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安全有哪些
校园安全问题一 来生之间的暴力、打斗。
二、 来自学生之间的欺诈、侵权行为。
三、 放学后，来自校外不良人员对在校学生的侵害。
四、 厕所、校园死角学生聚伙吸烟、打斗行为。
五、 商店、食堂、小卖点的食品安全。
六、 由网吧等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引发的不安全因素。
七、 校园内部的丢窃，包括自行车丢失。
八、 失火、触电、溺水，中毒。
九、 理化生实验，体育运动中的意外伤害。
十、 课间、室外活动时行走、上下楼或违纪攀爬造成的伤害。
校外安全十大问题一、 校门外道路交通事故。
二、 学校周边发生的暴力、打斗、伤害行为。
三、 学校周边发生的敲诈、侵权行为。
四、 校外不良人员对在校学生的言行和心理威胁。
五、 在网吧等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引发的侵权和伤害。
六、 因学生旷课、逃学、离家出走在社会上发生的不安全因素。
七、 上网游戏、聊天、不健康书刊音像作品造成的不安全因素。
八、 社会黄赌毒现象影响学生产生的不安全因素。
九、 社会不法分子对青少年的引诱、拉拢、教唆。
十、 父母离异，单亲，空巢留守、私租房屋引发的不安全因素
如何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之一的机动车，快速走进千家万户，已经由昔日王谢堂前燕，走进寻常百姓家。
同时，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和驾驶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使人、车、路、交通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给交通管理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在人、车、路、交通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要想缓解这四者之间的矛盾，最主要的是提高驾驶人的素质，那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深入、细致地向驾驶人普及交通安全法律常识，提高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一）部门之间的协作不如人意。
由于宣传教育工作资金投入大，效果产出慢，因此一些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社会上看，由于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对象是全体交通参与者，分布于社会各行各业，因此在开展工作时为了扩大宣传教育面，需要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
这一点上，相关部门支持与否对宣传教育的效果有着直接的联系。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的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不够重视，工作缺乏主动性。
即便是上级号召的宣传教育活动，往往也只停留在“三到位——开会到位、计划到位、总结到位”上。
而实际的宣传工作操作仍落在交警身上，依然陷入“单打一”的状态，影响了效果。
或者是能参与交警组织的宣传活动，但一旦要涉及到资金、时间、人员保证，就打起了退堂鼓。
从交警内部看，个别部门领导在主观上存在着“重自身业务、轻法规宣传”的错误认识。
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只看到短期内宣传工作与业务工作在警力和时间利用上的冲突，而没有看到宣传教育是改变人们不良交通习惯的源头管理、源头教育工作。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对于宣传教育只是带过而已。
（二）交通参与者认识上存在误区。
有一些交通参与者对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有着错误的认识，认为走自己的路、开自己的车，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出问题。
再者，抱着“法不责众”的观念，对一些社会上常见的违章行为屡教不改。
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对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不学习、不遵守、不运用。
存在这种认识的人以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农民居多。
另有一部分交通参与者对法规所要求的内容比较了解，但思想上重视不够，不能自觉遵守。
这类人行车走路时缺乏谦让精神，只顾及自己的方便而忽视了对他人的影响，以至社会上出现“法规我知道、违章我照样”的怪异现象。
存在这样的认识的人以机动车驾驶员居多。
这一情况在对市民的调查中，从“法规知晓率”高于“交通遵章率”上可以体现。
（三）宣传工作缺乏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专业队伍。
在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中，由于宣传工作者是从其他工作岗位上抽调过来的，或是兼职担任宣传员的角色，没有经过专业的业务培训，因此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水平。
在开展工作时，往往是边工作边摸索，影响了效果的正常发挥。
此外，人员不足也是一个限制了宣传范围、效果的重要因素。
宣传教育是一项信息传递工作，无论是通过媒体还是直接走上街头、走进公司、学校，都需要一批宣传员进行策划、组织、实施。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人员缺乏，使得宣传教育很难覆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1、领导重视程度不高。
有的地方没有把公安交通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全局管理，仍然认为公安交通宣传教育工作是交警单个部门的事，因此存在交警一个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有的地方虽然纳入全局考虑，但在人员上、经费上仍然给公安交通宣传工作设置了很大的瓶颈，因此，公安交通宣传管理工作仍然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浓厚氛围。
2、宣传资金不足。
当前，基层公安交警部门资金不足，很多开展正常工作的硬件建设都需要达到上级标准，因此，在本来经费就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把资金投入到硬件建设上，以维持正常工作。
而公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投资大、见效慢，各级交警部门没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宣传教育上来，导致公安交通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长久开展。
3、宣传对象素质参差不齐。
交通安全宣传的对象，从年龄层次上划分，应分为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和儿童这五个年龄段的群体；从职业人群划分，应分为机关干部、个体经营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应该说，这些宣传对象有的个人综合素质好，有的个人综合素质差，有的接受能力好，有的接受能力差。
有的应该采取这种宣传教育形式，有的应该采取那种宣传教育形式，有的对宣传教育工作能够接受，有的对宣传教育工作不以为然。
三、如何提高宣传效果（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强化宣传形式多样性、经常性。
交管部门领导要将宣教工作作为职责范围内的一项重点工作，要亲自抓、靠上抓、负总责，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
强化宣传形式的多样性是保证宣教效果的根本。
除用常采取的基本方法外，还应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1、要和日常工作结合。
利用走访这种机会，不要单纯的走访，要边走访边宣传，认识到这是好面对面的宣传教育的好机会。
充分利用路面执勤优势，路面执勤交警常年累月奋战在交通安全管理第一线，与交通参与者关系最密切，对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体会最深。
执勤民警要充分发挥自己在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优势，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贯穿于纠正违法，处理违法的全过程，要及时把对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和了解到的辖区交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事故多发路段、危险路段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采取面对面解说的形式，及时把这些信息传递到群众心中，突出宣传教育中的人性化、亲情化，使交通安全宣传真正深入人心。
2、要充分发挥好载体宣传。
重视利用路牌、霓虹灯、公共交通类、灯箱等宣传体，采取在客运场所利用大屏幕播放交通事故案例的宣传方式，可以时刻提醒出行群众和驾驶人不乘超员车、不开超速车；在城区内人流最多的路口设立LED大屏幕宣传，让交通法规深入人心；定期启动宣传“大篷车”，深入到农村、集市，开展形象性、趣味性的宣传教育活动，丰富群众的交通安全知识，提高宣传教育的直观性；进入校园，推广小交警韵律操，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当一天协勤员”活动等方式，激发小学生对交通安全的浓厚兴趣；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农村村委会、学校的小黑板、橱窗作为交通安全宣传的阵地，由民警和安全宣传员书写漫画、口号和安全行车知识。
3、重点加强整体设计谋划公益广告宣传活动。
现在我国宣传文明交通类的广告屈指可数，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公益广告的宣传效果，认识到文明公益广告宣传是一项长期任务，认识到它能引起群众的广泛关注，形成更加深刻的影响，各相关部门要开展交通安全类公益广告的设计及发布工作。
一是结合主题设计多种版式。
进行公益广告的设计制作，二是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各类媒体媒介结合各自特点，拿出重要版面、黄金时段、显著位置，精心制作刊播主题突出、创意新颖、内涵丰富、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公益广告作品，多层次、全方位覆盖，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熏陶，激发对真善美的渴望和追求，形成广泛社会影响。
在重点街道、医院、学校、餐馆和银行等公共场所开辟宣传阵地，利用橱窗、宣传栏、电子屏等载体设置公益广告，长期集中宣传展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三是利用各种阵地进行宣传。
集中印制公益广告招贴画进行张贴，利用工地围挡、户外广告载体发布公益广告，交通安全公益广告宣传教育潜在意识和隐形作用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功效、目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很快完成，而是需要一个认识、积累、再认识的过程。
全社会交通安全法律意识水平的整体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就要求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要把宣传教育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普及性的任务常抓不懈。
（二）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应适时、合景、宜人、忌老套生硬。
交通安全宣传标语是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在道路上、建筑物的墙上、各种媒体上见到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它们对广大交通参与者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和警醒作用，一条好的标语往往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好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应适时、合景、宜人、忌老套生硬。
1、要在国家法定假日和各种传统节日时制作不同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
这些日子是人流、车流的高峰期，各种违法现象和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大幅度上升，这时的交通宣传标语一方面烘托了节日气氛，更能吸引交通参与者的注意，取得更好的效果。
如在“中秋”、“十一”、“五一”“清明”前夕，打出“中秋月圆人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黄金周里潇洒渡假，亲人盼您平安回家”等交通安全宣传标语，能使交通参与者在感到温馨的同时，深深体会到交警部门人文主义的关怀，从而在思想上提高了对交通安全宣传的重视。
2、要在不同的道路环境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设置相应交通宣传标语。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对症下药”的效果，如“酒后驾车害人害已害家人”这类提醒驾驶人不要酒后开车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应设置在各酒店、娱乐城旁边，而“超速抢行危害大，超载超高更危险”则应该设置在路况平直，车辆较少，较容易出现超速行驶违法行为的高速公路路旁。
如有的地方将“酒后驾车害人害已害家人”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设置在学校旁边，却将“超速抢行危害大，超载超高更危险”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设置在市内较拥堵，车速较慢的路段，这样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难以起到宣传效果。
3、要根据交通参与者的人群年龄层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设置宣传标语。
对于设置在小学周围的交通安全标语，主要的宣传对象是年龄不大，理解能力有限的小学生。
因此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应以童谣的形式出现，才能让小学生们在琅琅上口的同时，记住交通安全应注意的内容。
如交警部门在校园周围张贴“小朋友，手拉手，沿人行道慢慢走”“红灯停，绿灯行，交通规则要记清”等童谣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就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对小朋友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因此，在制作交通安全宣传标语时更应注重语言通俗易懂，避免冷僻字的出现，也可宣传言语上适当应用乡音，使群众感到更有亲切感、更有人情味。
4、要更多的使用体贴、新颖、容易接受的宣传标语。
虽然随着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日益成熟，交通安全宣传标语也日益多元化，但 “严禁酒后驾驶”、“严禁乱停车”等公式化、硬梆梆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作为主要的宣传口号来使用，虽然起到了一些警醒的作用，但这种“执法者”命令式的口气却容易引起驾驶人的反感，难以打动驾驶人，起不到教育作用。
用体贴的语气，在交通安全宣传标语中，加入人文的关怀，这种温馨型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相对一般交通安全宣传语而言，更能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认同。
如“我最讨厌无证驾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酒后驾驶请留意拨打120”等诙谐型交通安全宣传标语，使大家在付之一笑的同时，深刻体会到了交通安全的寓意,也使人感到十分亲切。
（三）采取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宣教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情况，采取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宣传措施。
可以将人群分成四种群体：在校学生、城镇居民、农村群众、驾驶人四大类。
1、在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
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是我们公安交管工作的基础性工作。
交警部门要积极建立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的交通安全教育宣传体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长远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计划，形成完整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交通安全意识较低的现状。
通过大量宣传讲座、互动游戏、模拟情景课堂等，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良好习惯。
2、农村群众。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迅速，道路建设突飞猛进，机动车和驾驶人大量增多，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如何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保护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将成为当前交巡警部门的重要问题。
结合当前农忙季节，充分利用村内广播讲解交通安全教育知识，推进和深化执法为民，改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加强和巩固了警民关系。
3、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的经济能力、文化素质相对农村较高，参与交通的机会更加频繁。
交巡警部门要联合电台、广播台等媒体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等。
4、机动车驾驶人。
加强驾驶人思想认识。
申领驾驶证人员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是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抓好驾驶人培训输出的源头管理，才能最大限度提高驾驶人的素质，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现代临终关怀以医学人道主意为出发点是什么
本文主要讨论佛教与临终关怀运动的结合，佛教所特有的生死哲学与冥想技术，为临终关怀运动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通过对案例的叙述与分析，笔者将探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何以成为可能，并在更为抽象的认知层面，对医学与佛教做出比较。
20世纪70年代，现代临终关怀运动（Modern Hospice Movement）发源于英国伦敦，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一旨在为濒死患者提供人道主义关怀的社会运动逐渐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区域。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1967年圣克里斯托弗救助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的建立，乃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兴起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为濒死病人提供关怀的做法古已有之。
如果对“hospice”一词的含义进行考古，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僧侣阶层就为朝圣者准备了休息用的场所（hospice），这是hospice一词首次被使用时的情形。
那时，尽管这些场所同样提供给病人及临终者使用，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后半叶，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特别是鸦片、吗啡等镇痛药物的使用），与各种基于信仰、情感或心理机制的精神呵护相配合时，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实践，才使得hospice一词具有了与“临终关怀”相关的现代意涵。
可以这样讲，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与推广，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场域，至少在其创始人桑德斯那里，她仍然将这种关怀理解为对“上帝之爱”（love of God）的诠释，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天职。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世界经历了一场宗教世俗化的历程，在持续扩张的现代性的祛魅逻辑下，很多学者认为临终关怀运动所秉承的乃是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人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发现，它早已出离于上帝的传统。
实际上，即使是桑德斯本人，也在其基督教理想之外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她积极打破宗教壁垒，试图把不同教派、信仰的宗教徒和非宗教徒中的需要帮助者，尽可能多地纳入到临终关怀运动的体系之中。
因此，虽然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临终关怀运动在其产生之初，就带有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情怀，始终把临终者本身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终关怀运动便超越了基督教的范畴，使其与其他宗教或地方性知识的结合成为可能。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围绕佛教与临终关怀的问题进行探讨。
实际上，在今天的北美、日本等地，佛教思想早已引起了临终关怀者的注意。
在美国，经过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引介，以《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Dead）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生死学作品，特别是1992年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所著的《西藏生死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而在2000年时，美国PBS电视台播出的一套关于禅宗临终关怀的纪录片，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至于美国的学术界，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材料看，也开始有学者关注一些在美国社会较为活跃的佛教临终关怀社团。
1980年，日本在派代表参加国际临终关怀大会后，逐渐被卷入到对临终关怀运动的讨论之中。
当海外基督教组织在静冈、大阪两地首先建立了临终关怀医院之后，日本国内的佛教组织发起了一场以临终关怀实践为主旨的“精舍运动”（Vihara movement）。
这项运动最早在佛教徒之间开展，旨在为临终者提供精神上的指导与咨询，后来随着热线电话的开通，关注的民众日益增多，最终在名古屋的田代教授（Shunkō Tashiro）的推动下，精舍运动扩展到非佛教徒的人群之中，并逐渐完善其日常的组织、活动与制度。
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情况的简要介绍，我们看到了佛教与临终关怀运动的结合。
虽然安德森曾经指出，所有世界性的宗教无不预设了解脱的存在，它们都指向对作为终极宿命的死亡本身的超越，但是在西方人看来，相比于其他宗教，佛教看上去似乎更像是一套专门为死亡所准备的哲学。
正是这样，在接触了佛教思想后，西方的临终关怀者迅速注意到了前者的理论和概念，特别是其特有的冥想（meditation）技术。
从一方面看，佛教对生活的淡然无视可以帮助临终者放下对外部世界的留恋与不舍，以获得内心的平静；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具体的训练方法，使病患、亲属及治疗师三方，都可以通过一项确定的技术来达到上述平静状态。
在下文中，围绕着佛教与临终关怀的关系，笔者将详细地展开论述。
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佛教的生死哲学，特别是它的轮回观念和佛教经典对死亡过程的独特理解，然后通过与现代医学的对比，揭示出佛教生死观的分殊所在；接下来，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探讨社会成员为何会在临终前选择宗教，进而呈现出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的生产过程；在文章的最后，我会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对医学与佛教做出对比，并总结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何以成为可能。
一、佛教的生死哲学我们知道，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死亡并不是简单的生命的终结，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对时间的认知问题。
胡塞尔认为，时间的存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人类置身于其中的，以流的形式（Flux-form）存在的绵延的经验序列，第二种是我们通过反思所形成的拥有统一意向的客体化的时间（temporal object）。
通过二者的不断交织、回忆、再生、构化，对象化的时间在主观的时间之流中逐渐确定，我们对“时间”开始拥有了自身的阐释框架，胡塞尔称之为“内在的时间意识”。
当这种对时间的理解逐渐生成时，我们据此来筹划自己的行动，这样的观点延续下去，便有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在”。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意识到死亡这一最终极的宿命，我们才拥有了理解并开启“此生之最终极意义”的可能。
因此在个人的理解层面，死亡是一种文化的造物，是由个体对时间的理解所塑造出来的被阐释物。
正是这样，我们若要探讨佛教徒对死亡的理解，就要以讨论佛教的生死哲学为基础，而要讨论佛教的生死哲学，则必须以理解佛教徒的时间观为切入点。
佛教所建构出的时间世界，乃是一个不断流转的“无始之轮”，所有生命体在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不断流转、轮回转世，《心地观经》有云：“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
”佛教徒认为，在每次转世的过程中，决定人们在来世去向的乃是“业因果”的法则，即民间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的遭遇皆源于前世的业因，今世的行为（即业）又决定了来世的果报。
只有那些证悟果位者，方可超越这无尽的轮回，以达到美好的彼岸，这种超越便是佛教所指的解脱所在。
这样，在此种轮回时间观的预设和建构下，现实中的死亡对佛教徒而言，便消解了它所固有的宿命意义，既然今生的死亡只是下一世的开始，那么通过这种对生命连续性的确认，死亡便转变为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阈限状态。
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对于修为有成的佛教徒来讲，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相反它是一个到达更高境界的契机，因此在佛教经典的表述中，从死亡到重生的这个转换阶段，也总是被描绘为修行中的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环节被称作“中阴”，在藏语中叫做Bardo，Bar的意思是“在……之间”，do的意思是“悬空”或“被丢”，它是决定一个人在来世去向的关键阶段。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阴，主要指生前死后的这段时期，总共四十九天，也被称作“中阴身”；但从扩展的意义上看，佛教认为整个人生其实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阈限期，因此他们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部分：此生的自然中阴、临终的痛苦中阴、法性的光明中阴和受生的业力中阴。
具体来说，“此生的自然中阴”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它等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的一生”。
佛教强调我们务必在生活中积极修行，以便为将来的死亡做好准备。
在自然中阴过后，便是一个死亡的逐步展开的过程，其中，“临终的痛苦中阴”是指从死亡过程的开始，一直到“内呼吸”的结束，佛教认为只有当内呼吸结束时，个体才算是真正死亡。
一般来说，痛苦中阴是我们获得解脱的第一次机会，解脱者将超越六道轮回，但对于那些没能解脱者，他们将进入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法性的光明中阴”。
光明中阴是证悟解脱的第二次机会，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错过了，亡者就要被投入到“受生的业力中阴”之中，并根据其过去的表现，来决定在未来的去向。
到了这一步，死者已经没有机会在这一世里跳出六道轮回，只能流转下去，以等待今后的机会。
这样，通过比较佛教与现代医学对生命周期的不同理解，我们看到了两者的区别所在：医学所承认的生命周期，只是佛教之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自然中阴），相对而言，佛教更加注重对死后过程的细致描绘，它们建构并确认出一个“死后”的真切存在。
更重要的是，经由中阴的四个阶段，不同轮回中的世界被联系在一起，通过平行且彼此交错的时空关联，人的未来不再被归于寂灭，相反，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可以被改变、重塑的生存之流。
佛教特别指出，死后的遭遇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佛教徒认为，死后所经历的清明或混乱，将会七倍于生前的经历。
如此来看，不管你在生前积累了多少善行，如果在死后受到了不良的干扰，这些干扰都会严重影响到你转世的去向；同样，即使你没能在今世努力修行，但如果能在死后接受法师的指导，或得到僧侣们的超度，你同样有可能在转世时获得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样，临终关怀的意义便在上述宗教哲学的表述中凸现出来。
可以这样讲，由于彼此的哲学背景不同，即使是在对临终关怀的理解上，医学与佛教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现代医学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基石，相信人在大脑死亡后，其意识即告终结，临终关怀无法减缓、也无力挽回这个过程，它只能使临终者的死亡更舒适、更有尊严、更加以病患的意愿为治疗的前提与出发点。
例如西方临终关怀运动中的一些口号——“善终（good death）”、“有意识地死（conscious dying）”、“关怀重于治愈（Care rather than Cure）”，就都是以承认此种生命的不可挽回为前提的。
与此相反，佛教的生死观却强调生命的连续性，后者认为即使身体已死，其“神识”却依然存在。
这种观点在根本上否定生命的断灭与必逝，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的临终关怀便抹去了“死亡”的面相，它所探讨的是一种指向“生”的技术，是对“重生”的肯定与助力。
因此，不论具体的流派如何，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始终有统一的主旨，即希望能够在人死后的中阴期里，帮助死者在来世获得更好的归宿。
在这样的主旨下，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特别注重对气氛的营造，不但关心临终者的心态，而且把关怀对象扩展到死者以外的人群，甚至是关怀者本人。
因为佛教徒相信，如果临终者周围的环境悲伤、喧闹的话，这些不利因素会对死者的转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死者的神识尚可感知到这些。
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位台湾法师将佛教临终关怀的特点概括为“四全”，即：（1）全人的关怀：指对临终者的病例进行追踪，以获得临终者的长期信任；（2）全家的关怀：指关怀对象要覆盖到死者的亲朋；（3）全队的关怀：指对关怀者本人的护理，如果可能，还要涉及到周围的医生、护士及律师等相关人员；（4）全程的关怀：指关怀实践要尽可能地延长，不但要覆盖整个中阴期，还要在死后的一年内对死者家人进行跟踪的悲伤辅导。
在上述共同理念之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临终关怀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
汉传佛教以“助念”为主，是指在病患死后，包括僧侣、亲朋、家属在内的人员集体念诵佛经、佛号，以帮助死者更好地往生。
佛号多选择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圣号，佛经则包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华严经》、《药师经》、《金刚经》这五部；助念时间应至少持续八小时，直到遗体冰冷，毫无体温，这表明死者的神识已经顺利转世；在助念时，也可供奉临时的佛堂、引罄、念佛机、咒轮等器物，以营造更好的气氛来提高助念的效果。
而在藏传佛教中，临终关怀实践以“迁识”为主。
迁识也叫作“颇瓦法”（phowa），它是指密宗的法师们能够通过其自身的修行，将死者的神识超度至西方极乐世界。
在藏族人看来，人的身体共有九个穴位，人死后其神识会由这九个穴位导出。
如果从上半身导出，死者会转世到天道、阿修罗道、人道这三善趣；如果从下半身导出，则转世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三恶趣；只有从头顶处导出，死者才能往生至西方极乐世界。
因此当病患过世后，西藏的法师们会反复修颇瓦法，并辅以超荐法、忏摩法、六道净化法等，或念诵莲师心咒、观音心咒、金刚萨埵咒、无量光阿弥陀佛咒，以求将死者的神识由头顶处导出。
至此，笔者简要介绍了佛教的时间观及其衍生的生死哲学，并通过与医学理念的对比，大致勾勒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我们看到了佛教临终关怀实践的粗略程序，如果临终者是一个佛教徒，他自然可以从上述经验中汲取到宗教的力量。
但是，正像笔者在前文中所指出的，在美国、日本等地，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早已扩展到非佛教徒的领域，一些相关材料的畅销也足以证明普通人的兴趣。
因此，我们必须跳出佛教本身的世界，对临终关怀实践采取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分析，我将证明佛教的关怀模式确实存在着吸引普通中国人并获得推广的可能，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梳理一下当代中国的地方语境。
二、中国语境：问题的提出以应用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若想在中国获得推广，首先需要与中国的地方语境相契合。
实际上，如果审视临终关怀运动与佛教思想在美国、日本两地的结合，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文化适应的过程。
例如，在美国，当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开始起步时，借用了不少西方心理学、人文主义哲学，甚至是基督教的词汇，并借助音乐、畅销书这样的大众文化载体，迅速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
在临终关怀实践中，它们也不强求临终者及其亲属必须接受佛教的信仰，这种“去宗派性”迎合了美国的多元主义文化。
另外，佛教提供的冥想技术特别符合美国人的行动主义（activist）气质，从而使宗教的意义更加个人化，基督教关怀模式又恰好缺少这种具体的操作性，基于上述原因，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在美国取得了成功。
而在日本，佛教的临终关怀更是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做支持。
日本有句民谚，叫做“出生时是神道（Shinto），结婚时是基督教，死亡时是佛教”，由于传统的神道教视死亡为不洁的象征，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禁忌，因此在日本的历史上，佛教寺庙一直承担着举办葬礼的职能。
但是，当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移植了西方的医学技术后，他们并未同时引介其背后的伦理与价值，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临终者从宗教的仪式空间中抽离，却无法顺利地接受西方式的关怀实践，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的重整旗鼓便不难理解了。
可以这样讲，佛教临终关怀实践在美国、日本两地的成功，皆与当地的文化脉络、社会资源和民族气质有着直接的联系。
那么沿着同样的路径思考，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地方语境又是怎样的呢
当代中国的文化场域在哪些方面适合佛教临终关怀的推广
又在哪些方面与后者背道而驰
乍看上去，在中国的乡民社会，佛教组织与死亡仪式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汉学人类学的作品中，就不乏有学者关注佛教的死亡仪式及其实践。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传统汉人普遍相信在死后有所谓转世的存在，他们对时间的感知是闭合的“轮回”，这样，如前文所言，此种循环的时间观就构成了对佛教临终关怀思想的契合与支持。
但是，相较于上述看法，笔者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视域，即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延续性中，我们能够轻易地罗列出各种证据来支持中国情境与佛教临终关怀活动之间的契合，但我们必须承认，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宗教网络和宗教传统均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例如，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年间，中国的民间宗教领域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破坏，这其中包括：乡土社会的庙宇被改造为新式的学堂；国家通过立法对民间宗教加以排斥；以及各种以反偶像崇拜为口号的民族主义运动。
到了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类似的破除宗教的运动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一方面，集体主义经济对基层市场的垄断切断了宗教空间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各种政治运动的打压和科学主义话语的拓殖也构成了对宗教领域的直接颠覆。
更重要的是，乡土社会的宗教临终实践大多出于传统之惯习，它与本文所讨论的此种自觉的、正在推广的佛教临终关怀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临终者所准备的“现代”消费品。
这种关怀模式更多地发生在城市，且具有较多的现代意涵，它需要借用乡土社会以外的知识体系与语言策略，因而是一种具有现代属性的公共医疗体系的补充物。
这样，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城市时，我们发现自解放以后，宗教资源在这里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甚至是某种真空。
中国城市既不像乡土社会那样拥有普遍的宗教习俗或基层网络，也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有某种公共性的宗教传统做基础。
但是在最近十几年里，城市内部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宗教活动与宗教组织，中国的城市居民开始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意识，在一篇论文里，笔者将其称作“宗教的萌生”。
这种“宗教萌生”（conversion）不同于过去研究中常见的“宗教复兴”（revitalization），后者多发生在乡村社会，或是其他有宗教传统的地区，意指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释放，早期被压抑的宗教势力逐渐得到了复兴。
但是，宗教萌生却是指如下一类现象，即社会成员原本不信仰宗教，甚至成长在与宗教绝缘的环境之中，他们从小受到现代的科学教育，并自觉地把宗教视之为“迷信”。
可是伴随着个人生活史中所遭遇的一系列苦难事件，这些人逐渐转向对宗教的信仰。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宗教萌生的人群，乃是由于遭受了疾病或死亡的威胁而产生对宗教的诉求，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佛教临终关怀实践的主要受用者，即属于此类范畴。
这些人从未信仰过宗教，却在临终前接受了佛教的关怀方式，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便出现了：究竟是怎样的机制把这些人推向宗教的怀抱
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怎样对这种转向做出理解
限于篇幅，我仅举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个机制。
三：临终前的个人：医学与宗教在本节中，我会列举两个较典型的案例，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将对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做出一个全景式的呈现。
第一个案例出自笔者收集到的一本佛教徒的访谈集，一位临终者的家属讲述了自己信仰宗教的经过，通过当事者的独白，我们将看到在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死亡的威胁下，个体是怎样转向对宗教的信仰的。
第二个案例收集于北京的协和医院，通过对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的叙述与剖析，我将展现在施、受双方的不断互动中，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是怎样被生产出来，并进而产生其效果的。
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从1991年起，被访谈者YQ的家人逐年有人去世，先是外婆、爷爷，然后是父亲、奶奶，到了第五年的春天，YQ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YQ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提到了如下一段颇有启示的思想历程：怎么办
对当时尚显幼稚的我来说，这一切叫我该怎么应付
万般无奈之际，我想到了“佛”。
以前一直认为学佛是迷信，看见别人去庙里朝拜总觉得这些人愚不可及。
但现在只要能救回母亲，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于是每月初一、十五，我都要到市里的两个庙轮番祈祷，然后再专门翻山越岭爬过一片荆棘林，去一间比丘尼寺庙里烧香祷告，每次还不忘请一份供过佛的斋饭带回给母亲吃。
当时的虔诚和愚昧让现在的我一回想起来就感慨万分：一方面如此精进祈祷，另一方面又因听别人讲我妈的病需要吃鳖和蛇来进补，因此经常是刚拜完佛就风风火火地跑到菜市场买鳖买蛇，几个月下来，大、小蛇一共买了上百条。
直到有一天，在寺庙里请了几本讲解因果的小册子，回家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在我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验了“因果丝毫不爽”这六个字：我爷爷是肉联厂杀猪的；父亲在爷爷的影响下经常开导我们说：‘民以食为天’，父亲因在供电局工作，经常都有饭局，他是什么鲜活吃什么。
而外婆因在我们家长期帮着买菜、做饭，同样不知杀了多少生。
看完佛学小册子之后，我马上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围桌吃饭的二十年，就是吵架不断的二十年，几乎餐餐有人吵，顿顿有人骂，从来没有过邻居家的和谐景象，这不是杀生过多、怨魂汇聚所致又是什么
这段独白有着明确的线索：当YQ最初信仰佛教时，她只是出于一种绝望时的无助感，那时她仍然把“佛祖”当作超验的神灵来对待，我们看到在后来回忆其经历时，YQ明确地指出这种行为是“愚昧”的。
实际上，从20世纪起，中国社会就弥散着一种普遍的科学主义氛围，后者主张科学能够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并把它提升为一种价值准则和人生哲学。
从YQ的案例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此种科学主义话语的祛魅效果，YQ本人根本无法相信神灵的真正存在，即便已经选择了拜佛，YQ也依然自觉地视之为“迷信”。
上述独白表明，真正使YQ信仰佛教的，是她后来接触到的佛教的因果观，当她把家人生病的原因定位于过去的“杀业”时，她彻底转向了对佛教的信仰。
正是这样，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于她所经历的那个决定性的转变——即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确认——实际上，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很多社会成员信仰佛教的决定环节。
我们知道，所谓临终者，大多遇到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现代医学无法给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甚至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临终者首先会感到对医学的失望。
当这样的失望持续下去，临终者会不断地反思自身，他们无法理解“疾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解决疾病”。
实际上，这样的思考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框架里，它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两类问题，即有关“偶然性”的问题与“宿命性”的问题，科学（或医学）无法回答“各种偶然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也无法使人们永久地超越死亡。
因此，当面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时，社会成员原有的基于科学原则所建立起来的认知秩序会遭到极大的颠覆，当医学无法帮助人们理解自身所遭受的苦难时，苦难被悬置在一个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的未决状态，人们无法依靠既有的解释图式对其做出理解，这就是所谓的“认知体系的无序状态”。
很多学者指出，人们可以去忍受现实中的苦难，却无法忍受这种由苦难造成的认知体系的无序状态，当既有的认知体系长期失效时，为了克服此种失效所带来的焦虑感，人们会倾向于转向更为有效的符号诊断体系（flow of diagnostic symbols）。
正是这样，当YQ的亲人接连去世时，她陷入了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失范状态，比如独白开始时的那几个“怎么办
”，就充分显示出当事人在绝望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新的解释资源。
但是，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新的认知体系的追求不会以极端的变化形式出现，相对来说，人们还是倾向于采取与既有认知体系相类似的方式进行调适，“当人们意识到某种同样风格的类似解释”可能更加有利于对苦难的理解时，他们会放弃过去所持的看法，转向这种新的解释体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中国民间传统中将“佛”视为神灵的做法，并不能帮助YQ重整秩序，因为它与YQ既有的认知体系相距太远，要知道在科学话语的祛魅下，一些社会成员已经很难再相信有神灵的存在。
但是，科学本身所强调的“因果规律”，却在形式上与佛教教义的“因果观念”相契合，它保证了当YQ从“科学因果律”向“佛教因果观”进行转变时，并不会因为这种对新的符号诊断体系的重新定位而动摇其业已建立的关于世界的普遍秩序。
实际上，在笔者的研究中，更多的案例均支持了这一论断，在因果观念的相似性的支持下，社会成员坚定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
这样，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便出现了：经由个体的认知失范，现代医学或科学所塑造出的普遍的因果世界，反而因为自身的“失效”而为佛教的登场提供了契机。
在理解了上述转变后，我们可以对佛教临终关怀实践做出更细致的勾勒，通过对第二个案例的叙述与分析，我将呈现出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仪式是怎样基于上述机制被逐步生产出来的。
这场仪式的主持者是法师CS，接受者是一位患膀胱癌的L女士，她过去是一位中医师，目前离异，有个女儿正在国外读书。
L女士的癌症手术并不成功，在接受关怀时，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腹水现象。
L女士并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生病的消息，在住院期间，全部由她的朋友帮忙照顾，由于朋友里有一位是佛教徒，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L女士在住院期间萌生了对佛教的信仰。
笔者是和CS法师一起前往医院的，后者并不认识L女士，因此在关怀开始前，他首先找来L的朋友询问了L的基本情况。
在进行辅导时，CS法师首先指出今天的相遇是种缘分，如果没有这场病痛，L不会发现佛法的奥妙，因此这场病实际上是一种机缘，它为L开启了佛法的大门。
兖矿集团单位怎么样
因假球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入狱的前国门江津在2015年底出狱了。
他和哥哥江洪曾是中国足坛著名的兄弟国门。
因足球他们风光无限，又因足球，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黯然离场。
出狱 回家半个月后，江津决定告诉儿子：「消失」的这四年两个月，自己到底去了哪。
儿子曾经问妈妈徐冬冬，或者爷爷江永林，又或者二伯江洪，他们会说，你爸爸在国外呢，在国外踢球，因为保密、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也不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每月一次，江津会打来电话，孩子的妈妈就大喊一声，「爸爸从国外打来电话啦。
」 「我走的时候，他才不到5岁，他只知道我原来是踢足球的，其他的没有概念，家里人都没和他说。
」江津告诉《人物》记者。
这天，江津把已经10岁的儿子单独叫到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说，一边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
能搜到关于江津的报道有51.8万条，内容五花八门，随便点开一条，他的儿子都会看到，父亲不是一个普通的「踢球的」，而曾属于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列：两届亚洲最佳守门员，2002年日韩世界杯，镇守「国门」的人，新世纪头一个10年，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足球英雄之一，他身高1米98，也是中国守门员中最高的。
他看着儿子盯着屏幕，眼睛越睁越大，「他想不到我原来这么有名。
」 然后，江津告诉儿子，不在的这段日子，自己在监狱里。
网上搜到最早的一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2010年10月17号，哥哥江洪在弟弟41岁生日这天向媒体证实，江津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彼时，中国足坛8·25「反赌扫黑」风暴已持续一年，被风暴扫落的，有曾被称为「金哨」的裁判员陆俊，也有两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南勇，江津曾经的球队、天津泰达的总经理张义峰也在被刑拘之列。
江津记得，那天早上，他将儿子送往幼儿园后，开始心神不宁。
他退役3年了，但还隐隐感到了风暴临近的危险，他给好久没联系的申思打了电话，后者既是他在上海踢球时的队友，也同属踢入世界杯的「龙之队」。
申思没接电话。
一个忐忑的上午过去。
下午，申思回了电话，「上午专案组在找我谈话，我都说了。
」 申思的电话不久，下一个电话就是公安部足球反赌扫黑专案组。
江津被要求前往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宾馆，当晚，他就坐在沈阳看守所，一把铁椅子，双手被铁扣固定在把手上，双脚也被铁板固定，动不了，也睡不着。
第二天，提审的人说，江津，回忆一下2003年甲A联赛最后一场，上海中远对天津队的比赛。
回忆并不难，这是甲A十年江津最难忘的一场球赛，那场比赛，他连失两球。
一次主动出击，他被对方吊门成功，这并非他一贯的风格，「我比较稳重，因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出击的。
」 最终，他所在的球队落败，失去了获得冠军的机会，而对手，陷入降级边缘的天津队则成功保级。
赛前，申思找他「放水」时，他默认了，「这个人情我要还。
」当年，他在国家队打比赛手指骨折，回到联赛，状态不佳，老东家天津队一直让他上场，他才得以恢复状态打上世界杯。
赛后，一位中间人给江津、祁宏、申思、小李明一人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200万现金，「我真的不缺钱，我在上海，一年是240万，比赛奖金一年也有400万，真的不缺钱。
」江津告诉记者。
「把200万退回去就行了吧。
」坐在老虎凳上时，江津琢磨，那笔赛后得到的「贿金」一直放在家里，直到退役都是他的心病，既不敢交出，也没花过一分。
庭审现场，前队友申思、祁宏都请律师做了有罪辩护，江津和小李明没有请律师，而由法庭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结果不重要了。
」江津认了，他看上去老了许多，满头白发。
2012年6月，前国脚申思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被判刑6年，江津、祁宏、小李明被判处5年6个月，没收800万贿金，各罚款50万。
2013年，江津的名字出现在足协最终的处罚名单内，他被终生禁止参加足球活动。
铁窗 江津的哥哥江洪已经49岁，胡子花白，右腿膝盖松松垮垮，那是运动生涯留下的后十字韧带断裂后遗症，坐在滇池旁的春日里，他告诉《人物》记者，弟弟江津那年还有两年就退役了，他为弟弟惋惜，也感叹一个球员是无力抵抗恶劣的大环境的，他也曾是一名出色的职业门将，因拒打假球被迫退役，「你要在足球圈里混，你咋办
」江洪替弟弟解释，「你将来咋办，你当不当教练
中国这种大环境你说怎么可能
」 不止一个人问过江津，那么多球员参与假球，只有他进来了，冤不冤
他后来想通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我们比较有名吧，影响比较大，其他打假球的没有我们有名。
」 在燕城监狱的日子，江津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在八一队的生活——他必须侧着身拳着腿睡在木板床上，姿势和童年时一样。
有时，要想伸直腿，就睡在床板对角线上。
监狱里有果园和菜地，他在里面种卷心菜、种桃树杏树，同样在种菜的，还有当年的足协副主席南勇。
江津是监狱里的名人，一些球迷犯人会慕名和他打招呼。
原本，囚犯们也踢球，有时候让他指导指导，但后来，薄谷开来也转到了燕城监狱，在大操场的活动就取消了。
监狱举办篮球赛，江津第一年参加，优胜者可以获分减刑。
他运动员身板，占尽优势，后面几年，他不再参加，将减刑的机会让给其他人，「有些东西，你得让给别人，不能什么你都占着，是不是
」这是江津的生存之道。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监狱这样自如地生存。
刚进来时，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惧，「你要是说判个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话，那还行，5年半，我操，说不着急，能不着急吗
」听到判决时，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么过
最痛苦的时候，曾偷偷哭过一场，失眠就整宿整宿地听收音机。
启蒙教练刘国江来监狱看他，江津记得是2013年最后一天，他和刘指导相对而坐，好多年没见了，却是在监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您头发白了。
」 刘国江说，你也白啦。
后来，江津决定把日子只过成今天和明天——在监狱的「今天」，还有出狱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监狱里看过他，江洪告诉《人物》，当他看到着穿着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着队长袖标站在球门内，意气风发。
那是弟弟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江洪坐在电视机旁看比赛，同是守门员的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会不会扑出那记射门，做得更好
「虽然他是你的弟弟，你会祝福他，但是你们又是同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竞争伙伴，又是手足。
」但在监狱里见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说，来，我们拥抱一下」。
他们抱了10多秒，这是江洪记忆里兄弟间最温暖的一次接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重度的雾霾天。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了。
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
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车打到（基地），20块钱，我爸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60块。
一辆上海的伏尔加轿车，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后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
」江洪说。
江永林已经80岁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访时，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当地的老年足球队当门将，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谈的话题。
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梦想的一刻，是1956年。
他是上海青年队的守门员，随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
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打进决赛圈的球队捉对厮杀，五场比赛，他左扑右挡，没有让任何对手射门成功。
后来，总结大会上，新中国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练、匈牙利教练约瑟夫专门表扬了他，说上海队的守门员凌空扑球扑得好。
比赛前，江永林听说要选拔队员成立国家青年队，他想这下有希望了，「要是进入国家青年队呢，我今后到国家队的希望就有了，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守门员，足球场上的胜负已经纳入事关国家荣辱的宏大叙事，最出色的守门员能得到最光辉的称号——「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搞了，不成立了。
」 「我错过了机会，但这个雄心我一直没放弃。
」前半生的命运没有让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饥荒」，供应困难吃不上饭，他所在的球队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球队11个人也要揪出阶级敌人，后来的八一队主教练刘国江说，当时的八一队球场上，都被种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转业工作，和原是篮球运动员的赵桂英结婚，「文革」爆发一年后，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
到了1974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从领导人的口中蹦出，「当时，我想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来实现啊。
」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他7岁，调皮捣蛋，从三楼摔了下来，右踝骨折，他记得急匆匆赶到医院的父亲看到他说，「小子，既然你这么能摔，就跟我练守门员吧」。
而小一岁的江津，哮喘，有着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气喘。
」 江津回忆。
但这并不妨碍江永林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的训练计划。
楼下是消防队的篮球场，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带着儿子们在篮球场上跑操，在楼道里爬楼梯、练跳绳。
江津小，跑不了整场的来回跑，就跑半场。
除了练，还得吃。
大骨头炖黄豆，熬一大锅，把汤都熬成乳白色。
当时，大骨只供应给骨折病人，需要医生开骨折证明才能购买，而黄豆，只有肝病病人一个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关系，江永林卖掉了自行车、结婚时买的手表，还经常参加单位献血，献血所得的30元报酬，让未来的运动员吃得更好一点。
「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音乐、画画和语文课上，还是我们学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宫选去学芭蕾舞的，但面对在我眼里极具威信并且意志坚定的父亲时，当时的我别无选择。
」江洪曾回忆，他被认定要「子承父业」当守门员。
「江津呢那个时候还小，我说你就跟了后面练，篮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后让他自由发展。
当时我们想，江洪以后送走了（去当足球运动员），准备江津留在身边，没有说培养他当守门员。
」江永林回忆。
这样的家庭训练持续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带着儿子去训练场上找到了八一队的教练。
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门，还表演了鱼跃扑球。
教练不仅看上了江洪，还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时候（江津）个儿就不矮。
正好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选高大中锋：后卫长传冲吊、前场用头球来摆渡，设想了这么一个路子。
」少年队的主教练刘国江和《人物》记者回忆，他告诉江永林，「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俩是为国家培养。
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 江津说：「我爸跟我一说（踢球），我也就答应了，也没什么不愿意的。
现在想想，这就是命。
」 在即将离沪赴京的那段日子，家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气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成了全家最快乐的人。
江洪曾在自己的博客回忆过那一刻，「父亲坐在那里，一边抽烟、喝酒一边侃侃而谈，那张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变得通红和兴奋的脸洋溢着幸福和快感，我在一边静静地望着他，尽管当时的我还并不是太懂究竟是什么能让眼前的父亲竟然如此高兴，似乎完全变了一人。
直到若干年后，当我和弟弟江津因为足球而享受其中并且是因为足球而彻底改变了命运时，我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当年的父亲。
」 江家全家福，第一排江津（左）和江洪 同门 在青岛的家中，已经76岁的足球教练刘国江给《人物》记者翻出了他保存着的少年江津的资料。
从12岁到15岁，江津长了18厘米，超过了一米八，而这个男孩才刚刚进入发育高峰期。
长得太高，速度就受了影响，刘国江让江津改练守门员，和哥哥江洪一道。
1980年代，江津和江洪都属于一项名为1316工程的少年足球培训计划，江津大概是第二小的，最小的是著名国脚郝海东，才10岁，在少年队创下脚背颠球5309次不落地的纪录。
一群娃娃兵——进入八一队算是入了伍，他们穿四个兜的军官军装，每个月还有7块钱的工资——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队里为他们办了存折，每个月代存4块，发到手上还剩3块，江津们就用来买汽水、罐头。
「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他们两个还到球场去，哥哥带弟弟：哥哥射、弟弟接，一边示范一边实践。
」离那时已经有30年了，刘国江却依然能想起兄弟俩小时候训练的画面。
江洪性格外向，有大哥风范，江津内向、说话还有些口吃。
两个人的外号也大相径庭，人们叫江洪「三毛」、「毛哥」，叫江津「大竿儿」、「大傻」。
一同长大的郝海东用「善良、随和，甚至委曲求全」形容江津，江津睡觉时总是侧身拳起双腿，双脚露在被子外面。
宿舍的标准床和被子对于他来说永远不够长，但他从不提要求。
两个人离家千里，相依为命。
江津被排球馆的人欺负了，哭着回来，江洪就要冲出去找回场子。
江永林很满意儿子们按着计划成长起来：「每次有什么重大比赛，我都提出任务。
譬如说中国要成立国家青年队了，江洪适合这个年龄段，我就写信给江洪，我说江洪，马上国家队的青年队要成立了，你好好打，争取到国青去。
下一届国家青年队，我又写信给江津。
后来国奥队又成立了，反正到哪个年龄段，我就写信给他们，作为任务提出来，孩子都蛮争气的。
」 只要江津、江洪回上海比赛，江永林夫妇都会去现场，江洪记得父亲曾告诉他，门前只要出现危机，母亲不仅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而且会下意识地拍打或猛掐坐在身边的父亲的胳膊或大腿，「所以一场球下来，父亲的身上往往是伤痕累累。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堪重负的父亲后来再看我们的比赛时就选择和母亲一起在家看电视转播了。
」 当时，江洪是八一队的主力门将，江津坐在替补席上，「这又出现一个矛盾，两个人都是守门员，总不能轮着打吧。
」刘国江说，「一个为主，一个为辅，压着谁都不合适。
」 江洪看到坐在替补席的弟弟心里内疚， 「每次安排比赛阵容的时候，我都会向江津看一眼。
」后来，他告诉江永林，「他说爸爸，因为江津是我弟弟，所以我没必要跟他竞争，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好位置让给他，如果他不是我弟弟，我肯定要把他比下去。
」 1993年，江洪给八一体工队大队长写了一封7页的长信，要求离开八一队。
那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即将打响，江洪远赴深圳加入一支新成立的球队，「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是比较担心江津的，因为他，各个方面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坚强，也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敏锐地去洞察事物，迅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
」 江洪（左）和江津 巅峰 1999年，江永林专门去了八一队，要求让江津转会——上海申花对江津抛出橄榄枝。
当时上海申花是甲A亚军，而八一队已经降入甲B。
「那个时候八一队已经不行了，不能用外援，没有赞助，经济条件也不行，运动员的工资待遇也不行，人家俱乐部有赞助。
」江永林说，1316工程的队员都走了，江津是留到最后的一个。
八一队属于部队编制，江永林被告知，总政治部的领导说了，谁都可以走，就是江津不能走。
他急了，去找八一体工队的大队长，对方向他保证，「这样吧，林哥，你叫江津再守一年，明年我肯定放。
」 「你别骗我。
你说话算数
」 「算数。
」 一年之后，江津转会离开，工资变成一年140万，翻了一番。
这一年，他成为中国国家队的正选守门员。
江洪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在深圳，他度过了自己职业状态的巅峰期，帮助深圳队打入甲B，第二年又打入甲A，被评为甲A年度守门员。
与江津「老实」、「本分」、球风稳健的个性不同，江洪「张扬」、「难管」、「桀骜不驯」。
每次扑出险球，他喜欢站在门前大喊大叫，他被誉为「中国最会扑点球的守门员」，出现在深圳的城市宣传片中。
他开着敞篷跑车，行驶在柏油大道，「代表着深圳一种健康、向上、积极的形象。
」他还是深圳的「城市英雄」，后继的则是李云迪。
也是在那一时期，江洪、江津同时被选入了国奥队，他们在上海训练，江永林天天都来场边看球。
江洪问父亲，这是不是你最骄傲的时候
——两个儿子同时成了国门。
那肯定骄傲啊，江永林就笑。
但集训还没结束，江洪自己离开了。
江津已经是主力，他只能做上不了场的替补。
本质上，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会在球衣上面让裁缝偷偷绣上小小的胜利的「胜」字，「看见弟弟的成功，你会为他感到高兴，为他给我们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到自豪，但是呢，作为一个同行，又是同龄人，会不约而同地相互比较。
」江洪说。
2001年10月7日是中国足球历史性的时刻。
在实力和运气的双重加持下，中国男足第一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圈。
出线当晚，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激动地宣称，「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 这是江津职业生涯的高峰：2002年夏天的韩日世界杯，他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决赛圈镇守国门的人。
最后一场对阵土耳其的小组赛，米卢为江津戴上了队长袖标。
「我专门问过米卢，为什么选江津当队长，他的意思是，在米家军里面，江津几乎没有缺过集训、比赛，这是对他在训练场上所做努力的一个感谢。
」当时跟随国家队采访的记者李响对《人物》记者回忆。
在赛后国际足联的统计中，江津的表现位列32支球队守门员中的第九，这个数字，恰好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中的失球数，未进一球。
从世界杯赛场回来后，江津和江洪吃饭，分开在联赛发展以后，他们就很少聊球，但那一回，他们各自谈到了足球人生，江津用上海话对哥哥说，「阿哥，我的前半生比你要好，你的后半生一定比我好。
」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对巴西，江津扑出了罗纳尔多的射门 假球 江洪第一次碰到假球是在深圳。
有一天，江永林接到江洪的电话，下午的比赛就要开始，江洪却说，教练在赛前告诉他，这一局放一放，他问父亲，怎么办
「我当时就问他，你态度怎么样
他说我没有同意，我说这就对了。
」 江津对假球也不陌生，1995年甲A，八一对四川全兴队。
最后8分钟，四川队的队员见迟迟进不了球，对八一队的门将江津大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钟了」，随后，全兴队一个头球，滚入江津的腋下，「对方要保级嘛，让帮帮忙，能不帮吗
」江津老实、重义气，「默契球」是那个年代的潜规则，自己不过是配合执行。
不配合的也有，郝海东就曾告诉朋友，某一年某场球，「八一队说这一场不许进球啊，我根本不理，我照样进了一个。
」曾有圈内人感慨郝海东是「独狼」：「为什么独狼啊
没有人缘啊，你最后不同流合污，咱不说『污』了，你不跟他们这样，那你最后就是独狼。
你郝大炮，到现在，哪个待见你
因为你在规则之外。
」 甲A十年，中国足坛一直笼罩在假球和赌球的阴影中，足球成了官员的政绩，赌徒的摇钱树，成了一部分球员和裁判员先富起来的工具：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好事者事后看了无数遍录像，发现球就是守门员自己拨拉进去的。
刘国江离开八一队后，执教过几支地方球队，他发现自己无法掌控球员，「比如说这个球员防守很强，那么比赛时，我就交给你这个任务，我说小张，今天你看这个8号，你不要离开他太远，只要他有球，你就上去，讲得好好的。
又或者对方是右边锋，你是个做后卫的，你就看好他的右脚。
分别都讲好了。
到场上不是那个情况，你也不看这个8号，他也不防那个右腿。
」 2002年，刘国江离开职业足球，他说，自己有些心灰意冷，现在，他在青岛专注青少年足球。
假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来自高层授意，有的是球队之间的交易，有的是受控博彩中心，有的是来自教练和球员个体。
假球最猖獗的时候，江永林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江洪所在的陕西国力发不出工资。
老两口飞去西安，儿子告诉他们，自己被拖欠了130万。
江永林去给儿子讨薪，但对方就是说没有钱。
陕西国力的总经理王珀在足坛有着「通天教主」的称号，后被判定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球最多的人物，于2012年入狱。
一次赛前会上，江洪被公开训斥，「江洪，挡别人什么路可以，就是别挡别人财路。
」 「其实是打击报复，江洪不肯打假球，他们就不给他发工资。
」直到如今，江永林和老伴都坚信这一点，包括后来2007年，江洪被曝出吸毒——他是中国足坛第一个主动承认自己曾有吸毒史的人——当时有舆论认为，这也是被王珀陷害的结果。
「没有，那个其实真不是
（吸毒）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江洪说。
2003年因为不打假球，江洪被限制上场，最终失去了出场资格，不得不提前退役，球队也在这一年降级到甲B。
退役后，江洪一度消沉，沉迷冰毒，体重飙升，甚至有轻度的思维障碍。
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人也变得消沉、自闭，「在遛狗的时候看着我的狗，我看见它很开心，我就在那里想啊，有一天我能像我的狗那么快乐就好了。
」 江洪曾被誉为中国最会扑点球的人 退场 「在那个绿茵场的一片乱象当中，江津走了这条路（假球），江洪是抵制打假球的，但是也没有好结果呀。
」 在上海家里，江永林一边说一边点燃了一支烟，他感到自己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毁于一旦。
「原来谈到怎么培养孩子，心里是很自豪的，现在有时候也不愿意多谈了。
」 自从江津进监狱后，母亲赵桂英天天以泪洗面，几年哭下来，右眼球后面的视神经上长了一个1cm×1.5cm大小的肿瘤。
「江津就是太老实了，他从小离家不在我们身边，对社会上的险恶不清楚。
」 最得意的弟子相继黯然离开了足球，启蒙教练刘国江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惜。
在当时来讲，两个人都是到达了中国足球守门员的顶峰。
」 退役后为了戒毒，江洪走过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他的右臂纹着基督像，这令他获得了安宁。
汶川地震时，他一个人进灾区，去了死者枕藉的现场，2013年，他在脖颈又纹了一个唇印——原本想留给未来的妻子，但至今仍孑然一身。
也有惬意的时候，最近一次关于他的报道是在西安，他陪着一帮小孩子玩五人制的足球，友情出演，「江洪点球大战，扑救失败，『愿赌服输』地从小球员们的胯下爬行通过，换来现场人群的阵阵欢笑。
」江洪说：「如果中国足球环境不那么糟糕的话，如果当年国力环境再好一些，没有遇到后来的那些事，有时候会在想，我肯定会比现在的我好。
」 去年出狱后，江津恢复了每周一次和「梦舟明星队」的足球赛，白岩松、景岗山、聂远、郭涛，一群中年大叔的足球游戏。
江津不守门了，他踢前锋。
即便被禁止从事足球，但他还想着足球——开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训练营，像他当年受训一样，培养孩子们。
过几个月，他打算去哥哥所在的城市西安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块场地。
中国足球也发生了变化。
2010年前后的「反赌扫黑」令足坛信誉扫地，有两年时间，央视体育频道不再转播中超联赛，足协曾专门给央视发文件，请求恢复转播，但央视回复：「由于已知的原因，央视体育频道暂不转播中超联赛。
」 身陷囹圄的时候，江津曾看了恒大夺得亚冠杯的比赛——那是2013年，恒大重金砸下外援，以简单直接的模式令中国足球重新火爆，资本再次注入球坛。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转会期，中超联赛引进外援的费用上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两亿英镑，巴西射手特谢拉转会费高达5000万欧元，是世界足坛冬季转会的标王。
关于足球，也是有过快乐的。
13年前的一场比赛兄弟俩都还记得。
「有一张我们的照片，比赛完了以后搂到一块儿向球迷招手。
」那是2003年，江津的上海队对阵哥哥江洪的陕西队。
彼时，兄弟俩都处于职业生涯的顶点，江津是亚洲最佳守门员，江洪是西安球迷心中的城市英雄。
即便当年，一个35岁，一个36岁，都不再年轻。
「想象不到的，比赛时，我两条腿都抽筋了，我在那不停地勾腿。
」遇上这样激烈的角逐，对手又是弟弟，江洪一激动，腿出了问题，但他不能下场。
「怎么不知道
他都躺地上了，抽筋，别人去给他压腿去了，那还不知道。
」回忆到这里，江津就笑，那时候，他在另一边的球门，看到哥哥有些狼狈。
这场比赛最终以1：1告终。
最后关头，江津扑出了陕西国力外援射出的点球。
江洪既为弟弟高兴又为自己有些遗憾——在西安主场观众面前，没有赢下这场比赛。
「然后一想，哎呀，这也是命运的安排，1：1嘛，兄弟俩，不伤和气。
」 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了，江洪记得，他坐在球门前，喘着气，弟弟江津横跨过105米的标准足球场，向他走来。
那是6月份的夏天，碧草鲜绿，空气中蒸腾着飞溅的汗水，6万人的体育馆满是喊声、喇叭声、鼓掌声。
他看着身高近2米的弟弟走过来，伸出手，「阿哥，没事吧。
」两只戴着守门员手套的手握在一起，江洪说：「没事呢。
」 那是兄弟俩最后一次球场的对决。
本人男。
14岁。
169cm ，47kg正常吗
还长吗。
怎么能在一个学内长10Cm
我每天早6点跑步。
晚上打球，为啥
排开遗传 水土 气候 居住环境等各种硬条件（盐碱地水土伤肝 坏胆 基本没病都废三分 湿热地区能长185的东北血统丢过去能不能保住180都难说而且骨骼发育肯定有障碍且必定消瘦 同纬度地区沿海的就是比内陆的强壮 等等等等）到医院检查下你内分泌是否有问题（主要是3种激素 甲状腺激素 生长激素 睾酮）这些都ok 在遗传不可更改的前提下（一般人生长高峰期在13~15期间长20甚至30cm都属于正常现象 到17岁前后骨垢线闭合 这最后两三年只长5cm甚至不长同样很正常） 如果营养无彻底保障 请将无意义的运动割掉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这口号是1952年喊的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喊喊这聊以自慰 但饿着肚子显然没啥操作性 运动能增强相关肌肉的活动能力这没啥好说的 但没有任何有效研究资料证明篮球等运动和身高的必然关系 但这种盲目运动会消耗大量营养物质这是肯定的 我不知道 在这种人造的饥饿氛围下 你的骨骼肌肉靠啥生长 白水么
如果你吃的不够好 不够科学 那再配合外界环境中各种悲剧因素 不跑或许还能到175 死命跑下去说不定172就打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