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委提出的五比五不比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五比五不比的具体内容是：比谁对中央精神吃得更透、把得更准，不比谁会开得最快、材料报得最早；比谁的增长点多，不比谁的“亮点”多；比谁的工作抓手多、载体实、方法新，不比谁的口号响、表态多；比领导班子整体合力，不只比个人能力；比攻坚克难的战斗力、解决矛盾的执行力，不比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以领导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
“迎接亚运会 创造新生活”的口号是谁提出的
新闻里说是汪洋与一起提出的：迎接亚运会 创造新生活的口号~~
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意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具体内容是什么
总路线：指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指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指实施以一大二公为特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人民公社运动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什么战略什么方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战略：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治党。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方针： 1、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2、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3、强调了发展成果应“更公平”惠及人民，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徽提出了什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徽提出的口号很多，如为呼应浦东开发，安徽省委，省政府喊出：呼应浦东、开发皖江的口号，又比如：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搞得到处是杨絮）；少生快富奔小康等等。
井岗山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反AB团的斗争在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9月进入高潮，11月由地方发展到军队，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于是爆发了红二十军一部分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
之后，左倾临时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因此，又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
反AB团和富田事变，是两个互相关联至今仍未彻底平反昭雪的历史大冤案。
一、AB团的产生和灭亡 江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AB团。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
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这是他要把南昌变成反革命基地的极大障碍。
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国民党右派组织--反共反人民的AB团。
AB团产生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
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17名执行委员中竟占了14名。
一些AB团分子吵吵闹闹，说共产党包办选举不算数。
段锡朋借机玩弄阴谋诡计，提出把选出来的17名执委再加一倍上报，由蒋介石转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办法解决，圈定谁，谁就当执行委员。
蒋介石圈定的结果，得票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都被圈掉了，得票少的AB团分子，反而被圈进了省党部，于是AB团从此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
AB团篡夺了省党部后，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市。
他们每到一地便纠集同伙，拉拢流氓打手，无恶不作，为所欲为，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同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3月中旬，南昌市的党组织召开市民大会，公开揭露AB团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
同时宣布被封闭的市党部恢复办公，它的机关报--《贯彻日报》继续出版。
3月17日，共产党员邓鹤鸣率10余人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和揭露江西AB团把持的省党部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
汉口《民国日报》于3月19日至25日，连续把AB团的罪行公诸于众。
这给AB团分子以极大打击，大大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3月30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由朱培德代替李烈钧任省主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员和厅长。
消息传来，江西人民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趁势于4月2日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打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
4月3日，南昌各群众团体3万余人在皇天侧公安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AB团罪行大会，并组织了裁判委员会，除了少数逃到京沪的AB团分子外，被捉到的30余名AB团骨干，批斗后被进行了处置。
从此，AB团的组织彻底崩溃，其寿命仅三个月。
二、AB团既未恢复也未重建 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奉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以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
段锡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没有恢复之必要。
AB团被冲垮之后不久，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接着进行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全面清党活动。
蒋介石的反赤比段锡朋AB团的反赤更坚决更彻底，所以AB团没有再恢复之必要。
第二，蒋介石为巩固其反革命统治，在其上台清党之后，立即宣布不许任何人在党内有任何派别组织，否则予以党纪制裁。
按照蒋介石整党的要求，也不允许重新恢复AB团。
第三，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AB团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AB团在四二暴动中被摧垮，当时支持武汉政府的朱培德，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求，把被捉的30余名AB团分子禁闭起来，准备处理，没有被捉到的AB团分子不敢留赣，逃之夭夭。
5月，以方志敏为首的共产党人，又重新召开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组建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各县、市也随之变化。
在这一段时间里AB团没有活动的余地，更没有重建和恢复之可能。
6月，形势朝着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急剧变化。
武汉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宁汉合作、蒋汪合流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望风使舵的朱培德投靠了蒋介石。
他在6月5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后，立即公开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他虽然释放了AB团分子，但一手操纵了党务、政务、民运大权，使AB团分子失去了重建或者恢复的条件。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有一份时间为1928年9月6日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等致国民政府的呈文》，并《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原文。
有的同志据此认为AB团在四二暴动后因蒋介石得势又恢复了组织活动，这完全是误解。
详细研究一下两个材料，可以看出，所谓AB团的决议案，纯是朱培德呈文给强加的。
其理由是： 第一，根本不是AB团的议决案。
呈文中所说搜获AB团重要决议案印刷品多张是朱培德的话，此次呈送AB团第四次会议议决案也是朱培德的话，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还是朱培德的话。
两个材料所有AB团字样，无一例外都是朱培德强加的。
老奸巨猾的朱培德，从1927年9月以后就支持以汪精卫为后台的改组派，但又不敢得罪蒋介石。
因此，他明明知道议决案是蒋介石派来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所为，可他惹不起蒋介石，就硬给那些党务指导委员加上AB团的罪名，这样就把党务委员的合法地位，变成了AB团的非法地位。
有的党务指导委员，也就这样被赶出了江西。
第二，清楚地说明是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议决案。
朱培德的呈文中说：惟查该会主席刘抱一暨曾华英邹曾侯三人均系本省党务指导委员。
议决案开头即说：本会于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是AB团的议决案，怎么开始不称本团而称本会呢
本会显然是指党务指导委员会。
议决案中说：主席刘抱一记录邹曾侯，AB团根本没有主席的称号，刘、曾二人均是党务指导委员，无疑主席也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席。
议决案中第一项议案说：省府屡次摧残党务侮辱同志应如何反抗案--决议向中央控告。
摧残党务表明了改组派与指导委员会的对立和矛盾，证明所谓AB团的议决案，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三，不能把党务指导委员中的AB团分子说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
蒋介石派到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中的确有AB团分子，如周利生、王礼锡、刘抱一、曾华英等都有老AB团的印记，但他们都是以党务指导委员的身份被派到江西的。
不仅党务指导委员中有AB团分子，在朱培德呈文中签名的杨赓生、熊育锡也是老AB团分子。
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明AB团组织的存在，相反说明了AB团组织垮台后AB团分子各投其主的情况。
如果把AB团分子各投其主后参与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看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那是历史的误会。
三、内部肃出的AB团纯是逼供信的产物 在寿命仅三个月的AB团解体3年之后，赣西南苏区却把AB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
因此，从革命队伍内部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
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
最主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
当时刑讯逼供不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违法乱纪的行为，而是领导机关提倡而普遍采用的手段。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在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一题中说：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
这里叙述了逼供信的经过，也是逼供信的历史证据。
紧急通告还在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方法一题中强调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注:以上引文均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46－6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残酷的拷打、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不招行吗
事实上AB团就是这样肃出来的。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
还有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
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编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
仅胜利一县就有120余种刑罚，不招供，不停刑【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78页。
】。
不仅要招认自己是AB团，而且还要招出AB团的组织系统；不仅要招认谁发展了他，而且要招认他发展了谁；不仅要招认谁领导他，而且要招认他领导谁；不仅要招认准备杀谁，而且要招认派谁去杀；不仅要招认何时暴动，而且要招认谁组织和谁指挥。
就这样，不仅觉得AB团到处皆是，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凶恶敌人，于是捕杀AB团之风，越刮越烈。
四、富田事变的起因和定性处理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
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
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
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
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10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
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
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还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
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
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
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
你很危险嘚
刘问：我什么危险
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刘问：供什么
李答：AB团哪。
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
李说：是呀
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
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
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
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刘知道李韶九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
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注:以上引文均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
】。
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
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
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
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枪声逃走。
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注:《江西省委关于十二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
】，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
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
】，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
】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
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通知肃AB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中央政治局于2月20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
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定性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
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
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
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五、富田事变是历史错案 在敌人10万大军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关头，对领导机关肃AB团的错误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无疑是错误的。
尤其是把队伍拉过河西并提出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等更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给以适当处理，无可非议。
但认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案。
首先，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同AB团毫无关系。
刘敌、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马铭、丛允中、金万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和骨干。
他们不仅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而且是红三军、红二十军等江西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与创始人。
亲自指挥和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兵源是他们动员群众输送进来的。
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于2月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竭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使红四军得以休息整顿一个星期，开辟、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力量。
1930年5至9月，率领的主力红军不在赣西南苏区，这时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在他们领导下得到继续巩固和发展。
总之，他们的斗争历史，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证明他们同AB团毫无关系，AB团纯系强加的罪名。
其次，事实证明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虽然把队伍拉往河西，使防地空虚，有错误，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悲剧。
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始终没有任何动摇。
省行委1930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和1931年1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都把对敌斗争作为前提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他们一直把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攻打吉安作为活动准则。
无论多么艰险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投敌叛变，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这是有案可查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历史已充分证明，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
第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
在富田事变后第一次行委扩大会议上，他们就决定派丛允中随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段良弼去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
他们听易尔士说共产国际从1930年8月起，不再给我党经济上的接济，中央活动经费困难，扩大会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
在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可证明有这件事。
段良弼于1930年12月下旬即给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关于富田事变的书面报告，刘敌也于1931年1月11日给中央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讲述富田事变的经过，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时，请求中央给以处分，表示要始终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斗争。
当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的反毛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
当苏区中央局通知双方都到中央局开会，用会议方法，分清是非，解决纠纷时，他们服从决定，按期到达。
这一切都不仅说明他们同AB团、反革命格格不入，而且证明他们始终心向着党，一切听从中央和中央局的安排。
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是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
同时也可看到，富田事变的行动，也确有某些错误，如何看待他们的错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分析。
如果当年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绝对不会有富田事变；如果富田事变后按犯错误进行处理，今天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
但像中央苏区肃清AB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且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
现已时过近60年，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