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草药上蒙灰 也愿天下人少得病的诗句
但求人安康,宁可药生尘清末湖南湘乡有位兼开中药铺的名老中医自题一副春联：“只要世上人莫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江西吉水也有一位开中药铺的中医写过一副内容相似的对联：“但祈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
队名叫飞龙队，求团队口号
江姐------ 筠彭松涛 ------彭咏梧老石同志------ 王璞 -------陈然齐晓轩 ------许晓轩李青竹 ------李蓝胡子 ------蓝蒂裕老大哥 ------唐丁长发 -----丁地平胡浩 --------宣灏陈松林-------- 陈柏林龙光华-------- 龙光章黄以声---------- 黄显声小萝卜头宋振中 ------宋振中许云峰-------- 罗世文、许建业、许晓轩、韦德福刘思扬-------- 刘国志华子良------- 韩子栋双枪老太婆------ 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烈士）余新江 -------余祖胜甫志高 -------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涂孝文等徐鹏飞 -----徐远举附：<<红岩>>作者述“经过考虑为了不影响烈士的声誉，在小说中的人物都用红岩中的化名，真人事迹会在作品相关中陆续发表。
不过不是小说中的烈士也可能出现在我的这本小说中。
本人绝对不会丑化烈士形象，本小说注重塑造人物心理，注重对人性的讨论，以及社会对人影响的体现。
要知道特务和叛徒并不是一味的坏，主角就是要在他们微妙的心理战争中周旋。
”参考资料：
湘乡家园网的管理团队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性灵说、遗民诗人、古文三大家、桐城派。
求解。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3000字观后感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生活为背景，真实表现了、蔡和森、易礼容、何叔衡等一批伟大的共产革命先驱青年时期的成长历程，同时再现了与陶斯咏、杨开慧，蔡和森与向警予等在这个时期美丽纯真的爱情故事。
看完了这部电视剧，我主要以下有几点感想与看法：一、人物形象设计饱满，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初看此剧，一股青春活泼之风立即扑面而来，有种“民国年代的青春偶像剧”之感。
剧中人物个个光鲜亮丽、朝气蓬勃、个性鲜明，实在是赏心悦目。
尤其是扮演杨开慧、向警予的两位演员，不仅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温婉气质，更把聪慧、开朗、大胆、不服输的新女性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的形象也值得一提，本剧没有找特性演员，而“重表演不重形似”,。
不过这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想必比历史上的形象更好，这种做法也是容易被观众接受的。
剧中第八集讲偏科的问题。
校长孔昭绶由此请各科老师座谈，老师们意见不一。
“有的说既聪明又勤奋，有的说是他聪明不勤奋，有的说他是勤奋不聪明，还有的干脆说他是既不聪明也不勤奋。
”（第八集孔昭绶语）为此，杨昌济老师的解释是“我国之教育，向来就有贪大求全之弊，如此驳杂而主次不分的功课设计，这科学吗
这种恨不得将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全才的教育模式，本来就为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诟病。
”杨先生爱才之心有目共睹，但把偏科的问题归到教育体制的错误上，这种说法有为开脱之嫌。
我们在正确认识他性格中、才知上的不足之处，既无损他的光辉形象，反而可以为他增添一分亲切、真实之感。
是个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一个天生的反叛者，他性情中豁达、豪迈、不拘小节的一面，在本剧中也有多处表现。
一人诵《少年中国说》，后引致全校群诵（第六集）；众人大雨登岳麓，在雨中狂欢（第十集），不禁让我们感慨青年豪杰的满怀豪情与欣欣向荣之貌；当年的学生们也真是敢作敢为，新校长上任大动干戈、推行月考，学生们为了反对他，全校三分之二的人都故意考不及格（第十三集）。
在青年时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学生领袖，学生老师都对他厚爱有加。
杨昌济因为看了的文章决定在一师任教，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一次次地接济他；袁吉六先生起初不欣赏毛豪放的文风，但毛的作文终于得到了袁的肯定，对文章大加赞赏，后来因为张干执意开除，他说“假如张校长要开出，袁某现在就辞职。
”（第十五集）再说说全剧中的“大反派”刘俊卿。
后来查证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历史上并无此人，剧本创作者可能为了更加突出伟人的光辉，这也解释了他无法避免的悲剧性命运。
刘俊卿从小家境贫寒，靠老父亲卖臭豆腐，妹妹在别人家里当丫鬟做工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
他又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可惜利欲熏心，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只看重官位高不高、薪水多不多。
这与在臭豆腐摊上交刘俊卿的父亲和其他小摊贩识字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的外在是贫穷的，内在是少爷般的，他好面子，贪慕虚荣。
不仅如此，他品质恶劣，嫉妒心强，不择手段。
他为了拿第一，偷了萧子升兄弟的入学考试文章。
在学校里他只同富家子弟王子鹏作伴，装富摆阔，看不起学校的伙食，嘲笑吃剩饭的蔡和森，自己的家境条件又何尝比他好呢
他与周南女校的赵一贞相恋，却被一贞的父亲反对。
他从作弊开始，指控校长，印书案中告发原来的同学，搜查母校，走上为非作歹的不归路。
纪墨鸿督学是剧中的主要反派之一，他宣扬读书功利论，且在刘俊卿的犯错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他的形象有血有肉，并不是单一的“扁平人物”。
新校长张干就增加学费一事与他交谈时，纪墨鸿说：“枪杆子面前，谁跟你讲法律
”“人在屋檐下，你就得低下这个头
”（第十四集）实则是客观、无奈之言。
二、在情节设计上，本剧连贯客观、合情合理、不娇柔造作、不落俗套，注重细节。
第十二集中，刘俊卿的父亲替校长挡枪身亡。
早在第十集中，编剧就安排了刘父生病进学校治疗，碰见作弊被抓的刘俊卿，由此刘父在校谋得一杂事之职。
后来刘向汤芗铭告密一师举办“明耻大会”，带人来抓校长。
刘三爹劝孔校长穿自己的衣服逃走，回头却趁人不备，自己穿上了孔校长换下来的衣服，假扮孔校长引开了搜捕的士兵，最后却惨遭杀害。
刘俊卿几乎亲手杀了父亲，痛不欲生。
这鲜明的矛盾冲突，观众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构思巧妙。
三、人物个性特点与历史一脉相承。
有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从青年的求学生活中，我依稀可以看到今后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蔡和森说“不是那种被规矩框住的人”，包括他为被偷考卷的萧子升兄弟代答考卷，这也和他执政之后缺乏法治思想是有联系的。
另外，上一师范的时候，数理化成绩不好，在校长教导之前，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以后“可以不当数学老师嘛”（第九集），这也反映了他忽视科学的缺点。
建国以后，他没有采纳计划生育的政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等不正确的口号；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制定不切实际的粮食生产指标。
这都给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十九集中，萧子升贫家毛坐“霸王船”时说“他不是舍不得出这个钱，是你根本天生就想跟人对着干。
”为此毛的解释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萧对此是明确反对的，这成了他后来广为人知的名言，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十集中，众人跑入雨中登岳麓，萧子升一直停步不前，最后是被旁人拉去的。
这既符合他的个性，或许也暗示了萧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萧瑜不是很十足的激进分子，他为人温良恭俭，当提出比较大胆的主张时，他总是加以劝阻。
针对创建新民学会一事，他认为“改造全中国，这个目标也定得太高了，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
”“我本来就没想过当什么英雄豪杰，改良社会，必须是积跬步而致千里的过程。
”（第十八集）萧子升没有加入共产党，一生信奉无政府主义，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四、电视剧与历史的出入之处。
毛主席给萧子升兄弟各写了篇文章，考进湖南一师，这是不对的。
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
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
萧子升进一师的时候，一师还是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到1914年才改名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
1913年毛主席考进第四师范，读了半年的样子，第四师范合并到一师。
毛主席和萧子升又成了校友。
在影片中，陶斯咏、向警予因毛蔡的入学文章二人得知二人；在化名征友中，四人正式结识（第八集）。
第十八集中，蔡和森和向警予心心相印、互吐情愫，成为令人羡慕的一对。
历史事实是，向警予在长沙时，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蔡和森和。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
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
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
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
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剧中当年的学生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何叔衡、罗学瓒等，教师方维夏等都在二、三十年代献身于民主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牺牲时还很年轻，若能 这样说来，是很幸运的，他既有一帮陪伴他成长的良师益友，在革命中经过多次劫难，也终得保全性命。
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创者，有他自己的实力和胆魄，但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