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第一，要清醒认识意态工作的极端重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 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怎么写
中央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方案提出，做合格党员，就是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其中，把“讲政治、有信念”排在“四讲四有”的首位，凸显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定崇高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讲政治，就是对党绝对忠诚，听党话、跟党走。
这是讲政治的首要原则。
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方面。
一是保持清醒的政治方向。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站稳坚定的政治立场。
自觉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紧密相连，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自觉维护党的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时刻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是牢牢把握鲜明的政治观点。
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掌握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四是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是维护我党团结统一，提高全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
五是有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政治鉴别力是从政治上分辨是非的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风浪和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主流和逆流、真理和谬误。
政治敏锐性是指能够快速敏捷、全面准确地观察和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的能力。
共产党人只有讲政治，才能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 在“信仰之河”里，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一叶扁舟”成长为“一艘巨舰”，中国人民从受压迫受剥削到当家作主，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转变，重回世界舞台的重心，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支撑这一伟业的，首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也就能够讲政治，真正心中有党，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兴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理想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什么时候提出
较长,请细读!、孟子、荀子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们生活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同时他们本身是属于统治阶级阵营内部的,但他们凭借着自身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提出了一些“富民”的思想。
本文着重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富民思想及其异同。
一(公元前551 —前479 年) ,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面对动荡的局势,希望改变当时“礼乐征伐由诸侯出”的局面,于是提出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
总的来说,孔子在政治上是倾向保守的,这从中可以明显的反映出来。
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
”这反映了孔子的改良主张。
这是一种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方法。
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他把礼看成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保证。
有了礼,就可以防止人民的反叛。
由上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从缓和阶级矛盾出发的。
当然,孔子也认识到要想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必须采取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措施,这反映在孔子的经济思想上便是“富民”思想。
孔子非常重视“义”,并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这些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富民措施的道德保证。
但他的富民思想也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对民众的剥削不应该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
他主张为政要宽“, 宽则得众”。
他在卫国和弟子冉有论政,提出对民众要“富之”的主张。
他的富民主张是同富国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因此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
为了富民,孔子主张正常地发展农、工商业,这是富民的基础,然而有这一点,并不能达到富民,还应轻赋、去奢、从俭。
关于轻赋,孔子主张征收什一税。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何之?’有若对曰:‘盍彻乎。
’”“彻”是征收什一税。
同时,他提出了节俭的思想:“奢则不逊,俭则固。
与其不逊也,宁固。
”这些都体现了孔子的“富民”思想。
在财政开支上他的主张是:“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即要节俭、爱民,为政者节约开支,从理论上说便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这便是爱人,要保证人民的劳动时间,不要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以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
在财政征收上,他坚决反对聚敛。
上的两段材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鲁人为长府。
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冉求为季氏搜刮人民,孔子不承认他是门徒,要门人群起而攻之。
鲁国改造储藏财富的长府,孔子也赞成闵子骞的话,以为没有必要。
这充分体现了孔子“薄敛”的主张,他反对在财政征课上过分地搜刮人民。
以上是对孔子“富民”思想的简单分析,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不仅提出了富民主张,而且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薄赋明显地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利益。
孔子长期生活在民间,他了解人民的一些疾苦,因此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要求。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什一税,既不包括劳役也不包括军赋在内,只从什一税这一点来看,即使能够实现,也不足以反映人民的实际财政负担情况。
什一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响亮的政治口号,其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现实性,而在于它是一面所有历代反对重税者的鲜明旗帜。
当然,在春秋战乱频繁的时代,孔子的这些主张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但他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有利于统治的。
二 孟子(约公元前390 —前305 年) ,邹人。
他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与孔子一脉相承,他的经济思想继承了孔子的许多主张,同孔子一样,在“仁政”思想的指导下,也主张通过富民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
孟子的仁政主张,是企图缓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争取民心的一种政治手段。
然而,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重民轻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民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正是由于孟子重视人民,表现在其经济思想上便是其“富民”思想。
同孔子一样,孟子也主张富民,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富民主张。
孟子富民思想的基础是“制民恒产”,这是富民的前提。
:“五亩之宅,树之从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这里所谓“产”就是财产。
“恒产”就是长期占有的财产,亦即占有的生产资料。
以上三段材料反映了孟子的“恒产论”以及主张实行小农经济的思想主张。
“恒产论”是孟子富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孟子看来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维持“善良习惯”的必要条件。
人们之所以“放辟邪侈”,是由于无恒产所致。
他从安定社会秩序出发,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作了辩护。
换言之,孟子认为只有发展小农经济,才能推动社会发展,人民富裕。
按照孟子的描述,以八口之家为单位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使他们成为自给自足的小农,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我们知道,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他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为什么主张发展小农经济呢? 马克思说过:“小农民经济与独立工业二者,在某种程度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8943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
因此,孟子以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主张发展小农经济,正符合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这个新发展阶段的要求。
战国初期和中期,土地自由买卖虽已开始盛行,但土地兼并之风尚未大盛,一般的土地所有者以新兴中小地主和独立小块土地所有者为最多。
这些新兴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地主本身的存在需要有佃农的存在,而且他们和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之间还不曾发展为尖锐的矛盾。
这也正是孟子既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又强调发展小农经济的客观基础。
以上所说的是孟子的“恒产论”,这是富民的基础。
当然,仅仅具备“恒产”是不够的,要想达到富民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孟子主张“薄税敛”,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将减轻赋税作为富民的一个条件。
这在《孟子·尽心下》中也有体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 关于具体的赋税政策,孟子主张征收什一税或九一税。
《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清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 以上材料明显地反映了孟子的税收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主张“薄税敛”,但他并不主张实行比什一税更低的税率,认为这便是最理想的,这也反映了他的矛盾。
必须指出的是,孟子重视工商业,他提出社会分工理论,认为发展工商业是致富的一个途径,这与后来的儒家主张重农抑商是不同的。
同时,孟子反对商业垄断,这表明他代表了独立小生产者的要求。
尽管孟子重视工商业,但他主张不征商业税,提出了“工商免税论”,当然,这是不容易实现的。
关于孟子这方面的思想在《孟子·尽心下》中有具体体现: “古之为官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官也,将以为暴。
”以上是孟子的一些主要的富民思想。
总起来说,与孔子相比,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进步,并开始自觉地注意到关心经济,重视经济的发展。
本文来自－我2爱2语2文－（我爱语文 公益语文第一站），如果不是，请前往浏览 三 荀子,战国末期赵国人,是继孔子、孟子后儒家又一重要代表。
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封建制度已完全确立,适应时代的要求,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等政治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荀子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懂得只有考虑到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维护封建统治。
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富民主张。
关于他的富民思想主要体现在《荀子·富国》篇内。
荀子主张富国、富民,为了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荀子提出了“开源节流论”和“节用裕民论”的主张。
下面简略论述一下荀子在“富民”方面提出的主要措施。
荀子重农轻商,他在农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源节流论”“, 节其流,开其源”。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 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续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而时斟酌焉,漠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
”这段话表明了荀子重视源流从而致富的思想。
“节流”的前提是节国家财政支出。
因此,荀子非常重视节用崇俭,他认为: “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
??8943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 “恭俭者, 五兵也。
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
”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
”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注重节俭的重大作用,并认为节俭是富国裕民的好办法。
当然,荀子也并不是主张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节俭。
他认为过度的节俭会影响赏罚制度的推行,最后会影响财富的生产。
如果节俭到衣食粗恶、没有娱乐的程度,那就是奉养太薄,奉养太薄即不能满足物质欲望,有“赏”而仍不足以满足物质欲望,则无人重视奖赏,因而失去了“赏”的作用。
这里,他已体会到物质刺激对生产的积极作用。
在节俭的基础上,荀子又提出了“节用裕民论”。
“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余刀布有 ,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
是何也? 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
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这充分表明荀子节用裕民的思想。
实际上“, 开源节流论”和“节用裕民论”是一脉相承的,节用才能节流,节流才能裕民。
也就是说,节俭是富民的一个基础,只有节俭才能达到富民。
那么如何富民呢?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夫是之调以政裕民。
” 从这一段材料可以看出荀子的基本富民主张,即减轻农业税和关卡税,同时抑制商业的发展,减少商人的数量,同时减轻徭役,不要剥夺人民的劳动时间,这样就可以富民。
这充分表明了荀子的农本思想。
但在荀子看来,加强农业不是不要工商业,只是工商业毕竟是末,所以从事工商业的人不能太多,工商活动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活动。
否则,国家将陷入贫困。
总之,荀子所代表的是已经极端壮大了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为即将掌握政权的新剥削阶级开辟思想道路。
因此,荀子富民思想的提出,与当时的现实需要有关。
文化自信只是一句口号，一个理论名词么
一、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记在阐述面向未来对挑战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方面的要求时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使用“文化自信”一词。
2014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014年12月20日，他在澳门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
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
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基础”。
今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总书记把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提出来，并把文化自信作为前三个自信的基础提到更高地位，意义极为深远；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趋成熟，给我们的自信提供坚实基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道路来自以史为鉴的发展进步，中国方案来自立足本土的实践成就，中国文化来自古为今用的文化传承，中国精神来自源远流长的精神志气。
坚持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也会让我们在这一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定。
二、文化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社会主义从它一诞生就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
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文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一种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主流、主旋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它的灵魂、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第十七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约包括三个方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思想等）；二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三是民族主义，也就是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蕴涵着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我们有民族文化的自信，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让中国文化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的思想公约数，成为统领和融通各族人民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家园。
只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坚定而自觉地做到文化自信，才能很好地认识和坚持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基础。
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那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很难支撑起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所以，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做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更广泛。
文化自信渗透在“三个自信”之中，文化可以深入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它不像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都有特定的存在空间。
比如说，道路自信讲的是路径，理论自信讲的是行动指南，制度自信讲的是行为规范。
文化自信不仅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在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都存在，所以文化自信的影响更广泛。
文化自信更深厚。
文化自信内化于心将影响深远，文化是人各项活动里面的基因，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传统。
文化一旦内化于心，就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一旦文化自信树立起来，这个影响不仅是深厚的，而且是长远的。
有了这种文化自信，我们就有信心建设强大的、走向世界的、支撑经济实力的文化软实力。
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三、文化自信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
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
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
正如同志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
我们讲中国的成功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这个中国具体实际就包括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力。
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
这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和方向。
站在中国和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起点上，我们坚持和倡导文化自信，就是要对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保持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信。
长期历史实践证明，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源于人民实践，也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
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根本性命题，并赋予这个命题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含义。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与良性互动中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决不能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文化自信就是礼敬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历史，宏观地看，主题是民族复兴，主线是胜利进步，主流是成绩成功，本质是为了人民。
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攻坚克难的勇气，也是因为我们党没有丢弃来时的道路、“老祖宗”的理论和原创性的制度，还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不忘初心。
纵观世界政党史，凡是丢弃了的，教训很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清醒、要自信。
今天，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财富之后要着力补齐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短板，在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国家硬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之后要着力补齐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短板，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开启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当代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东方文明大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公认。
中国元素从古到今都是世界许多地方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
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的暗淡，但是我们今天传承创新，走出阴影，昂然向前，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文化美丽世界，中华民族文化造福世界文明。
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
对待传统文化，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我们讲文化自觉和自信，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
特别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必将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含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含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五、文化自信就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谱写中国方案的现实精神力量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三层含义：它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并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点。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新文化，它的产生和形成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也是人类文化的最新高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我们要坚持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在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同时不断增强精神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当前，在实践中坚持文化自信，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多样文化的难度增加。
从国际看，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因素，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会长期存在。
刘云山同志指出：“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文化纲领和政策的制定，都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和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更好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第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倍加自信。
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
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还有西藏革命与建设中形成的“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
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
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都是值得我们自豪与自信的。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
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 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体现了中国人一如既往的文化自信。
同志告诫我们： “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坚持自信。
现在我们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更应该坚持自信。
只有坚持自信，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往前发展，才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语录
1.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这个方针是党中央根据的思想在1980年夏正式提出的，它针对的是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利用“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而提出的。
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文选》第2卷第255—256页）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要以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的根本标准，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非常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因此，“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文选》第2卷第210、211页）2.2004年8月23日... 面对全世界倾吐心声，的表达听起来更像一位羞涩真诚的恋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3.1992年初，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说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警世名言。
特别是他针对当时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