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的队名和口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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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要祥和，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
吃得苦中苦，受得气中气，方为人上人。
争气不生气，行动先心动，助人实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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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拉拉队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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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啦啦队口号:活力四射****“大学时代，理学最帅，团结友爱，样样厉害”，他们的口号是自信和互助的凝结。
3：啦啦队招募条件； 1：活泼，个人有意愿加入； 2：乐于参加集体活动，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有责任心； 3：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参加训练以及啦啦队的活动； 如果除去以上条件，有自主爱好的，希望通过啦啦队来锻炼自己的同学也可以加入。
求辩题为“军队是为战争而生”的辩论赛的功辨问题和立论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读【俄】尼·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
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捷尔任斯基地区。
1950年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新克机器制造学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长、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职。
1956年加入苏共。
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
1960-1970年先后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厂长。
1971年起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
1975-1979年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
1979-1982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
1981-199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2年11月--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
1985年4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90年1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1年6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获14％的选票，是苏联崩溃解体的亲历者。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写的《大国悲剧》，比较详尽地透露了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前后的背景资料，以及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而且做了深刻的反思，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引用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里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和平演变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惊叹40年后苏联崩溃解体的现实证明了杜勒斯预言的实现。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
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早年任律师。
1919年随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
1945——1949年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曾帮助起草《联合国宪章》，1950年参与策划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
1951年与日本商定美日合约，敌视新中国，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鼓吹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要求发展原子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
1959年癌症病死前不久辞职。
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与和平》。
杜勒斯针对如何和平演变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
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
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
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地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
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
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
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
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做到。
雷日科夫认为，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
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
不过，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
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
于是，他从若干方面分述了造成苏联崩溃解体大国悲剧的成因，也就是杜勒斯和平演变苏联的预言之所以变成现实的内部深层次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有见地。
国内经济 苏联当时的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特征。
考虑到学者意见和国外经验，苏联政府当局认为，在国家手里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
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
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
在制定方案时，他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当局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
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
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
其实是——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
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
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
许多团体的形成保守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古迹保护，有的从事环境保护等等。
杂牌军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等。
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
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练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最终“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消灭。
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外交活动，他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
会见后撒切尔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
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
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做好了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
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
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
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
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苏共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
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
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
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转变：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公开性大行其道，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
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
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
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
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
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的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
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
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
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
在苏联，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
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
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
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候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主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思想的附庸，实际上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
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意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
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
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就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
不能的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
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这个社会。
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读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时常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既惊叹杜勒斯60多年前的预言能够在40年后惊人地变为现实，又哀叹苏联为什么要按照杜勒斯设计的思路一步步的和平演变。
20年前的苏联崩溃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色易帜，无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也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
杜勒斯当时不仅仅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曾经预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杜勒斯不是伟大的哲人，他是共产主义的死敌。
但是，杜勒斯的话就象魔咒一样，让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应对着这个变颜色和平演变的严肃命题。
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很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证实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
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
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
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继续拉大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黑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西方的价值观照旧有很大市场，虚夸的泡沫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迟缓，难说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
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中华民族不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要让杜勒斯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言变成笑谈，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
华中师范大学都有哪些社团
中学生使用手机的危害及对策21世纪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作为通讯工具手机的普及,手机已逐渐成为中学生的新宠.近几年来,只要你稍加留意,随处可以看到一些中学生拿着手机侃侃而谈.老师在课堂上听见学生的手机声已经不是新鲜事.笔者所教的班级共56人,在2002年新生入校时只有两个学生有手机,到2003年增加10人,到2004年有手机的同学已经达23人.这与发达地区学生使用手机情况(广州,北京等地学生拥有手机已经超过了76%,重点中学超过90%.)相比比例相对较小,但发展速度已经相当快了.那么, 中学生用手机一般都做什么调查统计:与家联系占38.55%,发短信占52.17%,玩游戏19.13%,上网8.99%,闲聊44.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手机的使用一方面给学生与家人,老师,同学的联系提供了方便,但手机短信,玩游戏和闲聊等给学生带来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已经引起全社会的观注.一,使用手机对学生的危害1.影响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近年来各类考试学生用手机作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2004年6月我校期末考试发现个别学生用手机作弊;2004年高考在湖北潜江,石首,南漳都发生了利用手机舞弊的事,再如电白高考舞弊案等.随着手机的普及与功能的增强,利用手机作弊现象日益增多.而且做得越来越巧妙,如将耳机绑在袖子里,考试时将手靠近耳机佯装思考,实质在听通过手机传来的答案.女生则更方便了,有的干脆将耳机戴在耳朵上再用长发遮住,监考老师很难发现.此外,学生打手机说谎也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部分厌学的学生,明明在网吧玩游戏,他却谎称在学校复习功课.有的学生还以短信方式捉弄老师同学等.无论是作弊,说谎还是发虚假短信都是不诚信的表现,如不及时制止和加以正确引导,会对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带来严重危害.2,手机短信的不良信息危害学生心理健康继网络之后,近两年在中学生中又出现一个新宠――手机短信.手机短信,是通讯领域的科技创新,为人们相互交流信息,传递情感提供了快捷而简便的现代手段.然而,这又是一个缺乏行为规范且隐秘性很高的灰色地带,人们在享受自由交流的同时,私欲放纵和道德失范等人性的弱点也由此显露.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黄色信息满天飞,以往多在成年人中流传的色情笑话和荤段子,通过手机短信蔓延到了未成年人中间.眼看着众多稚嫩的心灵受此污染,已有媒体惊呼谁来杀短信黄毒,却又都苦于缺乏有力的对策.据调查约有79%的学生说他们用来进行文字调情.有74%的学生每周发送10多条信息,44%的学生发送20多条信息.北京海淀区法院法官尚秀云指出,由于手机短信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青少年学生长期接触黄色的不良信息,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上不健康的阅读快感.短信过多,会使人心理紊乱,如果手机交流取代了直接交流,会使他们不能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懂得尊重别人.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的心理学家格伦?威尔森称,在80例临床实验中,在工作中经常发短信的人IQ(智商)会降低10%,相当于一整天没有睡觉,而抽大麻后也只会下降4%左右.而且,短信内容一般都未经过滤,正处在似懂非懂阶段的中学生很容易被不健康内容吸引误入歧途.此外,青少年使用手机还容易产生攀比心理,影响了青少年心理健康.3.扰乱课堂纪律课堂上经常会有手机铃声响起,学生发短信,交头接耳地交流各自收到的有趣信息,打乱课堂秩序的现象已不偶然.4,手机辐射影响学生身体健康手机长期的辐射对学生的身体发育也不利.伦敦大学研究人类脑神经及细胞的盖尔教授撰文指出,让正常的白鼠连续接受4小时频率范围与手机辐射近似的无线电波辐射后,白鼠的脑细胞,DNA结构均有被破坏的迹象.有研究表明,孩子在使用手机时,大脑中吸收的辐射比成年人要高出50%.兰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梁宣梅说,现在有很多青少年都在使用手机,以为这对身体没多大影响.其实,青少年的免疫系统比成人要脆弱,所以更容易受辐射影响.事实证明,手机辐射会对青少年脑部神经造成损害,引起头痛,记忆力减退和睡眠失调.而频繁玩手机游戏也有可能使孩子耳聋,达到85分贝就有可能损害听力.5,引发安全问题,由于手机品牌众多,质量良莠不齐,消费者难以辩别,再加上使用不当(雷雨天使用,长时间玩电游等),手机爆炸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不法分子利用学生防范意识弱,反抗能力较小,专抢学生的手机.2005年4月22日下午,湘潭县一中高二学生朱磊在校园内行走时,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后当场身亡.事后,经法医鉴定,雷击竟然是由朱磊随身携带的小灵通引来的.2004年7月,一位16岁的加利福尼亚少女因手机突然在衣服口袋中爆炸导致二度烧伤的严重后果.(《中国经济时报》2004\\\/07\\\/29)6,手机费用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具有关统计表明,学生使用手机的费用每年最低也在500元以上.二,学生佩带手机的原因学生佩带手机究其根本原因无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某种程度上为了方便家长和学生之间的联系;二是部分学生追求时尚,攀比成风;三是个别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把兴趣转移到利用手机来玩游戏,发短信等.三,对策手机渐入校园和课堂,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和学校的高度重视.如何对学生佩带手机行为进行正确引导呢我认为只堵不疏是不行的,只靠学校老师的教育而没有家长的配合与支持也是不行的.1,充分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 .正人先己,教育要先从教师做起,首先要加强师德修养.例如,在上课期间教师不开手机或不带手机进教室,不轻信虚假短信,不发内容不健康的短信等.2,学校要制订相应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为校园手机族戴上金箍咒.例如禁止在上课期间或图书馆使用手机,一经发现进行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要采取一些处罚措施,对用手机作弊的行为要严厉制止等.上海市建平中学是国内最早针对学生使用手机问题采取管理措施的学校.北京的人大附中,四中,首师大附中等京城名校纷纷作出口头和书面要求,不提倡中学生进校带手机.2003年12月1日,湖南师大附中推行校园文明规约,提倡学生不要把手机带入学校.2004年以来我校也对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和地点作了明确规定.在我所带的班还写进班级公约并纳入学生的德育考核.3,学校应该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注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引导,使学生思想上真正实现转变,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作为学校可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活动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学生佩带手机的危害,使学生从自身提高认识,从根本上解决同题.本人曾以中学生使用手机的利弊在班上展开讨论,正反双方都从网上,报刊和现实生活中搜集了大量资料和素材,讨论非常激烈.活动结束时同学的口号是:别让手机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拒绝不良信息,做文明公民!4,教会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师生共同收集和查阅有关资料,了解手机的性能和对人体的危害,教学生尽量让手机远离腰,腹部,不要将手机挂在腰上或放在衣服口袋里.雷雨天尽量不使用.外出时可以把手机放在书包里,这样离身体较远.使用耳机来接听手机也减少手机辐射的影响.至于手机引起的犯罪问题,要教学生别给陌生人回信,不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不轻信虚假短信,不发内容不健康的短信等.5,学校要与家长配合.通过调查发现,许多家长对手机辐射危害人体健康知知甚少,对学生用手机多数时间是发短信和玩游戏,他们也是半信半疑,而对打手机说谎更显几分无奈.因此,作为学校和老师要通过一些活动让家长充分认识学生佩带手机的危害,主动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如限制话费,必要时调取通话记录及时发现问题,老师与家长经常保持联系等.6,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出台一些措施,明确对用手机考试作弊这种行为的处罚手段,彻底杜绝利用手机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也让学校和教师有法可依.7,社会舆论也要加强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只要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学生佩带手机所带来消极因素就会漫漫改变.8,政府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黄志坚教授说目前,影响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为教育功能上的德智失衡,二为望子成龙中的重心失误,三为文化市场上的审美错位,四是网络,短信的监管乏力.现有法律对不良电子信息危害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目前仅能根据治安管理条例,对发送淫秽黄色手机短信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样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因此,建议政府应尽快完善立法,各有关部门要依法治理利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远程通信工具和群发通信传播有害信息,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辩论赛相关信息和技巧
辩论的方法和技巧一、辩论的原则1．正确对待辩论的胜负辩论没有胜负之分，因为辩论的话题本身往往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结果，所谓决定辩论胜负的不是双方谁掌握了或者坚持了真理，而是看谁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风趣幽默的语言、令人尊重的个人魅力、更有人气。
大家在辩论时，应该时时牢记目的：“释放生活压力，抒发个人情怀，交结天下朋友，享受轻松人生”，因而，没有必要进行恶意的攻击和谩骂，这才是辩论的真正意义。
最后取得胜利的必然是大家。
2．尊重辩论对手的人格如果当辩论的结果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要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
但是，如果掌握不好分寸，往往演变成双方的谩骂和攻击，甚至对对方进行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
如果你不尊重对方的人格，自然也往往会受到对方对你人格的攻击。
要想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尊重，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人格3．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由于辩论双方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在辩，往往明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对，也不愿意认输，在辩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很正常的，但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
所谓的胡搅蛮缠就是：当对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自己却不看对方的文章，分析对方的观点，继续把自己所“理解”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对别人进行无目标的攻击。
二、参加辩论要注意知识的积累要取得辩论的胜利，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
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含意。
1．要认真地去阅读对方的文章及相关资料。
从理论上去分析主题的内容，避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