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
词 目 不平则鸣 发 音 bù píng zé míng 释 义 鸣：发出声音，指有所抒发或表示。
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
也指对不公平的事表示不满。
出 处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示 例 “～”，看看现时的情况，难怪学生们厉声疾呼——革命、救国。
（杨沫《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二十七章）不平则鸣，还是一种文论观点。
是韩愈在送《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观点，“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不平则鸣”是宇宙间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遇到“不平”就要“鸣”，是关于作家生平、遭遇和创作关系的见解，指文章著作皆因心中有感而有所发，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不平则鸣 具体的释义
不平则鸣 发 音 bù píng zé míng 释 义 鸣：发出声音，指有所抒发或表示。
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
也指对不公平的事表示不满。
出 处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示 例 “～”，看看现时的情况，难怪学生们厉声疾呼——革命、救国。
（杨沫《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二十七章）
不平则鸣的例子
“不平则鸣”这个成语唐代文韩愈《送孟东野序》一此文开宗明义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不平则鸣”是什么意思呢?《现代汉语词典》说是“对不公平的事情表示愤慨”。
《辞海》在解释“不平则鸣”时，先引用了韩愈的原话之后说:“后指遇到不平的事，发出不满的呼声。
”《辞源》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这些辞书所解释的只能说是“不平则鸣”一词的后起意义。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也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
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
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送孟东野序”条说: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
”然则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
”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
”然则非所谓“不得其乎”也。
洪迈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洪迈认为韩愈所举之例与“不平则鸣”的说法不相符。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
”也就是说，“不平”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感情。
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狭隘理解。
不过韩愈所说的“不平”并不限于人的感情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在钱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善，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能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善。
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指逆境。
“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
我们还是以《送孟东野序》为例。
就自然界而言，草木在平静状况下是无声的，但“风挠之鸣”;平静的水是无声的，但“风荡之鸣”;大自然为什么会“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是因为它处于一种推移变化之中。
“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不得其平”就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变化而形成的。
人类社会也一样，当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
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衷，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
可以“以道鸣”，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是“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
在这里韩愈并不单纯强调“不幸”对于诗人的作用。
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不平则鸣”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变革动荡的时代，容易产生伟大的作家作品;而作家的好作品，大都产生于不寻常(不仅仅是“不幸”)的生活际遇之中，毫无波澜的平凡或平庸生活，是难以产生激动人心的作品的。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
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然穷而后不工的也大有人在)，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辞必己出什么意思
动画片用非常简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正如在玛嘉•莎塔琵的原著图画中一样，电影也是主要由一系列的单调的图画构成，黑白双色，只是偶尔在灰度上有些细微差别。
这个用自传体方式讲述的伊朗小姑娘的“成长的烦恼”，如此优雅、机智，让人。
电影看上去固然简朴，却充满温馨和惊奇，才女莎塔琵把那些非常激烈的独立精神和幽默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德黑兰和维也纳城市道路和建筑的描绘，艺术性地将普通地貌变成了一首诗歌。
这注定不会是一部平庸之作，如若不然，影片也不可能吸引基娅拉•马斯楚安尼、凯瑟琳•德纳芙以及丹妮儿•达西儿这仨重量级的演员为它配音——三代女星分别为主角小女孩、女孩的妈妈和女孩的祖母配音。
巧的是，德纳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基娅拉的母亲，而达西儿则在影片中扮演过德纳芙的母亲，尽管那已是40年前的事了。
如此三人对角色的诠释可谓又自然又完美。
故事里的祖母是个坚定的、女家长式的人物，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幽默的源泉之一。
同时，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女权倾向的具体化身。
继承了祖母的意志，小姑娘玛嘉的骨血里也流淌着反叛精神，她将自由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充满勇气地随时准备着挑战社会。
玛嘉生长的家族曾遭受迫害，后来随着的胜利，他们又得生活在毛拉的统治下。
这段充满战争、酷刑以及死亡的历史，却被莎塔琵以一种清新、谐趣的视觉形象表达。
男人的胡须和女人的披巾就像黑洞一样，吸噬了所有光亮。
玛嘉遵循了她祖母的榜样，立场始终强硬。
不过，莎塔琵本人并没有被“英雄主义”所限制，影片在思想尺度上的把握如同她的绘画一样简洁而大胆，这个冷静女子追求的是在情感上向观众寻共鸣，而非单纯用标语的形式来获得大家认同。
随着故事的进展，出于安全考虑，玛嘉被双亲送到了奥地利，她在异国被孤立的无望感是对她之前在德黑兰时那股子焦躁的呼应，两者同样让人心生悲伤。
她几乎在欧洲的中迷失自我。
在维也纳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让她的痛楚显现无遗——她独自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展现这个难题的时候，影片并没有让问题变得过分容易或感性，片中人或多或少是导演莎塔琵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他们时常出现的或沮丧或活泼的举动，亦是她偶尔流露的自怜情绪的折射。
而生活艰辛、资历丰富的祖母则没有太多时间作出左右为难，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地做出抉择，她已经老了。
尚且年轻的孙女儿玛嘉的选择，则归根结底是在延续她祖母的心愿，或许，也是导演本人的心愿。
在这部欢喜与哀愁交织着的影片中，色调经常是阴郁的，但同时又显得大胆而反复无常。
我想，对那些坚持世界完全可以用黑白两色来表达的人们来说，这电影确是一次完美的诠释。
与其说这是绘本，莫不如说是多格漫画。
黑白的色调，版画般的质感，很有风格。
作者玛赞•莎塔碧生于伊朗，后来到欧洲求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漫画作品，她在书中将自己对于伊朗这一神秘而古老国度的个人记忆描绘出来，表达方式是轻松幽默的，画面内涵却涉及成长、亲情、宗教、政治等主题。
——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们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
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
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玛赞•莎塔碧 今天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近年来唯一触动我心灵的影片。
感谢还有玛嘉•莎塔琵这样执着的电影人给我带来一部久违的、美妙的影片——。
结构紧凑，很懂得的运用，一部貌似简单的平面动画电影竟然让我在电脑前老老实实地看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祖国的历史，描绘的是个人的成长：童年，少年，成年。
一部看似沉重的历史诉说却不乏诙谐幽默的意味。
黑白的回忆，彩色的现实。
，独裁与专制，革命与暴力，成长的快乐与哀伤掺杂着伊朗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就这样在个体的体验中消解了。
影片通过一个早熟而且直言的9岁女孩玛嘉的眼睛，揭示了后伊朗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
聪明而大胆的玛嘉，设法瞒过官方的爪牙，认识了朋克、ABBA和 IronMaiden乐队，的爆发，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恐惧中。
随着玛嘉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胆让父母对她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她14岁那年，他们终于做出艰难决定，把她送往奥地利上学。
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嘉经受了青少年惯常的苦难折磨，而且经常被等同于她所逃离的宗教和极端主义，对此她毫不退缩，极力辩白，最终赢得了认可，甚至有了爱情的体验，但是高中毕业后，玛嘉又恢复到孑然一身，而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
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玛嘉还是决定回到伊朗家人的身边。
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嘉进入艺术学校并嫁作人妇，她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仗义执言的个性，继续针砭时弊。
24岁时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于是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尽管过去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她却要追求一个乐观光明的未来。
对于伊朗政府打压这部电影，这是专制国家的一贯做法，电影就是电影，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请不要用肮脏的政治来玷污电影艺术，记得姜文曾经说过，电影就是表达个人体验的东西，如果要强制他符合主流的口味，请你去看历史书。
因此《鬼子来了》被广电总局禁了，但这部影片也成了中国抗日题材电影无法逾越的高峰
《我在伊朗长大》也符合这个规律，我敢断言：这部影片是十年之内成长题材电影的巅峰之作，很希望不久以后也会出现一部《我在中国长大》，这部电影里没有什么主旋律，没有花儿朵朵向太阳，也不会突出社会主义阳光下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唯一表现的就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体验，表达的是一双纯洁的眼睛中的真实的中国，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在港台地区的翻译名字是“茉莉人生”，这个译名别有一番韵味，仿佛玛嘉祖母胸前的茉莉花香一样伴随着玛嘉表里如一地生活，在巴黎，维也纳，还有……德黑兰。
什么叫古诗词作者流派
1悲凉慷慨质朴自然的建安诗派 建安时期，由于曹操父子的喜好与倡导，在他们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如以王粲为最高成就的“建安七子”。
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质朴自然的诗歌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他们的创作一般采用五言形式，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风的形成，一方面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世情世风有直接关系，他们诗中慷慨激越的情思，刚烈节气的风骨，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真切体现；另一方面，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自然天真的审美情趣，又与他们通脱自然、无拘无束的个性不无关联。
《世说新语·伤逝》中有一则轶事，讲文帝曹丕为大诗人王粲送葬，因王粲生前喜听驴鸣，文帝便叫部属都学一声驴鸣，为诗人送行。
连贵为皇帝的曹丕也如此爽气随便，至于“建安之杰”的曹植及曹操父子周围的文人们任气使才的情形也就不难想像了。
正是这种不羁的个性，“便产生了大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反映在诗歌创作之中，不管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愤忧思激昂慷慨，诗人的感情均真挚细腻，自然率真。
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白马篇》可为佐证。
2尚险怪重心性的韩孟诗派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一个诗歌流派。
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佛教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
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
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
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3尚功利求通俗的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中唐与韩孟诗派并举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诗人除元稹、白居易外，还有我们熟知的《悯农》的作者李绅等人。
这派诗人承沿了儒家传统的政教文学观念，创作偏重于追求诗歌的政教功能与通俗表现。
元白是自觉地将社会现实、政教功能与通俗表现三者融合在诗歌创作中的典范。
他们主张以诗“干教化”，尤其是白居易，他鲜明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要求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在他们看来，诗乃是一种手段，而教化民心、治理国家才是目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写作中他们力求通俗，主张务浅求尽，“言人所共欲言”，不作含蓄之态，不留余韵之味。
以新乐府为主体的讽喻诗是元白尚功利求通俗创作思想的产物，这些作品“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如我们已学的《卖炭翁》，在白居易50首新乐府诗中，它可算得上艺术性强，颇有感染力的上乘之作，但读后诗人既定的揭露“宫市”弊政的主观意旨及“欲闻之者深戒”的讽喻目的仍极为明晰。
元白这类作品思想性往往高于艺术性，他们艺术造就最高的是感伤诗，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4声势大内蕴小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形成于北宋后期，由黄庭坚、陈师道直接开启，经吕本中、曾几、陈与义努力发展，到宋末由方回作最后的总结。
从总体上看，这派诗歌表现范围多侧重个人与书卷生活，内蕴狭小。
黄庭坚的诗是江西诗派的旗帜。
他作诗论诗，主张多用典故、奇字，并且讲究“规矩”，对诗律的谐合与辞意的雅赡均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对诗歌创作的具体操作程序也作出了规范的模式，因而师效者众多。
黄庭坚擅长援用习见之语另生新意，或撷取前人创造的意象，翻出新境，如其《登快阁》一诗中“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前句用杜甫诗中“落木”，后句用谢眺诗中“澄江”，但在他的笔下，既不像杜甫《登高》诗那样的衰飒悲凉，也不像谢眺《远登三山还望京邑》诗那样的绮丽平静，而是展现出一个寥廓高远的世界。
5引人哲思的理学诗派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是一首理学派的小诗。
诗人“胜日寻芳”，自然风光优美怡人，然整首诗的真谛却不在于展示春日景色的优美，而在于阐述作者由自然美景而引发的关于义理的思考，即“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诗中的“寻芳”，实为探究自然事理的契机，而“万紫千红”的“无边光景”也蕴含了引导诗人由思理而走向领悟的愉悦。
这首从闲适生活中见出“道理”的小诗，既体现了作者深刻的哲学思考，又显示出奇特活泼的艺术情趣。
理学诗派从其创始人北宋的邵雍开始，大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诗中说“理”，尤其是说儒家的“理”，在他们看来，诗不能“明理”，就不是好作品；二是其诗不受诗法诗律的束缚，因而他们特别推崇古诗；三是诗风平实坦易，因为他们一贯主张创作要自然，反对雕琢。
2ps诗人词家虽多，但如果从创作方法上来划分，大致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以及形式主义等几个流派。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
（1）现实主义派流。
现实主义流派的成员，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那些现实主义诗篇的无名作者。
之后，就是创作汉、魏乐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无名作者。
而南北朝的陶渊明，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宋代的陆游，则可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
此外，如东汉的蔡谈、王粟、陈琳，中唐的元结、柳宗元、元模、张籍、王建、李绅，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北宋的梅尧臣、王安石，南宋的范成大、杨万里，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王冕，明代的高启。
于谦，清代的顾炎武、吴伟业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
这一流派的共同特点是：能够真实而形象地、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有着具体生动的细节描写；有着在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高度概括；较多地运用朴实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
（2）浪漫主义流派。
浪漫主义流派的成员，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诗经》中那些浪漫主义诗篇的无名作者。
之后，便是我国的第一个大诗人屈原，他早在战国时代就把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推上了一个高峰。
在魏晋南北朝，先后出现了曹植、左思、郭珍、鲍照等浪漫主义诗人。
唐代的李白，可称浪漫主义大师，他继屈原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
除他之外，唐代还有王之涣、王昌龄、岑参、李贺等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
宋代词坛上的苏拭和辛弃疾，是浪漫主义词家的杰出代表。
清代的龚自珍，是古代最后一个有一定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
这一流派的共同特点是：洋溢着追求理想的进取精神；具有乐观向上的豪迈气概；能以丰富的想象构成美妙的虚幻境界；常使用大胆的夸张和奇特的比拟；充斥着绚丽奇妙的语言3还可以大致分为豪放派、婉约派。
。
。
这些太复杂，讲不完
马说 里韩愈的具体资料
写作背景 （768—824），字退之，（今河南省孟县）人。
祖籍昌黎，韩昌黎或称昌黎先生。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幼年早孤，由嫂抚养。
《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800）。
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
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
”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
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贞元十九年（803年）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天旱人饥，上书宽民徭免田赋，被贬为阴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几遭杀身之祸，后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省）刺史，后遇赦回京任吏部侍郎，曾代理京兆尹。
韩愈是唐代文学改革“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主张“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文风，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
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和西汉古文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和发展，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革新精神的散文。
韩愈被前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古文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跟《马说》（即第四篇）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
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
《龙说》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
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
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
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
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游历县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长诗《题西白涧》，由此使西白涧也成为百家岩重要一景。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
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
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
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
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
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
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等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
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
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
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
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
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
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
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
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
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
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
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
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
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
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
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
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
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
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
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8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
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
这是韩愈从政开始。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
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
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
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
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
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
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
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
因与约曰：禁其为隶。
”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元年（820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
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
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编辑本段文章出处 本文选自《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的《杂说》和《昌黎先生集·杂说》。
《杂说》是一组短论，共四篇，《马说》是第四篇。
本文收录于浙教版八下语文23课P175-P176页 人教版八下语文书中的23课P175-176页、苏教版八下语文书第4课和长春版七年级下册的第十七课P91-P92、河北大学出版社九年级语文上册28课p174-17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八年级上册补充课程。
鲁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21课P83-P84。
编辑本段整体感知 一、整体感知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
韩愈散文中，抒发不平之鸣的篇章不少，《马说》便是其中之一。
“说”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用以陈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虽是议论文体，却讲究文采。
《马说》通篇用的就是托物寓意的写法，以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
作者希望统治者能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
全文寄托作者的愤懑不平和穷困潦倒之感，并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进行了讽刺、针砭和控诉。
作者的这些见解和感慨，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表现的。
文章借伯乐和千里马的传说，将人才比为千里马，将愚妄浅薄、不识人才的统治者比做食马者，以千里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遭遇，写有才之人终身不得其用的遭际，以“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写千里马埋没的原因等等，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有才之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不幸的处境，行文中洋溢着强烈的不平和悲愤。
本文与《龙说》有相似之处，建议大家去读读。
论述中唐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
求解
唐代古文运动的起因 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
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
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
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
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
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
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
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
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
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
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
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第一次古文运动（唐代）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
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
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
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
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
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
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第一次古文运动（北宋）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
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
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
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
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
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
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
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
”“文章风俗，其弊一也。
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
”(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
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
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
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
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并强调“文”的重要性：“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
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
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
”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
”(《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
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
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
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
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
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
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
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
”（《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论文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
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