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下岗职工说的吗
从90年代至现在的下岗工人年龄己接近40-50的工人,他们老不老少不少己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部分50年代或60年代的人很多并不熟悉网络,谁来关心或代表这些为改革作出牺牲的职工呼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牵扯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注意力，直接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则人数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准确回答的问题。
我现在只是记录一些现象和观点，算是立此存照。
一切留待岁月评说。
【一】下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我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在工程技术领域里，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都有哪些，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它们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胜算几成，成本如何，预后如何，有无隐患。
等等。
不搞清这些就仓促上马草率开工，是工程领域中的大忌。
国企职工下岗这一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的重大举措，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类似听证会之类的举措，就在砸烂砸烂砸烂的呼叫中全面铺开了。
不下岗我们就走投无路了吗
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
下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吗
谁有权力决定让一千多万职工下岗
我们等待历史的裁决。
【二】为什么是政府官员首先提出下岗
减少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责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的成败。
奇怪的是，“下岗分流”这个口号不是由企业界提出来而是首先由政府官员提出的。
站在企业的角度，实行下岗分流也许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站在政府立场上则不但不能鼓吹反而要控制，必要时还要予以制裁。
这是政府职能和责任所规定的。
官员在此时似乎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黑高参。
【三】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
关于下岗原因，流行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
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
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为。
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
怎样追究
【四】国企职工素质差所以才要下岗
通过主流媒体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下岗职工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下岗职工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是时代的弃儿，理应被淘汰，“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真是这样吗
那些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本应该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的官员，却轻飘飘地说一声“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推六二五。
到底是谁的素质差
【五】官员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 是给百姓指路吗
官员，还有主流媒体，告诉下岗工要改变就业观念，要解放思想。
官员和媒体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是：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而官员自己，官员的子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员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动人家去干呢
退一万步说，假如下岗职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观念，全都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市场上岂能容纳和消化上千万人的失业大军
官员的“药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乱讲，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谈。
让一些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掌握车、磨、铣、镗、钳、电等技术，熟练操作数控机床、精大稀设备的国企职工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乃至“返回乡村创业”，是值得歌颂的行为吗
是前进还是倒退
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吗
【六】不减员就不能增效
企业要增加效益，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大途径。
减员可以减少工资支出，算是节流的招数。
而国有企业可节之“流”正多，国企老总的“职务消费”就是一个无底洞。
豪华办公室，豪华办公设备，坐豪车吃豪宴，出门住×星级以上宾馆，飞机轮船坐头等舱，甚至包机、包船，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除了（
）包小姐睡觉以外玩遍了所有的花头。
这种“流”不但不节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其实，可以开源节流的办法很多，比如节能降耗，技术革新，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招待费和差旅费，合理调配资金，及时还贷，减少利息支出。
加强工程预决算审计，节约工程费用。
加大催款力度，降低债权风险。
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蛋糕做大，以降低单件产品成本。
等等。
都是有效的办法。
但是，无能的企业官僚们难以驾驭这些复杂的过程，又不敢承担风险，对这些平庸之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官场老手来说，直接向下属职工开刀是最没有风险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办法。
一旦政府官员提出“减员、下岗”的口号，国企老总立即成为最热情最积极的一群。
【七】为什么“两会”没有4050的代表
“两会”期间，媒体津津乐道地告诉公众，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名人之后”，有多少院士，专家，有多少商界巨子，企业新贵，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却没有4050的代表，真正的下岗职工没有一个。
话语权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失真，根据失真信息制订的政策难免偏离现实。
去年有消息说“中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不负责任的乱说达到何等程度。
【八】曾记否，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 “世界大同”是近代思想先驱追求的目标，“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的名言。
其实，古人早就说过“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话。
只要还有一个职工在下岗，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完美，何况是一大批人（有近千万之巨）在下岗。
官员的文治武功立即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面对官员的“政绩”，人们心里难免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九】为什么“竞争”迅速成为下岗的帮凶
竞争和淘汰是伴随下岗而走红的高频词汇。
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总，甚至商场柜台组长，都在热心地鼓吹竞争和淘汰。
仔细想想也很奇怪，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为什么一夜之间对竞争和淘汰表现了如此高涨的热情
如今民众对竞争和淘汰的认同就象文革中批斗走资派一样的普及而广泛，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回顾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既有四大发明，唐诗宋词元曲，也有战乱频仍，屠戮剿杀，而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相亲相爱如兄弟如手足，这样的时期真的少之又少。
仇视和敌对，是隐伏在我们国民性中的沉疴。
劳动力过剩、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竞争和淘汰的直接诱因，一经媒体鼓吹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而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势，赤裸裸地演变为“丛林法则”。
国民性的沉疴很容易被外因所激发，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是以“反修防修”为名义，如今的竞争和淘汰是以“改革”为名义，其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则是一脉相承的。
暗中助长并利用这类国民性的弱点，将其推向极致，这是官员们应该惭愧和反思的地方。
【十】从《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再看下岗 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什么是人权呢
世界上第一个将“人权”具体化的人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他在1941年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人具有以下八项不言自明的权利：一是从事有关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三是一切农场主生产和销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四是一切企业主，不分大小，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和控制的权利；五是一切家庭拥有体面的住宅的权利；六是享受充分的医疗照顾和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七是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八是获得良好的教育的权利。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权”会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必照搬人家的人权观念，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观。
在“人权”写入宪法之后重新审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十一】怎样估计下岗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内伤
在下岗分流，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乃至现在正进行的国企“改制、重组”过程中，国企老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嗟咄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职工的命运，下岗既不必经过劳动仲裁，也不在法律规范之内。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职工为了保住一份工作不得不曲意迎合，不得不委屈求全，趋炎附势，人身依附，出卖色相乃至人格的现象屡见不鲜。
由于缺乏一种道德规范，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统驭，导致中伤、排挤、倾轧，人性中各种邪恶的丑恶的行为沉渣泛起，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和关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乎不复存在。
--- 这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对国家元气的伤害，将是难以估量的。
【十二】重提补偿下岗职工以体现社会公正的话题 关于“补偿下岗职工 体现社会公正”的意见，再次重申如下：这里说的补偿不是指下岗以后领取的最低生活费，也不是进入再就业中心经受培训，以及“一次性买断工龄”的那笔小额款子。
我所说的补偿，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对为了社会发展而做出牺牲，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代替时代而受难的下岗职工们，给予适当的回报，以示感谢。
好比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
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
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奔前程。
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
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如果都是些高尚的人们，就应该立即地、毫不犹豫地，怀着虔诚的敬意，把这些殉难者迎上船来，献上食物，献上衣物，还有尊重和感谢。
我说的补偿，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补偿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同情和怜悯，不是打发，不是春节前夕的慰问品和慰问金。
而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种理智的规范的应该形成制度的运作，是对牺牲者的应有回报。
在现阶段，是对下岗职工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支付，是对他们建立谋生手段的必要援助。
在下一阶段，当社会进入全面小康，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以后，社会应该一次性地帮助曾经下岗的职工进入“中产”行列，以示公正，以示良知，以示没有忘记。
如果下岗职工已经过世，则应把社会的回报体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十三】“改革牺牲论”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自从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改革就与“牺牲”和“付出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
职工下岗，当然也是舆论提倡的“牺牲”之一。
细心的人们发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
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
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
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
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
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 世界上还有这种道理
这算是什么逻辑
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过这种行径。
2011年，中国的GDP达到5.88万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体。
然而，老百姓的日子这些年来并没感觉到如何宽松，相反，由于通货膨胀，不少人的生活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
最为明显的是过去曾经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每况愈下。
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被极少数人窃取，据权威机构调查，到2006年时，社会财富的70%被0.4%的人口窃取，这种局势还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
那么，社会财富是怎样从社会底层群体流向了权贵、特权阶层的呢
本文在此做一分析。
一、以改革的名义和市场经济为由头，制定促使社会财富偏向流动的分配政策。
1992年“市场经济”理念的提出，促使政府退出企业的管理和价格的干预。
1997年的15大更是提出了将国企租赁、出售、改制等，并准许资产参与分配。
此后几年，全国除特大型国企外，几乎清一色地进行了所谓“改制”，将国企一夜之间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厂长、经理们一夜之间成了大老板，工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打工仔”。
新的政策默许企业主和资本对劳工的剥削。
仍然是国有的企业在分配政策上与私有制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底层劳工都被剥削得“皮包骨头”——工人月薪不到1千，老总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改制后的企业主们股份的分配更是他们所得的大头。
昨天厂长（经理）们与工人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今天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打工者，天上人间两重天。
二、“用人体制改革”造成的财富转移：过去，国家每年要从城市和农村的青年中招收大量的工人，大多是“全民工”，最次的也是“省级合同制”。
这些工人们都是企业的正式员工，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的教育等都由单位负责保障。
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国家不再招收工人，属于“产业工人”的企业也不再是“铁饭碗”，而是“全员聘任制”，随时随地可以解约辞退。
随着国家推行的“房改、医改”等，企业也不再负责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等民生问题。
拿建筑行业来讲，过去具体干活的建筑工人，都是国家的正式员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筑行业只有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而没有具体干活的工人了，工人都由农民工代替了。
实际上，现在劳动在全国各个城市的2.4亿的农民工所干的工作绝大部分就是过去国家的正式员工干的工作。
国家用“用人体制”的变革，使国家的正式员工变成了农民工。
目的是为企业甩掉“养老、住房、医疗”这三大包袱。
使本该有体面生活的国家员工变成了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农民工。
过去的用人体制，企业负担重，日子不好过，而现在的这种“只用，不养，不住，不医”的“三不体制”，企业主的日子好过了，而员工（农民工）的日子不好过。
这就是“体制”造成的财富转移。
政府在促使负担转移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财富的转移，负担由政府和企业转移给民众的同时，也就决定了社会财富由民众向政府、向特权阶层的转移。
三、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准许私人开采矿藏。
矿藏本该属于全社会，但准许私人开采，实际是把整个社会的财富送给了矿老板，矿老板给工人的工资少得可怜，把大笔钱财贿赂给相关官员，达到官商勾结，“共同致富”的目的。
也只有私有化，才能使财务不受审计监督，企业主才能随心所欲地把利润的一大半分给各个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广大员工用血汗换来的巨额利润通过企业主送进了特权阶层的腰包。
垄断行业通过制定霸王条款，从消费者身上搜刮民财，如中国的燃油、通讯费等等都比美国的费用还要贵很多，而中石油、中石化、电力等行业在天天喊亏损的同时，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比谁都高。
20多年来，各个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无一不是从消费者的身上搜刮的结果。
有人戏称“改革就是分赃”。
可以确切的说“改革就是利益和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
纵观30多年的历次“改革”，无一不是有利于少数人获取社会财富、促发贫富差别的举措。
通过“企业改制”、“改革用人机制”、“推行私有化”、“允许私人开采矿藏”等手段，准许资本对劳动的最大剥削，把本该劳动者得到的财富大量截留在公司、企业，由公司、企业主再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回扣、干股、分红”等形式贿赂给各级各类官员（如不贿赂，其公司、企业将寸步难行），这样，就达到了企业主、官员（特权阶层）大幅度侵占劳工财富的结果。
社会财富就完成了从底层劳工的身上到特权阶层的转移。
官员和私企老板们共同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
这些“先富起来”的富人及特权阶层把这不义之财用来投机买房，（一个副科级李刚可以有5套房产，副市长（茂名杨光亮）可以有7500万的存款还有数十套房产）。
使本该在需要居住房屋的劳工手里用于居住的房子通过社会财富的转移，变成了贪官和富人手里的投机“闲置房”。
就我国整体社会来讲，如今，房子不少，人员不多，即全国闲置的空房有2亿居住量，而目前城镇无房的人员尚不足2亿，只不过这些房子以“社会改革”的方式从民众的手里转移到了贪官和富人手里。
把房屋的居住属性变成了“投机”和窃取社会财富的工具而已。
6500万套闲置房，如果按照平均每套80万元计算，价值52万亿元人民币。
加上特权阶层、富人存入银行的货币、本人和配偶子女的顶级奢侈品加之他们转移到国外的资产，总值在数百万亿以上。
这些巨额资产，是30年来，历次以“改革”的名义行剥削、剥夺之实，特权阶层对社会底层亿万民众进行残酷剥削的结果，经各种方式、各种途径使社会财富从底层民众转移到富人和特权阶层的手中。
我国的“下岗分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背景下由谁提出的
80年代最为流行的20个词语 1、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
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
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
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2、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
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
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
”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
”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
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
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
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3、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
从1981年至1986年，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
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
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4、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
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
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5、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
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
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6、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
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
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7、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
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
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
到1989年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8、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
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
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
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
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
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9、武打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
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
10、《读者文摘》 与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
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
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11、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
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
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12、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
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
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
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
“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
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13、人体、侃大山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
九年后的1988年1，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
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态。
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 的言语快感之中。
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
14、 民工潮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
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
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
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
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看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
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
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喝彩。
15、走穴 《新民晚报》1989.4.24：“今天，一些影星、舞星、歌星，包括节目主持星等等群星，也到下面‘走穴’，也可能站在‘野台子’上热闹一番。
然而，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光彩往往被过重的市侩气熏黑了。
” “走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演艺界出现的新名词。
所谓“走穴”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走穴”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
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16、下海 “下海”一词是在中国刚开放时的用词，意思就是做生意。
也含有风险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
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
“下海”曾带动一些普通人走向致富的道路，快速奔向小康生活。
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下海经商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抉择。
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一词就伴随着中国人一路走来。
一批又一批的人毫不犹豫的跳进商海，以身试水。
17、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具有同样的身心发展规律。
但兄弟姐妹关系会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作 中国 80 年代以后，随着把规定一对城市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优生和优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18、 第一、思想品德好。
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为集体服务，积极参加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执行《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同学中能起模范作用。
第二、学习好。
即为“四化”学习的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学习成绩优良（低年级90分以上，中年级85分以上，高年级80分以上）或有显著进步。
第三、身体好。
即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健康，体育成绩在75分以上（或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深圳速度 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
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20、夏时制 夏令时比标准时早一个小时。
例如，在夏令时的实施期间，标准时间的上午10点就成了夏令时的上午11点。
夏令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或夏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间”。
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各个采纳夏令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
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各时区多数位于其理想边界之西，导致实际上全年实施夏令时。
） 1986年至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夏令时，每年从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
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
夏令时实施期间，将时间向前调快一小时。
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实行。
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如此沉默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享有“话语霸权”么?为什么轮到我们了就三十岁不行、四十岁还不行?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位置，发出他们的宣言，“用身体写作，用行走生存”之时，我们还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对六十年代中人来说恰巧相反：我们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可就独独没了自己——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我他妈哪儿去了?”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说他们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这当然是过谦了，而他自己最后也承认“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
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们六十年代人。
人们爱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史上存在一个深深的“断代”——在我看来，这“断代”就“断”在六十年“代”。
原因是我们上一代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喧嚣，而我们下一代人已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话，只有我们保持沉默——这沉默也许会保持到我们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来了。
我挥一挥手，不带走天上的一丝云彩。
”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应该发言也可以发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是因为高贵?还是因为无奈?\ 我想，这一代人之所以愿意保持沉默，首要原因是在们成长最重要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们领教了许多许多的“语言暴政”，更听到和说过了许多许多的废话——太多的语言垃圾填塞了我们的心灵，这些语言垃圾充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已荡然无存。
萧伯纳曾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时塾师强迫背诵莎剧的结果。
文学是这样，语言也未尝不是这样?在我们少年时代，总被各种媒体(包括老师)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我们生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们不仅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幸福，而且我们还肩负着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可事实上我们也饿过肚子，在学校里也受过年纪大的同学的暴打。
话语与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明白：讲出来的话往往并不可信——不仅不可信，它还常常与事实相反。
所以对华丽的话我们都保持着警惕：不单自己不愿意听，而且自己也不想讲。
沉默不见得是金，可沉默的人不骗人也很少受别人的骗，这倒是事实。
\ 第二个原因，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我们整个小学中学时代都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根本就没读上什么书——我小学毕业时，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可谓先天不足；成年后又碰上社会转轨，整个社会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问题全堆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解决(或者说：别人得的病，却全由我们来吃药)：什么失业下岗，什么房改医改……这些问题对于五十年代中人来说，已大多不成问题，因为他们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国家对他们的利益多有照顾，属于改革的漏网之鱼；对于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读书多准备足，真正的市场经济只会使他们如鱼得水地施展自己才能。
可是读书少而又年纪大的六十年代中人呢?改革的代价得由他们付，而改革的成果他们却无缘享受——在历史的祭坛上，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只是牺牲!而苦难与牺牲只会让人沉默：就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那个闰土——心中很苦，嘴上却说不出来。
\ 第三，如果我们务虚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六十年代中人是理想幻灭或没有理想的一代。
如果说五十年代人是理想的一代或浪漫的一代的话，那七十年代人就是现实或自然的一代。
惟有夹在中间的六十年代人不三不四非牛非马地没有“主义(主意)”：我们既不能也不想像五十年代人那样雄赳赳地宣称自己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青春无悔——因为我们没有“壮志”，似乎也无所谓“青春”；也不能像七十年代人那样追求自我自由自在——因为我们有负担而无本事，怎么也“自我自在自由”不起来。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当然只好“归去掩门自叹息”了。
\ 有人曾这样分析六十年代人：他们“一边嘲笑第三代人(指五十年代人——笔者)的沧桑和失落(岂敢，我们羡慕那种沧桑，而自己是更加失落——笔者)，一边悲怜独生子女的漂浮空虚。
他们在嘲讽第三代人的知青情结时，自己却坠入了‘红小兵’的怀旧之中；他们在批评上一代人的‘民主幼稚病’时，自己却在标榜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
其实，第四代人(指六十年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一个真正不同特点，是他们更为现实务实，因而也更为平静和沉寂(见杨东平《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
除去文中一些对六十年代人近乎吹捧的指责外，这段话基本准确地讲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尤其英明的是：指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沉寂”。
\ 上面分析的也还都只是些现象，如果我们再从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来看看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 钱理群先生在给他弟子余杰的一封信中曾谈到：我们在强调鲁迅尖刻锋利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他内心深处那种仁厚宽容挥之不去的人道主义情结——而这才是鲁迅精神的底色，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鲁迅才与虚无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这话说得真好——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更因为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仁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爱，才能恨”，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才会“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幼小时打下的“精神底色”对他一生的成长与选择有多么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的精神底色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成长在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蓬勃的年代，在我们如白纸一张的儿童少年时代，心灵就被社会涂抹上浓墨重彩的阶级斗争图案：我们被告知，人是分阶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一样，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阶级：没有家的人也有自己的阶级，那叫流氓无产阶级。
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绝无妥协余地的，你千万别指望剥削阶级对你好，他就是对你好，那也是“糖衣炮弹”：表面是对你好，可实际却是想“砰”的一声炸你个灰飞烟灭!所以，必须进行残酷斗争，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
为了防止他吃掉你，最好你先下手吃掉他，而且，最好是吃得连骨头也不剩一根，所谓“除恶务尽”是也。
缘此，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战争，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成了文学艺术最为集中热情的表现题材——当然，也就成了我们精神底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 记得我“人生识字忧患始”时读的书是《长白山儿童故事》、《战地红缨》、《渔岛怒潮》、《刘胡兰的故事》、《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难忘的战斗》等等。
这些书讲的都是“革命人民”如何与阶级敌人特务汉奸国民党展开斗争的血淋淋故事。
不过，你也别怕：这里面虽然有牺牲，可牺牲换来的却是伟大的胜利，而牺牲者也会作为革命烈士受到人民的永远怀念——虽死犹荣，所以你也别不想去做；相反，你要怕死，那就只有当叛徒，而叛徒的下场不仅会给我们捉了枪毙，而且会遗臭万年：你要有儿子什么的话，连他长大后也会到你坟头上撒尿——“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头愧姓秦”!所以，那些书告诉我们好人坏人的惟一区别就在于你是否愿意牺牲。
我们从小接受的可以说是一种死亡教育，也就是说它不是教我们如何好好地活，怎样有意义地去度过这短暂的一生；而是变着法子教我们如何好好地去死，死得越惨烈越好——比如刘胡兰是被铡刀铡死的，所以死得光荣；董存瑞是被炸药包炸死的，所以死得英勇；邱少云是被火烧死的，所以死得壮烈……当然啦，你也别怕，这死并不可怕——岂止不可怕?简直就还闪动着诱人的祥光：什么理想、道德、信仰、追求、人格……这些美好的东西全因死亡而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而关键时刻你要选择了生存，那就意味着堕落苟且，可耻可杀。
这种教育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骇人听闻，可在当年却是实实在在贯穿于所有文学艺术中的主流题材。
一个作家在反映那个时代的一本小说中写到：“死，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每天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很多人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故事和电影上。
所有的故事无论开头多么平淡，结尾一定是以杀人和被杀告终。
这些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好孩子后来怎么变成一条好汉。
”这的确是的。
\ 打倒“四人帮”后，作家李存葆在一篇叫《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小说中写到：“文革”期间，一个战士为了得到领导战友的好评，在抢修一处事实上毫无意义的所谓“国防工事”时不顾自己身体有病，拼命去扛石料水泥，最后给活活累死了。
人们在整理他遗物时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他把语录 “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抄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这一颠倒相当准确而典型地描绘出那个年代划分好人坏人的简单标准：你要想做个英雄的话，那在战争期间你就得去死——不死算什么英雄?这方面，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是例子。
你要是在和平期间呢，你就去苦得像小说中那个战士一样活活累死(实际上也是死了)，或者像当时一个叫金训华的知识青年，为了抢救一根落水的电线杆子(因为那是“国家财产”)而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河，结果电线杆子没有抢救上来， 自己的命倒给搭进去!而在“英雄”与“坏蛋”之间根本就没留下任何空隙——“凡人”的生活空间。
\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中红卫兵那么不顾一切地破“四旧’搞武斗；有的还跑到越南、缅甸去参加游击队，为国际主义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去的就呆在国内胡思乱想。
当时有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的是两个红卫兵勇士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打遍全世界无敌手，最后打到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成为英雄的惟一选择。
记得小时候看了这些文学作品，我也热血沸腾，很想找一个阶级敌人来“殊死搏斗”一通，以成就我“流芳百世”的英雄梦：此时若有一个“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冲上去对他拳打脚踢，甚至刀砍斧劈。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
话虽然难听，可我们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恐怕也只有点头的份：狼不就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么?\ 如果从外表看，六十年代人是沉默的一代；如果从我们的精神底色来看的话，还可以说我们是冷漠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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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文学现象有哪些
悲剧精神回归故事坠入庸常神秘主义感觉崇尚作坊情结流浪意识重说历史激情淡定诗人诗话语言至上终极追问专业的难度
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标语
1：节约用水就是珍惜生命2：保护绿地标语：不要踩我啊。
我也会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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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珍惜资源永续利用，绿化环境净化心灵。
6.创建环保模范城市 建设环保绿色家园 7.8.节约为本，治污优先 9.珍惜水，保护水，让水造福人类。
10.建环保模范城市 创美好幸福生活 11.水孕育和维持着地球上的生命,谁来关爱水的生命
12.保障饮水安全，维护生命健康 13.坚持团结治水，构建和谐流域 14.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 15.改善民生，共享水利发展成果 16.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防治水污染 17.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推进水利协调发展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2、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共在一片蓝天下，让我们采取新行动保护和净化我们的地球。
3、控制全球变暖刻不容缓4、西部开发环保先行5、家园只有一个 地球不能克隆6、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命7、地球是万物生灵共同的家园，共生共荣来自万物的和谐。
8、保护赖以生存的海陆环境需要我们人类的节制和努力
9、洁净的空气、幽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10、沙化、风尘、赤潮是环境对人类的惩罚。
11、拯救地球，从生活中的细节做起。
12、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13、美好的环境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珍惜和维护。
14、善待自然也便是人类自珍自重。
15、改善环境，创建美好未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有困难，该找谁
此言一出，舆论大哗，甚至有人说人保部不讲人话了。
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遇到了困难，原本就是不完全指望政府的。
在旧社会，每逢荒年，虽有官府出面赈灾，但也常见富家施粥救济穷人的感人场面。
186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后来进入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外交官，直至出任署理公使，对中国有深刻的观察，写下了《中国人本色》一书，很值得当今那些关心中国在外国人心目中形象的人们好好读一读。
袁腾飞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书讲了何天爵的一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中国人民是怎么经历了几千年的苦难，走到今天的。
何天爵曾经遇到一个老乞丐，伪装有一双烂得化脓的脚，骗人很多次。
何天爵发现后，生气地指责他这么大年纪不应该骗人，而应该用自己的诚实劳动养活自己。
老乞丐坦白了：其实，我是个修鞋的。
我也不想做乞丐这个行当了，我老了，我想重操旧业，重新去修鞋吧
过了几天，老乞丐拿着全套的修鞋工具和凳子来找何天爵，希望在美国公使馆外的墙角摆摊修鞋，何天爵同意了。
他在那个角落了修了近十年鞋，直至死去。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来找何天爵，要求何天爵或者美国使馆能够出钱资助老鞋匠的葬礼。
在何天爵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要求，但是这个细节却透漏了中国人的思维：一是官府或者有能力的人应该为乞丐群体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转换职业。
比如何天爵同意老乞丐的美国公使馆门前摆摊修鞋，美国传教士出身的何天爵或许觉得这只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对于老乞丐来说，他获得了摆摊的位置，而且摊位背后何天爵和美国公使馆的大招牌可以庇护他，使他免除很多麻烦。
二是人情的力量。
进进出出打了十年照面，在中国人看来，老鞋匠和何天爵无疑不是朋友也是老熟人了，何天爵或者美国公使馆为老鞋匠的葬礼出份子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看来，中国人遇到了困难，当然希望官方即政府能够施以援手，且不管它是哪国的政府，因为这棵树毕竟是比较粗的。
但是，中国人也不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的这棵大树上，人人相帮，可以克服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的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
中国古代百姓生活普遍贫困，在美国人看来，当时候大部门中国人只是在生存线上挣扎，这一点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依然如此
之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乞丐流民现象，主要因为中国人已经养成了在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互帮互助的传统习惯。
袁腾飞认为：在社会财富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也许是帮助乞丐群体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
网上有好事者翻出了几十年前的老照片，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伊始，打出的标语口号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过了十年，九十年代的口号是：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进入新世纪，好像社会财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GDP都排到世界第二了，每年的对外援助，还有公款消费更是不计其数，居然打出了推迟退休好，养老靠自己的口号，以前许诺下的社会保障都到哪儿去了
对比西方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真是越发展越抽抽了
记得数年前我第一次去西安旅游，就看到了西安市政府门前一大帮下岗工人在请愿，打出的口号是：有困难，找政府。
本来中国老百姓没有对政府寄予那么大的希望，可是你点燃了人民心头的希望之火，现在找政府，政府也没辙
你又无情地浇灭了，难怪老百姓骂娘呢
现在，我们政府里终于有明白人了：政府不是万能的
况且中国有中国的国情，那就是人口多、底子薄（这已经喊了三十多年了，不知现在底子是不是还薄
反正说起改革开放的成就来时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