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称为什么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大法宝之一,这是自言的。
同时，统一战理论和实践是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保证，历史的经验证明,统一战线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统一战线是民主建国的政策体现(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具有民主共识民盟和民建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与主席在延安有一个著名的窑洞谈话，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民主党派是在党派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了民主共识的背景下逐步创立起来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了建设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
（二）统一战线是达成政治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建国，从其本质上就要求：在建国前，团结一切可团结的爱国力量，积极投入到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在建国后，发挥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届人士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共同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
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达成各民主党派政治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是各民主党派的立身之本。
所以统一战线是各民主党派建立之初在其政治纲领和政治理想中蕴涵的内容，广泛团结民族工商界、知识界、教育界组成政治同盟，表达政治主张，统一战线是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
二、通过参加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实践，实现了民主建国（一）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需要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阶级构成上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虽然革命性最强，但人数很少；作为革命对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也很少，但掌握着强大的反动国家机器；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再加上民族资产阶——即处于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级力量占着绝大多数。
因此，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就必须同中间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仅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
其次，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革命的不平衡，要把这种不平衡变为大体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积聚雄厚的力量。
这又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也是民主党派的需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工商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尖锐的政治斗争，使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可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正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斗争需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与中共密切合作，互相声援配合，共同并肩战斗。
三、在和平建设时期，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实现民主党派参政党的作用（一）坚持统一战线参政党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积极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贯彻《共同纲领》，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参加政权建设，参与政协协商做出了突出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过拨乱反正，纠正了“左”的错误，多党合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主党派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民主党派工作的主旋律。
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攻坚阶段，无论对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提出了新的要、新的任务。
民主党派履职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二）偏离统一战线政策参政党作用就无法实现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偏离甚至抛弃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建国以来由于在指导方针上越来越“左”的错误倾向，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了“十年动乱”，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一度陷于停滞，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更无从谈起，期间中国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建设也受到极大的破坏，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然而，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广大民主党派成员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一道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上来，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这是对民主党派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结论。
历史的经验教训再一次证明，偏离统一战线政策参政党作用就无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走弯路。
四、在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温总理近期多次讲政治改革问题，说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文明、富强国家理想未完全实现，可以预期爱国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统一战线是深化改革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改革已经从起初的“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
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也更复杂，社会矛盾也更尖锐。
如何克服现有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分散化、表面化、简单化缺陷，更全面、更深入、更科学地制定政策制度
如何超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上，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利益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最大程度地凝聚改革共识、最大范围地形成改革动力
《人民日报》今年2月曾发社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其中“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一语振聋发聩。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政府改革本身就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
公共决策要扩大民主，让公众的声音更快捷、更方便、更有效地进入政府的公共决策视野。
笔者认为，当前创新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理论仍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深化改革的一大法宝。
各民主党派在多年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始终与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一支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政治力量。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加快推进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协商的制度改革，使人民政协真正发挥协调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并且有效地实施民主监督的作用，充当社会的“润滑剂”、“出气孔”、“稳定器”和“啄木鸟”。
（二）统一战线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依靠力量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同样需要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更多的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就在线内，只要赞成“一个中国”原则，不管什么人都要团结。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和联合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个人，不管之前有过什么政治立场，甚至曾经支持过“台独”主张，只要在新的形势下其观念有所转变，赞成“一个中国”原则，拥护祖国统一，都要同他们加强联系，共同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努力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政治局面。
（三）统一战线是解决国际争端把握和平发展机遇的手段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复杂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正在显现，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这些问题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外交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杨洁篪外长指出，对一些国际问题，中国倡导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处理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在处理热点问题上，要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加强和世界各国、组织的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挑战。
所以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也要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思维来解决国际争端，团结大多数与中国友好的国家，通过双边以及多边对话、协商来解决争议，把握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
自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至今已过去了90周年，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结成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成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坚持了统一战线，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
红军和东北军统一战线的过程如何
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1936年1月25日，毛、周、彭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4月9日，周恩与张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
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20日，周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
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我们党对它的认识也有个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阶段来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宣言发表之前。
“九一八”事变后，党于一九三二年四月，提出的统战口号，是“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1932年4月）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这一口号，同以后我党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有相同的地方，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但不同之处，至少有两点： 一、不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明显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即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就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
二、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这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二八”事变后，蔡廷锴、蒋光鼐等在上海抗战，我们党内有些人不但不承认其抗日，相反，却骂马占山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骂蔡廷锴“狡猾并不亚于蒋介石”，“从连长一直到蔡廷锴，没有一个长官是好的”（《与十九路军士兵谈话记录》《红旗周报》第35期）。
由此可见，当时“民族战争”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年9月）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抗战的思想。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和我们合作抗日的力量订立抗日协定。
这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党的统战思想有了发展，因为在这以前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仅仅是号召劳动人民联合抗日，而“三条件”下的联合抗日，则包括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抗日力量。
根据这一口号，在党的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于当年五月，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
十一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又同蔡廷锴、李济琛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
但在这同时，我们党内有些人对冯玉祥、蔡廷锴，即使对吉鸿昌也是不信任的。
如当时《红色中华》报，不断发表文章说冯玉祥“藉借着这抗日的招牌，欺骗士兵民众，掩盖他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关于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报导》《红色中华》报第105期）甚至说吉鸿昌是冯玉祥派来的代理人……。
另外，认为蔡廷锴等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红旗周报》第63期社论。
），是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党内，当时对察哈尔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看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矛盾呢? 其一，说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潮。
其二，当时提出“三条件”口号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揭露蒋介石诬我“捣乱抗日后方”；二是为了揭露某些军阀势力高喊“团结抗日”的假面貌。
当时党内主要倾向是认为，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在“三条件”下，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
所以提出“三条件”，仅仅是作为一种策略。
由此可见，当时党提出的统战主张，虽不同以前的“民族战争”的口号，但就党的统战思想而言，仍未超出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我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著名的抗日六大纲领。
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国内，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号召全体武装大联合。
虽然也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性质，但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第二、对国外，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联合对中国抗日抱同情、援助或善守中立的一切国家和民族。
第三、纲领还提出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抗战的总领导机关。
根据这些主要的内容来看，同“民族革命战争”和“三条件”相比较，都前进了一大步。
它标志着党的统战思想又有了发展。
但不久，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六条纲领所提出来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展开。
第二阶段，“八一”宣言发表到“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
蒋介石相继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华北实际上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红军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以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其主要精神是： 第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指出一个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潮正在兴起。
强调中国人民的头等任务是抗日救国，并公开号召全国人民“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
第二、指出中国处于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并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再次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之间，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还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第三、建议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十点施政方针。
根据上述情况看来，宣言同过去党曾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左”的口号，有着根本的不同。
它强调了中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抗日救国，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
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仅仅是订立协定，而是要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但却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也愿意与它携手共同抗日救国。
这一切都比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和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六条纲领，大大地进了一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回国时，同志在机场曾讲过“饮水思源”的话，说有了“八一”宣言之源，才有了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流”。
可见“八一”宣言的发表，是我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开端。
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八一”宣言的发表，红军长征的胜利，“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这一切为我党在全党范围内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提供了极为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为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主要是博古同志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大资产阶级营垒的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于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议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报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引起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报告以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地主买办阶级的分裂及利用这些分裂的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
报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作了生动形象的分析和概括。
并指出统一战线策略与关门主义策略的分歧，是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
瓦窑堡会议决议及同志的报告，全面地论述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标志着党的政策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转变，以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
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真正蓬蓬勃勃卓著成效地开展起来。
第三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夕。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的统战工作，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是调整政策。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东渡黄河，经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遭到了阎锡山、蒋介石部队的堵截，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我党决定回师。
并于五月五日发表了回师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并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
首次确认南京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提出了“请蒋抗日”的问题。
二十五日，党中央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对国民党进攻苏区的反共政策和“不抵抗”主义，进行了批驳。
同时，向国民党发出了“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呼吁。
另外，考虑到较易于被国民党所接受，在这封信中申明愿将“人民共和国”口号，改成“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从这时起，我党“反蒋抗日”的政策正式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政策。
九月一日，党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一方面继续揭露蒋介石丧权辱国的言行，以教育和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向他们提议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时，我党也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为了逼蒋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多次颁发了调整各项政策的文件。
例如规定不没收富农土地，保护大小工商业，不没收积极参加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邀请一切失业军官、士兵、职员、专家来苏区，给予适当工作等等。
第二，统战工作，采取下层与上层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原则进行。
下层统战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城市组织各种救国会，开展群众性的抗日运动；二是通过释放俘虏、联欢、前线喊话、派人到国民党军队中作宣传鼓动、办训练班等形式，大力争取白军士兵参加抗日。
上层统战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争取爱国领袖。
为此，同志曾代表党中央分别致信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
《救国时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成效是显著的。
二是开展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在苏联，潘汉年作为党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
在国内，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等开始初步谈判。
三、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争取地方实力派。
如陕西张学良、杨虎城；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四川和云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等。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以写信或公开发表谈话等等形式，赞扬他们的抗日主张和活动，表示愿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另外，还派出许多重要干部去做他们的工作。
这方面的工作，成效尤为显著，突出地表现在“西安事变”的爆发。
党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作为工作重点，作为逼蒋抗日的最中心环节，以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党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会谈，阐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他以很大影响。
同年下半年，党派周恩来从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接见了大批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员和其他民主人士，向他们深入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党还派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
十月五日，和周恩来又给张学良写信，进一步阐明我党的自卫原则和联合抗日主张，并劝告他“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由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以及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促使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由于我党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使“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
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了“联蒋抗日”的阶段。
为了推动国民党向抗日方向转变，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我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召集各界代表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准备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提出了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保证。
这是我党为了实行联蒋抗日，采取的重大步骤。
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斗争。
二月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
二十一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的决议，决议虽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了诬蔑，但却表示要取消两个军队，两个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等等。
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实际上已接受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
至此，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基本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月和六月，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分别到西安、南京、杭州和庐山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就人民军队、陕甘宁边区政府，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谈判。
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作了准备。
第四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党于七月八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
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重申了我党对国民党的五项要求和我党的四项保证，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十七日，党中央派遣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为代表再上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群等继续进行谈判。
“八一三”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和中国四大家族的利益，由于我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与推动，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又发表了一个谈话，公开承认要停止内战，承认我党合法地位。
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上述的事实，清楚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
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把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他还说：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 进步势力 进步势力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
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中国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和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
这为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创造了条件，也为坚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间势力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指出，我们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第二，“尊重他们的利益”；第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抗日战争时期，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党靠拢。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
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现。
今天，由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农工民主党，就是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演变而成的。
我还可以举出中国民主同盟(它更是中间势力的有突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的都是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计有：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
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
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
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顽固势力 顽固势力指的是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国民党，和指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
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
据此，中国共产党以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对待它。
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有效地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而且继续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关键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结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 求同存异物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
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
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
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会议) 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国民党是执政的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
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统一，征得它的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
中国共产党在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策略，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又联合又斗争 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势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
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
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政府在八年中搞了不少磨擦，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没有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
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
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
原则确立的影响 中国人民的抗战，正是因为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下，坚持抗战八年整，中国没有亡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然在这之中，也获得了国际方面的援助。
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共产国际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用一切方法援助中国人民抗战。
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批军火贷款，支援中国飞机1000多架，航空人员2000 多人。
日本共产党一再向日本人民号召，“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亲自来中国，同中国共产党-起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战宣传。
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隶华大夫以及美国史沫特莱作家等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
即使英、美、法等国，因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也希望国共合作抗日。
当中国抗战到反攻阶段，由于苏联以百万大军出兵东北，从而加速了日本失败的进程，使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