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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天知的人物事迹
第十二集团军临汾战役是一场攻坚战，此战的坑道作业，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人民军队攻坚作战的战史上是罕见的。
由于二十三旅战功卓著，徐向前提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该旅为“临汾旅”。
在八纵队的庆功大会上，徐向前亲自将写着“光荣的临汾旅”横幅奖旗授给二十三旅。
临汾战役一结束，部队没来得及休整就开赴晋中，参加晋中战役。
黄定基指挥的“临汾旅”歼敌7900多人。
全国解放后，“临汾旅”又在抗美援朝、国防建设、抗洪抢险等战斗中屡立战功，成为名震华夏的精锐部队之一。
几十年来，“临汾旅”官兵在训练场、考核场、表演场，从技术到战术，从单兵到合成，从模拟到实弹，千锤百炼，将部队战斗精神和武器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时，临汾旅还奉命担负迎外表演任务，先后接待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国家元首、军政要员和贵宾，向世界展示我军威武、文明、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成为“中国陆军的窗口”。
三个标志性人物 第十二集团军有3个标志性的人物——王克勤、郭兴福、王杰。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人们追捧和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评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王克勤的名字排得很靠前。
王克勤是从一名“俘虏”成长为不朽的人民功臣的。
18岁时，王克勤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用他的话说，“当了四年兵，受了四年洋罪”。
1945年10月他被俘后，自愿要求参加解放军，就地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第五十二团第一营第一连。
在随后进行的政治整训，特别是忆苦教育中，他受到了深刻的触动，阶级觉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
在随后解放全国的战斗中，王克勤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每仗必立功。
出击陇海线，首战兰封、杞县，他消灭敌人4名机枪手，立战功一次，升为副班长。
在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中，王克勤带领的一个战斗小组，迂回到敌人侧翼，用手榴弹炸毁敌人两挺机枪，打死敌人39人，王克勤因战绩突出，又立战功一次，后升任班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多，大量翻身农民和被俘过来的“解放战士”补入队伍，如何使部队的老骨干、新战士、解放战士拧成一股绳，很快形成战斗力呢
王克勤受解放区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启发，在班里首创“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三大互助活动，以民主方式建立互助小组，根据学习、训练、行军、作战等任务，灵活调整。
老骨干发挥了作用，解放战士既受教育，又发挥了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能在教育中宣传解放区的新气象，又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那里学到军事技术，体弱战士在行军作战中感受到生活互助的温暖及力量。
王克勤班的凝聚力、战斗力很快在徐庄阻击战中表现出来。
在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将班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现场教新战士打仗，灵活地转移射击位置，像钉子一样坚守在阵地上，他们毙伤敌人123名，全班无一伤亡。
战后，王克勤班被记集体一等功。
王克勤等4人被评为战斗英雄。
王克勤被提升为副排长、排长。
在以后的历次作战中，他表现得都非常突出，屡立战功，先后荣获“爱兵模范”“爱民模范”“杀敌英雄”“模范党员”“三大互助模范”等荣誉称号。
《解放日报》称他为“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他创造的“三大互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新的光荣范例。
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进攻定陶的战斗中，25岁的王克勤壮烈牺牲。
消息传来，刘伯承捶胸顿足地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他伏案疾书，以他和政委的名义起草致王克勤追悼大会的唁电。
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命名英雄生前所在部队的一连一排为“王克勤排”。
从那天起至今，第五十二团第一营第一连的每次集会点名，第一个喊响的名字就是“王克勤”。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组织过全军的大比武，这场大比武运动和第十二军另一个标志性人物郭兴福紧密相连。
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着工作组到军训先进连某团二连进行调研，发现战士练兵热情很高，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方面教学中缺乏灵活性，搞模式化，另一方面马马虎虎走过场。
训练中，无章法无目标。
为了训练“好成绩”，专选无风无雨的天气打射击，练战术则挑选无障碍、无坡度的平地进行。
李德生搞了一次突然袭击。
事先不通知，让部队翻山越岭行进之后搞射击，模拟实战，先进连队刚刚打了个“及格”，成绩上说不过去。
李德生找来二连负责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问：“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
”郭兴福如实回答：“根据现在的训练水平，不行。
”再问：“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范围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
”郭答：“还是不行
”又问：“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敌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
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
”郭答：“不行
” 李德生面色严肃，他肯定了郭兴福这种说实话的态度，提醒说：“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
” 这期间，中央军委分管部队训练的副主席叶剑英对训练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强调一定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军队，要求军政一把手亲自抓训练。
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工作组到郭兴福所在的二连扎下来蹲点，确定从单兵、小组和班的战斗训练开始进行试验，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都作了一些改革。
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演练，初步有了一个样子。
军里召开了营以上主官参加的训练现场会，要求大家本着“实践需要”这把尺子，来衡量训练效果。
其中，郭兴福带领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
教学中，他吸收了作训参谋宋文皋、吴亚东搞单兵和班战术教学的优点，教得细，教得活，较为切合实战需要。
既然郭兴福教学有一定的基础，工作组决定由此入手进一步抓下去。
同时还决定，将抗美援朝中，以舍身爆破的英雄伍先华命名的二连三班作试点班。
郭兴福教学法由此起步。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郭兴福和他所带的班进步很大，在教学上形成了一套较成型的做法。
李德生便组织三十四师营连排干部参观了两次，全师干部看了一次，反应很不错。
之后，李德生又将他们带到另外两个师表演，也得到了好评，并根据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了教学法。
1961年10月，《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经验，扩大发行到连队，给予推广。
把郭兴福的单兵进攻战术作业笔记，编辑成《既严又活》的专论。
郭兴福教学法紧紧抓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前提”，赢得了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
第十二军开始普遍推广这一教学法。
叶剑英看了这期《军训通讯》增刊后，对郭兴福教学法高度关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也十分重视，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在看后指示：一是南京步校毕业班的学员，要把这一套教学法学会了才能毕业分配；二是要求军区司令部组织郭兴福小分队到全区部队巡回表演；三是做好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工作。
1963年底，在镇江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
12月24日，叶剑英在镇江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作业表演后连声说：“大开眼界
大开脑筋
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叶剑英高度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之后直接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立即将叶剑英的报告送呈，报告中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仅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主要是在新条件下的发扬。
”得到的认可。
此后，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开始推广。
在周恩来留下的墨迹中，有这样一幅：“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
不怕施工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
”并亲笔写明“录王杰诗”，这是周恩来唯一一次抄录战士的诗歌。
这个战士就是第十二集团军某部工兵一连五班班长王杰。
1942年，王杰出生在山东省金乡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应该说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1961年8月，他应征入伍到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当战士。
那时，全国兴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不仅认真学，而且照着做，还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1962年2月，他入了团。
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不论干什么工作，我一定要做到：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胜利勇于牺牲。
是共产党员哪能不视死如归，做革命军人岂能管个人安危
”他以雷锋为榜样，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处处以身作则。
在长途行军中，他主动关心新战友，帮助新同志扛枪、背背包；在抗洪救灾中，哪里危险他就冲向哪里；在施工中，哪里有重活，他就奔向哪里。
入伍以后，他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奖，被评为模范团员。
王杰有个习惯，坚持记日记。
1965年5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 1965年7月14日上午，王杰奉命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执行民兵训练任务。
在进行最后一项训练——地雷实爆时，王杰让大家围成一圈，他做示范动作。
突然，埋设炸药包的土层冒出了白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杰大喊一声“闪开”，便飞身而起，扑向炸药包（实爆训练用炸药包代替地雷）。
随着一声巨响，王杰倒在了血泊之中，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得救了，年仅23岁的王杰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根据王杰生前愿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看了王杰的事迹报道后，动情地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董必武、陆定一等人亲笔为王杰题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向王杰学习。
1965年11月，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
1968年，家乡人民为纪念王杰，将其故里更名为王杰村，并在村东建王杰烈士纪念馆，让子孙后代都铭记烈士的英雄事迹。
如何更好地运用立功创模来推进队伍建设
周恩来自述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
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
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
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
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
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
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
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
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
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
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
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
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
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
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
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
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
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
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
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
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
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
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
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
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
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
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
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
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
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
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
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
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
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
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
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
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
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
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
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
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
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
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
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
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
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
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
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
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
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
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
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
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
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
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
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
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
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
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
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
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
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
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
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
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
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
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
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
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
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
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
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
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
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
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
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
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
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
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
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
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
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
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
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
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
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
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
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
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
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
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
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
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
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
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
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
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
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
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
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
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
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
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
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
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
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
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
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
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的部队会合。
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
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
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
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
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
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
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
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
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
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
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
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
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
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
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
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
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
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
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
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
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
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
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
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
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
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
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
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
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
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
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
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
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
五月返重庆。
六月返延安。
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
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
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
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
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
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
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
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
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
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
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