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部队老干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强化中心的职能作用，扎实做好以组织开展活动为重点的军队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军休干部解难题，办实事，解除军休干部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老有所教、、老有所乐。
许多军休老同志感慨地说：现在的活动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年轻啦。
一、坚持服务宗旨不动摇，不断规范服务行为 中心在点多面广、工作人员少、服务管理难度大的情况下，不断强化服务观念，把全心全意为军休干部服务作为第一要务，拓宽工作思路，努力把中心建成军休干部之家，为老干部工作生活提供周到的服务保障。
一是为军休干部建立档案资料。
全面调查了解军休干部的基本情况，把他们的主要经历、家庭状况、健康状况、爱好特长、个人需求等情况登记造册，输入电脑存档。
中心把军休干部的服务需求作为工作重点，摆在重要位置，中心工作人员努力熟悉了解每一个军休干部的情况，使服务工作更有针对性。
二是设立军休干部服务联系卡。
将中心的职能任务、联系电话、服务项目、拟开展的活动内容和形式等印制成联系卡。
征求军休干部对年度工作安排的意见，对开展文体活动有什么要求，中心把军休干部反馈的信息汇总后进行综合分析，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服务方向，真正做到想军休干部所想，办军休干部所需。
三是坚持经常走访制度。
在坚持重大节日走访、慰问老干部的同时，中心把军休干部的冷暖、需求当成大事抓紧抓实。
为更及时、跟个准确了解掌握军休干部的需求，中心工作人员每月通过电话、走访等形式与各所军休所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掌握军休干部的思想动态和服务要求，共同研究服务工作。
配合各召开老干部座谈会，了解他们的生活、身体状况和对中心开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从军休干部最需要的事情着手，为军休干部提供亲情化、全方位的服务 中心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服务工作的全过程，坚持把事关军休干部切身利益的服务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拓宽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较好解决了老干部的后顾之忧。
一是围绕“”，积极解决军休干部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一些军休干部处于对中心的信任，经常向中心咨询有关政策待遇问题，中心从不推委，立足服务前移、服务延伸，在向市安置办公室积极反映的同时，主动配合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中心还与共商建设军休干部文化室、活动室，为军休干部订阅有关文件和报刊杂志，使他们享受应有的政治待遇。
军休干部大多年纪偏大，行动不便，健康状况普遍不好，为方便军休干部军休干部就医，中心在各干休所落实军休干部医疗制度的同时，与一家民办医院签定协议，将市区的四个军休所作为定点服务单位，每年为军休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每季度上门巡诊，随时应军休干部预约提供上门医疗服务。
该医院还为军休干部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使军休干部的就医更加方便、及时和准确，保证了军休干部老有所医，受到了他们的普遍欢迎。
针对军休干部年龄偏大，家用电器知识缺乏，生活多有不便的情况，中心积极组织开展“家电维修进社区，真情服务军休干”活动，与“星级服务中心”签定协议，将市区的四个军休所作为定点服务单位，重大节假日前往干休所上门服务，平时随时到老干部家中免费维修家用电器，并为老干部讲解家用电器安全使用方法，给军休干部的生活带来很大便利。
这项活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准备向各县（市）干休所延伸，使更多的军休干部受益。
二是围绕“”，积极为军休干部发挥余热搭建平台。
军休干部接受党的教育几十年，思想觉悟高，综合素质好，能力强，中心配合市安置办公室、各干休所积极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所务管理。
去年6月组织了有300余名军休干部参加的形势报告会，邀请有关专家宣讲国内、，开阔了军休干部的政治视野，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民族自尊感。
军休干部阅历丰富，历史光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中心配合干休所先后与多家驻军和中小学校建立了挂钩联系，鼓励军休干部发挥余热，深入部队官兵和学校师生中宣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三是围绕“老有所乐”，积极组织军休干部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
为了陶冶军休干部的生活情操，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他们在老有所乐中，，中心把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当策划能够服务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配合各干休所充分发挥好文化室、活动室的作用，针对老干部特点，积极动员军休干部参加的学习，参与社会活动、开展书评影评、撰写回忆录等，同时组织开展了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
去年以来，中心配合市安置办公室、各干休所组织了数次军休干部钓鱼比赛，市区4个干休所120余名军休干部踊跃报名参加，在今年全省组织的军休干部钓鱼比赛中，徐州市军休干部代表队夺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
中心还把钓鱼比赛现场进行录相，刻录成光盘，发到军休干部手中，深受他们的喜爱。
结合庆祝国庆55周年，举办了全市军休干部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展览，活动期间专门邀请徐州市书法美术界知名画家担任评委，现场挥毫泼墨，对军休干部的参赛作品进行点评，参展的140余幅作品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展示了新时期军休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时代风采，受到徐州市各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为增强军休干部的身体素质，丰富军休干部的生活，今年六月，中心配合市安置办公室举办了全市第四届军休干部健身运动会，比赛根据军休干部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特点，设置了气球接力、射击、扑克牌、保龄球、乒乓球、钓鱼、中国象棋等比赛项目，运动会集娱乐与竞技于一体，共有90余名军休干部参加体育代表队，他们发扬团结、友谊、协作的精神，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现场气氛活跃，其乐融融，展现了老有所乐的动人场景。
三、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服务队伍，开展军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军队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保障好他们的晚年生活，是中心光荣的责任。
中心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是建好服务工作队伍。
政治思想好、业务素质高、服务意识强、工作作风实是对老干部工作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
中心重视自身队伍建设，着力在强化服务意识、增强责任心、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效率上下功夫。
同时，配合安置办公室、干休所，通过以会带训、座谈讨论、经验交流、集中培训等方式提高军休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为适应军休工作信息化和干休所现代化办公的需要，中心与徐州奥博计算机培训中心建立联系，分批对市区四个干休所的工作人员进行计算机办公自动化培训，有效提高了服务工作效率。
二是完善服务工作制度。
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是做好军休服务工作的重要保障。
中心自成立以来，坚持依靠制度和计划为军休干部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确保他们两个待遇的落实。
中心每年初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定出全年工作计划和活动安排，多方面听取意见，每月按照计划逐项落实好服务工作内容，每季度小结组织开展活动的情况，查找问题和不足，半年、年终总结回顾工作，积累经验，谋划新一阶段工作，做到周有工作碰头，月有工作检查，季有小结汇总，有效促进了军休干部活动中心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是扩展服务工作网络。
新形势下军队离退休干部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心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中心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更新思想观念，改革服务工作方式，扩展服务工作网络，充实服务工作内容，使军休干部活动中心由单纯地组织活动向全方位提供服务转变，提高了服务工作质量。
中心还积极与驻军、学校、社区、街道、医院、派出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双向互动联系，形成了军休干部为主体各干休所为依托、军休干部活动中心搭建平台、社会单位广泛参与的军休服务工作机制，组织军休干部宣讲革命传统，发挥余热；同时，动员社会单位和组织关心军休干部服务工作，热情为军休干部送温暖、献爱心，最大限度地解除军休干部的后顾之忧，为军休干部提供连好的环境、优质的服务，确保军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红日书籍
《红日》，吴强所著红色经典小说，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歼灭国民党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
故事以军长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环绕着山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内容梗概： 1946年深秋，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开始向华东解放区疯狂进攻，我人民解放军沈振新所部一个军奋起抗击，杀退了敌人。
面对敌人第二次更加猛烈的进攻，经过一番苦战，涟水终于失守。
我军被迫撤退，北上山东，实行战略转移。
涟水战役失败后，我军指战员思想一度处于愤怒和压抑的状态。
军长沈振新的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沉重，以致坐卧不安，懊恼异常。
这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渴望带领自己的部队有朝一日与七十四师再度交手，一决雌雄。
沈振新带领部队进入山东北部休整待命。
大家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以求进一步增强战斗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战斗情绪重又进入昂扬奋发的状态。
这时，蒋介石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发动了全国攻势，妄图以优势兵力，将我华东战场三十万大军逼至山东沂蒙山区，以求最后决战。
在敌军南北夹击的形势下，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经过缜密布置，决心分批吃掉敌人，以求打开缺口，粉碎敌人合围的计划。
我军战略反攻的目标首先确定在对以莱芜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上。
沈振新奉命率部参战，战士们冒着严寒，踏着高低不平的山路，经过急行军，准时到达莱芜城北吐丝口附近地区，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敌李仙洲部五万余人的包围。
莱芜战役打响了。
我军在30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
沈振新部迅速攻占吐丝口外围阵地。
但敌人凭借坚固的地堡攻势和精良的武器装置，仍在负隅顽抗，与我军不断纠缠，双方一度处于僵持状态。
在这关键时刻，沈振新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把作为预备队的刘胜、陈坚的老虎团调往前沿，组成一支突击队，越过敌前沿，冲破火力网，插入吐丝口心腹地区。
老虎团指战员奋不顾身地继续向前突进，很快冲破最后防线，攻占敌军师指挥所。
敌师长何莽见大势已去，仓惶化装出逃，被我战士发现生擒活捉。
吐丝口失守，迫使龟缩在莱芜城中的李仙洲率部突围。
但在进入我军伏击圈后，终于走投无路，司令官李仙洲也被活捉。
莱芜战役在不到三天时间内就取得了胜利，歼敌五万六千余人，从而瓦解了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进逼围攻。
蒋介石为了在华东战场上挽回败局，飞抵济南，亲自督战，又命令他的王牌军74师，回苏北长驱直入山东境内，企图以它为核心摆成龟形阵势，在孟良崮一带与我华东野战军进行决站。
我华东野站军决定对单兵冒进的七十四师进行包围，坚决消灭它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74师是蒋介石手下的特等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号称常胜将军。
此人凭借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加上装备精良，因此骄横异常。
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危机。
仍然以孟良崮一带为据守中心，试图通过中间开花的形式，让其他部队配合歼灭我华东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我军沈振新部接到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
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为报涟水失败之仇，欲与74师一比高下。
孟良崮战役开始后，在副军长梁波直接指挥下的刘胜、陈坚老虎团歼灭了74师一个辎重连，又抢占了垛庄与孟良崮之间的一个重要高地，堵住了敌人逃生的最后一个缺口。
他们与友邻部队组成的一个坚强的包围圈对敌人形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这时，被我军放回的敌营长孙小甫回部队劝降，74师的侧翼83师又失掉了万泉山阵地。
这一切使张灵甫大为恼怒，于是调动大批飞机，对围攻的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以图报复。
包围74师的口袋进一步收缩，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军长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胜、陈坚的总部队首先攻上了山腰，敌军仍在顽抗。
我军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前仆后继，拼命向前。
团长刘胜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更加激起了战士们的情绪，奋不顾身攻占了孟良崮最主要阵地玉皇顶。
我军以一部坚守玉皇顶阵地，以有利地形对付前来增援的敌人，同时又派出一支精干的队伍，从绝壁悬崖上踏出一条路来，直捣敌人的指挥机关。
战斗进入到最后阶段，孟良崮山头的敌人还在作垂死掐扎。
攻上去!军长一声令下，绿色信号弹射向空中，我军像离统之箭冲向敌人的阵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山上大部分敌人被消灭，最后仅剩下张灵甫盘据的山洞。
我军一支小分队在杨军带领下出奇制胜，机智勇敢地接近了敌人的巢穴，与洞外及洞里的敌人展开了血肉的拼杀。
张灵甫仍在负隅顽抗，战士们向洞中射出一排排愤怒的子弹。
张灵甫，出来!山洞里除去枪声和战士们怒吼的回音之外，没有别的声音。
当战士们冲进山洞时，发现狂妄骄横、不可一世的张灵甫已被乱枪打死。
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终于全军覆没，我军夺取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
孟良崮的主峰上扬起了我军胜利的旗帜。
如何写标语有关新兵下中队
最想对新兵说的话写在纸上。
经过中队干部汇总，共收集了标语二十余条，中队干部经过筛选，从中选出了“战友一家亲”、“团结就是力量”、“中队就是你的家”、“向新战友致敬”、“爱军习武我卫羊城”、“以队为家以队为荣”等十一条优秀标语，
建军80周年 口号
科技强军，文明建军，严格治军，创新，和谐，打的赢。
共和国的利剑。
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关于红军的故事
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进入湘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
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
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
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
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
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
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
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
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
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
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
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
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
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
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详细经过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详细经过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
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
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
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
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
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
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
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
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
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
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
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强渡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铁索桥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
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
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
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
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
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包座战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详细经过激战腊子口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
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
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
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
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
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
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
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
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
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
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酣战直罗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围歼红军、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详细经过直罗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
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
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
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战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人数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有8万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红2,6军团长征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红25军长征时有2981人,1935年到延安3400人.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5,9军团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25军到陕南时为2500人,在陕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5000人,1935年七月,25军主力3700多人由陕南出发,于9月到达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