴冠天下，遭谗撞柱驱邪神。
小鬼偷囊窃玉笛，钟馗裂眦啖其皮。
明皇一旨昭天下，魑魅魍魉远遁离。
人间失意为神雄，斩妖驱邪自威容。
巾首蓬发抉鬼怪，敦足眇目悬唐宫。
龙泉在握目有神，威武刚烈云气吞。
手刃群鬼千妖孽，情护众生万家门。
铁面峥嵘对魑魅，钢髯凛冽秉忠魂。
雄俊写真胜道子，清平世界扶桑炖.自幼苦读终南山，铁面虬鬓人见寒。
科举应试夺贡首，奸相妒能贬长安。
盛怒殿柱迸颅血，惊震朝野封神官。
明皇梦托捉小鬼，道子画形千古传。
端午节的来历，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吃粽子呀
《不为人知的端午节真正来历》[ZT] 伍子胥是楚国人，叫伍员，父亲叫伍奢，还有一个哥哥叫伍尚。
伍奢时任太子太傅，和少傅费无忌一起辅佐楚平王的太子熊建。
费无忌对太子不忠心，一门心思想着讨好楚平王。
楚平王派费无忌出使秦国，替太子去相亲。
费无忌看中了一位美眉，回来对楚平王说：“秦女是个绝世美女，大王您可不能错过啊，干脆您娶了她算了，我再去给太子另外物色。
”楚平王一听绝世美女，眼珠子都绿了，自己娶了秦女，非常宠幸，生了一个儿子熊轸。
费无忌立了这场大功，楚平王把他提拔到自己身边。
费无忌怕楚平王死后太子继位，会和自己算账，就向楚平王进谗言，诋毁太子，说：“太子因为秦女这件事，和大王您争风吃醋，心怀不满，况且太子在外带兵，结交诸侯，野心很大，恐怕哪一天就会谋反。
”楚平王听了很生气，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没有辅佐好太子，招他来询问。
伍奢知道是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陷害太子，不客气地说：“大王您怎么这么笨，竟然听信小人的谗言而疏远骨肉之亲
”费无忌在一旁煽风点火：“大王您如果不采取行动，太子政变一成功，您就成阶下囚了
”楚平王大怒，囚禁了伍奢，立刻派人去杀太子。
太子听到风声，逃亡到了宋国。
这边厢费无忌继续献计：“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是杰出青年，不杀将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不如以伍奢为人质，把他们叫来杀掉。
”楚平王派人劝说伍奢：“如果你能把儿子叫来就饶了你的命，叫不来你就等死吧
”伍奢回答说：“伍尚为人仁厚，一叫必定会来；伍员为人桀骜不逊，是做大事的人才，知道一来就会被杀，他才没有那么傻呢
” 楚平王一看伍奢不合作，就自己派人去召二人，威胁说胆敢不来就杀了你们的父亲伍奢。
知子莫若父，二人的一番对话鲜明地验证了伍奢的评断。
伍员劝哥哥别去，说：“召我兄弟并非是想释放父亲，而是怕我们逃脱遗下后患，因此才把父亲当作人质召我们前往。
如果我们去了，则父子俱死，有什么用处
不如投奔他国，借兵雪耻。
” 伍尚回答说：“我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即使去了也不能保住父亲的性命，可是如今父亲召我是为了活命，如果我贪生怕死不愿去，以后又不能洗刷耻辱，那就将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对弟弟说：“你走吧，你比我有能力报杀父之仇，我死了也瞑目了。
” 伍子胥于是逃亡到宋国，追随太子熊建。
伍奢和伍尚被杀。
临死前，伍奢叹息着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子胥一跑，楚国君臣就没有宁日了
” 逃跑前，伍子胥对好朋友申包胥发狠道：“我一定要灭掉楚国
”申包胥针锋相对：“我一定要拯救楚国
”二胥至此反目成仇。
太子熊建和伍子胥从宋国逃亡到郑国，又逃亡到晋国。
晋顷公趁人之危，想利用郑国信任熊建，让熊建返回郑国做内应，借机灭掉郑国，结果熊建返回郑国后事情败露，熊建被杀，伍子胥又和熊建的儿子熊胜一起向吴国逃亡。
到了吴楚边境的昭关，关守追捕二人，二人步行逃到江边，恰逢一个渔父，将二人渡过江去。
过江后，伍子胥解下腰间的佩剑送给渔父，说：“此剑价值百金，请您收下。
”谁知那渔父大笑道：“楚国悬赏，抓到您的赏赐五万石小米，封执玉珪的爵位，难道比您的百金便宜吗
”伍子胥惭愧地挂上佩剑，继续逃亡，途中还生了一场大病，靠要饭为生。
堂堂高干子弟，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
千辛万苦到了吴国，吴国此时是吴王僚当政，公子光为大将。
伍子胥通过公子光得以被吴王僚任用。
刚好这时吴楚边境两个养蚕的女子因为争夺桑林发生了械斗，两国因此交兵，公子光奉命出征，攻下了楚国的两座边境城市。
伍子胥一看机不可失，马上向吴王僚进言：“楚国外强中干，可让公子光再次出征讨伐楚国。
”公子光却对吴王僚说：“伍子胥不过是想公报私仇，楚国还很强大，不能听他的
”伍子胥看公子光态度不积极，暗中打探，发现公子光原来怀有二心，寻找机会要杀掉吴王僚，自己继位。
伍子胥恍然大悟，进献了一名叫专诸的刺客给公子光，自己和熊胜把户口迁到农村，一边务农为业，一边等待时机。
当了五年农民，楚平王驾崩，秦女所生的儿子熊轸继位，是为楚昭王。
吴王僚趁楚国举办国丧的机会，派重兵伐楚，结果被楚国首尾截断，一时无法脱身。
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
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的左右杀死。
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随后吴王阖闾召回伍子胥。
伍子胥五年的农民生涯结束，农转非进城，官拜行人之职，辅佐吴王阖庐。
此时吴国的大夫是伯嚭，也是从楚国逃亡而来。
九年后，吴国大举伐楚，势如破竹，攻陷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亡，伍子胥掘开大仇人楚平王的坟墓，把水晶棺里楚平王的尸体翻出来，鞭尸三百，报了杀父兄的深仇大恨。
逃亡途中的申包胥听说后，给伍子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谴责他这样报仇，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伍子胥回复说：“我不是日暮途穷，而是日暮途远，就要这样倒行逆施，你管得着吗
”伍子胥发明了两个著名的典故——“鞭尸”和“倒行逆施”，为丰富汉语言的成语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申包胥也不是只会说大话的家伙，他向秦国求救，站在秦国的宫廷门口连着痛哭了七天七夜，奇的是中间没有一声中断连不上的，真是一把哭丧的好手。
把秦哀公哭得都快精神崩溃了，于是派秦兵救楚攻吴，加上吴国发生内乱，吴王阖庐的弟弟自立为吴王，吴王阖庐和伍子胥、伯嚭才退兵。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之后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不要忘了父仇。
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
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已经升任太宰的伯嚭，愿意举整个越国做吴国的附属国。
伍子胥进谏说：“勾践这个人能够忍辱负重，如果现在不杀了他，大王您日后肯定会后悔的。
”吴王夫差不听，而是同意了伯嚭的建议，和越国议和。
五年后，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死后，群臣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又很羸弱，于是起兵伐齐，想一举把吴国的势力扩张到中原。
伍子胥可没忘了勾践这个心腹大患，进谏说：“听说勾践卧薪尝胆，食不重味，到处笼络人心，肯定是想大有作为。
此人不死，将来肯定是大王您的劲敌。
大王您不先灭越国，反而跑那么远去攻打齐国，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吴王不听，伐齐，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
回来后夫差更加骄傲，也更加疏远了伍子胥。
越王勾践不停地重金贿赂伯嚭，伍子胥数次进谏，吴王夫差都不听，反而嫌伍子胥烦心，派他出使齐国。
临行前，伍子胥对儿子说：“吴王不听我的劝谏，亡国之日不远了，你就别跟着当牺牲品了。
”就把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牧。
出使回国后，伯嚭在吴王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说伍子胥把他的儿子送到齐国去，是为谋反做准备。
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派人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让他自杀。
临死前，伍子胥子胥仰天长叹，给门人留下了遗嘱：“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墓上种一棵梓树，将来做我的棺材；一定要挖出我的双眼，放在吴国的东门上面，让我能够看到越兵攻入吴国的都城
”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
伍子胥自刎而死。
至今苏州尚存胥门。
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里，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
12年后，越王勾践灭吴，杀了伯嚭，想把吴王夫差流放到越国东部的甬东之地，赐给他一百家人家作供养。
夫差说：“我老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
真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话啊
”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用一块红布蒙上了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
” 至此，伍子胥前报了楚国的杀父兄之仇，后报了吴国赐死之仇，嵌在吴国东门上的那对眼睛，是充满了报复的快意还是噙满了怜惜的泪水
伍子胥的复仇，堪称古今复仇行动之最，不仅因为两次复仇，情节曲折，更重要的是因他而诞生了一个节日——端午节。
伍子胥死于农历五月五日，江浙一带就在这一天纪念伍子胥。
但因为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是个地地道道的叛逆，复仇举动又是如此的暴力和激烈，这样一个性格激烈的人，这样一个极端分子，是不符合圣人的“中庸之道”的，因此虽然伍子胥比屈原早死二百多年，虽然江浙一带的百姓早就把伍子胥当作潮神崇拜，但是在官方的节日谱系中，自比香草美人，只会自怨自艾的诗人屈原仍然被扶正为端午节的主角，享受着不属于他的祭牲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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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中药预防瘟疫可行吗--从中医角度谈瘟疫的预防
有人初步估算，SARS给全球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除此之外，对人类因精神恐慌造成的损伤更是不易估量。
如今，瘟疫过后，痛定思痛，在下一次类似SARS的瘟疫侵犯我们之前，中医应该做些什么，中医药应该在预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我们从中医文献中寻找预防的理论依据。
人体发病的关键，取决于机体抗病邪的能力，《内经》曰：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1]。
著名温病学家吴又可也指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2]。
他还说：“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
”[2]当人体寒温失调，起居失常，饮食不节，正气受损，卫外能力下降时，风热病邪可乘虚侵入机体，导致本病发生。
除此之外，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气候变化有正常变化，也有反常变化。
如果春季应温反热，气温上升较快较早，起伏变化较大，这种反常的气候变化就容易引起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因此，古人十分注意观测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的关系，以防患于未然。
这些记述并非迷信或占卜之辞，而是古人在天地人一体思想指导下，对气候变化和疾病相关性长期观测、追踪的归纳总结，其目的在于有备无患。
对瘟疫的预防，《内经》提出了安正避邪的总原则。
一方面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一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则；另一方面还强调必须遵守“避其毒气，天牝从来”[1]这一被忽视的避邪原则。
“天牝”，指鼻孔，就是说，一定要避免从呼吸道传染“毒气”。
由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厉气，即无传染源存在的时候，人们无需祛邪，只需扶正。
未毒先解，把治疗药当成预防药使用的作法是不正确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我国有人把一些清热解毒中药，如板蓝根、大青叶、金银花之类当成预防流感、上感之类病的药物，孰不知“是药三分毒”! 中药是 “聚毒药以供医事”，以药物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对未病之人多用祛邪之药，势必损伤正气，如补气药吃多了上火，清热解毒药吃多了腹泻，与预防发病的初衷南辕北辙。
如同抗生素一样，没有人会好好的服用抗生素预防细菌感染。
现若出现病未预防，又变生他病，是药之过，方之过，抑或是人之过
所以，笔者认为，健康人无需服用中药预防。
预防涉及社会、生活、心理、卫生习惯、道德等多方面有关因素，要想正气充沛，完全有其它方法可以做到，如中医养生之道就提倡：①起居有常，生活有规律，善于运动而提高体质；②饮食有节，合理饮食为要；③精神内守，保持良好的心情，消除恐惧、焦虑，心静神安，为健康长寿之要。
一旦瘟疫降临，陆续出现了感染者，那么易感人群在尽量“避其毒气”的基础上，就要考虑药物预防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选用同一药方呢
按照中医理论及历代中医名家经验，最好听取中医师的建议，按照各人体质的偏胜偏衰，辨证用药纠偏，如阴虚则滋阴，阳虚则扶阳，气虚则补气，血虚则养血，偏寒者需温，偏热者需清，偏湿者宜淡渗分泄，关键在于调理体内的气血、阴阳、寒热，达到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并保持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协调一致，以达到“阴平阳秘”，邪不可干的状态。
虽然扶正祛邪最好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进行，因为用一个或数个处方，去预防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时间，尤其是不同体质人群的发病，失去了中医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治疗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是一大优势，但也造成一些局限，如六七十年代腺病毒肺炎、麻疹肺炎一度流行，蒲辅周老先生到儿童医院治疗腺病毒肺炎，效果极好[3]。
可是因为蒲老的那一套经验辨证施治变化莫测，二十几个方子、五六个原则，不好掌握，难于推广。
而儿童医院王鹏飞的方子就八味药，相对固定，效果也不错，最终得以推广[4]。
况且疫情一旦来袭，时间就是生命，根据疫病发病特点即某一疫病皆有相同症状，来追求治疗的针对性是可行的。
其实这个观点古而有之，吴又可在《瘟疫论》中说：“然则何以知其为疫
盖脉证或盛行之年所患之症，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2]。
因此要重视“辨病论治”、专病专方。
吴又可深刻指出：“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位加减之劳矣。
”“北方天气之化皆燥，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燥化也”，“南方天地之气化皆湿，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湿化也”[5]。
由此推之，疫病初起时期，对易感人群的保护也是争分夺秒地紧张，这时，每一地域针对性地使用同一方药预防是可能的，当然，在治病救人的紧要关头，讨论应该用一条方或多条方药是无谓的，因为没有科学实验证据证明怎样运用中药更为合理有效，只要不犯“虚虚实实”的错误，均可一试。
在没有传染病的“和平年代”，我们应着眼于提高免疫功能，同时要有流行病学的科研数据来支持。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建议联合疾病控制中心在小区方面做一些研究。
比如针对流行性感冒这种常见的传染病，中医药界应该做药物筛选研究，这些筛选可与中医理论思路结合起来，如对清热解毒方药或芳香化浊方药这些不同种类的药方做一些系统研究，不仅为预防流感，对今后开发中药新药也有帮助。
在SARS在香港肆虐期间，我们中医药研究所就依据人们共同面对的SARS的性质、病因病机，以及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的特点，拟定易感人群适用的千人一方---抗毒补肺汤，由桑菊饮合玉屏风散，即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生甘草、芦根、黄芪、防风，再加上现代药理证实有抗病毒作用的大青叶和黄芩组成，共12味。
本方药派给直接与SARS患者接触的高风险的医护人员服用，经观察，似有预防作用(另文发表)。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分析，根据SARS的临床表现，该病应归于中医“温病”范畴，综观全方，桑菊饮用于温病初起，辛凉解表，而玉屏风散主要用于气虚症，补肺益脾，固表止汗，而黄芩与大青叶为苦寒之品，用于此方，是基于现代药理证明其有抗病毒作用。
所以，整体而言，本方偏寒，主要有清热解毒作用，兼顾正气，用于此，并无大过，但若吹毛求疵，进一步分析，甘温益气之品及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抗病毒等方面讲，实无可厚非，但从中医理论来看，造成SARS流行的是湿热疫毒，病性本身属热、属实，初起病位在表，根据中医“在卫汗之可也”、“治上焦如羽”等治疗原则，理应因势利导、轻清宣透伏邪为是，即使“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亦应以清养肺气为主，而甘温补益之品恐有助热生火之弊，而大队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也可能有“药过病所”、苦寒伤胃之嫌，加之香港地处中国南部，气候炎热潮湿，生活在此的人群体质具有热、湿的共性，中医主张天、地、人合一的整体观，所以处方时应兼顾南方人“湿邪内伏”的体质。
日后若有需要拟定抗毒补肺汤2号，应加强轻清宣透之品，减少苦寒清热之剂，同时加入祛湿之药，如选用生黄芪、白术、防风、荆芥、厚朴、扁豆、薄荷、香薷、生甘草。
并期望能运用科学严谨的临床实验来观察其结果，确认有效之后，推向社会。
事实上，我中心正在进行一项针对老人院人员，观察抗毒补肺汤预防流感功效的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在当今中、西医并存的社会中，我们再来探讨中医“治未病”与现代医学预防之间的异同。
我们知道，预防传染病的三大原则是：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西医之间是存在许多共性的。
比如前文所提 “避其毒气，天牝从来”的认识，这与现代医学所提倡的戴口罩、穿隔离衣是一个道理。
中医还提倡 “兄发病而使弟他居”， 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隔离也是一致的。
在传染源的认识上，中医认为传染病是由于“疫气”所致，而这个疫气包括现代医学所认识的各种病原体。
在一种新的传染病发生初期，无论中、西医对其认识总是不足的，只不过中医的特点在于辨证，即根据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进行治疗，而不是把着力点放在对病原体的认识上，换句话说，任何疾病，只要你有临床表现，中医就可以据此拿出一套治疗方案。
尽管与西医寻找病原、直接对抗的方式不同，而且这种暗箱取物的方式在今天看来颇有些玄机，但在过往中医防治瘟疫历史当中，已体现了其有效性。
“无论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当新的传染病发生，无论中医西医，都当放下异议，发扬自身优势，如中医对症状进行分析，辨证拟定普遍适用的一种或几种方药，西医则追查分辨病原体，研制针对性强的疫苗。
同时，总结本次传染病特点，教育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如切断传播途径，包括隔离传染源即隔离疑似病人或确诊病人，戴口罩，勤洗手，防治病毒从口鼻侵入人体; 如改变易感环境，使空气流畅，可防止病毒的聚集，这些都会减少感染的机会。
总之，在西医寻找病原、研制疫苗及有效治疗药物尚需一段过程的情况下，中医“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可能会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运用中医理论做指导，积极探讨各种可能的预防方式则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以上是笔者对于预防类似SARS疾病的一些认识，正确与否还和待于今后进一步通过实践去验证与完善。
在瘟疫盛行之际，要求中医给居民个别处方预防疾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要参与防疫，实在必须实行层次广泛和一般性的人力须求实际的措施。
传统中的使用芳草，辟其邪气，刺激机体正气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社会都有记载。
如香袋的使用，《瘟疫萃言》有言“醒头草佩带身边，名为避瘟方”;《松峰说疫》也提到“取尾松悬挂屋檐”以预防瘟疫。
莫论其实际效用，起码在疫情当中，不失为一种提高广大市民警惕，积极参与防疫的群众活动，既不构成害处，同时令群众团结一致。
在“抗毒补肺汤”设计的过程中，中医专家的意见纷纭，有极具保留者，亦有宽容之见，认为只要排除极寒极热，难以保证极端反应，或可衡量疫情之急需，容忍忽视辩证论治的大原则，把统一性凌驾多样性，实在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
其实，坊间对中药预防，广泛存在“先服食，后担心效能”的心态，以至成药充积。
“抗毒补肺汤”不过是试图在混沌之中，谋求一些共识，祈望透过严肃的探讨研究精神，去获得客观数据，支持从中药治疗温病的历史，推广到时代需要而已。
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我们恳切期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和意见。
参考文献：1.程士德. 内经讲义.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2.宋乃光.温病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3.施仁潮. 直接全面介入SARS 防治 中医中药大有用武之地－－中医药专家为SARS 防治献计献策. 浙江中医杂志.2003;(7):277-2794.李连达.专家论治非典.天津中医药.2003;20(3):1005.郑洪新. 周学海医学全书. 北京市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作者：汪帼斌 张浪 梁秉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