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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县的口号

时间:2017-11-26 20:11

设备安装调试安全警示标语有哪些

1.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  2.提高职工安全意识推动安全文明生产  3.生命至高无上,安全责任为天  4.质量是安全基础安全为生产前提  5.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安全发展  6.安全生产重在预防  7.安全连着你我他平安幸福靠大家  8.人人讲安全家家保平安  9.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  10.安全连着你我他,平安幸福靠大家。

  11.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12.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遵章守纪,保障安全。

  13.事故不难防,重在守规章。

  14.消防设施,常做检查;消除隐患,预防事故。

  15.按章操作机械设备,时刻注意效益安全。

  16.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提升你我安全意识。

  17.危险物品,隔离放置;标识清晰,注意防火。

  18.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9.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  20.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21.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22.安全生产重在预防  23.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促进生产  24.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5.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  26.安全——我们永恒的旋律  27.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  28.传播安全文化宣传安全知识  29.安全来自警惕事故出于麻痹  30.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发展  31.安全是家庭幸福的保证事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  32.劳动创造财富安全带来幸福  33.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安全是职工的生命  34.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35.麻痹是最大的隐患失职是最大的祸根  36.安全是效益的基石,隐患是事故的根源  37.关注安全关爱生命  38.幸福是棵树安全是沃土  39.安全是生命的延续,违章是生命的终结。

  40.安全发展国泰民安  41.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42.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43.小心无大错粗心铸大过  44.我要安全安全为我  45.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6.确保生产安全严禁违章作业  47.抓好安全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48.强化安全生产构建和谐焉耆  49.提高全民消防素质增强全民消防意识  50.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促进生产  51.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52.生产不忘安全,工作确保质量  53.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54.道路连着千万家,安全连着你我他  55.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维吾尔族文字的语言

评论 ┆ 举报最佳答案此答案由提问者自己选择,并不代表百度知道知识人的观点回答:八戒笑笑新手4月10日 23:55 维吾尔族历史概况 维吾尔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自称“Uyghur”的音译,具有“联合”、“同盟”(拉施特《史集》第1卷)和“凝结”的意思。

“维吾尔”一名最早见于汉籍是在公元4世纪的《魏书·高车传》里,被译写为“韦纥”,指的是高车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部落。

公元7世纪开始称“回纥”(《新唐书》卷217);788年又改译为“回鹘”(《资治通鉴》卷233),这个称呼一直延续至宋及五代。

元明时期一般译为“畏兀儿”。

1934年,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正式规定“维吾尔”为汉译民族名称,此后这一译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土著居民。

这两部分人于公元840年大规模汇合,至16世纪初完全融合成为现代维吾尔民族。

回纥源于丁零。

早在公元前3世纪,在蒙古草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活动着很多被统称为丁零的游牧部落。

丁零人相继受草原上的匈奴、鲜卑和柔然汗国的统治,长期局促于山地森林和蒙古草原的北部边缘,以狩猎和畜牧为生。

公元4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由于使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魏书》卷103)。

他们分布于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东西万余里的欧亚北方大草原上。

其中,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的被称为东部铁勒。

东部铁勒中较大的部落有9个,回纥是其中之一。

为了抵御异族的侵扰和压迫,这9个部落经常结合成暂时的地域性联盟,因此又被称为“九姓铁勒”或简称“九姓”。

回纥部原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最初可能由10个氏族组成,也可能是他们有尚“十”的习俗,因此又自称“十回纥”。

十回纥以药逻葛氏族为首,部落酋长都由药逻葛氏族选出。

5世纪中叶以后,在准噶尔盆地东部出现了一个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铁勒部落,被称为“突厥”。

公元552年阿史那氏建立了囊括整个蒙古草原和准噶尔盆地的突厥汗国,回纥和其他铁勒部落成为它的属部。

突厥贵族对广大铁勒部落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各铁勒部落的反抗。

在反抗突厥汗国的斗争中,回纥部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铁勒部落,力量逐渐强大,与突厥贵族相抗衡。

744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

回纥汗国的疆域包括贝加尔湖以南,阴山以北,兴安岭以西和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草原地区。

此后,在汗国存在的近百年中,草原上的各游牧部落以回纥部为核心,逐渐融合团聚为一个统一的回纥族,诸部落原有的名称从此基本消失而统称回纥。

从那时起,回纥名称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单纯地指一个原始部落,而已经成为一个包括了草原上各游牧部落的古代民族的名称。

回纥汗国是唐朝的属国,历代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

有三位唐朝公主嫁给了回纥可汗,因此,历代回纥可汗都认唐朝为母家,称中原皇帝为舅。

这种甥舅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同时,回纥贵族亦有将女儿嫁与唐朝亲王为妃者。

当时,中原汉人迁居到草原的也多了起来,他们大多融入回纥人中。

回纥汗国与唐朝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最突出的是马绢贸易。

回纥汗国在其存在的近百年期间向唐朝倾销了上百万匹马,换回的丝绸大约在2000万匹以上。

这些丝绸大多被贩运到了罗马、波斯和印度等地。

当时,中国丝绸在东罗马的价格与黄金相当,即一两黄金一两丝绸。

回纥汗国通过马绢贸易获得了巨额的财富,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杨圣敏《论回纥汗国与唐朝的关系》,载《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回纥人使用突厥卢尼文,有些回纥人懂汉文,有的还能用汉文写诗。

和蒙古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回纥人信仰萨满教,8世纪初摩尼教传入蒙古草原,公元762年,牟羽可汗立摩尼教为国教。

839年,漠北草原上连年饥疫,又大雪为灾(《唐会要》卷98),汗国内部发生内讧,北方黠戛斯人乘机夹击,840年回纥汗国崩溃。

草原上的回纥人在各部贵族的率领下四散迁走。

其中一支约10万人向南,到达阴山以南的长城沿线游牧,到848年这部分人完全溃散,其中大部分进入中原,融合进了汉人之中。

另外三支回纥向西迁徙,分别到达葱岭西的楚河流域、准噶尔盆地东部和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

在河西走廊的回纥人与其他民族融合,后来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

到达准噶尔盆地东部的回纥人以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和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建立高昌回纥汗国。

葱岭西的回纥人与当地的葛逻禄等部落共同建立了喀喇(黑)汗国。

这两个汗国建立以后,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塔里木盆地扩张。

一个个绿洲国被相继征服,只有土著人的于阗国还维持着原来的政权。

9世纪中叶以前,新疆南北的语言文字和人种都有明显的差别。

在北疆游牧的多为操突厥语的铁勒部落,他们是6世纪中叶所建突厥汗国的遗民,并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在北疆的突厥语化过程。

根据当时的石雕、壁画和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他们都属于宽脸、细眼、鼻子较矮而又少胡须的蒙古人种。

而当时南疆的居民则多表现为高鼻深目、多胡须的欧罗巴人种特征(耿世民:《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南疆各绿洲的语言文字也不统一,据德国古文字专家的研究,共有7种语言24种文字,大都属于印欧语系。

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塞语:焉耆-龟兹语,在焉耆、库车和吐鲁番一带使用;于阗语,在和田、喀什和巴楚一带使用。

而东疆则受到较浓厚的汉文化的影响。

10世纪中叶以前,新疆的居民多信仰佛教、摩尼教和萨满教。

公元943年,喀喇汗国的沙土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

公元960年,喀喇汗国的20万帐突厥人和回纥人皈依伊斯兰教,就在这一年,阿斯兰汗确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从此,喀喇汗国以圣战为旗帜,向东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纥和于阗国发动连年进攻。

1006年,南疆最后一个土著人的政权于阗国战败灭亡,在塔里木盆地只剩下回纥人的两个汗国东西对峙,这标志着回纥人已成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民族。

从此以后,土著人的语言和文字逐渐消失,南疆的突厥语化过程基本完成。

由于两个回纥汗国宗教信仰根本对立,并且宗教教义已渗透到各自的社会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

高昌汗国境内佛教寺院遍布,通行回鹘文;而喀喇汗国到处是清真寺,使用阿拉伯文拼写的突厥语。

他们互相视为异教徒,人民之间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对立情绪,经常发生宗教战争。

因此这两部分回纥人并不具备形成一个统一民族的条件。

1125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以巴拉沙衮为首府建立强大的西辽政权,高昌回纥和喀喇汗朝相继成为它的属国。

1211年,成吉思汗西征,新疆和整个中亚地区都归入蒙古大汗国的版图,塔里木盆地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后来发展成察合台汗国。

1370年左右,察合台汗国分裂为多个地方割据政权。

尽管各割据政权的首领都是蒙古贵族,但是当他们进入塔里木盆地和中亚河中地区后,由于长期生活于操突厥语的居民中间,蒙古贵族和士兵从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上也都逐渐突厥语化和伊斯兰教化了。

16世纪初,察合台的后代赛义德汗在喀什噶尔建立“叶尔羌汗国”。

1513年,赛义德汗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统一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完全肃清了佛教势力。

从此以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完全统一,也才有了共同的民族心理意识。

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形成了。

在南疆处于察合台后人统治之下时,原来游牧于蒙古草原和叶尼塞河上游的蒙古厄鲁特部进占了新疆北部。

17世纪初,厄鲁特部中最强的准噶尔部在北疆建立政权,史称准噶尔汗国。

1678年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在维吾尔人阿帕克和卓的引导下,率领准噶尔军队南下,消灭了叶尔羌汗国,并建立了以阿帕克和卓为“帕夏”(皇帝)的政权,对南疆实行统治。

阿帕克和卓是伊斯兰教中的伊禅派首领,他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政权。

从此以后,阿帕克和卓及其后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相继依靠准噶尔部蒙古人和中亚的外来侵略者,在近200年中,不断在南疆制造分裂和暴乱,给维吾尔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755年清朝军队灭亡了准噶尔部,统一了新疆。

不久,阿帕克和卓的后人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反清叛乱,1759年被清军镇压。

1820年至1828年,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曾几次从中亚浩罕国窜回南疆,策动叛乱。

1865年,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又伙同浩罕军官阿古柏攻入南疆,曾一度占领新疆大部。

1878年,左宗棠从阿古柏手中收复了新疆。

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地区从公元前60年就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早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了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当时,在天山以北及蒙古草原上生活的是匈奴人,他们建立的游牧政权经常对西汉中央政权进行骚扰,威胁到西汉边疆的稳定。

为此,西汉中央王朝多次派兵,联合西域各国,展开对匈奴的军事征服。

到公元前60年,匈奴的日逐王被迫降汉,西汉在吐鲁番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天山南北各地,从此西域统一于中央政府。

此后,无论中原政局动荡与否,天山南北始终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受中央政府的管辖。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10月设立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

伊犁将军对于新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又分别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

在北疆实行的是扎萨克制度,在东疆汉人较多的地区实行郡县制度,在南疆维吾尔族大部分地区沿袭原有的伯克制度,但取消了伯克的世袭制。

1882年沙俄被迫归还中国伊犁地区以后,清朝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

自西汉以后的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的官私文书均将天山南北及其以西的地区称为“西域”。

1755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以后,对这一地区曾以西域、西疆、西陲、新疆等数个名称并用。

新疆建省以后,只使用“新疆”一名,而不再使用其他名称。

清政府之所以改“西域”为“新疆”,有以下原因:一方面,到乾隆皇帝时期(1736-1795年),清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通行于全中国,完成了清朝前期几代皇帝统一中国的任务。

乾隆皇帝为此十分自负,将由自己最后确立清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作“新疆”,当时被清政府称为新疆的地区还有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安顺与钛宁附近,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也将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称为新疆。

另一方面,左宗棠从阿古柏手中收复新疆,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地区以后,力主在新疆建省,他在奏折中写道:“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以新疆为省名,表达了一种新的意思,即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由于新从阿古柏手中收复,具有故土新归之意,这包含了收复失地的爱国将士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除了新疆以外,湖南桃源县也有一部分世代居住的维吾尔人。

湖南维吾尔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高昌回纥的都督哈勒。

13世纪初,他追随高昌回纥王向成吉思汗投诚,被元太祖封为“折冲将军”,统帅一支维吾尔人军队进入中原。

元灭明兴后,朱元璋启用哈勒的后裔哈勒·八十,继任燕京都总兵,以抗御元朝残余势力对明朝边境的侵扰。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因其翦敌有功,赐姓“翦”,并更“八十”为“八士”。

后来哈勒·八士任荆襄都督府都督,镇守湖广辰(州)常(州)一带。

哈勒死后奉旨敕葬常德,这就是西域维吾尔人定居桃源的开始。

此后,哈勒的后代或为官,或经商务农,长期定居于常德地区桃源县,一直延续至今。

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新疆巡抚袁大化遵旨承认共和,从此新疆进入民国时期。

1919年,阿勒泰地区改归新疆省长管理。

1944年9月以前,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相继在新疆实行封建割据式的独裁统治,他们使新疆处于封闭的状态,与中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

这期间,新疆制度多变,局势动荡。

1933年8月,英国、印度政府派出间谍利用印度商人在南疆的广泛联系,收买许多当地人充当英国间谍和宣传员,鼓吹“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

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精心策划并给予1000支来福枪和200名士兵的支持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宣告出笼,并提出“保护宗教,杀汉灭回”的口号,推行极端的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回、汉等民族人民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

1934年2月6日,马仲英所部军队开进喀什,“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1944年9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爆发了一场由多民族群众参加的起义。

民族军打到了玛纳斯河西,与国民党军队对峙,时称“三区革命”。

1949年1月,国民党当局为缓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斗争情绪,改组了省政府,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于1949年8月26日解放兰州后,直插张掖,解放酒泉,兵临玉门关,进逼新疆。

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接受中共的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相继通电起义。

正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赛福鼎也发表声明,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表示支持陶峙岳和包尔汉的正义行动。

新疆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立即设立新疆分局,直接领导新疆的各项工作。

1949年12月17日,以包尔汉(维吾尔族)为主席,高锦纯、赛福鼎(维吾尔族)为副主席,由新疆各民族和各界代表组成的新疆人民政府成立。

1952年9月,新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

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首先从帮助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建立相应的民族自治地方开始。

1953年先后成立了3个民族乡;1954年成立了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

锡伯、回、蒙古、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有了自治地方。

1955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消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1955年9月20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消新疆省建制〉的决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

选出了37人为委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其中维吾尔族19人,赛福鼎(维吾尔族)为主席。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本栏内容基本参照由郝文明、王铁志主编之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专著《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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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管理和防务,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了??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举行反清武装斗争。

这是由库车回族、维吾尔族人民首先发动,乌鲁木齐、莎车、塔城、伊犁等地纷起响应,迅速扩及全疆。

这些武装反清的领导权大多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掌握,他们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以排满、反汉、卫教(杀异教徒)等反动口号欺骗、煽动民族仇杀,并且相互攻伐,争战不已。

新疆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造成了浩罕国阿古柏匪邦和沙俄军队入侵的可乘之机。

1864年夏,原塔什米立克(今疏附县南)的行政官柯尔克孜族人思的克,在当地回民的支持下攻入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抗;又因久攻汉城(今疏勒)和英吉沙尔(新城之意)不下,便派牌素巴特(今伽师)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等赴浩罕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请求把匿居浩罕的大和卓之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等遣回新疆,以便利用他的旗号,达到复辟“叶尔羌汗国”的目的。

浩罕国摄政王派军官阿古柏与布素鲁克在浩罕搜罗了一批武装力量,于1865年初侵入南疆。

思的克将布素鲁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但对阿古柏的到来非常不满,阿古柏随即驱逐思的克,又先后攻占英吉沙尔、疏勒、叶尔羌(今莎车),并于1866年吞并了以和田为中心的割据政权。

1867年夏,又攻下阿克苏、库车等地,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政权,势力达到喀喇沙尔(今焉耆)和库尔勒一带。

阿古柏把布素鲁克逐出新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

1870年,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消灭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清真王”政权,势力延伸到玛纳斯。

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占。

阿古柏实行一种军事封建采邑制度,对各族人民进行野蛮的压迫和恣意搜刮。

在阿古柏的蹂躏下,新疆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人民极度贫困,甚至出现买卖奴隶等历史倒退现象。

近代战争观念与国防思想是什么

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中国国防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既富于侵略性,又拥有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敌人。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千古未遇”的强敌面前,中国近代国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列强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且规模越来越大,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直至发展到甲午战争这样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列强各国虽然在瓜分领土、攫取权益方面有矛盾,有争斗,但在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这一共同目标上则是一致的,常常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中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列强都联手制华,或组成联军一同人侵中国,1900年甚至出现8个帝国主义国家共组联军人侵中国的情况。

这就使中国在进行反侵略战争时,往往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二是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是海陆并举。

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不同,近代列强入侵中国很多是从东南沿海方向人侵的。

同时,沙俄在东北、西北,英国在西藏,法国在西南的陆路方向也都分别发动了入侵。

所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防威胁是全方位的。

三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是为了割占土地,又是为了掠夺政治、经济权益。

它们不仅逐渐蚕食瓜分中国的神圣领土,还一步步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上述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军事理论界,迫使人们对战争与国防问题做出新的、更深刻的思考:(一)改变以往否定战争暴力的倾向,提倡军国民主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兵学家们,曾长时间抱着以道德化育天下的理想观念,认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洋务运动》第6册,第166页),仁义之师必会取得胜利,强调“倭、法残人之宗,夷人之祀,虐用其民。

我以仁义之道,行壮直之师,兴灭继绝,其理亦可以一战”(《涧于集·奏议》卷1,第11页)。

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本性是中国受侵略、遭压迫的根源所在,认识到“十九世纪之中,白皙种人既占领澳大利亚,又出全力分割阿非利加洲,粒砂寸土,皆有主权;于是登喜望之峰,脾脱全球,见夫太平洋东之大陆,可以染指,遂乃移戈东向,万马骄蹄,群趋并力,移其剧摄于亚洲,六十年于兹矣。

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姐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

”值此强权之世,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兵者不祥之器”、重文轻武。

兴文堰武的战争观念已经过时,中国虽然爱好和平,但国人必须崇尚武力,“非尚武不足以立国”。

从世界各国兴亡废替的教训看,“英法德美何以强

强于民质之尚武也;印度、波兰何以亡

亡于民质不尚武也”。

所以,“国之有尚武精神,譬之则国魂也。

今者中国已矣,其无国魂矣。

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黄天已死,四郊皆多事之秋”。

“吾将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迎之,日魂兮归来,吾祖国之魂兮,盖归乎来

”(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兵战、商战并举的新型国防建设思想经济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必备条件,也是人们研究国防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它又最直接地表现为粮草与战争的关系。

据古代史籍,早在上古时代,部落领袖神农氏就说过“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汉书·食货志》)。

此说固无足信,但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很早就产生了“重农重粮”思想则是不错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兵学家就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发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军争篇》)的告诫。

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样式的日趋复杂,战争对经济的要求也超越了以往储粟运粮的水平。

基于古代中国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搞好农业生产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强调“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

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古代兵学家都从“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出发,把发展农业经济视为强兵的惟一途径,把孔子提倡的“足食”、“足兵”、“民信”视为国防建设的不二法门。

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王朝在大多数情况下面临的是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袭扰,而对于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政权来说,构筑长墙、城邑是防止边疆游牧民族袭扰的最重要手段。

所以从战国时代开始,历代王朝大都很注意修长墙,筑城邑。

秦统一六国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从临挑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中原北部竖起了一道人工的国防屏障。

汉代更在阴山之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并将秦长城延至焉耆。

即使在无法修筑长城的情况下,如宋代燕云十六州被辽朝占领,国防线被迫内移,无法修补长城故址,仍特意兴置稻田,开挖塘泊,建成一道长四百五十公里,以关隘为重点,用寨栅渠网相连接的防御工程,以阻遏契丹骑兵漫野而过。

鉴于修墙筑城在古代国防建设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也成为传统国防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使用冷兵器的侵略者,所要进行的战争也不再是建立在农耕及游牧经济基础上的中世纪战争。

中国一方面要改变国防经济落后的状况,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将国防潜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直接的国防力量,这就需要对国防建设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最早将目光集中在国防科技的问题上。

林则徐等人基于对鸦片战争中西方“船坚炮利”的深刻印象,首先开始了师敌长技的初步探索,如设法购买外国制造的大炮和水师船只,组织编译有关西式枪炮技术的书籍等。

魏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总叙》),并具体说明西人长技主要就是战船、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但他后来对“养兵练兵之法”有所忽略)。

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成为中国国防建设思想历史性变化的开端。

其本质是突破了传统重农耕、重修城筑墙的原则,凸现了国防建设的科技主题。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全面展开。

在从事国防科技引进的过程中,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国防科技与国防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经济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体现为对农耕和农业经济的重视,而是要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具体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近代国防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这一思想认识大体表现为三个逐步递进的深化过程:最初,人们只是认识到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最主要的途径是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

这种近代军事工业不再是古老的手工作坊,而是建立在“制器之器”基础上的新式工业。

李鸿章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国自强的推一道路。

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仿制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对中国国防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接着,一些人看到单纯发展军事工业是不行的。

军事工业需要原料和燃料,故应开采煤铁矿藏,冶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经费,故应发展近代民用工业和商贸,靠它们的利润来不断为军事工业注入巨额资金。

因此人们由求强进而求富,认识到“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晌源,莫如振兴商业”(《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的道理。

最后,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发现,中国近代国防虽然直接表现为军事落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经济的不发达。

他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防问题,主张首先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即与东西方列强进行“商战”而不是“兵战”。

王韬说只有民族工商业发展了,“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驭外之法也”。

郑观应则明确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因为“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所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他把商战视为无形之战,把兵战视为有形之战,主张先进行商战,即对中国国防力量衰弱标本兼治,反对遗其本而图其末,反对单纯重视军事斗争。

同时,他还把国富看成是兵强的前提,坚信“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的道理。

(三)改变以往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做法,实行全方位防卫、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方针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威胁大多来自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袭扰,因而国防的主要方向在北方。

历代王朝筑墙置戌的重点在北方,兵力部署的重心也在北方。

从先秦至明代,在北方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战略防御的思想日趋完善,普遍采用了修边墙,屯重兵,以边墙当其出没,以重兵当其长驱的作战原则。

随着火器在明清战争中得到更广泛应用及西洋大炮的传人,边防城守战法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的兵学家提出了构筑城壕、牛马墙,以铣护城,以城护民的战法,还有人提出了主张计谋退敌的谋守,奇袭出击的以战代守,凭坚城用大炮的固守战法,等等。

而在中国辽阔的东南沿海,由于以农业经济结构为主的古代中国缺乏海洋经济利益的强大推动力,古代战略家们一直难于解脱自安于陆的传统心态,大多数缺少海上生活经历的封建文人士大夫,对惊涛巨浪极为恐惧,甚至在海上力量相当强盛的明代,仍然有人认为:“今之说海事者,往往谓御之于陆不若御之于海。

其实大海茫茫,却从何处御起

自有海患以来,未有水军能尽歼之于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复回者。

”不如“陆战一胜即可尽歼,贼乃兴俱,不复犯我”(《筹海图编》卷12)。

以胡宗宪为代表的主张歼敌于海上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并不占主导地位。

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其海防的主要目标是防备汉族反清力量和海盗抢劫、走私,而非把已经大举东侵的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入侵看成是国防的主要威胁。

康熙帝晚年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西方殖民势力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认为“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并提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清圣祖实录》卷270)。

但实际上,中国国防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倾向并没任何改变。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海上、陆上频频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复杂,战略形势更加恶化,以往较少碰到的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国防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海防和塞防等一系列新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用新的战略观念和理论来加以解决。

制定中国近代国防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清敌友,即搞清楚中国已经遇到和即将遇到的敌人是谁。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仍没有从所遭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

林福祥、魏源等人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时,也主要是着眼于对付现实威胁,对长远的国防问题尚未涉及。

只有林则徐在充军新疆期间,耳闻目睹沙俄侵吞中国疆土的勃勃野心和强权行径后,一曾指出:对付英国侵略军“易与耳。

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国朝先正事略》卷25)第一次提出了国家面临的潜在威胁问题。

1861年。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各族人民大起义和西方列强的人侵,清朝重臣奕沂等人联名上奏“章程六条”,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

他们指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吞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

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这一认识虽然在方法论上比前人有所进步,但在选定国家主要敌人时,将对农民起义军的血腥镇压放在首位,而没有从全面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对可能的作战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只对单一的敌人进行防卫,没有注意到潜在的、次要的威胁也可变成现实的、主要的威胁。

所以清廷上下很少有人预料到普法战争后元气未复的法国,竟会在茹费里上台的短暂时间里就改变国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

当法国侵略军向越南北圻步步进逼时,清政府也对自己的作战对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指出“环何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中法越南交涉史料》卷2),因此“亟宜通筹边各,以弥后患”。

基于上述新认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后普遍的边疆危机面前加强了全方位的国防建设,特别是结合对周边环境的分析,正确地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主要的直接的威胁。

当时情况恰如时任北洋大臣幕僚的姚锡光所分析的那样:“今日本机牙甚锐而毛羽未丰,举中国全力以经营朝鲜,彼尚未能与我争衡;失今不图,殆非区区对马海峡所能限制,更非鸭绿江门一衣带水所能防维,患气所乘,恐将延及畿甸”(《尘牍丛抄》上卷)。

但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十分重视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防范,由此造成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与辨识主要威胁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问题。

近代史上最先涉及这一问题的,是70年代那场海防塞防大讨论。

当时,俄侵东北,日犯台湾,英窥新疆,边睡多故,危机四伏。

中国的海防塞防同时出现危机。

对此,一些督抚要员提出不管海防,专顾塞防的主张,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暂时放弃新疆,移塞防之费专顾海防的主张。

左宗棠则提出海防塞防并重,海军、陆军发展并重,最后清政府采纳了他的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海防提到与塞防等量齐观的地位。

隋炀帝的功过

我在红楼贴吧昨天看到了这个帖子,写得太好,就粘贴给你看吧:  昨晚19:45,新红楼的第50集在宝玉的突兀一拜中嘎然而止,随即连续的5、6个广告联播才让我意识到这个李少红版的红楼梦终于播完了。

  我算是很认真的本剧观众,50集大戏看了45集,其中仅仅1次外出、1次信号故障,才漏掉5集。

算是坚持把牛奶喝完,才发表的观后感。

这一点先预告新红的支持者。

  原本在看了前4集后,已经有了个基本认识。

而且这个认识并没有随着其后的40多集演进而有太多变化。

之所以迟迟才提笔,大略是因为数年前为了反对李旭丹出演黛玉并反对胡枚担任导演,已经奋笔疾书的许多。

热情耗费不少,自以为终于得计(这一点不少天涯网友想必在得知蛋蛋和胡导出局时颇有同感)。

而最终是现在这么个结局,却是政老爷说宝玉和贾环的“两难”了。

好,闲言收住,且说正题。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豆瓣的评分。

豆瓣上:《89版红楼梦电影》的评分是7.8,《林青霞、张艾嘉红楼梦电影》评分7.5,《徐玉兰、王文娟越剧电影红楼梦》评分8.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评分9.2;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评分为4.9。

豆瓣的起评分为2.0,最高分为10。

一般电影而言,9分以上寥寥,都是神作,比如《肖申克的救赎》;8.5分以上接近神作;7.5分以上都值得一看;6分以下必属烂片。

  豆瓣上给新红楼打分的约有3400人,其中40%的人给了一颗星(最低评价),9.3%的人给了五颗星(最高评价)。

其余2星、3星、4星分布平均。

毕竟有超过300人给出五星评分。

  那么新红楼究竟是否好看

私以为设定这样一个前提:没有看过《红楼梦》原著,也没认真观看过《87版电视剧》,甚至对红楼梦的故事、人物了解非常模糊。

那么在看完了新版红楼梦后,应该认为这部剧拍得还不错。

场面大、人物多,场景、道具蛮漂亮,情节曲折跌宕,至少是部看的下去的好电视剧。

比之央视不断重播的穿越大戏《神话》那好了不是一点半点,甚至比大胡子的《鹿鼎》、《倚天》在流畅性上也强出很多……交出这样一份答卷,李少红和新红制作团队当然想不通目前铺天盖地的板砖了。

  问题是,这样的前提假设存在吗

  就像《黄金甲》。

如果没有看过《雷雨》者,会觉得影片的故事情节还是大有可观的。

但是这个主线框架和老谋子有半毛钱关系吗

同理,既想借助《红楼梦》的故事、人物以及其声望带来的收视关注;又在遭到批评时以“艺术手法创新”、“导演的二度创作”、“80、90后的新视角”等为托词,试图摆脱原著的框架和规范。

请问李少红,这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事情,合适吗

  以下,漫谈我对于新红楼选角、表演、剧本、场景、服饰、音乐、音效的数点观感。

  选角是个大题目,也是李少红失败的根本。

这个篇幅比较大,我放在最后细细说。

争取对每个主要角色发表以下个人观感。

这里单说一下林黛玉的选角。

  新红的海选是搞到了“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地步。

其中沸沸扬扬的,就是黛玉的角色。

当时三甲当中,李旭丹和闵姑娘就不评论了,程媛媛的容貌最出众,气质也柔弱。

但是一来演技太弱,这点在新版的平儿身上同样可以看到。

二来年龄感太大。

三来程的皮肤确实是个大问题,新红中厚厚的粉还是没能完全掩盖。

李少红因此另起炉灶,本来也属必要。

哪知道千挑万选,居然选出了现在的蒋黛玉。

这个实在叫人情何以堪啊

  关于蒋的丰腴(应该算中性词吧),有目者无不知也。

李少红其实也明白,所以用了数种说辞辩解,或曰蒋内心气质像黛玉,或曰黛玉原本不瘦是心愿不遂所以渐弱,或曰蒋很听话像她的女儿云云……  这第一条理由,蒋的内心气质我们看不到,甚至50集电视剧完毕还是没有看到。

退一步说,内心气质像黛玉者几希,都能演黛玉吗

数年前所居公寓有一操作电梯的农村小妹,手不释卷余秋雨、席慕容的大作,薄有三分姿色。

常掩卷捧心的自叹为黛玉,困顿于魔都方寸空间中不得一知音。

难道请她来演黛玉也合适吗

论面容却比蒋清减些,只是肤色黝黑,但焉不知是大观园地方大了些,常常从潇湘馆步行到怡红院,被日头晒黑的吗

  这第二条理由就更是鬼话连篇了,而那第三条理由则是无赖狡辩了。

蒋的肉段(写错了,应该是身段)和肿眼袋无时无刻不在荧屏上颠覆着读者对于林黛玉的想象。

这“珠玉”在前,好比去赴一席万元的红楼飨宴,第一道就是滚肥泼油的毛家红烧肉,能不让食客胃口大倒而无心安坐吗

  因此,蒋黛玉的选角失败是新红楼一篇大文章倒坏的根基。

  又及,新红支持者言“一千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啥林黛玉就不能是肥嘟嘟的”。

这个只能对9.3%的投票者说,这个黛玉却着实在一千个以外,只好算作一千零一个,即所谓“天方夜谭”也。

  表演和选角一起谈,我们再来看看新红的剧本。

新红的口号是“忠于原著”,确切来说是忠于一百二十回本原著。

八十回后的情节问题,是所有红楼影视必须面对的难题。

89版选用了程高本,87版却大胆的另起炉灶,以脂批线索为纲,探佚成果为目,自行编写了“真本故事”。

89版在这一点上谨慎保守,但也挑不出大错。

87版的创新即时在当时的主创人员中也颇有矛盾反复的心情。

家中一位长辈相识邓云乡老人,常常讨论87版红楼梦。

据说邓老等数位87版顾问事后也有些为启用新说表示追悔,认为当时的举措大胆了些、莽撞了些。

我个人却更能接受87版的处理,虽然情节上不完善,但是至少了避免了很多程高本说不通的硬伤,更吻合前八十回的草灰伏线和脂批的线索披露。

  89版用的程高本,整体上问题却不大。

至少悲凉末世的感觉还算出来了,尤其结尾处余韵袅袅、引人感叹不已。

而新红的后四十回部分呢,一个词概括之:“拧巴”。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电视剧较舒缓的节奏和镜头语言较细节的手法,放大了人物的前后不一致性。

以贾薛联姻为例,贾母、王熙凤、薛宝钗这三个人物完全颠覆了前八十回中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

从而使人物的动机和情节发展的内部逻辑变得毫无协调性。

  89版在处理上比较聪明,后四十回尽量避免在这三个人物上浓墨重彩,以凸显矛盾。

而是把主线放在宝、黛身上,突出悲剧色彩。

  新红呢,李导却像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样,死活围观贾母和王熙凤这两个掉包计的主谋。

一定要把她们突如其来的行为线变化细节都表现出来。

这样一来,观众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宝玉的疯病明明因为听到黛玉入嫁的消息而好转,反而最关心他的贾母、王夫人连带最聪明的王熙凤却集体脑残,非要把宝钗塞给他来加以刺激。

掉包计商量的种种细节,漠视黛玉病情的处处态度,以至于大婚当夜三个主谋的紧张心理,描摹细致,一笔不漏。

殊不知这些细节更放大了情节和人物的前后矛盾,对于观众接受一百二十回本的整体性适得其反。

  后四十回部分另一个问题是为了弥补林黛玉缺位,用了大量闪回和宝玉臆想中的黛玉徘徊镜头来充塞。

这一来,后4、5集的情节节奏上一下子松松垮垮,使观众顿生拖沓之感。

到了最后的50集,竟然大半集笔墨都在交待袭人的结局。

而宝玉匆匆一拜,就算了局。

想到89版电影,收尾处是宝玉回到了太虚幻境,警幻仙子别有一番品评结语。

这个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结尾,就像书法,收尾的时候必须笔锋转折,才能留下余韵。

  因此,新红用程高本后四十回不是不可以。

但是完全没有情节的裁减,或繁简的调整,这个是大大的失措。

  前八十回的情节,新红其实并没有做太大的更改。

这大概也是李少红敢于叫出“忠实原著”口号的原因。

比较大的情节删节,我印象最深的是“铁槛寺弄权”。

  其实铁槛寺绝不能删。

因为八十回中真正表现贾府“权势”的仅有两处,其余秦可卿之丧和元妃省亲只表现了“富贵”,却未必显出权势。

这两处之一,就是贾政为轻轻松松为贾雨村谋得应天府的缺份。

试想,贾政本人只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却可以决定正四品应天府的人选。

也就是说当下建设部的一位副司长(副司级)只要打个招呼,就可以决定南京市委书记(副省级)的人选。

这个实在非同寻常。

另一处就是铁槛寺了,王熙凤的身份大约是挂名的地市级政协副主席夫人(贾琏捐的同知),她一句话就可以让省军区司令(节度使)压服军分区司令(守备)。

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贾家在政界的隐藏实力。

这样的情节,无论是为了说明贾府势大还是为了伏线八十回后“事发”,都是不可以删的。

不知道李导的删节出于何意,或者因为“本书大抵谈情”这个曹公的自述

原本担心胡枚来导,只会在铁槛寺这些回目上做文章,却不料到了李导这里,索性大笔一勾,就没有了。

  其余的小幅情节调整或者增删,还有不少。

但是不错不失者其一二、莫名其妙者其二三、狗屁不通者其六七。

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

说起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是哪本

据说西方读者一般首推《战争与和平》。

我想多数中国人是会推选《红楼梦》的。

且不说“伟大”,单说小说架构的繁复巧妙,我想未来也不太可能有出其右者。

因此,红楼梦的文字和情节由于其内在的关联性和处处伏笔,简直是曹公以外没人能动的。

以现代文艺评论的腔调说,“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线性结构是唯一性的”。

  而且,红楼梦写的多为家宅内事,粗看之下,很多情节是不打紧的。

而真正关节处的人情世故,却是需要人生经验的积累才能领会的。

新红的八位编剧少年得意,想必没有几个结婚生子,更不必提大家庭内曲曲折折的斗争经验。

要他们把红楼梦的情节改的更好,这是所托非人了。

此外,以他们起点党或晋江党的功力(起点、晋江皆有好书,其千分之一),去擅编红楼人物的口角声吻,就变成了“这个螃蟹真好吃”、“再来一个”等等了。

  关于音乐和音效。

关于新红音乐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越剧版红楼的2段唱词“天下掉下个林妹妹”和“问紫鹃”,其风靡已经超越了越剧的范畴。

江南地面:上至八十岁的阿婆、中间五十岁的阿姨、下至30岁的阿姐,没有人不会哼上两句的。

89版电影红楼梦的配乐,由于87版珠玉在前,所以大家印象不深。

其实电影版的音乐还是很不错的,尤其主题曲,黄钟大吕,别有一番悲金悼玉的大气。

  87版电视剧的音乐,那个真当得起前无古人了。

是中国影视剧配乐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峰。

说句题外话,好莱坞以外,日本的影视、游戏配乐具有绝对强大的实力。

尤其是其音乐的古典韵味和磅礴气势,每部NHK大河剧的主题曲都听得人荡气回肠。

新红索性请个日本高手捉刀,可能也比现在好很多。

王立平的作曲,已属天籁偶得,不可复求。

我们如果要求新红有所超越,这就是强人所难了。

  李少红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原本她只要立足于这个基本认识,依样画葫芦一番,哪怕新红主题曲听出了旧红的旋律曲调也不打紧。

最差得个资质平平的考语也就算了。

可是李导偏不信邪,一定要全面超越,悲剧就这样诞生了。

  就像为了抵衡陈晓旭,索性以胖黛玉的乖张出击。

为了超越87版的天籁,索性以标新立异的鬼泣出位。

剑走偏锋行险招,李导的用意很明显。

结果是,新红的各类主题曲、片尾曲、插曲基本都放弃了旋律,以接近清唱的方式完成。

葬花吟反复吟出,却不用高潮部分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反而是一句“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翻来覆去。

就是为了避免观众将其与87版葬花吟比较。

《葬花吟》好歹还有个调门儿,到了《紫菱州歌》之类的,就公然以朗诵代替了。

  李少红的本意是藏拙。

哪里知道,这些鬼吟倒是弄巧成拙,成了新红被攻击的主要罪状之一。

  由吟唱我想起另一个话题:吟诗,遂补插一段。

新红有个突发奇想,海棠众每次结社,诗不是被诵出的,而是被“唱”出的。

大约李导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文化根底,懂得“吟诗”真谛。

固然,诗可吟,词当唱。

这个是常识。

但是怎么唱,以什么曲调唱

这却是个大难题。

因为年旧失传。

没有正确的“皇家钦定版”录音流传下来。

80、90岁,经过私塾的老先生们回忆,当初吟诗、甚至四书五经都可唱出,但是音律、声调都是循着夫子们的故籍乡音而来。

因此,湖南调有之,豫北调有之,安徽黄梅调更有之……反正什么乡音都有,就是没有一定之调。

于是新红中,海棠众少年就纷纷改了戏班出身,集体用昆腔来“吟诗”。

  其中最不可耐的,偏偏是少数字还要读成“韵白”。

比如逢到“白”字必定读作“伯”音。

这个事情就奇怪了,算是古音吗

根据当前的学术界研究结果(这个结果不断的在调整),中古音“白”字的声母是“并”,韵母是“陌”,入声字。

发音大概类似“薄荷”的“薄”。

但是掉这个书袋有意思吗

何况更多的字,新红又没做古音处理。

一般而言古音仅在人名、地名的时候必须异读,比如:龟兹、焉耆、吐蕃、大月氏。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为了吻合曲牌唱词,甚或海棠众的塾师是个操西南官话的湖南老夫子

  而李少红的风格不难看出,一方面用这些莫名其妙“古音”来说明自己尊重古代文化,是个内行;一方面“椒房”读作“淑房”,“拈”字“nian”、“zhan”不分,“无射”读作“wu she”,这些明显的读音错误大行其道。

这个“伪古典”的基调贯穿于新红的艺术风格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到音效。

观众毫无二致的觉出鬼气森森。

这个主要归功于音效中毫没来由就会出现的一声声“咦……”、“哦……”、“吁……”的拖腔。

但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阵女声的诡异讥笑会无征兆的突然而至。

比如后半部的夏金桂,只要她心中恶念一生,鬼笑声就接踵而至,从不脱班。

李少红的用意,大约以这个鬼笑衬托王熙凤、夏金桂或者赵姨娘、马道婆流的心中暗鬼。

这里就不得不佩服李导的坚持了,无论拍什么题材的影视片,阴郁的风格非但不改初衷,而且逐步发展,到了新红就提升到日本恐怖片的水准。

  李少红坚决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现的鬼魂片断,甚至不惜妄自增加。

可卿以外,比如金钏,比如琪官,比如黛玉,都或鬼或魂的飘飘荡荡。

宁国府祠堂一幕,更加浓抹重彩,大幅渲染。

而黑白无常和黄泉路的桥段也是精心勾画。

这个也算是李导一贯号称的“忠于原著”吗

要么忠于的是清代写《续红楼梦》的秦子忱原著,他的《秦续红楼》大写一百二十回后阴司地府中贾府众人遭遇,而林如海作了京城城隍老爷,黛玉又还阳人世云云。

因此,这部书被称为“鬼红楼”。

可惜李少红约略是不知道此书的,不然直接改弦易辙的去拍部《鬼红楼》,那也就无今日这一劫了。

  音效中另外一处异军突起的,就是宝玉挨打时,响起的疑似“We will we will rock you”配乐。

这段英超配乐其实也不仅仅出现在此处,而凡是李少红要表现大事件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感觉的关头,往往就会出场。

李导本意,鬼笑也罢,英超也罢,都是所谓的“音乐动机”配合剧情的“发展动机”,起到暗示下一步情节和调动观众情绪的作用。

手段没有问题,但是李少红选用的曲风实在怪异,让观众在《红楼梦》中接受哥特风的混搭,这个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关于音效,还必须补充一点。

上述高一声、低一声的“咦……”、“哦……”、“吁……”,李少红自述是昆曲吟哦。

以我多年昆曲听众的资历保证,这个实在和昆曲或者昆腔没有任何关系。

非但如此,还可以为昆腔滥觞的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等作保,都没有这个古怪调调儿。

其第一、二声,我还疑惑是川剧,后来才确认绝非任何美好的中国地方曲种,而是李导独出心裁的鬼叫系列。

  又及,插入的戏中戏昆曲片断,大多是正宗昆班演出,我个人听着是比较受用的。

新红融入昆曲因素其实是个好主意,问题多数出在李导的“改良主义作风”,从不肯老老实实的继承,非要生冷不忌的发挥。

这个其实也是新红出问题的根本了。

  接下来说到场景。

在看了第一集之后(上海首播之夜就播了第一集),我兀自在那里感叹:错误的选角白白糟蹋了精美的场景啊。

姑苏城的远景很可一观(“第一等繁华”和乞丐身影的重叠是后期剪辑的问题,这个剪辑给出的镜头和旁白内容是经常要自己打嘴的)。

相比较下,87版用心在了细节,比如苏州十里山塘街上的摆摊艺人竟有几位是真正顶尖的民间艺人客串,所市货品竟有乾隆时代的珍品。

而新红的第一个姑苏远景却另辟蹊径,给出了人世间第一等富贵繁华的气象。

也算各擅胜场,平分秋色。

  而后黛玉入京的行船途中,一路风景更是殊为可观。

脑海中再度浮现87版场景,黛玉北上是借用黄山太平湖的景致,当时颇感惊艳。

想来这新红也算继承了87版的衣钵,把这一段运河风光(清代江南至北京,都是运河到通州才换陆路)美化了不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红中甄士隐的家宅和冷子兴演说荣宁二府的山中酒肆。

这两处的景造得极为切合。

切合什么呢

切合我看过的清人所绘的《红楼梦图咏》,也就是清代的连环画红楼梦。

这本记不得是改琦还是任渭长所作的画册,当年看的我发刘姥姥之叹:如果能去画里逛逛就好了。

如今新红竟然很好的还原了其中场景,岂不欣欣然。

特别是冷子兴和贾雨村演说贾府家事的酒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场景。

新红中居然也用窗外的三两枝芭蕉和疏阔的茅草屋顶很好的点出了“山间野说庙堂事”的感觉。

导演的用心不可谓不认真。

  这些都是我看完第一集之后的真实感想。

哪里想到我忽略了一个圈内铁律:电视剧必定精做第一集,因为购片方多是看三集(第一集、大结局、中段一集)然后作出决定。

因此制片方在第一集上是倾尽全力不敢马虎的。

因此国产剧往往开头还算精彩,中段开始越来越拖、越来越松,至结尾处才可能提紧一下。

这个规律,新红自然也不会例外。

  然后看到会芳园中宴客一幕,就是姚熙凤为了老祖宗吃坏肚子而大笑特笑的那场戏。

宴客的水榭和作为背景的辽阔水面和远处的黛黛青山又让我眼前一亮。

画面很漂亮啊,虽然湖面的开阔程度看来远非二三十亩可以形容。

  说到这里,又有一篇题外话要提及。

关于贾府的建筑尤其是大观园的规模,历来有个“体制内”和“体制外”之争(这两个字是我戏撰,非红学术语)。

一派认为贾府和大观园的建筑规模、形制体例必须符合清代的实际情况和律典定规,也就是说不能“逾制”。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红楼梦本来不肯受限于朝代、地域,因此大可以天马行空。

而大观园的面积就是争论焦点所在。

贾珍所谓“丈量了三里半地”,按照清代营造尺计算(1里为576米),如果三里半指的是周长,则大观园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按照长宽4:3比例)。

如果三里半指两边长,则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

比较一下:北京颐和园占地290万平方米,北海占地71万平方米,最大的王府恭王府占地6万平方米,最大的苏州园林拙政园占地5.5万平方米。

因此,“逾制”看来是在所难免的。

  由此还有一个大观园水面面积的争论,如果把大观园的面积限制在5万平方米以下,再加上书中描写的这许多建筑院落,大观园肯定不存在大面积水域。

但书中处处描述,尤其是贾母携刘姥姥游园一段,又感觉这个水域面积小不了。

而无论25公顷还是100公顷,再加上山水园中水域面积约占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规律。

那么大观园必然有一片浩浩淼淼的湖面了。

  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我的意思是:新红为大观园营造了一个庞大的水域,而且从有限的几幅CG全景来看,大观园是个典型的山水园,其规模体制脱胎于北海、颐和园等皇家园林。

这个基本观点是可取的,至少于部分红迷如我辈心中,是值得首肯的。

  而大观园的内部建筑院落呢(这里就不说更细微处了),李少红大导演后力不继的毛病又很不争气的出现了。

  问题首先出现在了“大观园试才题匾额”的回目上。

本来是很期待这一集的,看看新红自傲的“美轮美奂场景”如何在这里做个初挑方巾的新嫁娘。

结果呢,看到了一个进园的大远景,大约是大观楼(体仁沐德),然后是怡红院。

再下面呢

没了。

真的就木有了。

  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新红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回目给截肢了。

窥大观园之全貌,电视剧来表现有三个机会:一是题匾额,二是省亲,三是刘姥姥游园。

导演为什么放弃了这第一个机会呢,而且那些著名的题咏诗句也全没了出场机会。

为什么呢

这个可以有啊

看完全剧,我才肯定了答案:这个是真没有

  整个新红大观园场景,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比较完整的院落,只有怡红院和潇湘馆2处(蘅芜苑的景似乎同时也是贾琏、王熙凤的居处,藕香榭则完全是会芳园内的水榭);大观园的全景则有前面提到的大观楼(这个反复出现)和中秋夜宴的凸璧山庄夜景,这两张CG;比较重要的串场场景还有沁芳桥和一处绿树成荫的公园大道(说不上名字,就是宝玉对黛玉吐露心事却误中袭人的地方,其他凡表示有人在园内走动的多在这个地点徘徊,连镜头方向都格外一致)。

其余还有7、8处出境频率不那么高的所在,泰半一眼就能看出是布景棚中所建。

  李导,不禁又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了:2亿的投资呢

花在哪里了

说新红的演员表演青涩,你说投资花在了服饰上;说贴片子和窗纱布花不了2亿,你又说花在了场景上;等观众满怀期待得来看场景,你莫说这一个布景棚和十来张CG图片就把预算花光了吧

  这里先给出大家一个比较的概念。

不知道诸位是否看过金铁木导演的《圆明园》和《大明宫》,也是用CG技术还原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无匹级”的皇家宫苑。

如果看过的话,肯定能认同:将《圆明园》中的CG搬给新红来制作大观园,那是绰绰有余了。

至少比现状好了太多。

而《圆明园》的投资是多少呢

区区一千万而已。

即使号称更上一层楼的《大明宫》,也只用了两千万。

李导,早知如此,您不如划出个千八百万,全部外包给金导算了,岂不比现在强得太多

  总体而言,新红的场景部分在其本身的各项要素(选角、表演、剧本、服饰、道具、音乐、剪辑)的纵向比较中算是出色的。

少量的几个CG(特别是凸璧山庄夜景)美观。

怡红院的形制创新(主建筑在山坡上,以游廊连接山脚凉亭),虽然不知所本何处,但终归是种创新。

厅房内部十分轩敞,虽然这个轩敞程度有部分夸张失真。

至少新红的场景给人的视觉感觉比之服饰、道具要好了不少。

  而横向比较,比如和87版比较,就难以评得高分了。

87版的选景,仅以大观园而言,是以全国数十处园林的胜景拼接而来。

在邓云乡先生的《红楼梦忆》中可以看到,87版的选景足迹非但遍布苏州、杭州、扬州这三个冠绝风华的江南名府。

兼且连眉州三苏祠、崇州罨画池那样的川西名园也一并纳入。

更不用说上海、北京两处的大观园了。

这份用心真的不是新红所可以比拟的。

  新红的场景可以说是典型的虎头蛇尾,一旦进入大观园这样的大篇章、大题目就开始以布景棚应付、搪塞。

以区区三两处轩馆、四五个布景就东拼西接,来充“巨资耗费打造豪华场景”的账篇子。

那“认真”二字,劝李导和新红的支持者们是再也休提起了。

  说起新红的服饰,其实应该和道具一起谈,而谈起服饰、道具,又离不开典章制度的问题。

这个题目略大了些,我想把一些较为具体、细节的观感放在后篇。

因为楼主吐啊吐啊的吐到现在,实在憋不住要吐一吐新红的选角和表演了,再忍就要忍出七伤拳的功效来了。

  所以服饰、典章我只先做一个简单的总论和举一处例子,然后转入人物臧否的环节。

  话说楼主本人很少看国产的古装电视剧,甚至旧版电视剧的四大名著以外,竟想不出来有哪部完了全篇的。

包括李导的成名作《大明宫词》,其实我看过的镜头不足10分钟。

为什么不看

答曰一个字:乱

  服饰乱、道具乱、历史背景乱、人物台词乱、典章制度乱……简直就没有不乱的。

如果是虚拟朝代背景的或者是武侠剧、戏说剧,乱也就罢了。

偏偏越是历史正剧,乱得越是厉害。

其实我不算一个苛刻的考据僻,比如汉朝人物说了句唐朝才有的成语,宋朝的官员穿了明朝的补服。

我不会太计较,毕竟电视剧不比电影,数千分钟的素材带内容,则么可能都依照时代背景来,这个不切实际。

而咱们中国人,在这个“礼”字上面,功夫下的太深,尤其是服饰、器物方面。

单看看现在辞海上“玉”字部首的那些字,每个都有讲究。

而如果苛求,三国里的关羽就耍不得大刀,因为汉末只有短兵器的环首刀。

这哪里成话

  这个问题上,我很推崇金庸先生的一句话。

其大义为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真的像宋朝人、明朝人那样说话,但是应尽量避免使用太现代的词汇,以免读者感觉突兀。

可是当下的古装剧偏偏就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颇受好评的《汉武大帝》看了几分钟,场景是众大臣会商与匈奴作战的策略。

如果闭上眼不看屏幕,我完全以为这是红军指战员在开会讨论第X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新式的军事术语满天飞。

说到道具,记得某剧中的经典画面:明明台词是鼓琴一曲,道具却是一具筝。

筝也就罢了,偏偏用的是蝶式筝。

这个却是当代乐家的新创玩意儿,别说古代,民国都没有这个东东。

而且此乐器也算罕见,却不知道具师傅哪里找了出来

  又扯远了,这些话只是说明了现在的古装剧普遍水平,大约这就是李少红敢于自称新红制作精良的底气罢。

然而,新红果然更高明一点吗

  事实上,新红在这些方面,同样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或者我们再加一个三字考语“没规矩”。

  。

  粘贴不下去了,原文是天涯社区的,我给个地址给你看吧。

  写的的确很好,很有见地也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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