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临终关怀以医学人道主意为出发点是什么
本文主要讨论佛教与临终关怀运动的结合，佛教所特有的生死哲学与冥想技术，为临终关怀运动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通过对案例的叙述与分析，笔者将探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何以成为可能，并在更为抽象的认知层面，对医学与佛教做出比较。
20世纪70年代，现代临终关怀运动（Modern Hospice Movement）发源于英国伦敦，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一旨在为濒死患者提供人道主义关怀的社会运动逐渐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区域。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1967年圣克里斯托弗救助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的建立，乃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兴起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为濒死病人提供关怀的做法古已有之。
如果对“hospice”一词的含义进行考古，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僧侣阶层就为朝圣者准备了休息用的场所（hospice），这是hospice一词首次被使用时的情形。
那时，尽管这些场所同样提供给病人及临终者使用，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后半叶，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特别是鸦片、吗啡等镇痛药物的使用），与各种基于信仰、情感或心理机制的精神呵护相配合时，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实践，才使得hospice一词具有了与“临终关怀”相关的现代意涵。
可以这样讲，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与推广，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场域，至少在其创始人桑德斯那里，她仍然将这种关怀理解为对“上帝之爱”（love of God）的诠释，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天职。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世界经历了一场宗教世俗化的历程，在持续扩张的现代性的祛魅逻辑下，很多学者认为临终关怀运动所秉承的乃是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人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发现，它早已出离于上帝的传统。
实际上，即使是桑德斯本人，也在其基督教理想之外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她积极打破宗教壁垒，试图把不同教派、信仰的宗教徒和非宗教徒中的需要帮助者，尽可能多地纳入到临终关怀运动的体系之中。
因此，虽然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临终关怀运动在其产生之初，就带有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情怀，始终把临终者本身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终关怀运动便超越了基督教的范畴，使其与其他宗教或地方性知识的结合成为可能。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围绕佛教与临终关怀的问题进行探讨。
实际上，在今天的北美、日本等地，佛教思想早已引起了临终关怀者的注意。
在美国，经过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引介，以《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Dead）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生死学作品，特别是1992年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所著的《西藏生死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而在2000年时，美国PBS电视台播出的一套关于禅宗临终关怀的纪录片，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至于美国的学术界，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材料看，也开始有学者关注一些在美国社会较为活跃的佛教临终关怀社团。
1980年，日本在派代表参加国际临终关怀大会后，逐渐被卷入到对临终关怀运动的讨论之中。
当海外基督教组织在静冈、大阪两地首先建立了临终关怀医院之后，日本国内的佛教组织发起了一场以临终关怀实践为主旨的“精舍运动”（Vihara movement）。
这项运动最早在佛教徒之间开展，旨在为临终者提供精神上的指导与咨询，后来随着热线电话的开通，关注的民众日益增多，最终在名古屋的田代教授（Shunkō Tashiro）的推动下，精舍运动扩展到非佛教徒的人群之中，并逐渐完善其日常的组织、活动与制度。
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情况的简要介绍，我们看到了佛教与临终关怀运动的结合。
虽然安德森曾经指出，所有世界性的宗教无不预设了解脱的存在，它们都指向对作为终极宿命的死亡本身的超越，但是在西方人看来，相比于其他宗教，佛教看上去似乎更像是一套专门为死亡所准备的哲学。
正是这样，在接触了佛教思想后，西方的临终关怀者迅速注意到了前者的理论和概念，特别是其特有的冥想（meditation）技术。
从一方面看，佛教对生活的淡然无视可以帮助临终者放下对外部世界的留恋与不舍，以获得内心的平静；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具体的训练方法，使病患、亲属及治疗师三方，都可以通过一项确定的技术来达到上述平静状态。
在下文中，围绕着佛教与临终关怀的关系，笔者将详细地展开论述。
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佛教的生死哲学，特别是它的轮回观念和佛教经典对死亡过程的独特理解，然后通过与现代医学的对比，揭示出佛教生死观的分殊所在；接下来，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探讨社会成员为何会在临终前选择宗教，进而呈现出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的生产过程；在文章的最后，我会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对医学与佛教做出对比，并总结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何以成为可能。
一、佛教的生死哲学我们知道，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死亡并不是简单的生命的终结，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对时间的认知问题。
胡塞尔认为，时间的存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人类置身于其中的，以流的形式（Flux-form）存在的绵延的经验序列，第二种是我们通过反思所形成的拥有统一意向的客体化的时间（temporal object）。
通过二者的不断交织、回忆、再生、构化，对象化的时间在主观的时间之流中逐渐确定，我们对“时间”开始拥有了自身的阐释框架，胡塞尔称之为“内在的时间意识”。
当这种对时间的理解逐渐生成时，我们据此来筹划自己的行动，这样的观点延续下去，便有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在”。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意识到死亡这一最终极的宿命，我们才拥有了理解并开启“此生之最终极意义”的可能。
因此在个人的理解层面，死亡是一种文化的造物，是由个体对时间的理解所塑造出来的被阐释物。
正是这样，我们若要探讨佛教徒对死亡的理解，就要以讨论佛教的生死哲学为基础，而要讨论佛教的生死哲学，则必须以理解佛教徒的时间观为切入点。
佛教所建构出的时间世界，乃是一个不断流转的“无始之轮”，所有生命体在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不断流转、轮回转世，《心地观经》有云：“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
”佛教徒认为，在每次转世的过程中，决定人们在来世去向的乃是“业因果”的法则，即民间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的遭遇皆源于前世的业因，今世的行为（即业）又决定了来世的果报。
只有那些证悟果位者，方可超越这无尽的轮回，以达到美好的彼岸，这种超越便是佛教所指的解脱所在。
这样，在此种轮回时间观的预设和建构下，现实中的死亡对佛教徒而言，便消解了它所固有的宿命意义，既然今生的死亡只是下一世的开始，那么通过这种对生命连续性的确认，死亡便转变为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阈限状态。
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对于修为有成的佛教徒来讲，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相反它是一个到达更高境界的契机，因此在佛教经典的表述中，从死亡到重生的这个转换阶段，也总是被描绘为修行中的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环节被称作“中阴”，在藏语中叫做Bardo，Bar的意思是“在……之间”，do的意思是“悬空”或“被丢”，它是决定一个人在来世去向的关键阶段。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阴，主要指生前死后的这段时期，总共四十九天，也被称作“中阴身”；但从扩展的意义上看，佛教认为整个人生其实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阈限期，因此他们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部分：此生的自然中阴、临终的痛苦中阴、法性的光明中阴和受生的业力中阴。
具体来说，“此生的自然中阴”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它等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的一生”。
佛教强调我们务必在生活中积极修行，以便为将来的死亡做好准备。
在自然中阴过后，便是一个死亡的逐步展开的过程，其中，“临终的痛苦中阴”是指从死亡过程的开始，一直到“内呼吸”的结束，佛教认为只有当内呼吸结束时，个体才算是真正死亡。
一般来说，痛苦中阴是我们获得解脱的第一次机会，解脱者将超越六道轮回，但对于那些没能解脱者，他们将进入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法性的光明中阴”。
光明中阴是证悟解脱的第二次机会，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错过了，亡者就要被投入到“受生的业力中阴”之中，并根据其过去的表现，来决定在未来的去向。
到了这一步，死者已经没有机会在这一世里跳出六道轮回，只能流转下去，以等待今后的机会。
这样，通过比较佛教与现代医学对生命周期的不同理解，我们看到了两者的区别所在：医学所承认的生命周期，只是佛教之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自然中阴），相对而言，佛教更加注重对死后过程的细致描绘，它们建构并确认出一个“死后”的真切存在。
更重要的是，经由中阴的四个阶段，不同轮回中的世界被联系在一起，通过平行且彼此交错的时空关联，人的未来不再被归于寂灭，相反，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可以被改变、重塑的生存之流。
佛教特别指出，死后的遭遇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佛教徒认为，死后所经历的清明或混乱，将会七倍于生前的经历。
如此来看，不管你在生前积累了多少善行，如果在死后受到了不良的干扰，这些干扰都会严重影响到你转世的去向；同样，即使你没能在今世努力修行，但如果能在死后接受法师的指导，或得到僧侣们的超度，你同样有可能在转世时获得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样，临终关怀的意义便在上述宗教哲学的表述中凸现出来。
可以这样讲，由于彼此的哲学背景不同，即使是在对临终关怀的理解上，医学与佛教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现代医学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基石，相信人在大脑死亡后，其意识即告终结，临终关怀无法减缓、也无力挽回这个过程，它只能使临终者的死亡更舒适、更有尊严、更加以病患的意愿为治疗的前提与出发点。
例如西方临终关怀运动中的一些口号——“善终（good death）”、“有意识地死（conscious dying）”、“关怀重于治愈（Care rather than Cure）”，就都是以承认此种生命的不可挽回为前提的。
与此相反，佛教的生死观却强调生命的连续性，后者认为即使身体已死，其“神识”却依然存在。
这种观点在根本上否定生命的断灭与必逝，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的临终关怀便抹去了“死亡”的面相，它所探讨的是一种指向“生”的技术，是对“重生”的肯定与助力。
因此，不论具体的流派如何，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始终有统一的主旨，即希望能够在人死后的中阴期里，帮助死者在来世获得更好的归宿。
在这样的主旨下，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特别注重对气氛的营造，不但关心临终者的心态，而且把关怀对象扩展到死者以外的人群，甚至是关怀者本人。
因为佛教徒相信，如果临终者周围的环境悲伤、喧闹的话，这些不利因素会对死者的转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死者的神识尚可感知到这些。
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位台湾法师将佛教临终关怀的特点概括为“四全”，即：（1）全人的关怀：指对临终者的病例进行追踪，以获得临终者的长期信任；（2）全家的关怀：指关怀对象要覆盖到死者的亲朋；（3）全队的关怀：指对关怀者本人的护理，如果可能，还要涉及到周围的医生、护士及律师等相关人员；（4）全程的关怀：指关怀实践要尽可能地延长，不但要覆盖整个中阴期，还要在死后的一年内对死者家人进行跟踪的悲伤辅导。
在上述共同理念之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临终关怀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
汉传佛教以“助念”为主，是指在病患死后，包括僧侣、亲朋、家属在内的人员集体念诵佛经、佛号，以帮助死者更好地往生。
佛号多选择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圣号，佛经则包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华严经》、《药师经》、《金刚经》这五部；助念时间应至少持续八小时，直到遗体冰冷，毫无体温，这表明死者的神识已经顺利转世；在助念时，也可供奉临时的佛堂、引罄、念佛机、咒轮等器物，以营造更好的气氛来提高助念的效果。
而在藏传佛教中，临终关怀实践以“迁识”为主。
迁识也叫作“颇瓦法”（phowa），它是指密宗的法师们能够通过其自身的修行，将死者的神识超度至西方极乐世界。
在藏族人看来，人的身体共有九个穴位，人死后其神识会由这九个穴位导出。
如果从上半身导出，死者会转世到天道、阿修罗道、人道这三善趣；如果从下半身导出，则转世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三恶趣；只有从头顶处导出，死者才能往生至西方极乐世界。
因此当病患过世后，西藏的法师们会反复修颇瓦法，并辅以超荐法、忏摩法、六道净化法等，或念诵莲师心咒、观音心咒、金刚萨埵咒、无量光阿弥陀佛咒，以求将死者的神识由头顶处导出。
至此，笔者简要介绍了佛教的时间观及其衍生的生死哲学，并通过与医学理念的对比，大致勾勒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我们看到了佛教临终关怀实践的粗略程序，如果临终者是一个佛教徒，他自然可以从上述经验中汲取到宗教的力量。
但是，正像笔者在前文中所指出的，在美国、日本等地，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早已扩展到非佛教徒的领域，一些相关材料的畅销也足以证明普通人的兴趣。
因此，我们必须跳出佛教本身的世界，对临终关怀实践采取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分析，我将证明佛教的关怀模式确实存在着吸引普通中国人并获得推广的可能，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梳理一下当代中国的地方语境。
二、中国语境：问题的提出以应用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若想在中国获得推广，首先需要与中国的地方语境相契合。
实际上，如果审视临终关怀运动与佛教思想在美国、日本两地的结合，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文化适应的过程。
例如，在美国，当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开始起步时，借用了不少西方心理学、人文主义哲学，甚至是基督教的词汇，并借助音乐、畅销书这样的大众文化载体，迅速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
在临终关怀实践中，它们也不强求临终者及其亲属必须接受佛教的信仰，这种“去宗派性”迎合了美国的多元主义文化。
另外，佛教提供的冥想技术特别符合美国人的行动主义（activist）气质，从而使宗教的意义更加个人化，基督教关怀模式又恰好缺少这种具体的操作性，基于上述原因，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在美国取得了成功。
而在日本，佛教的临终关怀更是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做支持。
日本有句民谚，叫做“出生时是神道（Shinto），结婚时是基督教，死亡时是佛教”，由于传统的神道教视死亡为不洁的象征，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禁忌，因此在日本的历史上，佛教寺庙一直承担着举办葬礼的职能。
但是，当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移植了西方的医学技术后，他们并未同时引介其背后的伦理与价值，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临终者从宗教的仪式空间中抽离，却无法顺利地接受西方式的关怀实践，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的重整旗鼓便不难理解了。
可以这样讲，佛教临终关怀实践在美国、日本两地的成功，皆与当地的文化脉络、社会资源和民族气质有着直接的联系。
那么沿着同样的路径思考，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地方语境又是怎样的呢
当代中国的文化场域在哪些方面适合佛教临终关怀的推广
又在哪些方面与后者背道而驰
乍看上去，在中国的乡民社会，佛教组织与死亡仪式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汉学人类学的作品中，就不乏有学者关注佛教的死亡仪式及其实践。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传统汉人普遍相信在死后有所谓转世的存在，他们对时间的感知是闭合的“轮回”，这样，如前文所言，此种循环的时间观就构成了对佛教临终关怀思想的契合与支持。
但是，相较于上述看法，笔者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视域，即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延续性中，我们能够轻易地罗列出各种证据来支持中国情境与佛教临终关怀活动之间的契合，但我们必须承认，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宗教网络和宗教传统均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例如，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年间，中国的民间宗教领域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破坏，这其中包括：乡土社会的庙宇被改造为新式的学堂；国家通过立法对民间宗教加以排斥；以及各种以反偶像崇拜为口号的民族主义运动。
到了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类似的破除宗教的运动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一方面，集体主义经济对基层市场的垄断切断了宗教空间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各种政治运动的打压和科学主义话语的拓殖也构成了对宗教领域的直接颠覆。
更重要的是，乡土社会的宗教临终实践大多出于传统之惯习，它与本文所讨论的此种自觉的、正在推广的佛教临终关怀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临终者所准备的“现代”消费品。
这种关怀模式更多地发生在城市，且具有较多的现代意涵，它需要借用乡土社会以外的知识体系与语言策略，因而是一种具有现代属性的公共医疗体系的补充物。
这样，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城市时，我们发现自解放以后，宗教资源在这里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甚至是某种真空。
中国城市既不像乡土社会那样拥有普遍的宗教习俗或基层网络，也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有某种公共性的宗教传统做基础。
但是在最近十几年里，城市内部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宗教活动与宗教组织，中国的城市居民开始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意识，在一篇论文里，笔者将其称作“宗教的萌生”。
这种“宗教萌生”（conversion）不同于过去研究中常见的“宗教复兴”（revitalization），后者多发生在乡村社会，或是其他有宗教传统的地区，意指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释放，早期被压抑的宗教势力逐渐得到了复兴。
但是，宗教萌生却是指如下一类现象，即社会成员原本不信仰宗教，甚至成长在与宗教绝缘的环境之中，他们从小受到现代的科学教育，并自觉地把宗教视之为“迷信”。
可是伴随着个人生活史中所遭遇的一系列苦难事件，这些人逐渐转向对宗教的信仰。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宗教萌生的人群，乃是由于遭受了疾病或死亡的威胁而产生对宗教的诉求，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佛教临终关怀实践的主要受用者，即属于此类范畴。
这些人从未信仰过宗教，却在临终前接受了佛教的关怀方式，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便出现了：究竟是怎样的机制把这些人推向宗教的怀抱
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怎样对这种转向做出理解
限于篇幅，我仅举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个机制。
三：临终前的个人：医学与宗教在本节中，我会列举两个较典型的案例，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将对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做出一个全景式的呈现。
第一个案例出自笔者收集到的一本佛教徒的访谈集，一位临终者的家属讲述了自己信仰宗教的经过，通过当事者的独白，我们将看到在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死亡的威胁下，个体是怎样转向对宗教的信仰的。
第二个案例收集于北京的协和医院，通过对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的叙述与剖析，我将展现在施、受双方的不断互动中，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是怎样被生产出来，并进而产生其效果的。
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从1991年起，被访谈者YQ的家人逐年有人去世，先是外婆、爷爷，然后是父亲、奶奶，到了第五年的春天，YQ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YQ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提到了如下一段颇有启示的思想历程：怎么办
对当时尚显幼稚的我来说，这一切叫我该怎么应付
万般无奈之际，我想到了“佛”。
以前一直认为学佛是迷信，看见别人去庙里朝拜总觉得这些人愚不可及。
但现在只要能救回母亲，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于是每月初一、十五，我都要到市里的两个庙轮番祈祷，然后再专门翻山越岭爬过一片荆棘林，去一间比丘尼寺庙里烧香祷告，每次还不忘请一份供过佛的斋饭带回给母亲吃。
当时的虔诚和愚昧让现在的我一回想起来就感慨万分：一方面如此精进祈祷，另一方面又因听别人讲我妈的病需要吃鳖和蛇来进补，因此经常是刚拜完佛就风风火火地跑到菜市场买鳖买蛇，几个月下来，大、小蛇一共买了上百条。
直到有一天，在寺庙里请了几本讲解因果的小册子，回家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在我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验了“因果丝毫不爽”这六个字：我爷爷是肉联厂杀猪的；父亲在爷爷的影响下经常开导我们说：‘民以食为天’，父亲因在供电局工作，经常都有饭局，他是什么鲜活吃什么。
而外婆因在我们家长期帮着买菜、做饭，同样不知杀了多少生。
看完佛学小册子之后，我马上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围桌吃饭的二十年，就是吵架不断的二十年，几乎餐餐有人吵，顿顿有人骂，从来没有过邻居家的和谐景象，这不是杀生过多、怨魂汇聚所致又是什么
这段独白有着明确的线索：当YQ最初信仰佛教时，她只是出于一种绝望时的无助感，那时她仍然把“佛祖”当作超验的神灵来对待，我们看到在后来回忆其经历时，YQ明确地指出这种行为是“愚昧”的。
实际上，从20世纪起，中国社会就弥散着一种普遍的科学主义氛围，后者主张科学能够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并把它提升为一种价值准则和人生哲学。
从YQ的案例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此种科学主义话语的祛魅效果，YQ本人根本无法相信神灵的真正存在，即便已经选择了拜佛，YQ也依然自觉地视之为“迷信”。
上述独白表明，真正使YQ信仰佛教的，是她后来接触到的佛教的因果观，当她把家人生病的原因定位于过去的“杀业”时，她彻底转向了对佛教的信仰。
正是这样，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于她所经历的那个决定性的转变——即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确认——实际上，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很多社会成员信仰佛教的决定环节。
我们知道，所谓临终者，大多遇到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现代医学无法给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甚至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临终者首先会感到对医学的失望。
当这样的失望持续下去，临终者会不断地反思自身，他们无法理解“疾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解决疾病”。
实际上，这样的思考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框架里，它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两类问题，即有关“偶然性”的问题与“宿命性”的问题，科学（或医学）无法回答“各种偶然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也无法使人们永久地超越死亡。
因此，当面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时，社会成员原有的基于科学原则所建立起来的认知秩序会遭到极大的颠覆，当医学无法帮助人们理解自身所遭受的苦难时，苦难被悬置在一个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的未决状态，人们无法依靠既有的解释图式对其做出理解，这就是所谓的“认知体系的无序状态”。
很多学者指出，人们可以去忍受现实中的苦难，却无法忍受这种由苦难造成的认知体系的无序状态，当既有的认知体系长期失效时，为了克服此种失效所带来的焦虑感，人们会倾向于转向更为有效的符号诊断体系（flow of diagnostic symbols）。
正是这样，当YQ的亲人接连去世时，她陷入了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失范状态，比如独白开始时的那几个“怎么办
”，就充分显示出当事人在绝望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新的解释资源。
但是，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新的认知体系的追求不会以极端的变化形式出现，相对来说，人们还是倾向于采取与既有认知体系相类似的方式进行调适，“当人们意识到某种同样风格的类似解释”可能更加有利于对苦难的理解时，他们会放弃过去所持的看法，转向这种新的解释体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中国民间传统中将“佛”视为神灵的做法，并不能帮助YQ重整秩序，因为它与YQ既有的认知体系相距太远，要知道在科学话语的祛魅下，一些社会成员已经很难再相信有神灵的存在。
但是，科学本身所强调的“因果规律”，却在形式上与佛教教义的“因果观念”相契合，它保证了当YQ从“科学因果律”向“佛教因果观”进行转变时，并不会因为这种对新的符号诊断体系的重新定位而动摇其业已建立的关于世界的普遍秩序。
实际上，在笔者的研究中，更多的案例均支持了这一论断，在因果观念的相似性的支持下，社会成员坚定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
这样，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便出现了：经由个体的认知失范，现代医学或科学所塑造出的普遍的因果世界，反而因为自身的“失效”而为佛教的登场提供了契机。
在理解了上述转变后，我们可以对佛教临终关怀实践做出更细致的勾勒，通过对第二个案例的叙述与分析，我将呈现出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仪式是怎样基于上述机制被逐步生产出来的。
这场仪式的主持者是法师CS，接受者是一位患膀胱癌的L女士，她过去是一位中医师，目前离异，有个女儿正在国外读书。
L女士的癌症手术并不成功，在接受关怀时，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腹水现象。
L女士并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生病的消息，在住院期间，全部由她的朋友帮忙照顾，由于朋友里有一位是佛教徒，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L女士在住院期间萌生了对佛教的信仰。
笔者是和CS法师一起前往医院的，后者并不认识L女士，因此在关怀开始前，他首先找来L的朋友询问了L的基本情况。
在进行辅导时，CS法师首先指出今天的相遇是种缘分，如果没有这场病痛，L不会发现佛法的奥妙，因此这场病实际上是一种机缘，它为L开启了佛法的大门。
问问佛经中对极乐净土的描述
艾乃斯是比较长寿的圣门弟子，活了一百多岁。
人类所有的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性的认识各有论断，确定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位置。
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哪家的思想或理论真正迈入了理想的境界，而唯有伊斯兰达到了对人性理解的巅峰。
根本的区别在于，所有依赖人类思维的方式都受到了人类大脑功能的局限，不可能出现超越常规的奇迹。
伊斯兰的思想与众不同，因为是来自造物主的意志，为人类在宇宙间确认了最平衡、最稳定而又最适宜的位置。
在一个宏伟的宇宙万物机体之中，人类与许多物种并存于世，承认自己微不足道的地位，感受到无限睿智与大能真主的存在。
相比之下，产生其他思想或信仰体系的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思维的结果，他们的局限性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人类正确道路的向导。
他们把信徒们丢弃在迷茫之中，不知出路在何方。
历史的事实证明，真主派遣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出现在人世间，向迷茫中的人类传达了真主的怜悯和仁慈，拥抱全人类。
他本人以身作则，表现了对所有人的仁爱和关怀，成为完美的人道主义示范。
他出现在一个人类文明最卑劣与落后的地方，人们；从小就习惯了杀戮、欺诈、压迫与愚昧，世界文明笼罩在暗无天日的雾霭之中。
他用仁慈的心训导一个蒙昧社会，人人都获得了拯救，精神升华，思想明亮，每个人都变成了“夜空中的明星”。
他的弟子们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人性改造，成为杰出的人类精英，例如穆斯阿布·欧迈尔。
穆斯阿布与他的伙伴阿萨德·鲁拉勒一同来到麦地那郊外的奥斯部落的艾什哈勒领地，去向他们传播伊斯兰正道。
那个领地的居民都崇拜多种偶像，他们的两个头目是萨德·穆阿兹和乌赛德·胡代耶。
萨德听说欧迈尔来到他们村寨时，立即命令乌赛德说： “你还在那里愣着干什么
赶快把这些家伙们赶出去。
他们来到这里，没别的，无非是来蛊惑人心，耍弄把戏。
”乌赛德带领几个人出了村寨会见了穆斯阿布和他的伙伴，对他们辱骂和大声斥责。
乌赛德举起手中的矛枪，指着他们说：“如果还想活下去，马上给我离开这里
”穆斯阿布面带微笑地说： “能否请你先坐下，我们此来有几句话想告诉你们。
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位很聪明而且理智的人，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话有道理，你就听；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也就不打搅你了，同你说再见。
” 乌赛德想了想，放低了手中的长矛，他回答说“好吧
有话快说。
”穆斯阿布和他的伙伴阿萨德向他讲述了许多伊斯兰的基本道理，乌赛德等人听得入神，表示愿意加入伊斯兰信仰。
乌赛德听完之后，便回到了萨德身边，并且向他汇报说： “我们静静听了他们的一番言论，觉得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萨德对乌赛德的言行甚为失望，决定亲自走一趟，去把这两位不速之客赶出村寨。
穆斯阿布以同样的方式向他微笑，要求他静听他说几句话。
他同他的伙伴简明扼要地讲解了认主独一的新思想，列举了许多现实例子。
萨德也是听得入神，从情绪动摇转变为兴高采烈，彻底信服。
这两位头目最终率领全村寨的人皈依了伊斯兰，为麦地那的穆斯林社会增添了新的力量。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当年圣门弟子们传播正道时屡见不鲜的事例。
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他们当时在先知穆圣教导下所达到的信仰高度，足以说服任何人，写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他们深信： “那些想杀害你们的人，从你们身上得到新生。
”有真理在手，无所畏惧。
先知穆圣在传播伊斯兰正道的过程中，表现了高度的宽容和仁慈，从不计较别人的过错，宽恕了任何曾经仇恨过自己的人，甚至罪恶累累的人，如杀害了他伯父的凶手瓦赫西。
他对所有人的怜悯和善良超越了对仇敌的气愤和怨恨。
他给人间带来的真理，如同清清的河水，扑灭了无知与愚昧的火焰，洗涤了人世间各种腐朽的污秽。
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是一个野蛮、缺少人性的时代，正如一位土耳其著名诗人迈赫麦德·艾尔索伊形容的那样：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牙齿，连他的亲兄弟都会把他吃掉。
”伊斯兰的出现，挽救了整个地区，把那里的人群从荒蛮与兽性中解救出来，并且引导他们建设高度文明的人间社会。
先知穆圣带领着他的弟子们，攀登上了真理的顶峰，而他本人始终都走在队伍的前面，勇往直前。
在20世纪之初，有一群信奉基督教的学者在荷兰的海牙开会，他们会议的主题是遴选100位在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
根据历史名人遴选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和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投票表决，发现百人之中位居榜首者是先知穆罕默德，因为各项指标得分最高，非他莫属。
回顾当初伊斯兰在阿拉伯兴起的年代里，在所有圣门弟子中，90%是因为敬服先知穆圣的为人处世，被他的榜样力量所感动，决定放弃传统信仰而选择伊斯兰成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甚至当时的穆斯林敌人，他们对先知穆圣领导的事业恨之入骨，谩骂他是“骗子”、是“压迫者”，但对他本人优美的言行，无不敬重得五体投地。
凡是皈信伊斯兰而且决心为之奋斗的人，应当知道伊斯兰出现的终极目标是复兴人性。
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必须重视和关怀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
因此，伊斯兰的使命之一是引导并培训最优美的行为，使高尚的文明大行其道，成为众生喜悦的生存环境。
这是对旧世界的改造和创新，因此必须与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克服陋习，建立新风气，充分展现优异的人性。
只要把人性中最美好的积极因素发动出来，成为人人自觉的精神追求，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因此，从先知穆圣承担起最后使者的第一天起，他遵循真主的命令确定了这个目标，与人为善，帮助人们提高信仰觉悟和道德风尚。
伊斯兰坚持既定目标，1400年来坚定不移的努力和奋斗，培育过千千万万的虔诚信士，他们都是深受社会赞美的好榜样。
伊斯兰使蒙昧的人群转变成文明的人，知经达理，遵循礼仪，表现仁慈、善良、友爱。
例如欧麦尔，卡塔布，他在皈依伊斯兰之前是人所共知的野蛮人，曾经活埋他的女儿，但成为穆斯林之后，心地转为善良和仁慈，走路不敢踩死一只蚂蚁。
伊斯兰代表了一个充满同情与仁爱的灵魂，到处巡视，寻找施加恩惠的地方。
仁慈的种子在心田中发芽生根，释放出来的是鲜艳的人性花朵，以优美和雅致的姿态为两世幸福和吉庆而努力工作，因为伊斯兰的使命，就是复兴俊美的人性。
凡是从伊斯兰崇高体系中产生的举动或行为，都表达了人性最优雅的内在真情。
突厥诗人尤努斯，埃姆雷在他的诗句中写道： 让我们互相友好 让我们做事简单 让我们彼此恩爱 可以让任何人来管理这个世界仁慈是一种精神武器， 曾在历史上展现过巨大的威力。
曾经有一个被俘虏的武士对逮捕他的指挥官说：“你们的仁慈真可怕
好残酷啊
使我不得不爱我的敌人。
”如今的世界，很不正常，一切是非都被那些不幸的无知之徒颠倒了
他们竟然把伊斯兰同“恐怖”挂钩，牵强附会在一起。
这倒像是向着灿烂的阳光糊泥浆， 白日做梦。
他们的手段很愚蠢，只能向一些无知的民众散布谎言，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污蔑造谣，用恐怖吓唬那些胆小怕事的人。
因为伊斯兰的宽容，善意对待所有的人，包括有错误、有罪过的人，所以他们找到了借口，这些人受到伊斯兰的保护，所以证明伊斯兰可怖，给世人造成威胁。
自从伊斯兰出现于世，坚守着最基本的原则：公正与仁慈，不论对待什么人，穆斯林或者非穆斯林，一视同仁。
伊斯兰反对任何形式的粗暴和野蛮行为，伤害生命、财产和自然环境。
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家庭和个人尊严看作是分内的责任，让人们感到宽心、依靠和信托，帮助建立一个团结、友好与稳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思想与当代所宣称的“恐怖主义”丝毫不沾边。
恰恰相反，伊斯兰有明文禁止一切可能产生使人们感到惊慌失措的行为。
根据圣门弟子穆斯林，哈利斯的传述：真主的使者派遣我们奔赴前线。
当我们接近目标的时候，我快马加鞭急速前进，超越了弟兄们。
我抢先一步进入对方营地，我同他们耐心地交谈，说明我们是认主独一的穆斯林，无意伤害他们。
最后对方宣布皈依伊斯兰，成为穆斯林，双方停止了对抗。
我的一些朋友对当时的局势不很清楚，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先行去说服，而不同敌人厮杀。
他们埋怨说： “都是因为你，我们没有同他们打仗，没有机会得到战利品。
”先知穆圣得知实情后，把我叫到他的跟前对我赞扬说： “你知道吗
对于每一个被你今天说服的人，你都能得到真主的一份赏赐。
”他继续说： “我要为你写一封信，把你介绍给未来的穆斯林社会管理委员会。
”不久之后，穆斯林·哈利斯从真主使者那里得到了一封密封的信件。
(Ibn Sa'd Tabaqat,VII,419-20)再说一个例子， 同著名的“比尔—毛纳惨案”有关。
希吉莱第四年，先知穆圣在当地人请求下，向比尔—毛纳地区选派了70名教师，受命去传播伊斯兰，但他们遭到敌人暗算，全部罹难。
从那以后，凡是有要求派遣伊斯兰教师的部落，都命令武装人员跟随对他们保护。
他们出发前，都受到真主使者的反复叮咛，不许可随意使用武器，并且给他们规定了许多规则和注意事项。
其中有一队人马，跟随的武士是哈利德，瓦里德，他超越了规定的行动伤害了当地的人畜。
先知穆圣得知后，极为悲伤， “真主啊
哈利德的行为与我无关”，这句忏悔的话连说了两遍。
他又派遣阿里·塔里伯到那里处理善后工作，不但赔偿了受伤害人员的损失，也赔偿了牲畜的损失，甚至受到伤害的狗。
（Bukhari， Ahkam，35)奥斯曼帝国时期，历代奥斯曼苏丹王都念念不忘先知穆圣时代以及历届哈里发的治国经验，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苏丹王对各地总督有严格命令，不许可强制当地人皈依伊斯兰，禁止杀害无辜平民威吓当地民众，或推行帝国主义式的文化。
奥斯曼帝国在其疆土的各地实行民族和解的政策，穆斯林与当地居民互相宽容，因为把当地人看做是真主的委托，给予善待。
当年在列治亚（波兰）有地方民谣说： “等到奥斯曼的马匹来维斯瓦河饮水，我们的国土就得到了真正自由。
”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包容了各种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大帝国，各民族享有共同的经济繁荣，民族平等，人民自由。
当奥斯曼军队向君士坦丁堡开展围城战役时，拜占庭帝国的诺塔拉斯大公爵对提议向西罗马教皇请求救兵时的答复说： “我宁可看到突厥人的缠头，也不希望看到大主教的高冠。
”同我们今日到处所见一样，任何地方的穆斯林社会都充满了仁爱与慈善精神，这是穆斯林的文明传统，历来如此。
只有仁慈与善良，才是走近真主的达天俊路。
在先知穆圣教诲下的新社会，好人好事的例子说不完，俯拾皆是。
例如下面这个能使人深受感动的一件小事：一位弟子名叫白亚兹德·巴什塔尼，一次在旅途中坐在一棵树下歇脚，随手进点饮食。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继续赶路。
走了一阵之后才发现，在他的背包上爬着一只小蚂蚁。
他想： “如果把它带走，就是让它同家乡的土地分离，再也回不来了。
”想到这里，他立即采取行动，返回原来的路，回到歇脚的大树底下，让小蚂蚁回家。
白亚兹德受过真主使者的教育，懂得真主所造化的一切生灵都需要我们的怜悯和仁慈。
伊斯兰是完美的生活方式，对待一切生物都须表现同情与仁慈，尤其对待同胞人类更为谨慎小心，让其他人看到穆斯林人性的璀璨光芒。
人类是真主所有造化物中的“精华”，通常说“人为万物之灵”，人道主义受到世界各民族称赞，体现了人类社会的高度文明和礼仪，伊斯兰的法典包含了所有人道主义原则。
伊斯兰把人的地位提高到了令天使感到羡慕的程度。
现代社会，缺乏道德理念和人性良知，到处都有压迫和剥削，亵渎人格，草菅人命，践踏人类尊严，因为私欲膨胀，忘记了真主赋予人类的仁慈和善良。
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伊斯兰，因为伊斯兰的使命是复兴优美的人性，使全人类觉醒，回复到真主造化人类的本来面貌。
静听伊斯兰真理的声音，执行真主的命令，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扭转乾坤，改造社会，搭救深受苦难的芸芸众生。
从另一个角度看，广大民众最需要伊斯兰，为了实现自救必须理解伊斯兰，学习伊斯兰的精神与原则，遵循伊斯兰指引的生活方式，尤努斯，埃姆雷的诗句“为了真主，珍爱所有生灵”，难道不是要我们珍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回归正道，以便取悦于真主而获得今后两世吉庆，此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珍爱方式呢
身为穆斯林，都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向世界宣告伊斯兰的真理，拯救在迷误中的同胞兄弟姐妹们。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现代的通信技术以及交通设施，给了我们宣传极大的方便，那么，也说明我们的责任更为沉重。
当有了极其容易操作的通信手段和途径，就应当积极采用和发展，向所有的人宣传伊斯兰真相，澄清事实，批驳错误，否则就是我们当代穆斯林的极大失职。
这是我们个人的责任，也是穆斯林社会的责任，所有的个人与组织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把世界当做舞台，上演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
当前，形势逼人，刻不容缓，请看下面这个真实的现代故事。
美国有一个医生，他决心皈依伊斯兰，皈依的仪式决定在一座清真寺中举行，而且事先发出通知，邀请了许多朋友参加。
根据仪式的程序，他首先做自我介绍，谈一谈他是怎样选择伊斯兰的
为什么愿意成为穆斯林
他站了起来，他出人意料地表现十分伤感，他说就在此时此刻他思念起了他最近刚刚逝世的父母。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在座的朋友们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说：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
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他们在后世里会受到怎样待遇
”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有人站起来给予一个解答： “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伊斯兰，他们不受责难，因为不知者无罪。
现在是他们等候审问期间，到了复活日，一切都会公正判定。
他们将受到公平的待遇。
”这位医生对朋友们的回答表示满意，但他继续发表他的谢意。
他说： “亲爱的穆斯林弟兄们
我父母生前都很有知识，品德端正，心地善良，一切都比我好。
但是，由于生活在基督教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选择了基督教的信仰，直到临终。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此外他们不再有其他知识。
对于伊斯兰，也许听说过这个名称，但不知其内容。
”他说： “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
因为你们移民来到美国，坚守伊斯兰信仰，并且建造了清真寺，欢迎非穆斯林进来学习和理解这个宗教。
这个机会导致了我最后的明智选择，成为穆斯林。
我的父母退休多年，生活圈子很狭窄，没有人向他们传播伊斯兰，他们不无遗憾地去世了。
如果能像我这样幸运，生前听到过伊斯兰，我想他们一定会同我一样做理智的选择。
”他说： “我的理解，信仰的选择也是前定，但是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有因果关系，人们可以积极促成许多事发生。
你们来到这个国家，感觉到困难重重，不敢大胆行动，并且找借口原谅自己，而实际上是对自己应尽的责任失职。
我的父母没有成为穆斯林而去世，他们会责怪你们，我也是这样对你们责怪，同时为我的父母感到悲伤。
”他说话间，忍不住痛哭流涕。
这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我们惊讶、恐惧、深思。
传播伊斯兰是真主命令我们的责任，而由于我们忙于今世的事务，抽不出时间关心宣传伊斯兰。
当今通信更加方便了，而我们的责任更为重大了。
如此容易的事，譬如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子就是善功，我们为什么不去积极完成呢
远离我们的人，我们没有像圣门弟子那样千里迢迢去寻找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和周围的人，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向他们表示信仰的贵重。
我们传播伊斯兰的责任丢失到哪里去了
宣传伊斯兰，是对生命的最大关怀，是对灵魂的拯救，而不是政治手段，对人压迫或欺骗。
这二者界线分明，不容混淆。
发生在伊斯兰早期历史上的“哈里吉叛乱”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当时有一部分政治野心家，抗拒纳税和哈里发政权， 以遵奉真主之名号召起义，完全是为了篡政夺权的政治目的。
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频频发生，穆斯林内部的军阀或部落酋长，为了私欲或权力而高举起“保卫伊斯兰”的虚伪旗帜，动员平民为他们卖命牺牲。
发生在公元656年的骆驼之战，又称贾玛尔战役，有犹太血统的叛军领袖阿布杜拉，沙巴对他的支持者们说： “人们啊
你们的生命和荣耀，必须依靠社会混乱和战斗来获得。
我们的目的就是挑动他们互相残杀，形势越混乱越好。
明天一早，发现他们互相打仗，就让他们对抗，不要去劝说他们停战，去思考别的问题。
让那些互相嫉妒的人群互相打起来，阿里、祖白伊和托哈，几个帮派厮杀不止，就是我们胜利的希望。
我们将来会享有荣华富贵与天下太平。
”这是一次思想大暴露，典型的叛徒嘴脸，伊斯兰内部的敌人，发生过不止一次，历代都存在这样的危险。
看官们，你们扪心自问，从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伊斯兰世界哪天安定过
各种政党、军阀和派别势力群魔乱舞，各自争霸，并且拜倒在西方强国脚下祈求援助和支持，他们热衷于为虎作伥，把伊斯兰世界内部搅得天昏地暗。
我们是否应当冷静地想一想，其中的真正的动机和理由在哪里
以下是苏菲大师毛拉维·鲁米的几行小诗，但愿能给我们一点启迪。
你在大地上播下了刺梅的种子， 当你步入玫瑰园来赏花听夜莺歌， 不要忘记会被梅花的尖刺扎疼， 不要怪玫瑰园，那是你播种的刺梅。
你尽在圆满的月亮上寻找纰瑕， 不知你是怎样心态， 是否要到天堂里寻找尖刺； 你不喜欢玫瑰花，而只是找尖刺， 就是到了天堂里，那里没有其他， 只有你要找的尖刺。
鲁米还有几行小诗，是形容那些专在社会上捣乱破坏的人间魔鬼。
有的人吃人肉就像野兽， 嘴里模模糊糊说着“俩霍拉”（唯真主万能）， 心中晃动着魔影， 他们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有的人像屠夫，阴谋对朋友剥皮， 满口漂亮话“亲爱的，我爱你”， 手中磨刀霍霍，准备杀人， 蒙骗你的目的是要剥你的皮， 被敌人灌下吗啡的人最可怜。
当代的世界，人道主义是时髦，人人不离口，但多数都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人道主义。
他们从来没有领悟过真主的爱，从来没有向别人表示过同情。
假如他们突发奇想，只会血淋淋地杀人；假如他们是诗人，他们的诗词使良心腐败；假如他们布道，必然首先毁坏道德。
鲁米对这种人有感而发： “如果他手中拿着玫瑰花，递给别人的是尖刺；如果他向朋友走来，就像一条蛇张嘴咬人。
”《古兰经》对这种人的可耻嘴脸也有无情揭露：“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
，他们说： ‘我们只是调解的人。
’真的，他们确是作恶者，但他们不觉悟。
” (2：11-12)我们应当认识到，不是这些人自己的决策、愿望或野心，而是真主的意欲所展现的时代特征。
那些利用宗教的口号到处招摇撞骗的人， 目的奸诈，证明他们确属那些真主所不喜悦的人，这种人常在腐朽的社会中出现，甚至杀害真主派遣的使者。
《古兰经》说： “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以此为定制：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我的众使者确已昭示他们许多迹象。
此后，他们中许多人，在地方上确是过分的。
” （ 5：32）当一个杀人凶手在行凶的时候，他残害了一条生命，代表了他对生命的藐视，不承认生命存在的权利和真主赋予生命的神圣意义。
他的罪恶行为将传播出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是对全人类生命价值的彻底否定，因此杀人凶手必受真主的谴怒和惩罚。
真主说： “凡救活一个人的，如救活众人”，就是这个道理。
毛拉维，鲁米曾在他的诗歌中，把伊斯兰比喻为保护生命的万灵良药，例如在他赞美伊斯兰善待生命的诗句中说： “在这条生命之河的岸边，不会发生死亡。
”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伊斯兰的精神原则，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人的生命意义。
因此伊斯兰对人类社会的训导首先是皈信正道，然后才有美好的人生与优美的行为，如文明、礼貌、怜悯、同情、善良、守法、立德，一切都追求完美。
因此我们说，伊斯兰的出现是对人性的复兴。
对于当今世界的现状，只有提倡怜悯之心，才能拯救受到腐蚀和伤害的灵魂，使之恢复健康的生存状态。
从怜悯之心起始，就能产生许多优良品行，如仁慈、善良、谦逊、宽恕，消除嫉妒，热心服务社会。
所有的社会慈善服务，不以个人得失为计较，都将提升人格品级，使真主的仆人更加接近真主。
只要对生命存有怜悯之心，热心为生命服务，就能打开心扉之门，迎接未来的希望，让世界沐浴在真主的慈恩之中。
没有怜悯，就没有仁慈，我们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这些丑恶意念就没有希望消除，因为这些恶劣的人性，已经成为广泛世人与生俱来的人生目标。
总之，信奉伊斯兰， 目标是追求人生的和平与幸福，但必须建立在虔诚的信仰与优美的行为基础之上。
因此，凡有虔诚信仰的信士，努力功修，把思想和灵魂朝向真主，竭尽全力多做善功，服务社会。
毛拉维，鲁米说： “一个丑人，有美人做伴会感到愉快；哎呀
金秋的光临，给他带来了玫瑰的面色。
”真主啊
求你恩赐我们在两世里享受到伊斯兰的俊美。
求你保护我们、我们的民族、穆斯林稳麦以及全人类，不受暴乱与灾难的伤害。
阿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