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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2010年温哥华奥运会取得优绩 2010年温哥季奥运会（XXI Olympic Winter Games）是第21届冬季奥运会，从2010年2月12日开始，到2月28日结束，历时16天。
口号是：“从海洋到天空的比赛”，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是根据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神话传说所创作的3个卡通形象。
温哥华冬奥会给中国人带来极大兴奋，在冰雪运动项目上，中国已经攀升至冬奥会金牌榜第七位，奖牌总数列第八位。
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人又一次为竞技体育的成就激动不已。
2010年西南五省市旱灾 2010年初，中国西南地区正遭受着60年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
去年秋季以来，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偏少三至五成，平均气温偏高1℃以上。
这场始料不及的特大旱灾导致地缺墒、人缺水，截至3月10日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9215万亩，西南地区旱情极为严重，其中云南省尤最，其耕地受旱面积4678万亩，占全国的51%。
多月持续无雨，不仅人民生活受严重影响，而且多种农作物枯萎，收成大减，很多农业经济专家已提出预警。
中国西南地区遭逢百年大旱，东南亚国家也陷入严重干旱。
菲律宾从去年11月以来没有下过一场雨，泰国76省里有52省成为旱灾区，东南亚六国6500万人口视为生命线的湄公河的水位，更降至20年来最低点。
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及越南的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
由于2009年雨季提前结束，加上雨季降雨量锐减，泰国境内某些河段的水位已降至仅30公分。
4·14玉树地震 青海省玉树县2010年4月14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
截至4月20日10时，玉树地震遇难人数为2046人，失踪193人，受伤12135人，其中重伤14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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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10年4月20日国务院决定，2010年4月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中国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Expo 2010）是一个筹备中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中国上海市举行，也是历来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主办机构预计吸引世界各地7000万人次参观者前往，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超过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
2010年江南暴雨 在人们印象里，江南的初夏总是伴有绵绵的细雨。
然而，今年的雨水来得格外早，雨势也十分猛烈。
5月13日，江西省多地迎来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的一场特大暴雨天气。
188个乡镇出现100至250毫米的大暴雨。
在新余市，历史罕见的降水造成交通要道严重积水，新余市火车站附近的立交桥通道，积水深度在6米以上。
不仅仅是江西，连日来，南方多省暴雨倾城。
湖南、广东、贵州、江西等南方省份相继出现强降雨天气。
水漫街面、要道阻塞，一座座城市仿佛浸泡在水中。
进入5月以来，中央气象台频频拉响暴雨预警，江南、华南已进入名副其实的雨季。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实况监测，13日5时至14日5时，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和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50至90毫米的暴雨，湖南娄底、湘潭、株洲，江西宜春、新余、抚州、鹰潭降雨量有100至130毫米，局部地区达160至180毫米。
“今年以来，江淮江南降水异常多、汛情早，南方强对流天气出现早、频次多、影响广、致灾重。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分析说，今年1月1日至3月16日，江淮、江南降水频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5省区域平均降水量达313．0毫米，平均面雨量有28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1％，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3多。
5月5日至11日，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水天气过程，造成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局地发生洪涝灾害。
中国煤矿事故 7月16至18日，全国煤矿连续发生了5起较大以上事故，共造成59人死亡和被困。
这5起事故分别是： 7月16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七里乡乱石沟煤矿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死亡6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于资源整合矿井，低瓦斯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安排2人到被整合的七里煤矿(已关闭)井下查看情况，造成2人中毒窒息死亡；事故发生后，又盲目组织4人入井施救，全部中毒窒息死亡。
7月17日，河南省郑煤集团汝州公司新岭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死亡8人。
该矿为郑煤集团整合兼并矿井，技改初步设计已获批复，安全专篇正在报批过程中。
事故发生在该矿西井井下，巷道着火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作业人员死亡。
7月17日，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小南沟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死亡28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资源整合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副斜井动力电缆被运送材料的矿车撞断，短路着火并引燃井下木支架等可燃物，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矿工中毒窒息死亡。
7月18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源矿业公司芨芨台子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死亡5人、被困8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新建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掘进过程中打透老空区积水，导致事故发生。
7月18日，辽宁省南票煤电有限公司大窑沟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死亡4人。
该矿为国有重点煤矿，低瓦斯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西翼回采工作面采空区大面积垮落，造成回风顺槽堵塞，致使工作面瓦斯积聚，遇到火源后发生爆炸。
学历门事件 2010年7月1日晚上8时20分，曾创办中文网、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在自家的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把矛头指向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
唐骏提供学历照片[1]在这一系列微博中，方舟子针对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提出了多个质疑，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 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
” 方舟子接着怀疑唐骏所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著名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此校在夏威夷注册，没有得到美国认证机构的认证”。
随着唐骏的“学历造假”风波愈演愈烈，其曾经就职过的微软、盛大、新华都等多家公司也可能受到“牵连”。
其中，盛大的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唐骏的学历更是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让唐骏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母校因此而迅速成为昨日的网络热词——这所被网友称为“野鸡大学”的美国高校，竟被网友翻出了一大批博士毕业生名单。
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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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曹操专车是什么鬼
孙光宪（900—967），字孟文，号葆光子，家世务农。
陵州贵平（今仁寿县）人。
后唐时为陵州判官，有政誉。
光宪自幼好学，博通经史，著述甚多。
所著有、、及二卷。
所撰，太平兴国初（976），以“纪事失实”，“诏毁之”。
现存20卷，记唐五代政治、士大夫言行、社会风俗和词家掌故。
孙光宪代表作：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
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
兰红波碧忆潇湘。
北宋时，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位博学奇才、创解经书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这便是世称武陵先生或君平先生的龙昌期。
昌期字起之，号竹轩，北宋陵井监（今仁寿）人，生于宋太祖开宝四年辛未岁（971）,一生研读经书、讲学、博览群籍。
程遇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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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叔达，仁寿人也。
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
少年雄于文，已而折节为南轩之学。
范文叔居二江，所谓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
先生有兄壬孙，官至雅州签判，亦躬行君子，与先生最友爱。
及卒于官，贻书以玉环为诀。
先生每见玉环，则呜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韩驹（1080～1135），字子苍，蜀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
早年从苏辙学。
徽宗政和初以献赋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
旋因曾为苏氏学，谪监蒲城市易务，迁知分宁县。
召为著作郎。
宣和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
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擢权直学士院。
钦宗靖康元年（1126），由知应天府移知黄州，寻又因苏氏学提举江州太平观。
高宗即位，知江州。
绍兴五年卒於抚州，年五十六（明弘治卷二四）。
苏辙称其诗如储光羲，吕本中亦引之入江西诗派。
有四卷传世。
卷四四五有传。
韩驹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校以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旧藏抄本（简称王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清宣统二年沈曾植仿宋刊本（简称沈本）。
新辑集外诗编为第五卷。
何栗（1088—1127），字文缜，宋哲宗元祐三年生于仙井监（今仁寿）瑞云山，何栗于政和五年（1115）中进士第一，历任校书郎，提举京畿学事，主簿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讲。
死后追赠为观文殿大学士。
虞允文（1110 —1174）,字彬甫,南宁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仁寿县藕塘湾（今藕塘乡）人，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史称“六岁育《九经》，七岁能属文”。
少时就读于县城瑞竹园，绍兴二十四（1154）年考中进士，先后作彭州通判，黎州、渠州知州，均有显著政绩。
161年在采石矶率一万八千将士，击败六十万金军，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地多的奇迹。
第二年，由秘书丞转至礼部郎，再调为中书舍人，参与国政。
1961年11月6日，当同志读到《二十四史·宋史》中记叙虞允文在民族危难当头，毅然率兵抵御外侵，最终以少胜多，取得采石矶大捷时，欣然提笔旁批“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可见对其推崇之意虞集，宋度宗咸淳八年——元顺帝至正八年（1272—1348），字伯生，仁寿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
历官国子司业、秘书少监、奎章阁侍书学士、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史称其“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
早岁曾辟二室，弟盘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虞集的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兼工篆隶。
《书史会要》称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说：康里子山评虞书“雄剑倚天，长桥架海”、“莺雏出巢，神采可爱。
”李东阳云：“书家者流所谓人品高、师法古者，伯生殆兼而有之。
”传世书迹甚多，有《垂虹桥记》、《不及入阁帖》、《奉记都运帖》、《书王氏草韵后》、《书儗岘台记》、《答翼之诗卷》、《与总管札》、《集欧辽碑》、《杂诗卷》、《诗翰》、《长洲县宣圣学记》等。
兼精书论，著有《论草书》、《论隶书》、《论书》等。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
何卓，四川仁寿人，政和状元，曾多次上书揭露权臣王黼结党营私，专权误国，并最终以15条罪状参倒王黼及其同党胡松年、胡益等。
金兵长驱直入中原时，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敌，并以尚书右仆射（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尚书省长官）兼中书侍郎的身份取代唐恪为相，组织京师保卫战。
京师陷落后，他与徽、钦二帝被掳往金营。
被押往金国后，绝食而死潘文华（1886—1950），字仲三，仁寿县文宫场人，生于光绪十二年报(1886)。
18岁当二等兵，次年升上等兵，被推荐参加国术比赛，表演精彩，人称“潘鹞子”，提升为弁目队助教。
1908年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任为见习排长。
1910年随新军入藏平叛，回川后任川军连长，继升营长、团长、旅长。
1920年，刘湘军用困乏，潘以两万银元支援，自此刘潘紧密结合，刘委潘为川军第四师师长，后任重庆市市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潘文华奉命出川抗日，潘文华回川调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9年，解放军进军四川，潘文华会同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宣布起义，促成川西迅速解放。
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潘文华曾多次捐款赈数本县灾荒．在重庆期间，曾指定自己开办的“补益大药房”免费为仁寿提供防疫药品，发散各乡。
国民党强拉壮丁，他曾出假条据抵任务，减轻仁寿应征兵员数额。
仁寿县国民兵团成立，为发展地方武装，潘文华与唐式遵合送步枪200支、了弹10000发。
1937年，派3上连的兵力修筑仁寿县城至借田铺的公路，全长四十余公里，先后捐次银元11万元。
潘又在文宫乡创办私立“文华中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解放后，潘文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1月16日在成都病逝，终年64岁。
唐式遵 (1883-1950)，字子晋，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四川省仁寿县人，国民党抗日名将，曾任川军刘湘部队第二十一军军长，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民族生死存亡危局，唐式遵率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自作诗云：“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同志曾对他以客观评价，说他在抗战期间，“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1937年冬天布防江南一带，一度统兵驻扎九华山。
据《九华山志》：唐式遵于1942年8月间住宿祗园禅寺内。
为激发全体将士和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毅然出资派人携刻“固我山河”这一口号。
石鲁（1919年至1982年），四川仁寿人。
原姓冯，名亚衍，因崇拜石涛和鲁迅，改名石鲁。
1934年入成都东方美专研习中国画，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
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了大批反映人民战争的版画、年画、连环画等。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转入中国画的探索与创新。
其力作《古长城内外》、《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方欲晓》等，在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肖瑞华 (1946.7-2003.10.24)四川仁寿人。
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8月西安矿业学院毕业，在青海省西宁铁厂、西宁市重工业局、西宁市经委工作。
1983年任西宁市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5年任西宁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
1986年任西宁市委常委、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市委秘书长。
1989年任西宁市委副书记。
1994年任海西州委书记。
2000年11月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中共15、16大代表。
2003年10月24日在北京逝世。
黄汲清（1904-
）,曾用名黄德淦，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地层学家、石油地质学家。
四川仁寿人，1904年3月30日生。
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他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并获学士学位，1932年赴瑞士留学，先在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学习，1935年获博士学位。
1936年春回国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次年任所长，1940年任简任技正，1946年在北平编辑丁文江遗作，1947年回中央地质调查所主编中国地质图，同时兼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起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局长，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室主任。
1958年任地质科学研究院（今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后为地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常委，后被选为地学部常委、副主任。
冯健吴 字太虞，又字游，四川省仁寿县人。
师承王个符、潘天寿、褚乐三诸家，创办东方美专，长期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精书、画、篆刻，诗词。
杨汝岱，男，汉族，1926年12月生，四川仁寿人。
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月参加工作，相当高中文化。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四、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现亦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王守明，现代营销管理学者，MBA研究生，职业经理人，策划人，6PS定论理论提出者。
1974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中岗乡，曾用名：王建明 ，毕业后在广东工作，擅长于现代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
曾任中德合资德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00年主案策划山东鹏洋科技CIS策划；2001年主案黄川摩托战略策划。
期间著有《现代企业战略与管理》；02年后定居于上海。
致力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98年—2000任职德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期间著有《现代企业战略与管理》；2000年-2002年任职广州天硕企业策划公司策划总监著有《小型企业策略与执行》； 2003年提出现代企业6PS定位。
2010年策划执行中国画长卷《神州颂》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览会联合国信息发展网观展览。
2010年3月与著名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紫砂壶名家范伟群先生合作名壶--神州颂世博 2010年6月与著名根雕大师江道荣合作根雕《孔子》、《君临山野》参展2010上海世博会国际信息发展网馆2楼-世界艺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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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有哪些
1，西周的周公。
周公即是姬旦，武王的弟弟。
不仅协助武王伐纣，而且国辅助成王，平定诸候国之乱，教化国民，以礼治国。
2，齐桓公之相，管仲。
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管仲的言论见《国语·齐语》。
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3，秦朝的李斯。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名相。
李斯在秦做官曾遭排挤，但他写下了反逐客令，为秦朝吸引外来人才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方略，使秦王得一寸土即为一寸土的一统六国。
他用各种手断对六国进行分化瓦解。
他提出要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他也是个罪人，后人有对他作了“死有余辜”的评论。
4，西汉的萧何。
刘邦的评功大会，十分热闹，诸将“拔剑击柱”。
但是刘邦还是作出了萧何功为第一的评价，把别的将领比作狗。
事实就是如此，萧何相中了韩信人为将，使以后汉军很少败过。
汉建后，萧何治赋后方支持前方作战。
楚灭后，萧即为了丞相，与民休养，出谋平定诸将的叛乱。
5，东汉末年的曹操。
当然了也有人把他作为一个皇帝即魏武。
事实上他并未称帝，故作为一名大臣来看。
有人说曹操是个奸臣，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治国之能臣，乱世这奸雄”这句话的评论还是公允的。
一个建安时代，没有曹操是很难想像的。
附： 有人会认为，这一个时代，没有诸葛亮是不行的。
但我认为，诸葛亮的才能，更多是被《三国演义》吹棒而成。
而其真正的能力，从蜀国的国力应可看一二。
别说相比曹操，就算郭嘉，鲁肃恐怕也难以超过。
《三国志》有云：“鲁肃者，不逊于诸葛亮也”。
可见诸葛亮与鲁肃是同一水平左右。
6，唐朝的房玄龄。
提到唐朝，很多人会想起魏征，其实魏征没有当过相，他是个谏官，当然是个名臣，但不是个名相了。
我们也许听说过“房谋杜断”吧，这里的房和杜就是房玄龄、杜如晦。
他们都是宰相。
唐朝的很律令都是他们在位时制定的，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完善，并走向鼎盛。
他们是出了不少力的。
7，宋朝的王安石。
宋朝是个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朝代，在北宋的中期王安石力图变法，但阻力很大，他失败了。
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有见识名相。
8，元朝的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
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契丹人。
耶律楚材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医卜及释道之学，并善诗文。
燕京被蒙兵破后，他应召会见成吉思汗，并作为顾问留在朝中。
元太宗窝阔台当政后，他任中书令（宰相），协助蒙古人管理元朝作出了的贡献。
也为蒙元的汉化，文明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9，明朝的刘基。
明朝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
生于元末，自幼聪敏，长大后博览群书，因而才干、学识大大长进。
他胸怀救时济世之志，于23岁考中进士，投身仕途。
后弃官归家。
受朱元璋应邀而复出。
刘基在统一中国创建明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0，明朝的张居正。
张居正也是个很有争议的人。
对他贬也很多，甚至褒大于贬。
可想而知在明朝那个走向末落的王朝，当官的确很难，当好官更是很难。
张居正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官的。
他给明朝后期的政治的确带来了活力，他提出了一条鞕法，也是中国赋治一大大的进步。
使得戚继光这样的人才，才有发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