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什么意思
国家旅游局2月9日下发通知，部署开展2012年“中国旅游日”活动。
通知指出，“中国旅游日”的宣传口号是“爱旅游、爱生活”，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是“健康生活，欢乐旅游”，主会场活动设在江苏省江阴市，各省（区、市）可在“5·19”当日及前后相邻时段，组织开展相应活动。
意思就是多出去走走，不能太忙碌累坏身体，也不能因为生活压力大使得身心疲惫，倡导身体心理双向健康的生活。
如何评价明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1.从民族情感角度：明朝是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自然而然的会得到很多人的珍惜和喜爱。
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占领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沦为殖民地。
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建功，将江山从蒙古人的手中重新夺回来，所以朱元璋也被称之为民族英雄，他所建立的明朝自然而然的受到人们的喜爱。
2.从文化的角度：明朝文化璀璨，四大名著中有三大名著是出自于明朝，而清朝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实际上也是在思念明朝。
换句话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是和明朝有关。
除了四大名著，明朝在建筑业也有很深的造诣。
人们在北京旅游所到的旅游胜地基本上都和明朝有关，比如故宫、天坛、长城以及十三陵等，这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建筑也是为明朝增加人气的重要砝码。
3.从科技的角度：明朝科技十分发达，在封建史上明朝的科技最高。
明朝的火器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敌的，而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在当时也是最豪华。
在其他方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现在已经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文献，而明末随着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的问世，明朝的科技水平达到了顶峰。
4.从气节上的角度：这个恐怕是众多喜爱明朝的人最重要的一点了。
明朝的气节在古代皇朝中独一无二，明朝皇帝一直奉行着不和亲、不纳贡、不赔款、不割地，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信仰，朱元璋亲自将这些信仰写进《皇明祖训》中，时刻提醒着明朝历代皇帝。
翻开明朝的历史，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情况，哪怕是敌军围攻国都，皇帝被俘虏，明朝皇室与将领也都没有一个投降的。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瓦剌用英宗当人质，威胁明朝，但是明朝拒绝了瓦剌的种种要求，而是马上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继续对抗瓦剌。
朱祁钰沉着应战，打退了敌军。
没多久，瓦剌觉得拿英宗做人质威胁明朝这招有点行不通，因为人家根本就不吃这套，最后只能做个顺水人情，将英宗释放；崇祯在位时是明朝最后的时刻。
他登基时明朝已与后金打了十多年的仗，基本是胜少负多。
而此时国内的农民起义又爆发了，这样一来明朝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农民军。
这是明朝最困难时刻，可崇祯没有退缩，他分两部，分别对付这两个敌人。
即使敌军围攻京师，他也没有害怕，而是指挥军队打退了侵略者（清军曾三次围攻京师）。
即使在后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也没有逃跑，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殉国。
作为一个皇帝，他做到了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那份承诺，他是个男人，这是明朝皇帝的血性，也是整个大明朝的血性
明朝百姓的血性也很十足，清军入关后，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
明朝的百姓都是自告奋勇的抗击侵略者。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随着一个个的惨案发生，明朝人的血性也一步步的上涨。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唯有明朝遗民抗击异族入侵者的时间最长。
而在满清王朝统治中，反清复明的口号几乎贯穿了整个朝代。
所以明朝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很高。
邮票上有哪些名人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编号J58，获得了1980年最佳雕刻奖。
徐光启，上海人，明代科学家。
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
科学研究范围广泛，跟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专业知识，以农学和天文学最突出。
他是最早把欧洲数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译著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
历法方面主持编译《崇祯历书》，奠定了近300年历法基础。
军事学方面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
平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
著有《屯盐疏》、《种竹图说》、《宜垦令》、《农政全书》等，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
李冰，是战国水利家，领导百姓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今天的都江堰成为旅游胜地，每当春和景明、秋高气爽的时节，游人如织，无不惊叹李冰的神思构想和中华民族古代科技的先进伟绩。
贾思勰，东魏农学家，我国古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他的专著《齐民要术》是中国北魏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
近代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译本出版，并有不少研究此书的著作。
黄道婆，又称黄婆，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
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
1957年4月，上海市为纪念这位古代技术革新家，为她重新修整了墓园，并在墓前树起石碑，碑上记载了她的业绩。
郑和，1371年生于明朝。
本姓马，小名三宝，云南昆明人。
1382年因为家乡发生战乱，被掳进明军阉割，后进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
当时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懂航海，又担任内宫大太监，因此，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
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从江苏太仓出发，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远渡重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致力于中华民族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郑和下西洋，比其他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
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24日举行的庆祝设立中国“航海日”座谈会上说，设立“航海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航海事业的高度重视，凸现了航海及海洋事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必将推动我国航海及海洋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选定郑和下西洋纪念日作为中国“航海日”，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2005年首届“航海日”的主题是“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徐霞客（1586－1641）原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
1586年1月5日，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一个地主家庭。
他自幼饱读家中藏书，尤其爱看地理、方志、历史、游记一类的书籍。
他发现古代地理书籍对各地的自然地理景观介绍很少，而且大多为讹传附会之辞。
为了寻求科学真实的地理知识，徐霞客萌发了遍游祖国山河的愿望，亲自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就这样，在三十多年中，徐霞客几乎年年外出，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6个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学研究事业。
根据徐霞客的日记，后人季会明等整理成一部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对中国地理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确记载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 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初步论述。
另外，徐霞客还辨明了长江和南北盘江的水源， 有重要著作《江源考》和《盘江考》，对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本世纪中，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哥白尼，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以惊人的天才和勇气揭开了宇宙的秘密，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
哥白尼以毕生的精力去进行天文研究，创立了《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的理论的提出给人类的宇宙观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拉伯雷，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
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人”。
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共分五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
马蒂，古巴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
他写的大量政论、书信、日记、报道、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笔优美、质朴而坦率。
他在文学上的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西班牙。
作为沟通后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一组图案均采用了我国著名人物画画家蒋兆和创作的原画。
蒋兆和的人物画采用传统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以线为主要手段，同时巧妙地把中国山水画的手法引入人物画中，在此基础上又吸取了西画素描的技法以及对体面、空间、光线的处理，进而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使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神情的表现，更为生动准确，表现出画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衡是中国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文学家。
他改进了浑天仪（即现代的天球仪），利用齿轮系统把浑象与计时漏壶联系起来，能在室内观测到恒星的位置。
他还设计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地震仪。
张衡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所作《四愁诗》、《二京赋》等诗赋均为世所称道。
祖冲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父祖皆谙熟天文、算学。
祖冲之少传家业，青年时代入华林省，从事学术研究。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最重要的成就是计算机圆周率。
他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这个结果领先于西方国家约一千年，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才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创制了《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
他还采用了391年有144个闰月的新闰周，突破了沿袭很久的19年7闰的传统方法。
僧一行是中国唐朝著名天文学家、高僧。
21岁出家为僧，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一行博览经史，尤精天文历法。
与梁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还组织了全国十二个地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并根据南宫说等人的测量，算出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度为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
李时珍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医学与药物学家。
22岁开始行医，他发现当时有关本草的著述缺乏系统，并且有许多谬误之处，便决心进行整理。
李时珍通过实物考察和深入民间采访，并参考历代医药文献800余种，经过了27年的努力完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
还著有《五脏图论》、《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纪念邮票及小型张在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评为最佳邮票。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二组，全套8枚，全部采用四位古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和反映他们科学实践活动的图画作为图案，古朴典雅，令人起敬，让人自豪。
蔡伦，东汉桂阳人。
他改进造纸术，制成蔡侯纸。
造纸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
少时因病学医， 对医学有较深研究，并博涉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典。
曾总结唐以前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书首列妇女、幼儿疾病，并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具有新的系统性，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
沈括，浙江钱塘人。
他博学多才，在天文、地学、数理、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一生著作颇多，共计35种以上，其中晚年为后人留下的一部26卷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资料库。
像活字印刷、磁针装置四法、水法炼钢等重要成果，就是由这本书记录留传下来的。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八大科学家一。
为了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以备制定新的历法，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精心设计制造了一整套天文仪器，共13年，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有3件：高表及其辅助仪器，简仪和仰仪他还是一位水利专家。
其中第一枚“蔡伦像”的生年难以考证，故在邮票上写为“蔡伦（公元
— 一二一）汉”，而邮票设计家却在设计邮票图稿上写成了“蔡伦（公元前
— 一二一）汉”，这个错误直到印刷打样时才被发现。
印刷工人只好在印版上将“前”字一个一个改掉。
因一时疏忽，有一个“前”字漏改，从而使每个邮局全张第16号票位形成错体。
詹天佑，广东南海县人，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17岁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取得了学士学位。
回国后，于1888年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1905年他主持的京张铁路的建成，震惊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找、永不屈服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
京张铁路提前2年完成，这是中国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28万两银子。
京张铁路也使詹天佑名声大震，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北侧，还特别为他树立塑像以示纪念。
1987年11月詹天佑纪念馆建成开放。
鲁迅(1881—1936)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为纪念鲁迅，我国邮电部曾先后于1951年、1962年、1966年、1976年和1981年发行五套共十一枚邮票。
1962年2月26日发行的“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1枚，以鲁迅头部塑像作为图案。
为什么江苏海安称为全国唯一的中国河豚之乡?
剃发·蓄发·剪辫子 ——关于辫子的历史 ? 王晓天 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
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
”〔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
《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
”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
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
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
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
”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
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
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
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
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
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
金兵退十五里。
”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
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
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
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死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
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
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
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死捍卫头上之发，誓死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死于城墙上下。
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
有十七万多军民死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
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
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
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
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
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
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
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
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
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林则徐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
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
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
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
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
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
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
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
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
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
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
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
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
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
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
”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
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政府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政府驻外机构的保护。
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
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
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
”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
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
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
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湖北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
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
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
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
早在1895年，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
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
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
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死也不肯剪掉。
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
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
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
”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
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
这是清中央政府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
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
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
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党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
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
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
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
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
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
”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上海独立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
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
”〔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
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死。
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
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
……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
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
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
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
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7〕 临时政府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
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
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
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
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
”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
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
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注释： 〔1〕《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2〕蒋氏：《东华录》。
〔3〕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第2册。
〔4〕《光绪朝东华录》。
〔5〕《大公报》1910年12月24日。
〔6〕《申报》1912年1月1日。
〔7〕《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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