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国崛起》观后感2000字左右，内容要全册的
大国崛起全片共12集，免费在线观看和下载全部解说词: 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
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
通过这场争夺战，各方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着意发展学生的智力。
这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办于1684年的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讲习所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师范教育设施，对确保教师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9世纪以前，法国高等教育享有桂冠的荣誉，其学术水平在西欧是很高的。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10岁时，父亲因受人陷害逃离瑞士。
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
他当过学徒、杂役，为人抄写过乐谱，做过家庭教师。
寄人篱下所遭受的屈辱和冷遇，长期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培育了卢梭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
1762年，卢梭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问世。
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杰作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
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
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
卢梭被迫逃到瑞士，翌年又出走英国。
1767年，卢梭返回法国，避居于巴黎市郊。
1772年完成了自我评传性的最后一部著作--《忏悔录》。
1778年与世长辞。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
瑞士政府首先他的按年龄分组来发展儿童的不同能力的教育方法实行教育。
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
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
有趣的是，瑞士政府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的运动。
前者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者成为今天世界上的霸主之一。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
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
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屈服于宗教势力变得越来越保守，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
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
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
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
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
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
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
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
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
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
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
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
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
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
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
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
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
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
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
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
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
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
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
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
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
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
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
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
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
。
。
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
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
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
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
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
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
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
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
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
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
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
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
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
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
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
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
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
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
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简略叙述近代以来主要大国崛起的重要表现
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生巨大的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
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
通过这场争夺战，各方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着意发展学生的智力。
这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办于1684年的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讲习所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师范教育设施，对确保教师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9世纪以前，法国高等教育享有桂冠的荣誉，其学术水平在西欧是很高的。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10岁时，父亲因受人陷害逃离瑞士。
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
他当过学徒、杂役，为人抄写过乐谱，做过家庭教师。
寄人篱下所遭受的屈辱和冷遇，长期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培育了卢梭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
1762年，卢梭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问世。
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杰作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
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
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
卢梭被迫逃到瑞士，翌年又出走英国。
1767年，卢梭返回法国，避居于巴黎市郊。
1772年完成了自我评传性的最后一部著作--《忏悔录》。
1778年与世长辞。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
瑞士政府首先他的按年龄分组来发展儿童的不同能力的教育方法实行教育。
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
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
有趣的是，瑞士政府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的运动。
前者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者成为今天世界上的霸主之一。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
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
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屈服于宗教势力变得越来越保守，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
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
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
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
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
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
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
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
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
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
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
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
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
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
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
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
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
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
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
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
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
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
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
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
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
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
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
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
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
。
。
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
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
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
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
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
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
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
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
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
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
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
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
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
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
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
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
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
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
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求大国崛起日本的观后感!!!谢谢字数别太多也别太少就行了
这是央视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本片所说的“世界性大国”，不是人口和面积意义上的大国，而是在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说过，历史虽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是了解迄今为止国家、世界秩序的兴衰是现代政治领袖面临挑战时唯一可资借鉴的经验。
央视新近播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大国崛起》其实就是这种努力的证明。
翻开崛起大国的历史，我们会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其兴也骤”者凤毛麟角，而“其亡也速”者则往往而然。
国家的崛起并不是处于巅峰时期那一刹那的风光无限，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见得大国“台上一分钟”的荣耀，也莫忘了他们“台下十年功”的艰辛。
由此想到中国自身，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引发了大国崛起的话题，但只看到结果而无视历史过程是有失公允的。
另外，随着时代发展，继续拿着大国兴衰更替规律来简单理解大国崛起值得商榷。
诸如渲染中国崛起“威胁论”者，似乎固守天下必一国一家之私物，姓了李唐便姓不得杨隋，允许美国称雄便容不下欧盟、东亚发展，把大国崛起视为大国称霸的逻辑是要不得的。
世界需要多元化，这已是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对国家的崛起也应作如是观。
除了更为形象之外，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并没有本质区别。
探讨大国崛起除了要思考崛起意味着什么，还要想清楚崛起之后究竟要干什么
正所谓“谋定而后动”。
就算我们无法全面描述中国崛起和未来的走向，但有些覆辙却万万不能重蹈。
历史证明，大国崛起的经验各有不同，但大国衰落的经验却是共同的。
国家的崛起依赖于诸多清醒判断：外部条件是必要的，对现实的中国而言，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为我们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内部条件，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有大国崛起，同时也都有大国衰亡，孟子之言极是：“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目前我们尤其需要具备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
经济持续增长、军事实力壮大了，是不是意味着真正“赶英超美”时代的到来
费孝通先生1945年在《初访美国》中分析美国崛起的优势在于“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即科学和民主的进步，中国真正的崛起也要求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赶上甚至超越美国。
我们都知道，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在这句话前面还有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人如此，国家亦然，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多耐心和创新，也需要更多自信心、宽容心和责任心。
大国崛起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纵观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例子，无一不是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原始积累——资本扩张——扩大生产力——武力扩张——帝国形态。
然而，今天我国提出的口号是和平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竟能否和平崛起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崛起必须要有一个质变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在哪里，如果不是战争的形式，或许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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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大国崛起》所讲内容
免费在线观看《大国崛起》和下载《大国崛起》的全部解说词 第七集：百新（日本） 大约在150年前，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
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今天，这个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从渴望主宰自身的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究竟是什么在主导这个岛国如同海潮般激荡起落的命运呢
历史的巨变常常在一些不太起眼的地方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
横须贺，位于东京湾入口，日本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这座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小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理的美国将军。
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
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
为了开辟太平洋航线和抢占东方市场，佩理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
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
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
在唯一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
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
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
而13年前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 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应该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对手的出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冲击。
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尽管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
佩理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
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当时幕府对于开国还是相当积极的，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自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理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
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
他们的举动让佩理非常惊讶，佩理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 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
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
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
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
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
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周见 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
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幅惟利是图的形象。
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
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
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这一年，日本历史上第 124 位天皇——明治天皇，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权力中心。
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 在日本神话中，据说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天皇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所以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但是在实际历史上，从12世纪开始，大权一直旁落，旁落在拥有兵权的幕府将军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600年，直到1868年，也就是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的第15年。
美国黑船压境的傲慢和强势，凸现出幕府的软弱无能，来自外部的压力终于演变为内部变革的动力。
最终，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
14岁的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国的最高领袖。
年轻的天皇所要领导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日本。
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
此后不久，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蜂拥而至，纷纷仿效，开始在这个岛国上争夺各自的利益。
和当时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港之后的日本迅速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仅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 100 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
年轻的新政府怎样才能带领日本走出濒临亡国的困境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
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
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
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
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
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就在政绩显著的涩泽荣一接连高升的时候，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涩泽荣一的个人命运。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
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
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
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
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
正是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寻找到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招待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这番话让日本人感同身受，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
德国是当时欧洲发展最快的后发国家。
几千年来，一直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老师。
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久保家族依然珍藏着大久保利通当年出访时从巴黎带回来的西式红皮椅子，还有他使用过的砚台和珍爱的中国紫砂茶壶。
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曾是大久保利通随身携带之物，诸多影响日本历史的政令都是用它来签发的。
回国后，大久保利通升任参议兼内务卿。
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际大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迫不及待的现代化急行军。
缫丝场是日本最早建立的官办工厂之一，政府从法国购置了缫丝设备，还重金聘请了法国技师。
工厂就要开工了，却招不来工人。
因为当时的很多日本人都认为，那些轰轰作响的机器会吸走人的精髓。
为了打消百姓的恐惧，明治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劝说士族高官的女儿进厂当女工。
这些技术成熟的女工后来被派往全国各地，缫丝也成为日本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 我认为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
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
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场、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
除了购买机械，政府还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
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
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了兴办企业当中。
在开办国营工厂的同时，大久保利通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
三菱是日本最著名的商标之一。
今天的日本国内有一百多家三菱企业，海外还有数百家三菱的分支机构。
而在1870年，三菱还只是一个拥有三艘小船的默默无名的小公司。
但是，它很快获得了明治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轮船和海上军事运输业务；一年后，政府干脆将这13艘轮船送给了三菱，每年还拨给经营补偿费；此后，政府又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条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
采访：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成田诚一 日本政府把这些事业交给民间企业去发展，就是说最初由政府实施，然后卖给逐渐培育成熟的民营企业来继续发展。
日本一直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的。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都是相继从政府买下官营企业来发展的。
在政府的扶植下，三菱很快羽翼丰满，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刚刚成立五年的三菱公司开辟日本到上海的航线。
结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航海公司就被逐出了这条航线，三菱公司独家垄断了日本到上海的航运业务。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在众人眼里，他的仕途可谓前程似锦。
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
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的地位实际上并不是很高，涩泽荣一他弃官从商，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
他的企业组织活动逐渐向海运、造船、铁路、纺织、啤酒、化学肥料、矿山等产业部门全面展开。
到19世纪80年代，涩泽荣一成为日本工商业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
公历取代了农历，元旦取代了春节；天皇带头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上了燕尾服；理发馆的生意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剪掉发髻，修剪成西式短发。
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同一千多年前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一样，如今的日本人又在东京的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
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燃。
日本看上去面目一新，明治维新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东京清水谷，幽静中显出几分荒凉。
1878 年5 月 14 日早晨8点，掌握着明治政府实际权力的大久保利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准备入宫开会。
几分钟后，一条消息传到宫中：49岁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被刺杀。
就在遇刺当天的凌晨，大久保利通还在和一位前来拜访的地方县令谈起他对日本未来改革的设想。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结束了大久保利通对这场变革的主导权，为什么明治维新在推进到第11个年头的时候，会突然给整个社会甩出这个巨大的惊叹号
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 大久保利通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决的人，总是拥有毅然决然的态度，是个不妥协的人物。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全国对大久保利通的反对还是相当有实力的，特别是在最后把大久保，士族把他刺杀以后，他的政权很快就过去了。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强硬的大久保利通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欲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
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
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使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1881年，政府以不到投资额三十分之一的低价，将北海道官产出售给个人。
这一事件使民众对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极度不满，几乎酿成暴动。
直到天皇出面罢免一批高官，才制止了事态的恶化。
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把改革的难题留给了继任者伊藤博文。
作为大久保利通一直以来的得力助手，伊藤博文将如何面对眼前的社会矛盾
他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明治维新的事业呢
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 伊藤博文，大概在众多的（日本）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思想最宏伟的吧，视野宽广，性格开放。
伊藤博文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近乎裸体的相扑手丑陋而愚昧。
但是，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开始挑战政府禁令，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
支持高砂的民众和前来干涉的警察相持不下。
为了避免对抗升级，天皇不得不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恢复了这项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的方式。
伊藤博文执政时的日本，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经突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
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
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展开。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首先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对政府提出了制定宪法的要求。
正是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使明治政府意识到必须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否则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推翻。
惯于顺应大势的伊藤博文也意识到，日本国立宪，已是大势所趋。
他开始起草日本的第一部宪法。
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告诉他：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此时，伊藤博文的朋友涩泽荣一已经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对本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进行了有效的实践。
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
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伊藤博文则在《宪法》中结合进了本国的传统。
于是，一个看上去令人费解的现象出现了：在本意是为了保护民权事实上也确实写上了民权的《宪法》中，伊藤博文却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条款。
这是为什么呢
采访：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奥平康弘 不知什么原因，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有些近似宗教性了，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如果这个宗教没有了的话，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包括当时推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伊藤博文也当然会利用这种思想潮流。
1889年2 月 11 日，东京都降下漫天大雪，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
《帝国宪法》在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同时，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
《帝国宪法》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表面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的天皇制，由此决定了日本在崛起初期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军国主义走向。
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藤博文执政时期，在相扑这样的民族传统得到恢复的同时，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军国主义也随之被召回和强化了。
但在当时，伊藤博文却借此化解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
于是，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 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它日本文化非常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
与此同时，日本也像德国那样，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化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
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 95%以上的男子，90% 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
日本和英国的铁路里程差距从明治维新初期的1000倍缩小为不到4倍。
日本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但是和西方工业强国相比，它显然还有相当的差距。
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的目标
日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条捷径。
早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五年的时候，日本就用武力逼迫邻国朝鲜开国并从中获利，这距离它被美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 明治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代军队，那是（明治维新的）目标。
19世纪末，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 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
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
当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长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蒋立峰 明治维新应该说到1889年，1890年前后维新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来它整个的国家战略就发生了改变，怎么改变呢，原来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就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1904年 日俄战争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连年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和赔款流入日本国内。
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去的赔款数额，就相当于它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多，赔款中的一半以上都用于扩充海陆军军备。
几番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扩张势力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 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5年8月 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武力称雄世界的迷梦破灭了，正如此前和此后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侵略战争在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了日本毁灭性的打击。
从明治维新开始近八十年来积累的物质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
1945年8月15日 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原声）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占领国美国每天要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每天要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
然而，没有人会预料到，在这样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日本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
从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
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
对于这个奇迹般的速度，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人们都无法忽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金熙德 （日本）战败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呢，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所以，它虽然物质上像楼房炸塌了，但是它这些，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是日本战后尽快经济腾飞的一个基础。
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和平宪法》的护航。
这部从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日本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明治维新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
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个火车站。
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由英国人建成，明治天皇亲自前来参加通车典礼。
七年之后，日本人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
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它的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日本人把它叫做“新干线”。
与新干线一起延伸的，还有一大批在战后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正是它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新干线诞生四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
就在这一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而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都有理由认为，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
日本一百年的大国之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
但无论怎样去总结，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
大国崛起中国观后感
[大国崛起中国观后感]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评议，大国崛起中国观后感。
有的人称其有深度、有广度、大视角、大视野，具有非常高的现实意义。
笔者观看了《大国崛起》光盘，品读了解说词，产生的却是难以排除的忧虑。
片名为《大国崛起》，但何为大国，何为崛起，理不出清晰答案。
在所选九大国中，其中一些与18世纪的中国相比，不管从面积还是人口还是生产总值上讲，都可以说是蕞尔小国。
但葡、西、荷、英、法、德、日、俄、美九大国在世界近现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经进行过殖民扩张，并建立过某种程度的霸权。
是不是拥有殖民地和霸权就可视为大国呢
至于有的大国究竟何时崛起，崛起的条件是什么，纪录片也让人如坠云雾。
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大国崛起》在历史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偏差。
这里简要地谈几点体会。
一 1．流溢着对霸权的欣赏 《大国崛起》讲述九国历史，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霸权的欣赏。
例如，第1集谈到葡西远航探险时讲道：不可思议的是，开启人类这一历史大幕的，并不是当时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偏居欧洲大陆西南角上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
五百年前，他们相继成为称雄全球的霸主，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纪录片称颂：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
但是，她由此赢回了更加辉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第12集）第7集不无赞赏地强调：日本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毕竟亚洲出了一个有能力建立殖民地的国家
第12集讲道：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
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
请看，霸权国家的功劳多么大
《大国崛起》不厌其烦地向观众展示：大国拥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荣耀和丰富多彩的称霸故事。
2．美化殖民主义 《大国崛起》充斥着美化殖民主义的言辞，对殖民人物往往赞赏有加。
哥伦布被誉为英雄，麦哲伦被冠以勇士。
麦哲伦的确是勇士，在入侵菲律宾时，狂妄自恃，率领一小股远征队员向目坦岛上的居民发起进攻，结果被愤怒的人群所杀。
至于哥伦布显示了什么样的英雄本色，让我们仅仅引述一段历史记载加以说明。
到了1496年，即在哥伦布初次来到海地后的第四个年头，海地泰诺人饿死、累死、病死、自杀而死和被西班牙殖民主义强盗砍杀而死的泰诺人，就达全岛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三十万人中的十万人。
又如，《大国崛起》在谈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形象时，可谓激情飞扬。
女王在万国博览会上兴奋得反复讲：光荣、光荣、无尽的光荣。
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恰恰是这位看起来什么都不做的女王，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力量，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
（第4集）但是，纪录片却只字不提正是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将屈辱强加给中国人民，把中华民族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也恰恰是这个什么都不做的女王，于1877年兼任印度女皇，把所有印度土邦王公都变成了她的臣属，确立了英王的最高权力地位。
《大国崛起》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大陆上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氛围中延续下去
（第10集）请看这里的措辞：田园牧歌式的氛围
让我们引述一段史实，看看新大陆的生活怎样地田园牧歌式。
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
[2] 这就是《大国崛起》艳羡不已的田园牧歌式的氛围。
《大国崛起》对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是极度赞赏。
那是一段历时近一个世纪、漫长而艰险的历程。
到达西部的人们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荒漠。
他们必须在这里学会生存，而且要一代代地生存下去。
西进运动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充满开拓、勇气与冒险精神的一页，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它，塑造了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
19世纪末，经过开垦和耕种的大草原变成了沃土桑田，曾经荒无人烟的西部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粮仓。
（第10集）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大国崛起》反复强调美国西部曾经是无人的荒漠。
这样的话，老实说，连严谨的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都不会讲。
让我们看一看尊重史实的学者们是怎样写的。
西部的开拓是在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过程中实现的。
对特库姆塞领导的泛印第安人运动的镇压，结束了东部印第安人联合抵抗白人侵犯的历史。
在1830年代，杰克逊总统实行强迫印第安人西迁的政策。
中西部农业商品生产和南部棉花种植园经济的扩大使白人扩张主义者急切地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
1830年国会通过了《迁移法》（Removal Act）。
这是强迫印第安人西迁的法律依据。
印第安人部族如索克斯（Saux）和福克斯（Fox）人在酋长黑鹰领导下进行了反抗斗争，于1832年试图返回伊诺斯西北部的家园，遭到伊利诺斯州长派出的民兵的杀戮。
住在佐治亚西部至密西西比河和向北到北卡罗来纳西部和田纳西东部的四大印第安人部族奇卡索人（Chickasaws）、克里克人、乔克托人（Chocktaws）和切罗基人进行了抵抗。
佛罗里达的塞米诺尔人也一直顽强抵抗，但都遭遇到失败。
1844年，美国东部的3\\\/4的印第安人被迫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而未迁走的30000印第安人大多留在苏必利尔湖的偏远地区。
印第安人在迁徙中约减少了1\\\/3的人口。
美国的大陆扩张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坟场上。
这段文字摘自杨生茂、陆镜生著《美国史新编》的第160-161页。
这本书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以上史实大学文科生是应该知道的。
为什么《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就不知道呢
《大国崛起》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美化殖民主义的地方不胜枚举。
3．推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大国崛起》饱含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推崇，这里仅举两例，观后感《大国崛起中国观后感》。
第12集讲：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
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谈到美国时讲道：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腐朽性，《大国崛起》则刻意掩饰，在这里阶级分析法不见了。
4．迷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大国崛起》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褒扬，可以说达到了迷恋程度。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盛赞之中。
《大国崛起》给了《国富论》异常高的地位，着墨极为厚重，不仅大量引用亚当·斯密的原话，而且排出强大的专家阵容叠加赞赏。
让我们摘取几段精辟文字。
‘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
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1815年，英国人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贡献。
这一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第4集） 对《国富论》是如此热情，而对《资本论》却是那般冷漠，只字不提。
不错，《大国崛起》也讲过市场经济的弊病，但却强调其弊病已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治好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形式。
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第11集）5．盛赞资产阶级价值观 《大国崛起》浸透着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赞扬。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口号的推崇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
（第5集）《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向观众指明：人类社会永远追求的美好理想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在这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多么黯然失色。
二 《大国崛起》极力推崇思想创新，可谓情辞肯切，委婉动人。
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
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
崛起不了。
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
创新不了。
（第12集） 《大国崛起》如此推崇思想创新，那么它自身的思想创新究竟是什么呢
还是请《大国崛起》的总策划麦天枢来回答。
他说：这个片子首先一个价值应该是，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
[3]总策划的点拨给了我们理解《大国崛起》的思路。
原来是要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
这句话有点绕嘴，且稍显费解，结合《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就好理解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实现现代化，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大国。
（第12集）也就是说：大国要崛起，就得实现现代化。
可是，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道理，谈不上是思想创新。
《大国崛起》讲出一点新意的是：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入流的过程。
所以后发国家要起来，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后。
入流这个词在我看来就有点新意。
但是入流的含义是什么，观众还是不大清楚。
究竟入什么样的流
看来，要理解这句话的真谛必须弄明白什么是现代化。
《大国崛起》没有给现代化一个解释，所以观众只能自我揣度了。
还是该片的总策划给出了明确答案。
此翁在接受《冰点》杂志记者采访时坦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这个方向不是你自己确定的，而是西方文明确定的。
西方这种文明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物质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会伴随着政府制度的要求，市场经济、民主化，它们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当这个社会方向确定以后，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叫做现代化。
[4]这样一点拨，我们就明白了。
所谓现代化就是推行市场经济、民主化，这是西方文明确定的。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新命题：现代化就是西化。
这或许就是《大国崛起》思想创新的核心内容，是要在中国观众当中培育的历史理性。
只可惜这个思想创新，人们早有所闻。
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形形色色的西化大师如胡适之流。
到此，我们就明白了入流的含义。
现代化就是西化这一命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那么《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为什么要在今天重新抛出来呢
也就是说《大国崛起》所希望传达的那种历史理性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来请教麦天枢总策划。
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化的历史是从欧洲起源的，它的直接的经验和教训，直接的知识和理性财富，都储藏在这一主干线条的运行中。
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我想，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社会民众，对我们社会改革方向的判断，改革方式的判断，就有一个背景。
如果我们有这个认可，自然就会对这个文明走到今天所提供的基本养分，社会政治形式、经济模式、价值模式，有一个判断，它应该是接受的，而不是排斥的；它可以修订，但不可以再造。
自己文化的参与其实也是一种修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再造一种生存方式。
因为这种生存方式走到今天，之所以有征服性，就因为它是最有效的，在民族国家生存竞争的实践中是最有效的。
[5] 再也没有比这段精彩自白更开宗明义的了。
原来那些完全被西方文明所折服的策划者们瞄准的是中国改革的方向。
《大国崛起》不是一笑了之的娱乐片，也不是一般的历史知识普及片，而是对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作出科学评价的佳作，是要指明中国改革的方向。
不可否认，《大国崛起》所介绍的国外的不少经验是可取的，具有启迪性，如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倡创新精神，等等。
但是这些美丽的红花绿叶却遮盖着散发腐朽味道的内核。
也不可否认，《大国崛起》中接受采访的学者有一些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但是他们的言论却被策划者们用来向观众提供历史理性。
三 《大国崛起》的最后一集有这样几句慷慨激昂的台词：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
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
走过六十年，回首五百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照亮未来。
的确，我们不能忽视过去，不能忘记历史，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和方法回顾过去、总结历史呢
答案是：我们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客观史实出发，尊重历史全貌，而不是从历史中任意裁剪出零零碎碎的片断，让它们服从创作意图，拼凑出所谓的历史理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但是，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客观史实出发，通过严谨细致深入的科学研究，总结经验，探讨规律，启迪未来，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如果是裁剪史料、扭曲历史，再动人的画面，再美丽的台词，也只能是误导观众，引起思想混乱。
《大国崛起》充斥着未经严格论证的结论和没有充分依据的说教，活生生地反映了当前一些人群中流行的粗鄙文风和浮躁心态。
它给观众留下的不可能是所谓的历史理性，而只能是误导，是迷惘。
历史中的“大国崛起”问题
建议参考大国崛起的解说词第一集：海洋时代（开篇•葡西） 第二集：小国大业（荷兰） 第三集：走向现代（英国上） 第四集：工业先声（英国下） 第五集 激情岁月（法国） 第六集：帝国春秋（德国） 第七集：百年维新（日本） 第八集：寻道图强（俄国） 第九集：风云新途（苏联） 第十集：新国新梦（美国·上） 第十一集：危局新政（美国·下） 第十二集 大道行思（结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