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熹是当代书法家吗
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
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
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
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
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5岁入学,18岁贡于乡,次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第。
在朱熹71年的生涯中,为官9年,其他时间大都是著书立说、讲学论道,其著作有70余部460多卷,主要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监纲目》等;创办书院27所,门生达数千人。
朱熹是中国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理学家,又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封建教育家。
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
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兴圭壁。
”书法初学汉魏崇尚晋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已意,萧散简远,古澹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晋人风致。
朱熹一生曾留下了相当可观的书法作品,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失传了。
现就武夷山朱熹纪念馆所收藏的朱熹书札文稿、摩崖石、矿物质刻和楹联匾额拓片等进行精选,福建美术出版社编辑成册《朱熹书法选》。
以此书纪念朱熹诞辰875周年,并献给即将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朱子文化节。
一、学书简历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位善书者,得力于王荆公(王安石)体,临写王安石的字几可乱真。
朱熹天姿敏慧,随父学习书法,从小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
青年时期,朱熹对书法兴趣更浓,他在《家藏石刻序》中自述:“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辨证之辞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面目,了其文字也”①。
朱熹学书“取法乎上”,“学书从汉魏入手,上追钟繇。
”②钟繇是历代公认的大书家,当年曹操常与他论书。
钟繇也因善书,曹操将他职位晋升为太傅。
朱熹有一度学曹操书③。
唐张怀罐《书断》列曹操书为“妙品”,誉其“雄逸绝伦”,南梁庾肩吾亦有“笔墨雄瞻”之美誉,可惜曹操行草书今已失传。
然而他豪放书风对朱熹必有良好的影响。
历史资料留下一则朱熹学书改体的轶事。
有一天,朱熹看见刘珙正在临写颜真卿的鹿脯帖,不以为然,于是把曹操的法帖展示给他看。
没想到刘珙反唇相讥说“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
”朱熹一时竟无言以答④。
此后,朱熹认真掂量了刘珙的话,遂改学他体。
刘珙说曹操是“汉之篡贼”,且有待商榷,但朱熹此后改学诸家书,无疑为他后来书艺的提高,起了决定作用。
在宋代,颜真卿书法最受推崇。
宋书法评论家朱长文的《续书断》,成书于熙宁七年(1074年),列入神品的仅三人,而颜书列为第一。
赞扬他是“忠烈之臣”,书风“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宋代书家绝大部分都学过颜体。
陆游还写下“学书当学颜”的诗句。
朱熹楷书学钟繇,行草书改学颜真卿《争座位帖》等。
明人廖景凤云:“尝见朱子笔牍数张,盖法鲁公争座书,即行边添注,亦复宛然。
意致苍郁,沉深古雅,有骨有筋有韵。
”⑤,鲁公是世人对颜真卿的尊称,这说明朱熹对颜体字是下过一番苦功学习的。
但朱熹一生精力主要花费在研究理学,并无意当书家。
他只是在治学之余临池学书,是个学者型的书家。
冯班《钝吟书要》曰:“书是君子之道,程、朱亦不废。
”朱熹崇拜二程理学,也崇拜二程书法,曾录程颢《书字铭》“握管濡毫,伸纸引墨,亦(乐)在其中。
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为学书之诫。
还刻程颐书法帖数种于庐山白鹿洞洞壁,朝夕观之。
而后,随着朱熹在理学方面声望日高,他在云游四方讲学中,“抱道自信,与艺俱游”,⑥课余酒酣之际,诵诗挥毫,即兴作书,特别喜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而后书之,以赠友人。
”⑦由于朱熹在当时是名气很大的学者,不少门人弟子将家藏秘帖请朱熹题跋,使他有较多的机会观赏到魏晋、唐宋年间众多名家墨宝,从中博观约取,撷百家所长,及至晚年书艺才渐进佳境。
二、主要传世作品朱熹一生曾留下相当可观的书迹,遗憾的是有大量信札、书稿现已失传。
据《四部总录·艺术编》载,自宋以来将朱熹法书收入付梓的有停云馆法帖、古宝贤堂法帖、海山仙馆藏真续刻、寒香馆法帖、弘一堂帖、宝贤堂集法帖、寿松堂藏帖、采真馆法帖、邻苏园法帖,蕴真堂石刻等。
清乾隆十五年刊成的《三希堂法帖》也将朱熹作品收入刻石珍藏。
朱熹还为各地书院、宗祠、名山题写了许多匾额、楹联、摩崖石刻等,据《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不完全统计共有116处。
朱熹存世书法以多行书简牍居多,其中不少珍贵手迹流入日本。
现将朱熹幸存于世的主要作品介绍于下:(一)墨迹法帖类:教授学士帖:墨迹,淡黄纸本,行草书,纵55.6厘米,横53.3厘米。
信札,17行,216字。
帖前旧题“朱文公”三字,钤有“珍绘堂记”,“张缪”,“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等鉴藏印。
此帖用笔颇似钟繇,行笔带有隶意,有筋有骨,深沉古雅。
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编入《宋贤书翰册》中影印发行。
书翰文稿帖:墨迹纸本,行草书,系朱熹《与允夫尺牍》与《文稿》合卷。
《与允夫尺牍》,又名《七月六日帖》,是朱熹写给表弟程洵(允夫)的信札,纵33.5厘米,横45.3厘米,12行,203字;《文稿》,是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48行,约1200余字。
通篇笔势流畅,姿态秀美。
铃有“孙承泽印”、“卞令之鉴定”、“乾隆”、“嘉庆”、“宣统”等御览之宝鉴藏印。
帖前有朱熹画像,帖后有虞集、文征明等11人题跋。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发行。
赐书帖:墨迹纸本,行书。
纵29厘米,横36.4厘米,10行,73字。
铃有“项元汴印”、“无恙”、“仪周鉴赏”等鉴藏印。
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宗右军,用笔沉着,笔势连绵,不激不厉,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发行影印本。
奉告审闻帖:墨迹纸本,行书。
纵32.6厘米,横46.8厘米。
信札,14行,130字。
铃有“项墨林鉴赏章”,用笔劲健,结字古雅,纸有漫患损处经后人填墨重新装裱,与朱熹原作相去甚远。
故宫博物院藏,列《宋元墨宝册》之一;曾编入《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影印出版。
城南唱和诗:墨迹纸本,行草书。
纵31.5厘米,横275.5厘米,内容系朱熹为张拭城南诗20首所作的和诗。
卷首有明李东阳篆书“晦翁手泽”四字,后有吴宽等12人题跋。
现藏故宫博物馆,编入《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宋金元卷。
此诗虽朱熹中年时所作,但书法作品写于晚年,历代书家对此帖评价最高。
特点是运笔从容平和,退尽火气,笔笔富有变化又和谐有韵,可谓是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
朱熹行草书札卷:墨迹纸本,行草书。
纵33.5厘米,横72.7厘米。
内容叙述庐陵秋谷事,笔力古拙道劲,自成一格。
惜多处墨迹几残缺不全,卷末有明人余鼎、胡严、魏骥等4人题跋。
钤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珍藏金石书画之章”,“周嘉胃印”、“嘉孚堂印”等数方鉴藏印。
现藏南京博物院。
文物出版社《书法从刊》第八辑有影印。
秋深帖:墨迹纸本,草书。
分装两页,纵33.3厘米,横每页约47.5厘米,共32行,每行字数不一,多有20余字,少仅4个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
此帖与其它各帖不同,结体偏扁,字距紧密,笔路饱满,无浮滑感,具强雄之气。
卜筑帖:墨迹纸本,行书。
纵33.5厘米,横不详(局部),此帖笔画洒脱俊逸,点画波磔精绝,法度严谨,骨力雄健。
原帖流于海外,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刊于《日本书道全集》(十六),《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宋金元卷有局部影印。
除此帖外,早年流入日本的朱熹手稿尚有《论语集注残稿》、《中外帖》等。
(二)刻帖类:与彦修帖:石刻法帖,行楷书,收于《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内。
此帖系朱熹给刘子羽的信扎,凡20行,计157字。
帖前有“儒林世家”、“克勤”印,帖末有“熹”字印。
后有一圆形印(疑为“熹”字),还有“体元”、“退密”葫芦形印,“项子京家珍藏”等收藏印。
刻石存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北京日报出版社有拓本影印。
此帖墨迹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四)。
刘子羽为朱熹师长,故朱熹书写时运笔较拘谨,结体严谨,多含楷则,表现朱熹上追钟繇的魏晋之风。
与承务帖,石刻法帖,行草书,亦收入《三希堂法帖》中,凡17行,计128字,帖后有“天籁阁”、“墨林秘玩”、“清森阁书画印”、“何元朗氏”、“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孙永保”等收藏印。
书风同“与彦修帖”相近,刻石存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北京日报出版社有拓本影印。
(三)碑刻和摩崖石刻:刘子羽神道碑: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立,中楷书,原碑现存福建武夷山市。
有拓本流传,全拓纵210厘米,横105厘米,46行,每行86字。
用笔多存含蓄之势,点画隽永圆润,结体修长,秀丽清劲,富有六朝碑版风韵。
牧爱堂刻石:楷体榜书,“牧爱堂”三字,扁方形,原石高94厘米,长157厘米,余子俊摹刻并跋,今存西安碑林,藏石编号710。
朱熹摩崖题刻字径最大者当数福州鼓山喝水岩洞壑石壁上的“寿”字,字径超3米。
鼓山绝顶峰巅北坡积水池左前侧有朱熹“天风海涛”四大字,行楷书,纵向排列,每字纵48厘米,宽39厘米,题刻总高217厘米,东西宽60厘米。
落款为“晦翁为子直书”。
除此,江西庐山,福建武夷山,泉州九日山、清源山等著名风景区都有朱熹题刻。
从现存各地的摩崖石刻来看,笔势磅礴凝重,古拙遒劲,印证了世人称赞朱熹善写榜书的说法。
朱熹尚有不少真迹或复制题匾、刻石散存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福建建阳、浦城、南安、尤溪等县市,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例举。
朱熹还精通诗词,他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由此可见其渊博学识。
“扬州八怪”是谁
究竟“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是郑燮 黄慎 李方膺 金农 高翔 罗聘 李鳝 汪士慎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
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
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
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
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
诗文创作,载誉全国。
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
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
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
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
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
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
这一萎靡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
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
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练行书怎么才能练的好
杜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文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唐代诗人,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杜牧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杜牧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文学成就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堪称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