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民族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
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
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
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
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
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
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落后的制度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
而满清入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
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
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
“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
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
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
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
（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
）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拒绝开放闭关自守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
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
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乾隆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
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
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其统一的雄姿，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她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
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