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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历届口号

时间:2014-03-22 15:47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出自哪里?

出自大庆油田电力所属的星火所。

星火变电所自198112月投产以来,干部员工坚持发扬大神、铁人精神,以为油保电为己任,不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形成了以“塞尺精神、风扇作风、线圈原则、电容品格”为内容的“星火特色文化”和“星火人”岗位价值观,培育出一支“严细认真,勇创一流”的优秀团队。

其具有以下精神:严细成风的塞尺精神  塞尺精神源于大庆的“三老四严”,严细精准,一丝不苟的优良传统。

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三老四严”是大庆老一辈石油工人在会战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石油工人高度敬业、奉献精神的最真切的体现。

  后来,星火人严细精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星火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发扬。

全体干部员工以一流变电所标准作为日常工作管理标准,严细认真,提高标准,来不断提升基础工作水平和设备运行质量。

这个所先后获得东北电网“标准化变电所”、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金牌变电所”等多种荣誉称号。

自觉加压的风扇作风  风扇作风源于大庆的“四个一样”优良传统,自觉加压、主动工作。

即对待工作要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

  在2002年的一次检修中,星火变电所党支部书记对一名新调来的员工说:“你看,这变压器的风扇,一遇到负荷增大或温度升高,它就自动转起来。

我们‘星火人’在工作中就要像风扇一样,学会自觉加压,主动工作。

”就因为如此,“星火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不断自觉加压,不断创新培训机制,改进学习方式、丰富内容,培养员工学习兴趣,提升员工素质,形成了“教不会不撒手,学不会不出手”的学习理念,在员工队伍中形成“人人学习、时时学习、事事学习”的良好氛围。

团结和谐的线圈原则  线圈原则源于大庆的“岗位责任制”,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统。

在变电所的变压器中有高、中、低压三个线圈,它们之间只有通过一定的接线组合,才能输出正确的电压等级。

“星火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一个团队只有按照线圈原则做事,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效率才是最高的。

多年来,星火变电所领导坚持重团结协作,重赏识激励,重亲情给予,用信任、用情感、用理解营造了人与人、人与设备、人与企业和谐相处的氛围,使员工真正感到“变电所是家园,昼夜值守苦也甜”。

无私奉献的电容品格  电容品格源于不求功利、无私奉献的大庆精神,即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电容品格体现了星火人不求功利、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

  在电力系统中,电容器是用来进行无功补偿,改善电能质量,充分发挥其他供电设备的效率。

星火变电所历任的干部,在工作中都主动肩负推进星火发展的重任,带领员工艰苦奋斗,为星火创造了众多的荣誉。

但是作为个人,他们从不揽功邀奖,不求自己有功,只求集体立功。

  电味浓、特色浓,形象生动、特有的企业文化,全面加强了星火变电所建设,他们先后荣获中央企业“学习型红旗班组”、集团公司百面红旗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优秀案例奖、黑龙江省“工人先锋号”和“大庆油田十面红旗单位”等130多个荣誉称号。

截至今年6月底,星火变电所已累计实现安全供电113亿千瓦时,无责任事故安全运行上万天,为大庆油田年产4000万吨原油和生产经营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聂荣臻简介

聂荣1899-1992) 中国军事家治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导人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

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

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1932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的主张。

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

曾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

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

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北平(今北京)市市长等职。

先后参与指挥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

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美国历届总统绰号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巴以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巴以冲突的历史由来: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

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

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地区,成为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

公元前13世纪未,希伯莱各部落迁入巴勒斯坦,并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

此后巴勒斯坦又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及罗马人占领和统治。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战胜罗马帝国接管巴勒斯坦后不断迁入,并被当地土著人同化,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地的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英国将其分为两部分:即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约旦王国),西部仍称巴勒斯坦(即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此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开始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

在犹太人纷纷涌入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犹太人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

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却未能诞生。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以之间爆发了5次大规模战争。

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

长期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犹太移民政策,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力求通过改变其占领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成立,其目标就是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

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

多年的战争使双方认识到,谁也无法消灭谁,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开始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

在阿以和谈中,巴以和谈是构成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

1993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以来,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然而这些协议由于以历届政府的有意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

尽管根据有关协议,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自治,但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却因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棘手问题上分歧太大,巴以双方至今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2000年9月,以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巴以流血冲突,特别是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由于沙龙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巴勒斯坦一些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人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致使以色列采取了强烈打击报复,巴以双方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中东和平进程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宣告成立,开始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

此后,巴解组织改变谋求建国的斗争方式,开始以和平谈判来实现建国的漫长历程。

1988年11月15日,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此后有130多个国家先后承认巴勒斯坦国。

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土,巴勒斯坦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

这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第一次坐到一起试图解决长达40多年的冲突。

这次会议构筑了中东和谈的基本框架——和谈分成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两个层次,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

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在华盛顿签署。

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实行自治,临时过度期为5年。

根据1994年5月,巴以双方签署的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5月4日巴勒斯坦开始自治。

1995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塔巴协议,以色列军队先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7座主要城市,由巴方自治。

1996年5月4日,巴以开始就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进行了首轮会谈。

但以色列在1996年6月内塔尼亚胡执政后,背弃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强调以“安全换和平”的原则取而代之,使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尽管巴以先后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和《怀伊协议》,但终因以政府的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

1999年5月,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总理。

为落实怀伊协议,巴以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同意1999年9月13日开始最终地位谈判,并于2000年2月15日前就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9月13日前达成最终协议。

由于以方蓄意拖延,协议条款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2000年7月巴以美三方首脑会晤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

因涉及耶路撒冷地位、边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前途、巴难民回归以及水资源分配等棘手问题,会谈未能达成协议。

同年9月28日,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

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巴以关系更加恶化。

阿拉伯与以色列矛盾概况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矛盾的实质是领土问题,双方的领土争端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陆续形成的。

194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把总面积为2·6万多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一分为二,14477平方公里划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11655平方公里划给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并将耶路撒冷暂定为“国际城市”,即归属未定。

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即1948年5月15日爆发的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吞并了划归给巴勒斯坦的6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强行占领了西耶路撒冷。

当时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占领了划归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共5268平方公里。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同时还占领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埃及西奈半岛、1600平方公里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带,又从约旦手中夺走了东耶路撒冷,并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又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一条10-15公里宽的狭长地带。

根据1978年埃以达成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了埃及。

1974年,以色列曾把戈兰高地的一部分退还给叙利亚,但继续占领戈兰高地其余的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于1981年宣布将其并吞。

近几年来,以色列在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已建立200个定居点,犹太移民达10·4万。

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政策是谋求通过改变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从约旦河直至地中海的大以色列国。

多年来,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遵照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在被占领土上停止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撤出1967年其占领的领土,以“土地换和平”。

以色列却认为,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后,它已完成履行联合国决议的要求,现在只需要以“和平换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在被占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却只顾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代表讨论“有限自治”问题。

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归还戈兰高地,黎巴嫩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以色列却一再表示坚持“寸土不让”。

以巴分治和以色列建国 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

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由此开始了持续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

从被逐出故土那天起,犹太人就没有忘记过重返故园。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由此相应兴起。

1881年,俄籍犹太医生平斯克尔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

该书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

1896年,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又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

针对当时欧洲到处可以听到的“犹太人滚出去”的口号,他这样写道:“我现在要以最简单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出去’吗

到哪里去呢

”“应该把地球的某一部分的主权授予我们,其面积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其余的事情将由我们自己来做。

”赫茨尔的著作在犹太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这个民族家园究竟建在何处,犹太人内部也有过分歧。

他们设想过在南非和阿根廷,还认真考虑过乌干达,并为之进行过投票。

直到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才将其最终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

这次大会提出,犹太人应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

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并开始活动。

他们组织犹太人向许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移民,并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等相应机构。

这次大会召开的1897年,被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的家园梦想开始付诸实践的一年,也被认为是巴以争端的开始之年。

从《贝尔福宣言》到《巴勒斯坦白皮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被英军占领,战后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信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查尔德,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此信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犹太人据此开始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

但是,此举遭到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以暴动和罢工的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限制犹太人移民。

这场动乱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

与此同时,在纳粹迫害下生计无着的犹太人继续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至1939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已增加到44.5万人。

1936至1939年期间,英国曾建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面积远比后来联合国划定的小)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但被阿拉伯人拒绝。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害怕进一步激起阿拉伯各国的反抗,遂主动向阿拉伯各国示好,提出了所谓的《巴勒斯坦白皮书》。

白皮书提出:在今后5年中,每年只限移入1.5万名犹太人;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实行高度自治。

阿拉伯人的动乱是平息了,但是,在对立情绪强烈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信任,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巴勒斯坦白皮书》公布之时,恰是欧洲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苦苦寻求安身立命的绿洲之日。

在纳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害,遇难者总数达600万,欧洲犹太人所剩无几。

英国在向德国宣战前,由于坚持白皮书的立场,不让受迫害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使得当地犹太人和托管当局处在了战争边缘。

只是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共同仇恨,才使暴力活动有所限制。

但是,在战时,犹太突击队从未停止过对拦截非法移民的英军设施的破坏。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和以色列立国 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波兰犹太囚徒,成了无家可归之人。

他们不能返回故园,因为此时在波兰各地相继发生了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除了几个北欧国家之外,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国家无力收容他们;连素以移民国家著称的美国都不愿敞开大门。

此时,惟一张开臂膀欢迎他们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

由于英国继续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导致犹太突击队同英国托管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

犹太人炸路断桥,袭击拘禁非法移民的营地,暗杀英国官员。

对英国而言,这将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

此时,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罪行,正被逐步揭露,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犹太人。

让那些被解放的波兰犹太人继续住集中营,实在是说不过去。

随着轴心国秘密文件的曝光,英国当年拒绝意大利的提议、不同意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经意大利转送巴勒斯坦的决定,也大白于天下,舆论视英国为残杀犹太人的帮凶。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脱身。

1947年2月15日,英国宣布把巴勒斯坦这块烫手山芋转交联合国。

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1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根据分治决议的蓝图,阿拉伯国国土可达11203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人口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犹太国国土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人口中阿拉伯人为49.7万人,犹太人为59.8万人。

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

苏联出于争取以色列执政的工党的考虑,一改从帝俄时期就固有的反犹态度,为以色列建国出了大力,并对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巩固给予了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大一番感人的演讲,对181号决议的顺利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而曾在《贝尔福宣言》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支持犹太人复国的英国,却在此时投了弃权票。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

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

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

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

1948年5月14日下午,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犹太人。

下午4时,身高1.6米的“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独立宣言》。

本—古里安就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以色列建国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本—古里安宣布建国17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查理·罗斯向记者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

承认以色列的文告是美国人在还不知道这个新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拟好的。

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以色列”时,杜鲁门总统用笔将文告上的“犹太国”字样划去,改为“以色列”。

5月17日,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

建国次日即爆发战争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英国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当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1950年改称约旦)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这次战争史称“巴勒斯坦战争”。

与以后的几次中东战争不同,英美两国出于在阿拉伯世界的长远战略考虑,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

倒是苏联为争取这个新生的国家,对以色列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当时在苏联控制之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火,而且为以色列提供专用机场、建立空中走廊,为以色列训练空军和伞兵部队。

战争进行之时,几名驻欧美国空军犹太裔士兵冒着军法审判的危险,偷了3架重型轰炸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场装满炸弹后,起飞轰炸开罗和大马士革。

由于参战的阿拉伯各国彼此之间心存疑忌、内部不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埃及国王法鲁克各打算盘,使得只有游击队实力的以色列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7月中旬,在英、美的催促下,以色列宣布停火,但零星战斗持续到1949年。

这次战争后,巴勒斯坦被分为三部分: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超过“分治决议”规定面积5700多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归约旦管辖;加沙地带归埃及管辖。

近百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成为难民。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周围阿拉伯国家备感耻辱,到处弥漫着革命的气息。

1949年3月、8月和12月,叙利亚先后3次发生政变。

1951年7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父子被巴勒斯坦难民刺杀。

阿卜杜拉国王18岁的孙子侯赛因由于子弹击中了祖父亲手别在他胸口上的一枚勋章而幸免于难,于1953年继位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

1952年7月,埃及军人推翻法鲁克王朝,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纳赛尔于1956年6月成为总统。

五次中东战争简介 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又称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称“独立战争”。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次日凌晨,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兵进攻以色列。

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1957):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色列称“西奈战役”。

1956年10月,英、法、以色列借口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和禁止以船只通过运河与蒂朗海峡,联合向埃及发动进攻。

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又称“六五战争”,阿拉伯国家称“六月战争”,以色列称“六天战争”。

1967年,以色列借口埃及封锁亚喀巴湾,于6月5日晨,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发动突然袭击。

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年6月—9月):又称黎巴嫩战争。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出兵占领黎巴嫩14的领土,袭击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力量,并与在黎的叙利亚军队交战。

民国,川军将领杨森生平

杨森(1882~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882年农历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龙台寺一个小官吏家庭。

其父当过清朝典吏,杨森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1904年,年仅22岁的杨森入读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

他和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是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

1906年,杨森毕业后加入四川总督锡良成立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弁目队。

次年,他又考入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

1918年,被分到成都新军十七镇当排长。

因杨森对士兵训练认真,在会操、考核及比赛中,他的排多次夺魁,1910年被晋升为四川陆军三十三混成协第一营右队队官,是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3年夏,杨森在王陵基部队任营长。

在孙中山领导发动了第二次讨袁战争后,在一次与护国军交战的过程中,杨森被俘。

滇军将领黄毓成在集合俘虏时,见众俘虏都甚为惶恐,惟独杨森显得毫无惧色,有胆有识,黄毓成见杨森很有胆色,身材魁梧,便对他产生好感,留他在司令部当副官。

后来,杨森在滇军中逐渐升迁,历任云南讲武堂队长,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参谋,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等职。

起初,他参与滇军对川军作战,而后杨森与刘湘联络,联合对付“西南王”唐继尧。

1916年,杨森部反戈,转投川军,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又提升为第九师师长。

1921年,杨又任第二军军长。

此时的杨暗中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立志争霸四川,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阀混战。

  1922年,杨森与刘湘计划统一四川,杨率先对第一军进行突袭,不料被第一军的刘伯承部打得溃败,于8月中旬兵败逃往宜昌。

是月,杨森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兼任四川前敌总指挥。

杨森在吴佩孚的有力支持下,卷土重来,占领了重庆,而后又克成都,将熊克武等逐至川南。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杨森成为北洋政府在四川的代理人。

同年,杨森事业达到顶峰,他雄心勃勃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推行“新政”:一、修建马路;二、开辟公共体育场;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四、提倡朝会等措施。

杨森推行新川政,在四川诸多军阀中独树一帜,许多人认为这是历史进步,大夸杨森有魄力。

但由于他一些作法横蛮,不合理,比如连老百姓不修指甲,穿长衫都要遭惩罚,自然也遭到不少人讥笑、反对。

杨森虽然高呼反封建,解放妇女的口号,实际他也真正做到了在四川解除妇女缠足等好事,但他却名娶了好几个小老婆,实在令人觉得他所谓的做法只是一种形象工程罢了。

老百姓私下开玩笑说:“杨军长,提倡妇女要解放,娶了几个小婆娘

”杨森还是改不了旧军阀的陋习。

  1925年5月段祺瑞免去杨森的四川军务督办职务,调往北京署理总参谋长,以刘湘取代其军务督办之职。

但杨森怕兵权旁落,于是赖着不走,由此刘杨关系交恶,7月,刘湘拉拢滇军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杨森部的师长王缵绪也来了个临阵倒戈。

刘湘把杨森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森威将军”作战失利,只得狼狈不堪地只身出川逃往汉口。

后来杨被吴佩孚委任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纠集旧部,再次杀回四川。

刘湘被迫与杨森求和,双方在武汉签定了“丙寅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同时由杨部和刘湘所属部队共同驱逐黔军。

杨森回川后,袁祖铭自知无力和杨森争锋率已部的滇军退入了云南,杨森的实力和地盘大为扩展,拥有六十多个团,七万多的部队,控制了下川东各县,成为川中的一霸。

  1926年10月23日,杨森接受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之职;要响应北伐军率师反吴,但他却暗中却继续担任吴佩孚任命的“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

8月13日,刘湘等川军将领通电讨吴,杨森却接受吴所任命的四川省长之职,并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

配合北洋军阀向北伐军进攻,但被击败。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分裂国民党,他以占有汉阳兵工厂为条件,电请杨森出兵鄂西,攻打武汉国民政府。

杨森见此举有利可图,于5月5日以“奉命出兵,讨伐武汉”为名,带兵自万县东下,抵达宜昌。

5月21日,在湖北仙桃镇,杨森部遭唐生智截击,所部几乎被全部歼灭,只领了少数部队回川。

  次年杨森与刘湘由于争夺地盘再次交恶发生战事,他和刘湘既是速成学堂的老同学,又是争王抢霸的冤家对头,被当时老百姓形容为“活像小娃儿打架戏耍”,先打一回,又来和好,再打仗;说到底啊,那个年代,军阀们为争地盘,争利益,三天两头打仗,过不了几天又和好了,可不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一样么,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争的就是能瓜分多少地盘和利益。

可惜的是,年年打仗造出来的兵灾匪祸连累了多少老百姓。

这一回,杨森又失利了,兵败于铁山坪、张关一线,所部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所属川东21个县亦被刘湘所占。

此后杨森经过5年的经营,再次得以恢复。

  1935年,由于北方的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步步紧逼,侵略“气息”弥漫全国,国民政府开始了整军计划,召集川军将领开展裁军会议,化地方军为正规的国防军,其目的一来淘冗选精,加强国家国防实力,二来可减弱地方军阀的军力,使其不能和中央政府抗衡。

此次整军,川军被裁去五分之二,只能保留200个团,杨森被任命为国民陆军第20军军长,所属三个师(133师,134师,135师)。

1936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令第20军杨森部直接归重庆行营指挥,20军成为第一支“中央化”,“国家化”的川军。

  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湘和诸多川军将领纷纷通电请缨,率部抗敌人,8月,川军组成第22和第23集团军被作为第一批出川抗日的军队,而此时正在贵州驻防的第20军杨森部和第26师刘雨卿部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派往淞沪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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