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头标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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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标语的变迁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故乡是一个革命老区，自认字以来，我记得故乡路边的墙壁上到处都刷着极具号召性的标语，如“毛主席万岁”、 “人民公社好”，以及许多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口号与标语。
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些宣传大政方针、基本国策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宣传标语，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种新老标语的遍地开花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独特景观。
到80年代初，我家因兄弟姊妹多，分到的田地不足以养活八口人，于是，我来到了大伯家，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
这一时期，我虽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去，在故乡路边的墙壁上都会有些新的发现。
我记忆深刻的一则计划生育的标语“该扎不扎，房屋倒塌”，到90年代初已被改成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等更具社会文明意识的标语。
而当时村民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与80年代有了天壤之别，“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为大多数农村青年所接受，而老人们的生子养老、传宗接代的思想也在逐渐淡化。
由于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故乡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水稻的连年丰收与耕种的不断简化，不但让家乡的人们吃得饱穿得暖，且节约出了大量劳动力，他们外出打工后为家里挣回了大量的存款。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标语刷在了村口最显眼的位置，它已在广大农民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期，村里的农民耕地时已基本告别耕牛时代，各种小型农用机械已被广泛运用。
村里的大部分人家也都修建了漂亮的新楼房，门前都打着压水井，有的养猪专业户家里还用上了沼气。
如今的故乡，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等级公路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许多富裕的农户开上了小汽车。
农民不但用上了方便的自来水，就连超市也开进了偏远的乡村。
故乡墙头的标语也有了新的变化，从“勤劳四方，齐心协力奔小康”到今天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从大量的商品广告到今天的“农家乐欢迎您
”……标语，随着时代的更替仍在不断的变化，它所见证的正是我们伟大祖国60年来的发展轨迹。
再如：
什么是时代的变迁
士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
士者仕也。
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
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
中国教育体制是怎么样的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创立儒家学派。
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
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代表。
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
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 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 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三）儒学独尊地位——汉代 西汉：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
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汉武帝欣然接受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 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学新的发展——宋明理学 两宋：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新儒学的正统。
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
他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明朝：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
说明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也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特点：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
它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哲学化，使儒学服务统治的政治作用和修养身心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
（五）儒学发展变异——明清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随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对晚清民主思想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
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六）儒学遭受打击：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把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
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妖”，扫荡封建传统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
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七）儒学重新泛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八）儒学统治地位动摇——新文化运动前期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九）儒学统治地位彻底动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
“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儒学焕发新春——文革结束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
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
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
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对清末颁布的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和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