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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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论争的意义 1000~1500字
我们所说的沦陷区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文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区文学。
此外，南京、武汉、香港等沦陷区文学活动也有所涉及。
按照这样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规定，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学与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均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 当然，这仅是一部分沦陷区作家的追求，更准确地说，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种相对立的自觉追求，即是对主流意识，也即新文学主流传统的坚持。
在东北沦陷区与华北沦陷区都有过乡土文学的提倡，并都曾引起过激烈的论争。
两地区提倡者的具体主张与背景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意义不限于提倡描写乡村题材的作品，而有更深的追求。
东北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山丁就曾将乡土文学归结为描写真实与暴露真实；评论家楚天阔则更明确地指出乡土文学至少含有'民族'、'国民'、'现实'、'时代'这些意义在内；他并提醒人们注意，首先在华北地区揭起乡土文学之旗的上官筝的另一篇文章所提出的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以为这两个口号是完全一致的，对于题材的把握是'乡土文学'，对于主题的处理是'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而此两个要求，又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
不难看出乡土文学的主张与前述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学潮流二者的对立：如果后者强调处于两极的文学的个人性与人类性(这一点与五四时期的文学存在某些共通)，乡土文学则正是要突现中间层面的文学的民族性、国民性与现实性；如果后者存在反英雄、反浪漫的倾向，乡土文学却恰恰是以倡导文学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相号召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沦陷区文学正是在这两大文学潮流的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制约的张力中得到发展的。
沦陷区文学称不上辉煌——它的真正复苏、兴盛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据有的学者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大体是在1939年前后进入中兴期，1941年华北文坛开始崛起，1942年下半年起上海沦陷区文学也进入复苏期，大体上在1944年以后各沦陷区文学就逐渐显露出萎缩的态势。
这就是说，历史给予沦陷区文学的作者仅有三五年的发展时间，又限于沈阳、长春、哈尔滨、北平、上海、南京等屈指可数的几座城市，在这样的历史时空内，处于异族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文学，当然不会创造惊人奇迹。
但它绝不是一片虚空，恐怕也不那么苍白。
我们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经过严格的重新审视，仍筛选出这五百万字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而且肯定还会有遗漏，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沦陷区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业绩是不容忽视的。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与独特贡献。
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
而另一方面，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沦陷区文学又另具一种意义。
一位批评家在当时即指出这一事实，一方面是残酷的物质破坏，而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文明并没有完全灭尽，而文学则将因此而证明其永久性，它是一种历水火而不能灭的东西。
沦陷区文学在长期湮没之后，今天又重新被发现的历史，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沦陷区作家当年的孤寂的文学创造，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同样孤寂的重新发掘，都是一种精神火炬的传递。
简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
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
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
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
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
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
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
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
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
他要我学珠算。
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
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
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
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
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
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
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
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
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
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
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
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
这激怒了我。
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
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
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
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
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
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
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
我母亲完全不识字。
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
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
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
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
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
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
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
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
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
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
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
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
”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
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
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
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
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
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
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
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
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
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
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
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
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
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
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
大家对他议论纷纷。
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
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
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
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
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
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
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
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
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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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说后，几经文化的洗练和词义的变迁，以至我们对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了种种的误解。
其一，对文人相轻本义的误解。
《尚书》曰：文人，乃文德之人。
即是《大学》里阐释的“创造文化的道德高尚之人”，文人相轻中的“文人” 正是这种同时兼备才能和道德两方面条件的人，而不是后人所说的读书、写文章之人，更不是我们今天泛指从事社会文化工作之人。
其次，我们普遍都认为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之间的相互妒忌相互攻击，其实文人相轻中的“轻”最初是指文人厚古薄今、贵远贱近的一种治学态度。
到了魏晋时期，嵇康指出“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文章之道”，就成了学术争论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我们后来说自由化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就事论事，真理是真理，朋友是朋友，两者完全并行不悖，就像古希腊所谓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再经过严羽在《沧浪诗话》曲意歪解之后，才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人之间无味的私骂。
于是，文人相轻先后有了三层意思，举例言之：例如，学校请了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来开讲座，大家一窝蜂抢着去听；不久又请了某间三流学院的某不知名的老师来开讲座，大家无人肯去听，这是最原始的文人相轻。
又如，鲁迅与郭沫若围绕着“革命文学”和“两个口号”展开历时六年的论争，这是真正的、健康的、值得提倡的文人相轻。
再如，当代文坛恶棍子韩石山像疯狗一样，见谁骂谁，谁红跟谁急，这是变质的、我们现在常能看到的文人相轻。
其二，对文人相轻态度的误解。
历来我们对文人相轻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因为它有违中国人和谐相处的原则，还有损文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就连一代文化昆仑钱钟书也持“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这种中庸的态度。
其实，那种属于自由化文学批评、真正的、健康的文人相轻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提倡的。
首先，从文化者的构成看，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批评者历来都是相互相生的。
没有创造者，批评者就失去了意义；而批评者却是一面可以让创造者认识自己、看到不足的反射镜，没了批评者，创造者也就失去了创造出更好作品的可能。
所以，健康的文学批评和真正的文人相轻对文化创造的发展师必需的。
其次，就历史角度看，自古以来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必定是文学批评最热闹、文人相轻最激烈的时候。
春秋战国是这样，魏晋时期也是这样，“五四”时期还是这样。
在这些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不停地通过与他人论争竭尽全能地支持自己观点，这时候的文人相轻就成了一场学术论争的大宴会，成了推动文化发展地一种动力，而优秀地文化作品也在这过程得以产生。
相反，如果少了这种文人相轻的刺激，文化就会多了一份惰性。
社会在斗争中进步，文化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就是所谓的“沙丁鱼效应”。
再次，从文人相轻的参与者看，就拿鲁迅而言，可以说鲁迅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从事文人相轻，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最优秀的杂文几乎都是在回击别人写出来的，除了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还有骂郭沫若的《“丧家狗”“资本家的泛走狗”》、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而鲁迅穷尽一生地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真正地文人相轻。
反过来看，那些骂过鲁迅或给鲁迅骂过的人，无论实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在人品和文品上都算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大师。
而我们今天王朔骂金庸、余杰骂余秋雨、韩寒骂白烨也闹得不亦乐乎，可却为何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呢
这或许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人相轻的正确态度了。
其三，对文人相轻叙述视角的误解。
我们都知道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是说你与他文人相轻，或他与某某文人相轻，但我们肯定不会说自己与谁文人相轻，更加不会听到某人说他与谁谁文人相轻，所以说，“文人相轻”只是一个站在第三者（旁观者）视角说的词语。
说到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不可避免涉及到文人的性格。
文人都是有自己性格和理想的，他们都有着高远之志，要把自己的理想传播给社会，而有碍自己思想传播的他都要反对，所以文人可以胸怀若谷、兼济天下，眼里却容不下别人对自己一丁点的批评和挑剔。
所以说文人脾气大、清高、自以为是，不是假话；所以，个性张扬而又极有才华的人与鲁迅私交好的很少，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缘故。
而正是这种缘故，文人打死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文人相轻，所以也就造成了“文人相轻”独特的叙述视角。
左联的主要活动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 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
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
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
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
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
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
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
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
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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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年试题及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30分)1.沈从文《长河》中的女性形象是（C）。
A.翠翠 B.贞贞C.夭夭D.香香2.以《抗战文艺》为会刊的社团是（B）。
A.“左联”B.“文协”C.中国诗歌会D.九叶诗派3.《平民文学》一文的作者是（C）。
A.陈独秀B.胡适C.周作人 D.刘半农4.晚清文坛“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B）。
A.梁启超B.黄遵宪C.裘廷梁 D.谭嗣同5.“鸳鸯蝴蝶派”通常又称（D）。
A.“才子佳人”派 B.言情派C.游戏消遣派 D.“礼拜六”派6.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是（B）。
A.《瓶》B.《漂流三部曲》C.《爱情三部曲》D.《南冠草》7.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D ）。
A.庐隐B.凌叔华C.苏雪林D.白薇8.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D）。
A.《还魂草》B.《火》第三部C.《第四病室》D.《寒夜》9.“汉园三诗人”得名于（A）。
A.三位诗人合出的一部诗集名《汉园集》B.三位诗人共同的书斋名“汉园”C.三位诗人经常在名为“汉园”的公园里聚会吟诗D.三位诗人都来自“汉园”地区10.《毁灭》是朱自清的一部（A）。
A.抒情长诗 B.叙事长诗C.抒情散文 D.写景散文11.吕纬甫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C）。
A.《风波》B.《离婚》C.《在酒楼上》D.《孤独者》12.鲁迅收入《野草》一集中，为纪念“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文章是（B）。
A.《淡淡的血痕中》 B.《纪念刘和珍君》C.《为了忘却的纪念》 D.《铸剑》13.《猫城记》是（B）。
A.老舍的童话体小说B.老舍的寓言体小说C.张天翼的童话故事D.张天翼的讽刺小说14.被誉为“七月”派“小说重镇”的作家是（D）。
A.绿原B.鲁藜C.胡风D.路翎15.话剧最初被称作（A）A.文明新戏(“新剧”) B.爱美剧 C.歌剧 D.戏剧16.《金粉世家》的作者是（B）。
A.徐枕亚B.张恨水C.周瘦鹃 D.包天笑17.新月诗派提倡“新格律诗”的阵地是（B）。
A.《新诗》 B.《诗镌》C.《诗创造》D.《诗》18.1938年成立的“文协”的全称是（A）。
A.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B.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C.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 D.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日协会19.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小品的主要是（C ）。
A.新月派B.京派C.论语派D.“自由人”20.无名氏的创作总体上倾向于（B ）。
A.现实主义 B.浪漫主义C.现代主义 D.后现代主义21.田汉创作的以刘金妹、梁若英、李新群三位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是（B）。
A.《三个叛逆的女性》B.《丽人行》 C.《三姊妹》D.《漳河水》22.老舍笔下信奉“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的主人公是（C）。
A.“张大哥”B.张天真C.“老张” D.“张先生”23.《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是（C）。
A.土改积极分子 B.地主C.赶车老把式 D.小商贩24.现代最早的白话新剧剧本是（A）。
A.《终身大事》 B.《泼妇》C.《幽兰女士》 D.《咖啡店之一夜》25.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的理论建设文章是（B）。
A.《文学改良刍议》B.《文学革命论》C.《建设的文学革命论》D.《人的文学》26.以主人公赵惠明的日记暴露国民党特务统治黑幕的小说是（C）。
A.《第四病室》B.《蚀》C.《腐蚀》 D.《灭亡》27.曾在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编辑《红黑》、《人间》等杂志的作家是（A）。
A.沈从文B.郁达夫C.柔石D.徐志摩28.以老子《道德经》中“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作题记的作品是（B）。
A.《原野》 B.《日出》C.《子夜》 D.《骆驼祥子》29.以浓郁的异国风光和人物的流浪生活、求生意志为内核的新型浪漫抒情小说的作者是（D）。
A.许地山B.郁达夫C.沙汀 D.艾芜30.艾青到达延安以后创作的诗作是（D）。
A.《火把》B.《吹号者》C.《北方》D.《黎明的通知》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10分)1.以下作品中，合称为“农村三部曲”的有（BD）。
A.《幻灭》、《动摇》、《追求》B.《春蚕》、《秋收》、《残冬》C.《惶惑》、《偷生》、《饥荒》D.《青龙潭》、《香稻米》、《五奎桥》E.《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获虎之夜》2.收入鲁迅所编“奴隶丛书”的作品有（BDE）。
A.《八月的乡村》B.《丰收》C.《祝福》D.《生死场》E.《呼兰河传》3.以下作品中，历史小说有（AB）。
A.《采石矶》B.《屈原》C.《大泽乡》 D.《子夜》E.《上海屋檐下》4.有关“萧红体”，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B）。
A.是一种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小说别体B.力求写真而不浓抹重彩C.结构严谨、情节紧凑D.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完整E.词藻华丽、文采飞扬5.以下剧作中，在延安解放区较有影响的戏剧有（BDE）。
A.《刘胡兰》B.《白毛女》C.“好一记鞭子” D.《王秀鸾》E.《兄妹开荒》三、名词解释(每小题4分，共8分)1.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
“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2.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
他们的作品及时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以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
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民俗风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端木蕻良、李辉英等。
代表作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
四、简答题(每小题8分，共24分)1.简析《故事新编》的艺术特点。
1、 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并融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2、 创作方法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3、 古今交融的艺术特色2.简析田汉早期话剧的主要特色。
充满个性解放思想和对封建思想道德的反抗，表现出五四时代精神；艺术上注重人物内心感情的直接和强烈的抒发，重视戏剧氛围和情境的诗意渲染，在浪漫气氛中流露青春期的感伤和留恋。
3.举例说明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人物塑造“不脸谱化”的特点。
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和成就：人物各个性。
描写农民既写出他们的革命性，也不回避小生产者思想上的一些弱点；描写地主富农的阶级特征，而不脸谱化。
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主要有张裕民、程仁、老家民侯忠全。
张裕民是村党支部书记，土改运动的主要骨干，工作踏实，人很能干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真实不信任他，但他能找土改工作组其他成员谈心，主动介绍村里复杂情况他阶级警惕性高，当地主要提前卖果子时，他便于工作将果园管起来，以保护土改成果和农民利益；对被地主拉拢腐蚀的村治安员张正典的异常举动，他看到眼里，指斥他的错误言论。
他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团结广大群众，终于斗坐侄了恶霸钱文贵。
五、论述题(每小题14分，共28分)1.概述第二个十年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就。
1927年~1937年的文学思潮的总的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这两大文学思潮的并存和论争。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与鲁迅、茅盾等开展革命文学论争，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影响巨大；但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初期革命文学思潮无论是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
1930年左联成立，革命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团结了广大革命作家和文学青年，不断克服自身的错误倾向，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思潮。
1936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左翼文学界发生两个口号论争，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文学思潮向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潮转化。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特点是强调文学与革命、与政治的联系，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则强调文艺的独立品格，文艺和政治保持距离或强调文艺脱离政治而自由。
这时期的“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文学流派，虽然具体文学主张各有不同，在文学脱离政治而自由这一点上，程度有轻重，却有其一致性，汇成本时期一股不小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其中有些流派和革命文学发生思想论争。
以上就是文艺与革命、与政治的关系而区别的新文学的两大文学思潮。
就创作态度、创作道路和艺术方法而言，则这时期新文学仍以现实主义占主潮地位。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基本是是现实主义的，上一时期最重要的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这时期提倡革命文学，其主干作家都向现实主义转化，如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加重，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成为中国诗歌会的主干人物；浪漫主义戏剧团体南国社转向，主干人物田汉剧作中现实主义的成分加强，茅盾等左翼作家创作了《子夜》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小说。
这时期，巴金、老舍、曹禺等民主主义作家创作了《家》《骆驼祥子》《雷雨》《日出》等现实主义杰作；文学研究会叶圣陶、李劼人等作家，创作了《倪焕之》《大波》等现实主义长篇；东北作家群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创作了一批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的抗日救亡文学。
北方的“京派”作家，其创作也多数属于现实主义。
这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作为文学语法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时期更为发展壮大结出丰硕成果的时期。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前一时期相比大大减弱，创造社转向革命文学，新月社向现代主义转向，湖畔诗社等已停止活动；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这时期却有所发展。
以戴望传舒为首的现代诗派是本时期诗坛的重要流派，后期新月社向现代主义转化，汇成一股不小现代主义思潮；在小说方面，以施蜇存为代表的心理分析派，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是这时期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流派；戏剧方面，曹禺的《原野》是本时期具有浓重现代主义色彩的剧作。
2.试分析评价《女神》所表现的“五四”时代精神。
五四时代精神，是一种破旧立新的狂飙突进精神，是民族觉醒的反帝爱国精神。
郭沫若《女神》正是充分表现了对一切旧秩序、旧传统、旧礼教彻底否定，呼喊着创造与光明、民主与进步的狂飙突进精神，热烈抒发了爱国情思。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女神〉的个性解放要求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个性解放不仅是个性本身，而是将个性解放作为社会、大众、民族、国家解放的前提，将个体与社会、大众、民族、国家为一体。
因此，〈女神〉中的“自我”不令是诗人自己，而且是包含上述内涵的：大我。
《天狗》中天狗的形象，把日月星辰和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是我了”。
这我便是全宇宙了。
这里也有着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凤凰涅磐》中的凤凰形象，《炉中煤》中的炉中煤形象，也类此。
第二个特点：个性解放要求既表现对“自我”的发现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也表现为破坏一切旧物实现新我的精神，《天狗》中的“我是一切星球4 底光”，“我是全宇宙底能的总量”便是对自我价值肯定的夸张的诗意表现；而这具有如此巨大的光和能的得的“我（天狗）在飞奔、狂叫、燃烧，在自毁，要爆炸，这种冲决一切罗网，毁灭一切旧物的强悍形象，正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诗意的极度夸张。
2）反抗、叛逆与创造精神的歌唱。
这是和上述个性解放要求密切相关的一个内容。
对黑暗罪恶的旧世界旧中国及一切旧事物旧礼教的反抗叛逆精神是《女神》的主要精神，在《凤凰涅磐》中，凤凰积午木自焚，自焚前的凤歌与凰歌，对旧世界发出了最强烈的诅咒，倾诉了在这黑暗世界中的痛苦、羞辱，并借群鸟歌鞭挞、嘲讽了这黑暗世界同流的各类人等。
反叛旧的为了创造新的，凤凰自焚后更生，不仅凤凰更生，而且是“一切的一切”更生，更生的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热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悠久的凤凰和新世界，表现出诗人的理想和向往。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
我的那么凤凰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眷恋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在《炉中煤》中诗人就把祖国比为“年青的女郎”而以有着“火一样的心肠”的炉中煤自喻，为“年青的女郎”燃烧，献身。
郭沫若《女神》的主要思想是个性主义、泛神论、爱国主义。
这三者交融为一体，郭沫若从泛神论吸取“本体即神，神即自然”不断的破坏和不断的创造是事物发展的法则的唯物主义成分。
泛神论思想使《女神》中的自我，常和民族、国家、宇宙成物融汇一体。
因此，我们上面分析《女神》的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也窃相边。
《女神》这互有联系的几方面的思想、精神，最充分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