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有三:一是强烈的息争御侮爱国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促使;二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识上质的变化和他与蒋介石矛盾激化的结果;三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一、二是内因,三是外因.一些资料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
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
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地位
西安事变，简单说就是国共和解合作了，历史地位，简单说就是13年后中国改朝换代了
西安事变 观后感 5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
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
”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
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
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
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纪念标语
老蒋老蒋在此锒铛，老张老张民族之光
西安事变简介
电影《西安事变》以中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为题材，歌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主要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剧情简介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将军被迫剿共，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于是急于寻求出路。
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期间，他与杨虎城将军分别通过进步人士杜重远和田文浩与我党有所接触。
从南京回到西安后，张学良通过被我军放回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举行了会谈。
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杨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
但是，他们的活动早就被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头子李达权、郑广清注意并对南京有所密报。
为了反击特务的猖獗活动，张学良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
此事促成了张、杨共同携起手来，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决两广兵变的蒋介石的震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多次对蒋苦谏，均痛遭拒绝。
蒋介石限他三天内答复是否继续执行剿共的命令，否则将他和杨虎城的东、西北军调离陕西。
张、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受张、杨二位将军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周恩来从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说服了张、杨并使得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