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旧中国
一、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行的口号之一。
表面看来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
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
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
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
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
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
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
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
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
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
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
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
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
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
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
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
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
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
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
”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
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
”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
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
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
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
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
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
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
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
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
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
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
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
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
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
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
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
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
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
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
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
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
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
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
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
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
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
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
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
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
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
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
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
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
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
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
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
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
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
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
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
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
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
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
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
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
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
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
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
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
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
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
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
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
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
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
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
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
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
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
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
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
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
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
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
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
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
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
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
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
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
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
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
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
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
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
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
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
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
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
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
东汉最重孝道。
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
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
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
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
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
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
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
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
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
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
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
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
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
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
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
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
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
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
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
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
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
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
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
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
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
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
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
”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
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
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
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
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
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
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
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
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
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
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
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
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
）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
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
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
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
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
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
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
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
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啊
一楼的在放屁，新四军的贡献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黄桥一战，干掉了日本人梦寐以求的89军和翁达的独6旅。
彭雪枫带着五师更是在日军后面配合追击国军的残兵。
至于八路军就更猛了，日本人在华北治安战中毫不避讳的直言，日军在对山东地区的于学忠部打击中，八路不但未予以支持帮助，更是不断在蚕食于部的地盘兼并于部的武装，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山东战区的崩溃。
还有朱怀兵部，一个97军，被八路痛快淋漓地吃得干干净净。
寻遍整个党史，也未见到八路和新四军在对日作战的歼敌数量有超过黄桥战役及晋西北反“顽”歼敌的战果多。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的简介
阿道夫·希特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生于利亚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布劳瑙（Braunau am Inn，，莱茵河上的Braunau），卒于柏林。
希特勒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总裁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
早年曾因暴动入狱，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一书，表达出他多方面的观点，如兼并奥地利，反犹和独裁。
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总理；通过帝国大厦纵火案打击异己党派。
1934年8月1日德国总统兴登堡病逝，希特勒兼任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拥有无限的权力，并命令所有军队以及法官和政府官员向他宣誓效忠。
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成为国家政权的单独执掌者即独裁者，把军队和教会之外的所有政治社会机构都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他执政期间的德国被称为纳粹德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
在第三帝国初期阶段，他的某些经济措施一度使得德国经济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泥潭，也因此以及富有煽动性的群众运动而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
不过在政治体制上，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相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倾向于极端民族保守主义的。
他和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东条英机领导的日本联盟结成轴心国，这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干涉西班牙内战，扶持佛郎哥政权，并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法国、苏联等国家。
国内方面，他实行法西斯式的一党恐怖专政，仇视且排斥其它非纳粹政党和思想，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他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即为关押共产党之用，他还鼓吹民族优越，仇视其它民族。
在国内建立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等独立于国防军外的纳粹军事组织。
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的第三帝国期间，德国以及其占领国领土上大量建造死亡集中营，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种的遭到了大屠杀。
根据粗略估计，期间总共有约600万犹太人、数千万其它人种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
在战争方面，希特勒在军事上摒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模式，创立了并且实践了闪电战、空军支援等新型战争模式，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1945年4月28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市区。
当天夜里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
30日15时30分，希特勒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1945年5月8日夜，纳粹德国正式投降。
德国战败.--------------------------------------------------------------------------------姓氏的由来阿道夫·希特勒家世是非混乱和复杂，希特勒这个名字的由来，应由他的祖父说起，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先祖，世居在瓦尔德维特尔，这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境之间奥地利的一个县城，此处属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也算是奥国的穷乡僻壤，此处有如捷克农民般的近亲通婚，而后来阿道夫·希特拉的父母便是，他们的私生子女很多，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本名叫做约翰·格奥尔格·希特勒，希特勒(Hitler)这个姓氏是阿道夫的祖父把原本的姓氏希德拉(Hiedler)改掉而来，阿道夫的父亲本从母姓，这是因为阿道夫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拉也是私生子，他出生于1837年6月7日，在39岁之前一直袭用母亲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因此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名字伴随了阿道夫的父亲大半生，虽然人们没有证据证明约翰·格奥尔格·希德拉便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但后来约翰·格奥尔格·希德拉在销声匿迹30年后在瓦尔德维特尔、威特纳镇出现，为阿道夫的父亲阿洛伊斯认祖归宗，在公证上承认父子关系，此时他们的姓氏希德拉已改成希特勒，此时约翰·格奥尔格·希特拉已经84岁了独特的身世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在流经奥地利和德国巴伐利亚边境的因河河畔奥方的布劳瑙小镇的一家名叫波默的小客栈里，一个名叫克拉拉的年轻妇女生下了一个男婴。
由于克拉拉前面生的三个孩子都早早夭折了，所以她对这个儿子就特别疼爱。
这个男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的父亲阿洛伊斯是布劳瑙边境小镇的海关官员，是一个42岁的农妇和流浪磨工的私生子。
阿道夫的母亲是其叔父的外孙女。
阿洛伊斯结婚时，已经48岁，新娘刚25岁，这是阿洛伊斯第三次结婚。
此前他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
阿道夫是他此次婚姻的第四个孩子。
也可能是这种在世人看来极为奇特的身世来历和血缘关系，造就了希特勒的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幻想的年轻人阿道夫·希特勒3岁那年，他们一家随父亲搬往德国巴伐利亚的帕骚市，他父亲要在那里管理一个属于奥地利的海关，在这个德国城市里的生活以及与德国儿童们的共同玩耍，给希特勒留下了终生不泯的影响，他一生都操着帕骚时期学会的那种巴伐利亚南部的口音。
1895年，希特勒6岁了，他父亲被调往林茨任职，全家又搬回奥地利。
在林茨郊外，他们置办了一所环境清幽的漂亮住宅。
不久，希特勒就被送到一所乡村学校上小学。
学校离家很远，每天早上，他要和其异母姐姐走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达学校。
就在这一年，干了40多年公务员的父亲退休养老。
但他很难适应这种退休生活，于是开始与酒为友，消解烦闷。
日子一长，就开始酗酒，变得脾气暴躁、易于激动，动辄对孩子拳打脚踢，用马鞭乱抽，以致于14岁的异母哥哥小阿洛伊斯被逼离家出走。
于是，小小的阿道夫·希特勒就经常成了他爸爸的“出气筒”。
1896年，7岁的阿道夫·希特勒随父亲搬往拉姆巴赫小城居住。
在新学校的学习，希特勒是个佼佼者。
但希特勒的父亲很快又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又于1898年在林茨附近的莱昂汀村买下一所房子和花园，不久便举家搬迁此地。
到了新地方后，希特勒在新学校的学习仍很轻松。
这时，他发现自己有绘画天赋。
于是他转而幻想将来成为一名“艺术家”。
但他父亲却坚决要儿子成为和他一样的公务员。
因此，在希特勒四年制小学毕业后，决定送他到林茨市的六年制中学就读。
但希特勒到了这所学校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终因数学和自然考试不及格而留级。
1903年1月，希特勒的父亲在早晨散步时中风而死。
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转折。
14岁的他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男子汉，形单影只的寡母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甚至家庭中的事务也要受到他的支配。
中学三年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没能通过法语考试，补考虽然勉强及格，但却因成绩不理想而失去继续在林茨的六年制中学就读的机会，他不得不转学到离林茨市40公里处的州立四年制中学去继续读他的四年级。
这一年秋天，在他补考及格后，领到了四年制中学的毕业证书。
他虽可继续进入综合性高中就读，但他却不愿吃这份苦，终以自己患过肺结核，繁重学业对健康有害为理由，说服溺爱他的母亲，让其中断了学业，进行休养，在林茨过起他自己称之为“好像梦幻一般”、“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虽然他母亲、亲戚劝他、催促他去做工学得一技之长，但他却在此后两年半的光景里，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做“妈妈的心肝宝贝”，打发“懒洋洋的日子”，享受“空虚的舒适生活”。
他也贪婪地涉猎书籍、大量作画、欣赏歌剧、参观博物馆，这时的希特勒虽然只有16岁，但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德国民族主义者。
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他日煽动家的希特勒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落落寡合，一种带有自怜情调的唯我独尊和经常突发的一种压抑不住的演讲欲，他对制订“宏伟计划”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而对于任何一种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的活动则都嗤之以鼻。
初到维也纳1906年，希特勒过完17岁的生日之后，带着他母亲和亲戚们给他的钱，去他早就向往的维也纳住两个月。
维也纳这座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帝都令希特勒神迷目眩。
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公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痴。
至少在此刻他已深信不疑，要想在艺术上有所建树的话，就必须在维也纳求学。
于是他千方劝说母亲同意他到维也纳的艺术学院去就读。
1907年夏，母亲终于同意他带着从父亲的遗产中提取的可以在维也纳生活一年的700克朗，来到维也纳参加入学考试，以圆他那做画家的梦，但结果却名落孙山。
校方告诉他：他的天赋是在建筑方面、而进入学院的建筑系则必须念完整个六年制中学并具有毕业证书，可希特勒只有四年制中学证书。
面对这一情况，希特勒束手无策，神情沮丧。
他没有给家中写信，也没有回家，而是独自留在维也纳，闭门谢客，埋头读书，听听歌剧或在大街上茫然无主地游逛。
直到10月底，他才返回林茨。
这时身患乳癌的母亲克拉拉已气息奄奄。
12月21日，他母亲终告不治，离开人世。
母亲死后，希特勒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他虽完全独立了，但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
然而他并不气馁，仍信心十足，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
维也纳的流浪汉1908年2月，希特勒重新回到了维也纳。
当时的维也纳是哈布斯堡王朝行将覆灭之前回光返照下的灿烂帝国。
但也有住贫民窟、穿破衣服、营养不良的穷人。
这时的希特勒开始变得富于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他常常为世道的不公和豪门贵戚们所榨取的不义之财而感到愤愤不平。
到维也纳之后，希特勒根本不去想方设法进建筑系，也不想学什么手艺，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倒宁愿干些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车站扛行李。
第一年，他主要就靠父亲的那点遗产和每月25克朗的孤儿补助金生活，到1906年，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只还有每月25克朗的孤儿费，他完全成了一个流浪汉，夜晚宿在公园的长椅子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门洞里，白天在小酒肆和候车室中以廉价食品充饥。
1909年圣诞节前夕，穷愁潦倒的希特勒把自己的最后一些冬服悉数典当，失魂落魄地进入了一个流浪汉收容所。
但不久，希特勒在一位朋友的鼓动下，又离开收容所，搬进一个廉价的单身汉公寓，决定靠自己的本事挣钱糊口。
他每天呆在房间里画他的明信片，由他的这位朋友去兜售，销路竟然十分理想。
他还画一些大的水彩画让朋友去兜售，销售情况也不错。
他就靠画这些画赚来的钱和还可继续领取的孤儿费，过上了吃住不愁的生活。
但没过多久，这位一直热衷于政治的“画家”就把单身汉公寓里的阅览室变成了一个政治俱乐部。
希特勒向那些聚在此处的房客中的“上流人士”和市民阶层中的失意者高谈阔论。
他按其需要，热忱地维护一切他所赞同的社会口号和政治口号，激烈地抨击那些造成他失败的社会口号和政治口号，对自己周围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简单化的解释。
在这期间，希特勒经常阅读大肆鼓吹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小册子。
特别是一本名叫《东方天坛星》的杂志，希特勒更是爱不释手。
该杂志的宗旨是创造一种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优秀人种，反对所谓的“劣等的杂交人种”、尤其是所谓犹太人那种“堕落不堪”的影响，并以万字旗作为其标志。
在这种氛围中熏陶，几年时间，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观的坚实基础就被打下了：这就是反对宽容和全世界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世界观，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集团，反对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
其中核心和他一生都始终不渝的“真正信仰”，从当时看，就是反犹主义。
他笃信他所属的“雅利安种族”天生就是高贵的，而犹太种族则恰恰相反是低贱的。
这期间，希特勒还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他特别注意阅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总结经验，他在反复琢磨后，终于得出结论：政党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必须掌握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否则将一事无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下士1913牟5月，对大德意志民族充满着狂热情绪的希特勒，离开维也纳移居慕尼黑。
他想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追求。
此时，他仍无正常职业，继续靠卖画为生。
这段时间，他常常闭门谢客，一头扎进从图书馆借来的一大堆政治书籍中，并特别集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战争始终充满热情的希特勒，一下子“完全被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动感情支配着”，他“双膝跪地，衷心地感谢上苍有眼”，使他“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8月1日，德皇对俄宣战，8月3日，这个侨居德国无意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的奥地利人，立即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恳求国王能批准他参加巴伐利亚军队。
8月4日，希特勒获准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巴伐利亚步兵第一团，成为陆军下士，担任团队传令兵。
他干得相当不错，甚至还获得了两枚铁十字勋章。
曾有数次他凭着侥幸死里逃生，这使他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信念：他“将肩负天下大任”，他只是在等待“时辰降临”，以便一鸣惊人。
希特勒对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命运始终极其认真而敏感，他反对战友对战争的诅咒。
他常常坐在食堂的角落，双手抱头，默默沉思，有时会突然跳起来，激动地走来走去，说德国得不到胜利，是因为德国人民无形的敌人比敌人最大的大炮还要危险。
接着他就会对“无形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激烈的攻击。
但是，不管希特勒怎样期待着战争胜利，最后德国还是打输了这次战争。
德皇退位逃往荷兰，德国在贡比涅车站签订了投降协定。
当时希特勒正在医院里治疗在战场上被毒气攻击而失明的眼睛。
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犹如五雷轰顶，痛哭失声。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简直一刻也坚持不了了。
我感到天昏地暗，眼前又重新变得漆黑一团，我摸索着，踉跄着，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寝室，一头扑到行军床上，把疼痛欲裂的脑袋埋在了被子和枕头下面”。
随后他就“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
“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人……卑鄙堕落的罪人的仇恨”。
于是他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决定投身政治”，“当一个政治家”。
开始政治生涯 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伤愈出院，到驻扎在慕尼黑的他所属的补充营去报到。
这时十一月革命浪潮席卷整个德国，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他所属的营已处在“士兵委员会”的掌握之中。
他对此情况十分反感，于是迅即离开慕尼黑到靠近奥地利的边境附近的一个战俘营去当警卫。
次年春天，他又回到慕尼黑。
这时那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慕尼黑出现短暂的苏维埃政权谁应负责的问题。
希特勒向该委员会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受到了赏识，并被调到陆军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
1919年6月，德国政府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该和约只允许德国保持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因而当局非常重视军队的忠实可靠，并为此设立了一些负有专门使命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报告部队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颠覆活动，还负责对工人组织进行监视。
被选中执行此种“侦察”任务的头一批士兵中就有阿道夫·希特勒。
在他们开始执行任务之前，希特勒和他的战友被一道送进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特种训练班受训，老师发现希特勒是一个注意听讲的学员，而且口才过人，就提请希特勒的上级对此予以注意。
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的一个团队去演讲，宣扬与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危险思想作斗争。
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他想进入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认，而且他自己也发现，他所具有的东西——擅长演说，一下子被证实了。
希特勒的上司十分赏识希特勒的才华，于是把一项特殊使命交给他去完成。
1919年7月底，希特勒奉命和其他“侦察员”一道前往莱希弗尔德的收容所，肃清那些曾在大战期间被俘虏过的德军战俘们中间滋长的斯巴达克思想倾向。
1919年9月，希特勒又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去调查一下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的情况。
就这样，希特勒以一个可以说是特务的身份第一次结识了当时只有54名党员的这个党。
这个党的纲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大杂烩。
由于希特勒在旁听这个小党的开会发言时，痛斥了一个主张巴伐利亚脱离普鲁士并与奥地利组成一个南德意志共和国的言论，他立即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和兴趣。
两天后，希特勒突然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己彼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开始这令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希特勒决定成为这个党的第55名党员，并担任了他坚决要求的党的主席团的第七名委员。
希特勒考虑到，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目标来改造这个党，然后他就有可能把自己在维也纳时期的思想和前线经历所得出的认识，在一种政治运动中付诸实现。
此外，这还为他提供了一种生活保证，从此，希特勒跨出了他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改造德国工人党为纳粹党 希特勒加入工人党后，他在履行“侦察员”职责的同时，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
他从事多方面的社会交际，在国家主义者刊物《慕尼黑观察家报）上刊登党的启事，组织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竭尽全力扩大党的影响。
希特勒在群众集会上施展演说才能，竭力向到会的大学生、小业主和军官们煽动对凡尔赛和约、“十一月罪人”及犹太人的仇恨。
他的演说不咬文嚼字，开门见山，通俗易懂，大量使用民间语言和战壕中士兵们的行话，因此其听众、特别是大战中的士兵倍感亲切，从而也使他们始终保持高度的狂热。
就这样，希特勒组织的群众集会不久便名闻遐迩。
他演讲的内容、语言的才华、雄辩的论据很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党对他顿然刮目相看，党的主席力排众议，遂将希特勒任命为“宣传部长”。
希特勒大权在手，就着手进一步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他重新安排了党的日常管理工作。
接着又和党的主席起草了新的二十五条党纲，基调是反犹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要求”，其内容，除了犹太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甜头。
为煽动、吸引群众，希特勒在党的名称上煞费苦心。
他利用德国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潮流，将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便是纳粹党，纳粹是该党正式名称缩写字中前两个字母的音译。
党纲和党的新名称都是在1920年2月24日的群众大会上向世人公布的。
由于新闻界对此事作了简短报道。
所以希特勒在这一局部地区遂变得名声大噪。
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被解除军职，他领了50马克的复员费、一身军装、一件大衣和一些内衣。
从此以后，希特勒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党的工作中去了。
他筹划了党旗和党的标志，党旗以黑、白、红三种颜色为底色，标志是一个卐字。
万字几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中都是日轮的象征。
希特勒很早就认识到了卐字标志对党员以及外界所具有的价值。
万字和1924年发放的褐色衫以及口呼“卐岁”的抬臂礼，给党员们一种庄严感，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属于一个理所应当对大众实行领导的精粹核心。
希特勒组织的这种国家主义的符号和标志以及军事化的风格，立即对小市民阶层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随后希特勒又在赞助者的支持下，买下了慕尼黑的《人民观察家报》，使党有了自己的机关报。
在此期间有一批为希特勒的学识、胆量和惊人的口才所折服的各方人士加入到了纳粹党的队伍中来，使纳粹党的能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由于希特勒的积极活动，一年之内，纳粹党就迅速壮大起来。
1921年7月，希特勒前往柏林，准备同北德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把纳粹运动扩大到全国。
这时，纳粹党内不满希特勒的委员乘他不在慕尼黑，准备推翻他的领导，希特勒闻讯后，立即赶回慕尼黑，组织力量反击。
他以退出纳粹党相威胁，逼使党同意他担任了党的第一主席并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
他还对党章作了修改，取消了党的委员会，废除了选举制，确立了“领袖原则”，实行独裁统治。
不久，希特勒自诩为纳粹党的元首，不仅对党的整个机构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力，而且还要求其党徒们对他要无条件地效忠。
1922年1月22日，纳粹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至此，希特勒终于把一个原来专事清谈的俱乐部，改造成了一个群众组织，并且成为其中最为重要和最为著名的一个成员。
慕尼黑啤酒馆暴动 魏玛共和国初期，经济十分困难。
接受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要支付巨额赔款。
法国为保证得到赔款和在德国面前有一种安全感，遂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虚弱的德国政府无力抗击，只能实行消极抵抗，结果导致德国发生了空前的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瓦解，经济陷于崩溃。
希特勒把发生这次灾难的原因都归罪于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和约，归罪干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
最后古诺政府发起的这场耗尽血本的消极抵抗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只好垮台，由施特雷斯曼继任总理。
新总理一上任，立即宣布结束这场斗争并准备愿意恢复赔款同法国达成了和解。
但施特雷斯曼的这两项决定却遭到了死硬的保守派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所有的极右派民族主义团体的抗议，而这种抗议运动主要集中在巴伐利亚邦。
那里的分裂主义势力企图举行暴动，对抗柏林政府。
敏感的希特勒看到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形势，正是他推翻共和国的良机。
他要以巴代利亚为跳板，攫取全国政权。
十月底，巴伐利亚和柏林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希特勒决心利用这一矛盾，他要求巴伐利亚邦政权趁柏林尚未向慕尼黑下手之时，就向柏林进军。
希特勒自认为时机对己有利，他执意要效仿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一年前“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的榜样，着手策划“向柏林进军”，以建立由他个人施行独裁的专制政权。
但巴伐利亚邦政府头目优柔寡断，无意按希特勒的意愿行事。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邦政府三巨头等要员在慕尼黑南郊的比格布劳凯勒啤酒店举行集会，希特勒乘机率领其600名冲锋队员，强行冲人会场，并首先向天花板开了一枪。
接着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下登上讲台，高声喊叫道：“国民革命已经开始，大厅现在已被包围，任何人不得擅离一步
”“如今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崩溃，我从现在起就是全德意志的领导者
”但希特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劫持巴伐利亚领导人搞政变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然而希特勒并没有死心，次日，他又与被迫参与其事、一心要建立军人专制政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商讨对策，决定在慕尼黑进行示威游行以扩大宣传和唤起士兵与居民的支持。
于是希特勒与鲁登道夫一起率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从啤酒馆向慕尼黑城内进发。
但他们立即遭到了警察的镇压，16名纳粹党徒被击毙，希特勒则逃离了现场，但11月11日被逮捕入狱，随后邦政府下令禁止纳粹党，封闭纳粹党报。
至此希特勒苦心策划的“向柏林进军”的夺权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撰写《我的奋斗》 希特勒的政变失败了，但他却从这次失败中为自己和自己的政党捞到了一笔宣传资本。
由于首席法官在“国家主义”思想上与希特勒并无原则分歧，因此最后只对希特勒判处了最轻的刑罚——监禁五年，表现好还可以酌情减刑。
其实希特勒只服了8个月的徒刑就被赦免了，而且未被驱逐出境。
就是在这仅8个月的服刑期间，他也倍受优待：除了获准享用特别饭食，还让他住在有两扇窗户、阳光充足，很为舒适的单间牢房里。
他可以自由通信，自由接待来访亲友，生日时可以接受亲友的花环和祝贺，此外还享有携带秘书、到户外散步和做体操的特权。
中午他则在墙上挂着一面万字旗的休息室进餐，这时他就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
所以当希特勒在这所看守监狱（这种监狱中的犯人名誉不受影响）中“服刑”结束时，狱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变成了忠实笃信的纳粹主义分子。
希特勒在监狱呆的这8个月，向自愿追随他来监狱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了他的著作——《我的奋斗》第一卷（第二卷于两年后出笼）。
这部著作既不是一本回忆录，也不是一部体现希特勒世界观的作品，实际上它是一个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对民主主义思潮于一体的大综合。
反犹主义是贯穿该书的一条主线。
他认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是优等人种，因此它有权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
该书的另一思想是鼓吹复仇主义。
希特勒声言必须撕毁凡尔赛和约，必须同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算账。
他声言，和约所加给德国的耻辱和仇恨己深深地印入六千万男女的心坎，变成了一片弥漫的火焰。
宣传对外扩张是该书的又一主题。
他宣称”将把目光投向东方的那个国家”，“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夺取。
”希特勒还在书中攻击议会民主制度，宣传专制独裁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法西斯的理论，《我的奋斗）一书被看作是法西斯的理论和行动的纲领，是纳粹党的圣经。
它为希特勒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迎合了当时广泛存在于德国的愤懑情绪，因而在纳粹政权时期它发行量很大，流传极广。
重建纳粹党希特勒从啤酒馆暴动的失败中悟出了自己的道理：即不能通过政变去剥夺台上统治者的权力，相反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才能取得政权，要充分利用共和国宪法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攫取政权，铲除共和国。
于是，在他出狱后的1925年1月4日，拜访巴伐利亚总理，承认1923年的政变是一个错误，并保证今后一定循规蹈矩，遵纪守法，还答应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支持这位总理。
邦总理遂由此产生一种印象：这头凶猛的野兽现在被“驯服了”，人们可以松一下绷紧的弦了。
这样，在2月份，巴伐利亚政府就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
接着，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正式复刊。
2月27日纳粹党正式重建，希特勒又获得了独裁元首的身份，但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说，而且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
这时的德国由于实行了货币改革，美元资本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哪些功劳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的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继承和发扬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1938年4月间，新四军由分散在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编成。
5月12日，就在皖中巢县(今巢湖市)的蒋家河口发起了首次战斗。
新四军始终积极寻找战机，英勇歼灭敌人。
8年抗战，新四军共计对日作战24600余次，毙伤日293700余人．俘虏日124200余人。
另有投诚、反正的日伪军60800余人。
需要特别指出，新四军的上述战绩，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首先，敌我力量极其悬殊。
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0300余人，各种枪6000余支，许多战士只佻手持梭标、大刀进行战斗。
经过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才达到21万余人。
而驻在华中的日军有16个师团26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坦克、飞机、军舰、汽车等。
这支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用来对付新四军的约九个半师团即百分之五十九。
华中尚有伪军23万余人，主要是对付新四军。
新四军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依靠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其次，新四军战斗的华中。
战略地位特别重要。
1939年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
1940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从此南京成为日伪的军事指挥中枢和政治统治中心。
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等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占领区，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交通枢纽。
新四军危及日伪心脏，因而遭到了日伪频繁发动大规模“扫荡”。
将军事清剿、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欺骗结合起来的“清乡运动”，更是日伪专门用于华中的毒辣手段。
再次，华中又是国民党力图恢复统治的发迹地。
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并不将新四军看作共同抗日的战友，而是看成争夺华中的对手。
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们就划定活动地区，极力限制和排挤。
以后，他们公然称新四军为“奸军”，不仅完全断绝了枪弹粮饷的供给，而且不断发动进攻，使新四军处于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分兵进行反顽自卫作战。
第二，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在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人口3400余万。
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新四军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大片国土，其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平方公里来估计的。
华中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日伪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资补给基地。
新四军将日伪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变成了支持抗日作战的根据地。
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
第三，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互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
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两军对峙，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之一。
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固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第四，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和盟军 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间接地配合和策应正面战场，而且还在战役上直接地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就是为了策应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
当时，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坂井支队，即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三联队、骑兵第六联队、炮兵第六联队第三大队，由南向北进攻合肥，进逼徐州。
新四军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中，袭扰敌人后方。
1938年5月11日坂井支队刚由巢县出发，5月12日新四军就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击毙日军20余人，迫使日军不得不从进攻合肥的部队中调回一部。
日军的战史记载这次战斗说：“坂井支队因后方的巢县守备队受敌之攻击，派遣步十三的第一大队前去救援。
”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围歼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
即使在这种合作抗日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烈士鲜血未干的日子里．新四军仍然顾全大局，支援国民党军抗日。
这年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集中第三、第十七、第三十五、第四十师团分三路向豫南挺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于平汉路以东地区。
为策应国民党军作战，保卫中原大地，新四军第四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军部指示，从1月30日起即尾追日军西进。
2月2日，、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再次指出日军西进河南，“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新四军应与国民党军“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2月3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新四军第四师领导人：“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
目前敌快要占漯河，李仙洲有西撤讯，你们即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
”此电还提出了“援助一切友军”的口号。
2月4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渡淝河西进，第十一旅渡涡河南下，2月10日收复蒙城，2月11日收复涡阳，沿西淝河继续进攻，给了日军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援了龟缩于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与新四军闹磨擦最多的反共顽固派。
新四军的一些重要的反顽自卫作战．例如半塔保卫战，黄桥决战，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对手都是韩德勤。
1943年2月，日军以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全部及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各一部，加上伪军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三十六师万余人，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
韩德勤惊慌万分，派人与新四军第三师谈判。
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同意在日伪军“扫荡”韩部时，配合作战，牵制敌人。
在韩部遇困难时，可向涟水、淮阴以南的新四军地区转移。
2月12日，日军以南、西两线兵力合击韩部，同时分兵进攻新四军第三师。
韩部一触即溃，纷纷逃入新四军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师奋勇进行反“扫荡”作战。
第一、第二、第四师也在与苏北邻近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牵制敌人。
在新四军内线外线部队的合力打击下，日伪军被迫撤退，韩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
新四军和同盟国的美军也有共同抗日的合作。
1944年8月14日至9月22日，新四军第五师接待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代表、情报参谋欧高士少校及其随员，同他商谈了在武汉周围建立无线电网，接收和发送关于日军的情报，以及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
12月下旬，欧高士率情报参谋、报务人员、机务人员和翻译再次来到新四军第五师，设立英文联络电台。
第五师协助设定了中文总台和各支台，负责收集鄂豫边区范围日军的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等情报，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提供目标和校正目标。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渡长江南下，发展浙西，打通浙东。
1945年4月7日，叶飞又率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渡长江南下，增强发展东南的力量。
这一重大行动，最初的意图也是为了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
以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盟军没有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协同作战没有实现。
第五，为国民党军和盟军提供了游击战的经验 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曾在国民党军中介绍和推广。
这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又一贡献。
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1938年7月6日，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因旧创复发回武汉治疗。
时在武汉的设宴招待他。
“李在席间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英勇作战甚为嘉许”。
后来，“在颁发武汉会战计划时，根据津浦线南段的经验，要求各部队在进行阵地战、运动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 曾任第五十军参谋处长的林华钧在回忆录中也说：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巩固江防，加强全军的战斗力，郭勋祺开办了军官训练班，聘请新四军领导人到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介绍新四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
” 曾任苏北挺进军参谋长的包毅回忆说：“1943年3月，占据扬州、泰州等地的侵华日军山本旅团倾其全旅团的兵力，并在南通日军一部的配合策应下，加上汪伪军5个师1个旅，共集中了2万兵力，百余艘汽艇，分水陆两路，向国民党鲁苏战区第2游击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这一仗对我十分不利。
正在我们进行战前研究、难下决心时，联抗黄逸峰司令员主动通过陈振送来重要建议，希望我军改变过去反‘扫荡’的办法，跳出小圈圈，转移到联抗根据地及新四军苏中军区去，避免因地区狭小、回旋困难和兵力弹药不足而招致损失。
”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列入了军队教令。
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送呈了一年来工作报告和《对敌作战说明书》。
5月10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
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
”6月6日，军令部次长刘斐批示：“报告内容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
”6月7日，致电叶挺、项英：“三月十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
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还传播到国外，成为盟军在敌后坚持抗日作战的借鉴。
1942年5月1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中的华侨组成一个支队，命名为四八支队。
取这个番号，就是表明以新四军和八路军为榜样。
支队成立之初，对于菲律宾的岛屿能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曾有激烈的争论。
他们学习八路军、新四军的经验，分析菲律宾的具体情况，认为岛屿虽受地域限制，但多山地、森林，依靠人民的支援，完全可以打游击。
从此，四八支队转战十四个省和马尼拉市，进行大小战斗两百余次．共计歼敌2000余名。
支队也从52人扩大到700余人。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尔逊也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带到了太平洋战场。
抗日战争初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情报官员的卡尔逊到过中国的许多战场。
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
他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十分赞赏，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援助八路军、新四军。
1942年以后，卡尔逊参加太平洋战场作战。
在他指挥的第二突击支队，运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开展岛屿游击战，成功袭击马金(Makin)岛。
第六，振奋抗战精神，鼓舞胜利信心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鼓舞了军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这同样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是逆着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大溃退的浪潮，毅然挺进敌后根据地的。
当人们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攻势而陷入失败情绪之中时，新四军以首战告捷、连连取胜的行动．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声春雷，使得中国军民的精神为之一振，动员了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投入支持抗战、参加抗战的行列。
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6日报道新四军在苏南的战斗时说：“民众抗敌情绪，益加兴奋。
” 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8月1日报道新四军在皖南的战斗时说：“民众渐渐地镇定了，抗战情绪也日趋高涨。
” 上海《大美晚报》1938年8月27日报道日军在苏南、皖南进行“扫荡”，接着说：“唯新四军则决心拼死抵御日军之压迫。
据闻仅南京东南约三十英里处之句容一带，即有武装农民四千名，专心致志与新四军合作。
” 上海《文汇报》1938年9月4日报道日军向溧水、溧阳进攻，同时指出：“新四军因得人民协助，颇占优势。
” 这种情况在外国报刊上也屡有反映。
苏联《真理报》1939年8月24日评论说：“新四军的活动增强了敌占区老百姓的胜利信心。
这一点十分重要。
” 新四军的战斗，也给了国民党军官兵以鼓舞。
林华钧在回忆录里有一段叙述：“善于游击战的新四军，经常活动于安徽芜湖、当涂和江苏南京附近，扰乱日军的后方，牵制日军的行动，从而掩护了第五十军的侧后背”，“大大鼓舞了五十军的士气，增长了五十军官兵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新四军的影响还传播到了国外。
许多国家的华侨报纸，特别是东南亚和美洲的华侨报纸，多次报道新四军的战斗。
参加新四军的华侨沈尔七、许振文、陈子谷先后返回菲律宾、泰国，通过演讲、展览等方式宣传新四军的胜利。
杰克·贝尔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汉斯·希伯等外国记者．或深入抗日前线，或通过各种途径，撰写了不少关于新四军的新闻通讯。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国际援助。
这是抗日战争得。
以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英勇战斗，对这种支持和援助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中，有没有新四军。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上要举行阅兵式， 这个设想早在1949年7月底就确定下来了。
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
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
很长时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事一定要圆满。
而选定一个合适场地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现出来。
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筹委会拿了出来。
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
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
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
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
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对搞好阅兵很重视。
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
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
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
并且，天安门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远不像后来那样阔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
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缺陷，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
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
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
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
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它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
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称天安门。
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
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
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
实际上，明清两朝，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
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天安门出入。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里有不少的去看看
《保护沙澧母亲河畅想未来新生活》作文
1、河南漯河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内陆少有的水城。
这里有两条河从城市中穿过。
它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漯河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沙河和澧河。
沙河和澧河像蓝色的绸带一样装扮着城市，同时澧河水还是我们的饮用水水源，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上百万人口的健康。
可是现在仍然有人在河边开垦种地、农药污染残留会渗入水中，引起水质变化；洗衣服、排放污水也会使水源严重污染。
俗话说的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母亲河的保护，需要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帮助，让沙澧河的水不再受污染。
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河水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坐上游船，向河中望去，你会看到鱼儿在水中玩耍，在浅水处还会看到河底的细沙；眺望两岸，有人在岸边垂钓，排排柳树长出了翠绿的枝芽；当傍晚来临时，你还会看到“一道道彩虹”飞架在沙澧河之上；还会感觉到：人在水中，水在城中，如诗如画、如醉如痴的感觉油然而生。
你将为有如此美景而感到高兴，你也将为身为漯河人而感到骄傲
2、保护我们的母亲河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水又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母亲河曾经流过我们的心田，她曾经那么美丽，那么年轻，她给了我们生命、尊严和热情。
她从远古流淌到今天，孕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她从高山流向大海，滋润着万顷良田；她从每个中华儿女心上流过，有笑有泪，有灾难也有丰收，但随着岁月流逝而日见沧桑。
黄河，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的发祥地。
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依水而行，而今长江沿岸的树木被疯狂地砍伐，茂密的森林已荡然无存。
而今天我看到的黄河已不是李白诗中描绘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与太阳争辉的一川金溪。
我不在有欣赏黄河时的愉悦，只面对悬河的战战兢兢，计算断流次数时的忧心忡忡。
多年来的森林砍伐和植物被破坏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和干旱连年。
黄河连年出现长时间的断流，流域内“山头不长草,平川不落鸟。
”而长江，则正成为第二条黄河且洪涝频频。
由于水资源的严重污染，目前，在中国，水质干净的河流湖泊已经为数不多了。
北方的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可是人们早些意识到这个后果，今天这十几亿对水的投资不就可以省去了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拥有这样的母亲河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奔腾不息的黄河在携带泥沙的同时，还要默默无言地忍受她的儿女们对其有意或无意的污染。
人类在损害母亲河的同时，也损害着自己的健康，威胁着长期建立的文明。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而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却屡遭儿女们在自己的身体上蹂躏和肆无忌惮地发泄。
母亲河的污染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母亲河在哭泣
谁不爱悠悠清水，浓浓绿荫；谁不爱天蓝风清，山灵水秀，万物葱茏
作为被黄河哺育的儿女，我们宣传保护母亲河的意义，是让更多的人接受绿色文明理念，更好的关注身边的生态平衡，爱护生态环境。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保护母亲河，让她重整容装，展现昔日风采。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关爱水资源，保护母亲河。
”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它需要我们每个人落到实处，为人类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而共同努力。
我们真诚呼吁：1、人人参与创建绿色家园，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每个人每年植1-2棵树；2、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开始，树立勤俭节约的美德；3、避免水龙头常开现象的存在，提倡使用脸盆洗脸洗手；4、用完水后，要及时拧紧水龙头，见到滴水的水龙头，请及时拧紧；5、人走灯灭，人离扇停，光线充足时，请不要开灯。
朋友们请不要因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清山水秀的城市，喝着母亲河的乳汁，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以为这眼前的一切与你毫不相干，更不用你去担忧。
难道非得等到火烧眉毛了，才去关注，才去担忧。
才去保护吗
这时，也许只能够说句“太迟了
，所以请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提倡绿色生活，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哪怕只是将一张废纸仍进垃圾桶里……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构建和谐美好的家园。
让我们伸出双手，去挡住那些无知的疯狂
别再糟蹋了拥有五千年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母亲河，让阳光和雨露哺育出绿色的希望——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3、称得上是中华民族骄傲的摇篮??黄河，它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
从高处看黄河，既像是一条气势磅礴的黄色巨龙，蜿蜒盘旋在祖国的神州大地上，又像是那轻柔飘起的纱巾。
从西头的喀拉山一直流向渤海，全长约五千七百六十四公里。
黄河，你曾经是那么壮观，那么美丽。
就拿壶口瀑布来说吧，你就像千万条张牙舞爪的黄鳞巨龙，翻滚着，缠绕着，拥挤着，撕咬着，昂首甩尾，一路挟雷裹电，咆哮而来。
倏而，腾空而起，猛然俯冲向下，如同百米冲刺一般。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你如同前呼后拥的千万条巨龙，齐刷刷地跌进深渊。
落地撞开万朵莲花，溅起的水雾飘飘洒洒，水声震耳欲聋。
伫立在壶口瀑布前，目睹着瞬息万变的奇观，耳闻震耳欲聋的轰鸣，我深深地被你那动人心魄的力量所震撼；被你那一往无前的精神所折服；被你那前赴后继的壮举所感染……，你的壮观，你的美丽，你的气魄，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你还有许多不可估量的作用，你为人们发电，为人们养殖，为人们灌溉良田；更重要的是你用你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中华儿女，你是多么值得我们为你骄傲、自豪、感慨啊
可是，你变了，你变得凶猛暴躁起来，折腾得两岸人民叫苦不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忧患。
这一切的一切怪你吗
不
这不怪你，要怪只能怪贪婪的人们。
他们毫无限制地开垦放牧，使森林毁灭、草原消失，绿色的植被受到严重的破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量泥沙冲击下来，使你的河床逐年抬高，下游变成了地上悬河，很容易造成决口与改道。
去年秋去冬来，我就从电视上目睹过一次，由于黄河的再次决口，使河南地区受到了洪水的袭击，让那里的人们叫苦不迭。
冬天，气温骤降，他们仍然住在临时搭建的帐蓬里……看到这一幕幕，怎能不让人痛心呢
我现在要大声呼吁：“我现在还小，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向人类求助，破坏森林，破坏绿色的植被是不折不扣的自杀行为，那些愚昧的人们该清醒了，保护母亲河，从自身做起。
我们应该植树造林，合理规划土地，让决口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我们的母亲河重新展现出气势磅礴的壮丽吧，再让母亲河为人类造福吧
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十年后用我的智慧治理黄河，让你为人类光做好事，不做坏事。
旧中国和新中国有什么区别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
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
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
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
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
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
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
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
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
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
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
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
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
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
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
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
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
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
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
”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
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
”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
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
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
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
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
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
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
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
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
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
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
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
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
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
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
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
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
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
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
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
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
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
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
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
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
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
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
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
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
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
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
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
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
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
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
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
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
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
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
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
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
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
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
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
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
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
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
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
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
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
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
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
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
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
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
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
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
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
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
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
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
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
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
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
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
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
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
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
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
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
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
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
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
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
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
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
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
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
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
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
东汉最重孝道。
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
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
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
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
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
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
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
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
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
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
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
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
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
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
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
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
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
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
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
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
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
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
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
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
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
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
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
”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
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
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
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
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
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
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
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
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
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
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
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
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
）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
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
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
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
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
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
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
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
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