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
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标“出谋献策”。
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
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
西方政治思想的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
由于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希腊政治思想从开始时起就是以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特点之一。
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
从横向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竖向看，他则是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
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
各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
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
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
希腊从一开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
就是说人们按照人类世界的结构又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
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
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就是说，无论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图）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他们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
作为自然政治观的另一体现就是关于自然法思想。
早在希腊古代自然哲学时，就提出“逻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规律。
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
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
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法则）。
这种思想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延续到后世。
人们把西方古代政治观归结为伦理政治观、整体政治观、自然政治观等，我们也曾这样提法。
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
但为了使归纳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观都统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故用自然政治观。
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
自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之后，入主西欧大陆。
从此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
当时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
但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却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他。
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
甚至于“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远自古代 流传下来的政治思想传统，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来。
这是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
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
这个政治观基本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
权利观念在西方产生于古代的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法时期。
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产生的基础的观念则是近代的事。
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
后来，更进一步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天赋人权”观念。
就是说，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这种观点，就是权利政治观。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
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
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
”因此，“权利和权力”问题，即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
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
十七、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应然”阶段。
这时，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先进思想家纷纷指责、揭露封建制度和专制主义是“毁灭”、“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
从而提出各种取代封建社会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
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协议（契约）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权利”的外部力量政治体（国家）。
虽然每个思想家关于人权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看成首要的权利。
虽然每个思想家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张。
这时的先进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启示和专制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给人们繁重的枷锁，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从而引申出人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权利），重新构建社会。
然而他们却不顾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把“人性”和“人权”说成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抽象物。
同时他们也是从抽象的推理出发，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个人活动的园地，国家是通过协议（契约）而结成的公民个人联合体，把自己所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
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是“实然”阶段。
这时，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国家，许多国家也开始实现“产业革命”，向工业化过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
“理性的王国”并不理想，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并未带来“人权”的许诺，得到“幸福”。
这时在政治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了分野和对立。
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摆脱了“理想”，面对现实，从理性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
为了更加巩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权，在十九世纪时主要是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谋献策；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研究和规范政府行为成为政治思想的主题。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实然）怎样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
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为主要口号。
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业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
最后，终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他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完整的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
后来，列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新发展和俄国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
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然”向“将然”转变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发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
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有了新的进展，走进了所谓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
关于政治领域，我觉得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
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
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标“出谋献策”。
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
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
西方政治思想的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
由于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希腊政治思想从开始时起就是以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特点之一。
这种抽象的理论的思维模式，从回答为什么和是什么入手的政治观，在西方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
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
从横向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竖向看，他则是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
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
各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
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
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
希腊从一开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
就是说人们按照人类世界的结构又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
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
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就是说，无论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图）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他们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
罗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
他的思想观点包括政治思想基本是接受了希腊的思想用于罗马实际。
有人说西赛罗是“希腊化的拉丁人”是将希腊文化传入后世的“中介”是有道理的。
罗马人除提出共和国思想外，其他思想远远不如法律思想之发达和对后世影响之大。
作为自然政治观的另一体现就是关于自然法思想。
早在希腊古代自然哲学时，就提出“逻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规律。
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
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
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法则）。
这种思想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延续到后世。
人们把西方古代政治观归结为伦理政治观、整体政治观、自然政治观等，我们也曾这样提法。
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
但为了使归纳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观都统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故用自然政治观。
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
自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之后，入主西欧大陆。
从此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
当时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
但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却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他。
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
甚至于“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远自古代 流传下来的政治思想传统，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来。
这是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
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
这个政治观基本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
权利观念在西方产生于古代的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法时期。
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产生的基础的观念则是近代的事。
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
后来，更进一步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天赋人权”观念。
就是说，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这种观点，就是权利政治观。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
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
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
”因此，“权利和权力”问题，即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
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
十七、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应然”阶段。
这时，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先进思想家纷纷指责、揭露封建制度和专制主义是“毁灭”、“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
从而提出各种取代封建社会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
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协议（契约）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权利”的外部力量政治体（国家）。
虽然每个思想家关于人权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看成首要的权利。
虽然每个思想家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张。
这时的先进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启示和专制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给人们繁重的枷锁，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从而引申出人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权利），重新构建社会。
然而他们却不顾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把“人性”和“人权”说成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抽象物。
同时他们也是从抽象的推理出发，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个人活动的园地，国家是通过协议（契约）而结成的公民个人联合体，把自己所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
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是“实然”阶段。
这时，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国家，许多国家也开始实现“产业革命”，向工业化过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
“理性的王国”并不理想，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并未带来“人权”的许诺，得到“幸福”。
这时在政治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了分野和对立。
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摆脱了“理想”，面对现实，从理性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
为了更加巩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权，在十九世纪时主要是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谋献策；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研究和规范政府行为成为政治思想的主题。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实然）怎样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
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为主要口号。
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业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
最后，终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他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完整的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
后来，列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新发展和俄国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
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然”向“将然”转变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发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
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有了新的进展，走进了所谓
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有什么收获或意义
第一,我个人非常喜欢学,用“读人明智”这句话恰到好处；第二,一名学生,我了解到,社会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各种文化现象错综复杂,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们,在思想政治上仍有很大的学习空间,特别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思想文化,加强政治修养,了解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因此,我个人认为学习这门课程,包括学习这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都是绝对必要的,有助于青年学生能够以史为鉴,珍视当今,团结进步.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在知识上我有不少新的收获,在思想上也有很多新的认识.首先,翻开扉页我们就能看到,这套教材的咨询委员和审议专家里,大多数是中央党校或党史研究室的学者教授,有的还是中共中央委员,甚至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这套教材的编审级别之高,也反映出中央领导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之重视.其次,本书将中国近现代史断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2007）.在我们以往所学的所有历史教材中,没有哪一本书一直编到数月之前的历史事件.然而我们现在用的这本教材,在最后一章已经收录了中共十七大的内容,不得不说这本书的丰富.在内容上,期中前的课程,我感觉始终在描述一个规律,那就是：侵略和压迫（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抗争（西化、变法、革命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侵略和压迫（庚子国变）——再抗争（辛亥革命）——再失败（北洋军阀统治）.如此反复出现的这个规律,我的认识有两方面.第一,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十八、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方面均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不惜一切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则驱动着他们向世界每个角落扩张,这当中包括传说已久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又没能及时解决自从明朝以来就有的“海禁”这一历史问题,与同时期的西方严重缺乏交流,导致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同时又不能像唐朝政府那样对外族进行积极的宣传和威慑,最终使两个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引发战争.第二,中华民族在主观上是进步的,是希望摆脱民族危亡的,但是客观条件对其严重制约.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开明地主主张“师夷长技”,而后的洋务运动又把这一主张得以贯彻施行,维新变法又破天荒地对皇权提出限制要求,说明在我们民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先进思想的.但是局限于当时的条件：西方列强虽然卖给我们炮舰和机器,却并不希望我们强大；爱国志士渴望民族独立,也渴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列强,却受到中外反动势力与不同利益体的绞杀.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讲的这个规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我们的国民好像都睡着了”,而最终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还是在迷茫中觉醒了,人民不再相信西方列强的欺诈,不再寄希望于满清政权,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我也在积极地思考书中涉及到的若干历史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望批评指正.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中国近代史上,由于社会异常动荡,新阶级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兴起等等事态的变化而不断出现,中国的阶级构成发生巨变,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新的阶级导致新的矛盾,因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单纯的西化运动、维新变法已经显得迟钝和无力,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推翻某一阶级或某一统治为目的加以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中国“两半”社会的矛盾,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根源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是处于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受封建思想的支配近两千三百年,制造出诸如“八股文章”、“学而优则仕”之类的怪相,历代知识分子虽然博览多读,但是动机永远是考取一个功名,做得一朝人王地主.因此传统的“家天下”思想可谓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在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两千多年的历史遗存不会在一百多年间完全消灭,社会文化是有“惯性”的,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应该是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首冲.纵观近代中国的一百五十年,无数仁人志士不断追求救亡真理,引发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这一诉求贯穿始终.这是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中国人民面对时代潮流的冲击不得不作出的抉择.然而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窃取民主革命成果的历史教训来看,一些封建思想极其严重的旧式官僚仍然在酝酿阴谋.反观近代史上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历次失败中也多有封建势力的干扰破坏,才导致国家经济的落后.因此我认为,封建思想作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屏障,后人应当引以为戒,并最终完全消灭.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从近代一百五十多年的悲剧中完全解脱,才能够不断汲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真正实现“师夷长技以自强”,最终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关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促使一些开明地主、进步人士“开眼看世界”.一方面,军事侵略、政治讹诈、经济掠夺等一系列行径加速了封建专制政权的灭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与侵略一同带来的还有西方的先进文化,客观上传播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后来引发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等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有些人认为,没有西方的侵略就没有近代的中国,就没有西化运动和革命战争,也就没有今天的太平日子.还有一些人认为,西方的侵略让中国“大伤元气”,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使中国永远落后于西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列强.这两种思想都是片面的.一方面没有认清近代西方侵略的本质,盲目地认为“侵略有功”,似乎是一种自我否定,好像没有侵略,中国人就不能翻身；另一方面,夸大了西方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认为中国回到了原始社会.其实只要仔细一点就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虽然中国面临多次亡国灭种危机,但是总有一批人不甘做亡国奴,投身反侵略战争,保卫疆土,两大任务的完成就是仰仗爱国者的自我牺牲而实现的.另外,无论是满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无一是由于西方侵略而垮台,事实证明,作为一个文明延续五千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不可能被外族灭亡的.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教训,从中找原因找差距,发挥聪明才智,继续为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自从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结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地主已经开始思考民族自强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的诉求很快在紫禁城中找到了回音,以奕?、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正在推动着一场当时的“改革开放”.他们以个人名义购置外国先进机器,并开办了由清政府管制的近代企业,还建立了装备近代化武器的新式军队,创办了新式学堂,学生专门接受西洋教育,学习西方技术.但这一切努力却仅仅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那些“国有企业”,虽然坚持了西方现代企业的建制,也参与了竞争,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不可能领导好企业这一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样,这些“国有企业”的盈亏完全靠行政干预,管理体系本身没有盈利的动机,即便是企业化管理,却没有达到企业的目的（北洋水师的覆灭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不能触动封建专制政权最根本的障碍,也就不能解决两大历史任务.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紫禁城已经意识到了民族危机的到来,所以会迫不及待地发展近代工业,也应当给予肯定的是,这是封建官僚在民族危机面前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不过,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阻碍,洋务运动没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动议,自然就不可能完成西化,渐渐地与它当初的设想分道扬镳.中华民族在初尝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后,开始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向.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从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到1864年洪秀全病死、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前后共维持了二十年,其中前十年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成功的,基本上拿下了东南沿海大部分省份,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思想深入人心,让不少人看到了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希望.然而定都南京后,起初还是一团和气,但是随着天王宫的修建和内部权力斗争让这一爱国运动走向失败.其实我认为,从1851年“永安封王”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注定失败的祸根就已经埋下,很明显,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所希望的是效仿西方宗教立国的方式建立一个非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资政新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他却按照封建君王的方式封土建国,册封了诸多的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王侯将相,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这种乌托邦思想在中国农民当中比较普遍.定都南京后,各路天王开始大修宫殿,当初那些吃住在老乡家里的太平军将领住进了王府,全然忘了“革命尚未成功”,忘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些官员开始贪污腐败,当初对民众的承诺没有实现,失去了人心,这也是动摇太平天国政治基础的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晚年的洪秀全接受其族弟洪仁玕的主张,颁布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试图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回归当初拜上帝教的价值,但是为时已晚,天国上层无法执行,人民大众又不太信任,最终失败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垮台,是著名的“黄宗羲怪圈”的典型体现,即：旧王朝腐败——农民起义——建立新政——新王朝再次腐败——再次农民起义.这一规律已经在两千多年中反复出现,却没有谁能够重视它.农民阶级虽然长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束缚了思想,不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无法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过,《资政新篇》作为问世的第一部资本主义纲领的影响却是不可小看的,它似乎为以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理论启发.关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及其影响.1895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割让台澎金马四岛给日本,赔偿白银两亿两；第二,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革命救国组织——兴中会,并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第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改革.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两半”社会的进一步加深,也标志着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为主的救亡图存运动宣告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洋务运动结束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是洋务运动时派出的留洋学童,他们大多接受过当时最良好的教育,也亲眼目睹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也不相信中国不能进步,所以就以“民”的身份重蹈了历代文人的旧辙,上书皇帝,提出了君主立宪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在此期间,一些维新人士创办学会、报馆,积极宣传他们的主张,努力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但应注意,仅仅是“民主”,没有“共和”,也就没有政党轮替）,他们单纯地希望皇帝能够下放权力,给人民以自主,这样的话社会风气就能有所改变,经济建设才能开展.于是,1898年,光绪皇帝力排众议,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了.光绪皇帝亲自制定了维新政策,包括提倡官民上书皇帝,开放报禁,言论自由,提倡施行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废除八股取士,创办高等教育等等,这也是光绪帝一生中少有的几次自主理政.但是,设立议会这一君主立宪的典型制度却没有付诸实现,民权就没有保障.鉴于当时的保守势力猖獗,光绪帝也试图借改革之机控制保守派,那些进步政策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维新派的处境越发危险.同年九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开始镇压维新派.她先是软禁光绪皇帝,然后纠集洋务派等保守势力,废除新政,对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戊戌六君子”遭杀害,持续了103天的和平变法宣告结束.戊戌变法是一次由“民”上书皇帝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方案,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根基,提出了“兴民权”的主张,标志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它也同样超越了保守势力的基本原则,受到了当权者的残酷镇压,中国人初次尝试西方制度的救亡探索再一次失败了.关于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开始提速,满清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一场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革命迫在眉睫.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海外的一些反清革命团体,建立了中国爱国者参政同盟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建立,为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希望,为救亡图存的爱国志士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为饱受灾难煎熬的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1908年,掌权中国达四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谢世了,而同一天辞世的还有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造化,从1895年到1911年,兴中会、同盟会成员在学校,在新军,在市井宣传革命,领导了大小十余次武装起义,为风雨飘摇的满清政权砸上了最后几根棺材钉.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革命党人就是在无数次失败中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再次扯旗起义,占领了武汉三镇,革命党人赢得了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数月之后,六岁的宣统皇帝“代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帝王,宣布退位,承认同盟会,接受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至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皇帝,辛亥革命宣告成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设立临时参议院,几十年来中国进步阶级所主张的“兴民权”,在中华民国成为了现实；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行为规范,从此中国有了政党,有了民主选举,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被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改变了旧中国数不清的陈规陋习.然而,正如《国父遗嘱》中所讲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是不会允许“革命”的.从1906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一直到北洋军阀复辟帝制,穷凶极恶的封建保守派乱咬革命党人,鼓吹封建思想,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污蔑孙中山和中国人民“不懂政治”、“民智未开”.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者、革命者,他信守承诺不会恋权,也寄希望于中国人民,1912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北洋旧军阀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这一步可以说是孙中山最大的败笔.不久,袁世凯宣布废除民国和约法,指使亲信“拥立”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这是中国封建势力的又一起罪案,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再次起义“讨袁”护法.1919年,因为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孙中山联合中国的数个政党和革命团体,组建中国国民党,成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党,从那时起,中国国民党就成了遏制封建势力复辟的中坚力量.讲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以来无数次爱国救亡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因此反封建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无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还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都需要全体中华民族扬弃两千多年封建残余的影响,认清形势,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的出处（版本、出版时间，页码）。
谢谢
原句应为：读史明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沉，伦理使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英]培根出自：《论学问》作者：培根作者简介：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生于贵族家庭，是掌玺大臣和大法官（王国最高法律官职）古拉斯·培根爵士的幼子。
后于1618也成为了大法官。
晚年脱离政治活动，专门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
他是新贵族的思想代表，反对君主权神授和君权无限，主张限制王权；拥护清教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
他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必须清除它给人们造成的错误认识和偏见（他称之为假相），以便给认识和科学扫清道路。
他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真正的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它是有限的不变的。
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
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
他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规定性为形式。
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以便征服自然。
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他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
他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深入揭露自然的奥迷。
他重视归纳法，强调它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它否定了演绎法的作用是片面的。
他把自然科学中孤立静止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哲学上来，造成了欧洲近代哲学所特有的局限性。
他的哲学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他主张双重真理，承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教条。
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主要著作有：《新工具》、《学术的进步》、《新大西岛》等。
代表作《新工具》，在近代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哲学家由此把它看成是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是指什么，为什么提出?
政治是阶级分化产生的,而文艺是人类精神文明追求所诞生的,所以文艺是人类根本精神层面的追求,不能为政治服务。
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一文化史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曾经是党的文艺政策的灵魂。
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正式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丁•政治”,由此引申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正式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党的核心文艺政策。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40年代至70 年代末期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尽管在一些方面和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个文学实践而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
直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前后,鉴于当代中国发生的巨大转变,“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己经无法与业已展开的“新时期”要求相适应,因此,新的党的领导核心适时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相对宽泛的“二为”方针,以取代带有明显狭隘性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式终结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