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如何做好第三次经济普查宣传工作
常住统计的三种常用方法： （一）人查按照常口概念及其具体的情况来登记调查，普查得出的人口即为本地的常住人口。
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大，所需经费多，但数据最准确。
（二）人口测算利用相关部门的人口变动资料进行测算。
先以当年末公安局的户籍人口为基础，结合计生委的人口资料，确定人口基数，再根据公安的流入人口资料与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当年的流入人口，利用公安、计生、劳务办、就业局的流出人口资料确定当年的流出人口，最后用人口基数加上流入人口减去流出人口推算当年常住人口。
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和所需经费都较少，但数据误差大。
（三）人口抽样调查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进行推算。
即以人口普查时的常住人口数为基础，每年进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取得常住人口发展速度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进而计算报告期的常住人口数。
较前两种方法而言，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及所需经费都适中，且数据比较准确。
常住人口是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
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在家居住，生活和本户连成一体的国家职工、退休人员也为家庭常住人口。
但是现役军人、中专及以上（走读生除外）的在校学生、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应当作家庭常住人口。
具体调查时，符合以下几种情况的人口登记为常住人口： （一）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并已在本乡、镇、街道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的人。
（二）已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
（三）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四）调查时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常住户口待定的人。
（五）原住本乡、镇、街道，调查时在国外工作或者学习，暂无常住户口的人。
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但已离开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在户口所在地只登记人数，不计入户口所在地的常住人口数内。
深圳的发展历史
深圳简介深圳市位于省中南沿海地区，珠江口之东临大鹏湾接珠江口，北靠东莞、惠州两市，南邻香港，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
全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而深圳经济特区是从深圳市划出的六分之一的狭长地带，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是除海南省外最大的经济特区。
深圳的气候特征适合常年开展旅游，属于亚热带气候，风清宜人，降水丰富。
深圳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物古迹丰富，风景名胜为数不少，如晋、隋时代的古庙，唐代的海光寺、灵渡寺等。
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
除历史悠久的古迹外，新建的旅游景点及设施也独具魅力。
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以回归自然为特色的野生动物园，具有南中国海独特魅力的大、小梅沙度假区……各类各色，异彩纷呈。
深圳这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如今已经成为屹立在中国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
深圳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许多人涌到深圳来，不光是为了游玩，而是来看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神话。
20年前来过深圳的人旧地重游，面对高楼林立、花园广布的现代化城市，怎么也难以将当年尘土飞扬充斥着低矮破旧民居的渔村小镇与眼前的景象联系起来。
经济普查个人先进事迹材料
经济普查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城关镇政府xxxx同志于1991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语言文学系，1992年调入城关镇，XX年，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XX年12月分配到经济发展办任副主任.主管统计工作。
在此次经济普查中，她积极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工作，为城关镇经济普查工作及各项数据的真实可靠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高度重视积极宣传城关镇位于城区中心，是方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商业批零的中心，更是人员流动的中心，第三产业已超其经济比重的90%。
共有四千多家个体户及近二百多家企、事业单位。
是本次城关镇经济普查的重点和难点。
她积极克服各种困难，及时向镇领导汇报情况，召开多次以经济普查为议题的行政办公会，成立城关镇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XX年4月20日，在党委会议室召开了全镇经济普查动员及工作部署大会，通知单位194个，到会单位191个，会上要求：各单位必须在经济普查实施阶段开展内部宣传和外部宣传，内部宣传以普查单位配合为主，外部宣传以舆论声势为主，要求与会单位必须在单位门口悬挂经济普查横幅，单位外墙必须有经济普查的宣传画或标语、口号。
4月底，城关镇共悬挂横幅25条，每个单位门口都贴有标语，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以后普查阶段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取得了单位和群众的信任。
四、落实普查任务严格普查内部纪律
温州的历史
温史: 温州古代称瓯越。
还六千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这里劳动生息。
战国越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置闽中郡。
汉惠帝三年封越王勾践后裔驺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俗称东瓯王。
汉顺帝永和三年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设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改置州，因气候温暖，虽隆冬而恒燠，故名温州。
秦统一全国后属闽中郡。
西汉惠帝三年（前192）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驺摇）都地。
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设在瓯江下游北岸今永嘉县瓯北镇境内，是为温境建县之始。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南部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置永嘉郡，郡治设在瓯江下游南岸（今鹿城区），是温州建郡之始。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置东嘉州，高宗上元二年（675）置温州，自此以后，历1300余年至今，州名无改，州境亦无大变。
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11月8日温州成立军政分府，隶浙江军政府。
温州古称“瓯”，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原始瓯人繁衍生息。
1914年6月置瓯海道，辖温州、处州二府，道尹公署驻永嘉县，属浙江省。
1932年 建立行政督察区。
温州区初称浙江省第十县政督察区,督察专员办事处驻永嘉县 。
后数度更名,称第四特区、第三 特区、永嘉行政督察区、第八行政督察区， 1948年4月，改称第五行政督察区。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建立温州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8月26日成立第五专区，并设温州市。
建国后，改称为温州区专员公署。
其后，名称和辖县有所变动。
1981年9月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建立温州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现辖鹿城、龙湾、瓯海3区，瑞安、乐清2市（县级）和永嘉、 洞头、平阳、苍南、文成、泰顺6县。
南宋时温州在农业、造船、采矿等方面发展很快，并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此后温州一直为历代路、府所处。
由于土地肥沃，山海兼利，温州物产十分丰富。
已发现矿藏有铅、锌、锡等40多种，探明大小矿点300多处，明矾石储量达2.2亿吨，有“世界矾都”之称。
温州素以奇山秀水扬名海内外，境内雁荡山和楠溪江被定为国家级风景区。
北雁荡山号称“寰中绝胜”，总面积460平方公里，有7个景区，500多个景点，奇峰怪石，移步换景，瀑飞泉涌，洞壑幽深，古人诗云“欲写龙秋难下笔，不游雁荡是虚生”。
楠溪江100多公里曲折的江流，清澈澄碧，有36湾72 滩，滩湾风光四时晨昏变幻多姿，保持着田园式自然生态风光。
沿岸还有古建筑和大若岩等著名景点 温州有泰顺的“承天雪龙”、永嘉的“乌中早”、乐清的“餍荡毛峰”等珍品名茶，多年来中外驰名。
被称为“神水”的泰顺承天氡泉泉水含氡量高，是浴疗、旅游兼得之地。
温州乌岩岭自然保护区内至今还保持着原始生态，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温州的西双版纳”。
温州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浙江省的东南部，东濒东海，南接闽北，西与丽水地区相连，北与台州市毗邻，是浙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辖鹿城、瓯海、龙湾3区和乐清、瑞安2市及洞头、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6个县，总面积11784平方公里。
总人口720万，市区人口80万。
温州山川秀美，风光绮丽。
温州山水甲东南。
温州的山脉有洞宫山、括苍山、雁荡山等山脉，群山峰峦叠嶂，青翠欲滴。
山体主要由流纹岩和凝灰岩构成，局部有花岗岩。
由于长期受流水侵蚀，或地震影响，山体崩塌形成了无数奇峰、异洞、怪石、陡壁、峡谷、飞瀑。
奇特的造型，优美的神韵，深遂的意境，令人不能不慨叹天工造物之美。
温州河流众多，主要有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水系，这些溪流由西向东注入东海。
其中瓯江是浙江省第二大河，发源于庆元县的凤阳山，全长388公里，流域面积1.8万平方公里，其上游转折迂回于崇山峻岭形成许多急流险滩，下游北岸为永嘉、乐清，南岸是温州市区。
江面宽阔，由于江流海潮相互激荡，彼此消长，泥沙沉积，形成了西洲岛、江心屿、七都涂、灵昆岛四个江中沙洲，苑如玉带上的翡翠，给美丽的温州城增添了许多资色。
温州气候宜人，物产丰饶。
温州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光照足量，雨水充沛。
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 7.6℃，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7℃，全年平均气温18℃，无霜期约280天，年降水量1100～2200毫米。
温和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
沿海平原是温州主要产粮区，一年三熟，以水稻为主。
经济作物有柑桔、茶叶、枇杷、杨梅、甘蔗等60余种，西部山区有大量的林产品资源。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长达355公里，有洞头、北麂、南麂、乐清湾等渔场，海水鱼有带鱼、黄鱼、鳗鱼、鲳鱼、鲈鱼等370多种，还有近百万亩的浅海滩涂，养殖着蛏、蚶、蛎、虾、蟹等海洋生物。
温州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历代名人辈出，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雁荡山、楠溪江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乌岩林、南麂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7个省级风景区，8个市级风景区。
旅游景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5
中国有什么地名被改了
自1949来，中国已有过4次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潮，取消了一批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
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论）。
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呢，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
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
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
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
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
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
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
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
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
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北京不是个案。
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更是高达98.7%……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
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
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
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
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
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
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
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