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千年帝乡”还是“智慧诸葛”
原文记者 杨明阳 《新襄阳》记者 刘照云一个城市在推广自身城市形象的过程传递给社会大众的核心概念，即为“城市品牌”。
“要宣传城市品牌，首先必须树立一个品牌，才能通过品牌扩大城市影响”。
自省委常委、襄阳市市委书记王君正面向全市发出城市品牌传播动员令后，市旅游局已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襄阳旅游品牌核心概念研讨会，进一步明晰了襄阳旅游品牌传播口号，但对“天下隆重对，传奇襄阳城”和“千年帝乡，智慧襄阳”仍存在较大争议。
为了听取更多意见，市旅游局于3月8日特邀襄阳知名专家学者召开了襄阳旅游品牌传播口号研讨会，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襄阳旅游品牌传播口号要紧紧围绕‘一城两文化’的核心资源，不能脱离现有的旅游资源，需要迎合消费者，能在市场上引起共鸣。
”武汉大学现代品牌研究所副主任张兴杰说，“现如今，打‘智慧’牌的城市数不尽数，‘智慧襄阳’中的‘智慧’引申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若消费者的理解达不到这一文化传播层面，‘智慧襄阳’则显得毫无意义。
”襄阳市委决策顾问、襄阳市社科院研究院院长刘克勤表示，对于两个口号的讨论，他更倾向于“天下隆中对，传奇襄阳城”。
他认为，旅游品牌口号需要旅游资源做支撑，因此“千年帝乡”这一口号更适合枣阳。
襄阳则应以“一城两文化”为核心，提出的口号能以襄阳现有资源做支撑。
对于两个口号的看法，与会专家各不相同。
襄阳旅游学会会长陈新剑虽不认可“千年帝乡，智慧襄阳”这一提法，但对“天下隆中对，传奇襄阳城”这一口号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我认为《隆中对》并非人人皆知，旅游品牌口号应当以诸葛亮为主要思想，建议将襄阳独有的‘三顾茅庐’加入其中，体现出襄阳的唯一性。
”陈会长在现场提出了“诸葛隆中对，传奇襄阳城”“襄阳，三请诸葛亮的地方”等建议口号。
湖北文理学院新闻传播系书记汤幼鸿教授通过广告传播的CIS理论向大家论述了襄阳旅游品牌口号的可行性。
汤教授认为，目前襄阳的旅游资源较为分散，应当首先提升景区质量，挖掘景区自身的文化资源，利用某一方法打造旅游集群，将襄阳旅游传播出去，以此来支持旅游品牌口号的树立。
听取了与会专家学者对旅游品牌口号的建议，市旅游局局长陶德慧表示，将会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尽快落实襄阳旅游品牌口号。
同时，陶局长也为襄阳旅游发展提出了要注意的两个“词”——妄自尊大、妄自菲薄，告诫大家不要妄自尊大，不要妄自菲薄，需对旅游业的发展明确方向，树立信心，共同为襄阳旅游的未来而努力。
请问襄阳市田家炳中学跟襄州区二中哪一个更好
能介绍的详细一点吗
谢谢
田家炳中学垃圾啊别去啊 要上就去一中啊 求别去田家炳啊
二汽为什么选择襄阳
襄樊选址的幕后故事1983年9月1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重要建设项目—汽襄樊基地破土动工，饶斌同志亲笔题写了“奠基纪念”四个大字；1984年10月5日，二汽襄樊基地正式举行开工典礼。
二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汽襄樊基地的创建有两个原因国家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这是我国要大力加快汽车制造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二汽要建成大型汽车集团的前提条件。
此为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则是“自筹资金，续建二汽”计划的顺利实施，使得二汽基本具备了进行全方位发展的条件。
二汽要大发展，但当时二汽的铸造能力不足，成了明显的瓶颈。
要扩大铸造能力，就必须兴建更大的、更具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新厂区。
于是，第二基地的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设计革命”带来的铸造三厂所谓“设计革命”，指在“文革，中不遵循基本经济规律，为了适应极左思潮和不顾实际的“节约闹革命”的口号，凭着想当然对科学设计乱改乱动的做法。
按照原来的设计，二汽的铸造能力可达20万吨以上，本来是完全够二汽自身产车之用的。
像二汽这样的特大型企业的工程设计，都是严格按照生产和设备所需的工程环境，经专家反复论证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
这是历经几级检查验证，最后由中央批准定案的。
但在实施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竟毫无道理地认为二汽的设计“贪大求洋”，不符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要求，是“修正主义”的设计方案，不问青红皂白，推翻了原来的许多正确设计方案：．本来国家计划要投资20多亿建设二汽．也被压缩成了9个多亿；很多工艺设备、水、电、路、桥、涵洞、防洪设施、动力设施、后方研发基地等被强行砍掉；特别严重的是．工厂的铸造能力被大幅削减，使二汽的铸件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汽车生产的要求。
由于铸造设备被砍，铸造能力严重不足，二汽实现大规模正式生产后，铸造就成了影响生产能力提高的瓶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二汽领导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建设新的铸造厂以满足需求。
1978年1月10日，李先念副总理视察二汽时，了解到二汽的实际困难后，一次批给了二汽5300万美元外汇，作为引进铸造及其他关键设备的经费。
有了计划，有了钱，这事情就好办了。
副厂长李子政专程赴日本、欧洲进行考察，经多方对比，最后引进了三条分别来自日本和瑞士的“高压造型线”。
1980年3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二汽的“铸造扩建工程”，当年10月29日，二汽成立了铸造三厂筹备组，开始选择厂址。
你们先去看看吧铸造一厂、二厂都在十堰，那么铸造三厂《以下简称“铸三”）应该选址哪里
建设铸三，厂址究竟是选在十堰还是外地，意见很不统一。
有人认为还是十堰好，离其他工厂近，也便于运输和调度，但十堰便于建设工业化大厂的平地已经不多了。
所以，就算铸造三厂能建在十堰，二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设的新厂房还是要迁出去，到时候仍然存在运输和调度问题，不如未雨绸缪，先把铸三建在一个适合二汽更大发展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也是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在京郊的廊坊一带，有人提出应建在镇江，还有人说山东的发展条件好，应该去山东。
就在各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国家机械委的一位领导提出，江西九江有一个军工企业要下马，可以利用他们现成的厂房，九江附近还产铸造所需的造型砂，如果建在那里，还可以节省投资和造型砂的运输费用。
这时，二汽许多职工发表了意见：二汽在十堰，新建的铸造三厂应该和二汽在一起，不说建在十堰吧，起码也不应该很远，这应该是基本常识。
比如九江的那个方案就是典型，距离十堰太远，组织生产困难，长期运输费用高，地块也太小，没有发展余地，根本不适合建设大型工厂。
综合考虑后，以黄正夏为首的二汽领导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和压力，坚决要求把铸造三厂建设在二汽周边。
为了给新建的铸造三厂选一个合适的厂址，二汽专门成立了选址小组。
选址小组开始决定在十堰白浪地区建设，可是当时主管基建的副总工程师马志诚据理力争，认为建在十堰，交通运输、地块、防洪都存在问题，只能离开十堰，向外寻找。
选址小组首先来到丹江，选了几处都不理想，更重要的是，如果铸三建在丹江大坝的下游，一旦大坝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厂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世界各国建设大的工程项目，一般都会回避紧挨着大坝下游的地方。
这个方案被否定了。
1982年，选址小组又去谷城一带察看，经勘察选定了黄康、胡家井等几个厂址方案。
可这些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地方太小
仅仅一个“铸三”是可以的，可当时二汽已经有了生产8吨民用载重车和把整体生产能力提升到20万辆的计划。
如果想在谷城建设一个大基地，这地方就不够用了，这样的话还不如就建在十堰。
马志诚认为，如果顺汉江而下，从丹江口向东，不过几十公里，就进入了一马平川的襄樊地区，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宽一点呢
到襄阳一带建厂，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可受国家三线建设战略思想的影响，一时不敢贸然向总厂领导提出。
思前想后，马志诚终于下定决心约了原铸造二厂党委书记段兴钊等几个人跑到了黄正夏厂长的家里，当面进行汇报：我们在十堰地区和谷城一带的选址都不理想，可否过江去襄樊
黄正夏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方案有前途
襄樊有可能会是二汽的未来
他略加思索，说道：“你们先去看看吧。
”就这样，二汽的命运从此就和襄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定址油坊岗
襄樊一桥的简介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一桥”的建成，不仅加快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而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心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们应当跪对“一桥”。
——作者题记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李俊勇 二十世纪中国桥梁的帜树茅以升先生在他的《话桥梁文化》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到： “桥梁是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或跨过惊涛骇浪的汹涌河流，或在悬崖断壁间横越深渊险谷，但在克服困难、改造了大自然以后，它便利了两岸的往来，又不阻挡山间水上的原有交通。
桥是为了与人方便而把困难留给自己的。
正当人们在路上走得痛快时，忽然看到前面大河挡路，而河上正好有一座桥，这时该暗自庆幸，果然路是走对了。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条宽阔的大河横亘在襄阳、樊城之间，我们没有这样一座永久性的桥梁。
这条大河便是我们的母亲河——汉江（襄江）。
1969年9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襄江两岸同时开展。
翌年4月，一座大桥，一座改变襄樊人命运的大桥横空出世。
这座大桥便是襄樊汉江大桥。
从此，一桥飞架襄、樊，天堑变通途。
南北两城依靠渡船来往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因有了长虹大桥（二桥）、襄荆高速公路桥等，我们襄樊老百姓已经习惯把这座桥俗称为“一桥”。
这似乎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襄樊市志》、《襄樊市交通志》、《襄樊地名志》等志书，几乎无一例外的语焉不详。
这本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桥前之“桥”史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我们的祖先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因为“行”的需要，跨越江河的需要，道路在江河上延续的需要，发明了桥梁。
原始社会人类就有“横木为梁”的记载。
《诗经》云：“亲迎于渭，造舟为梁”。
人们在较宽的江河上，将多只船并列在一起，系上绳索，联成整体，船上铺上木板。
这就是我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桥——浮桥。
襄樊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联舟为梁，而且大部分为军用所架。
据《襄樊交通志•大事记》载：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襄樊守将在汉水架浮桥，使襄樊二城为犄角之势，以抗元军。
这是襄樊架桥用于战争记载之始；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5年），都御史沈晖与副史王玹命同知何祥在襄樊架舟桥，以济行人。
每年霜降水落，联舟七十有二，加板于上，首尾有铁环贯以铁索而系于两岸铁柱。
两岸各建桥楼一座，襄阳端为汉皋楼，樊城为挹秀楼；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为南渡汉水讨伐吴佩孚，冯玉祥部方振武统兵6万，马万余，以木帆船联结成浮桥。
民国十八年4月29日，襄樊再搭浮桥，过河兵员计约7个师10万人。
1949年3月，解放军四野13兵团在襄阳、枣阳一带整训，待命渡江。
襄阳、宜城等县共组织本帆船177只，架设浮桥3处（襄樊、小清河、孔湾），支援30多万人马、汽车、炮车顺利南下，又组织民船4000多只，随军运粮1亿多公斤。
浮桥毕竟是临时性的，也只能是临时性的。
千百年来，老百姓要过河，商人要运货物，只能靠人力渡船。
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其情其景，令人唏嘘。
民国12——14年，襄沙、襄花公路相继通车，襄樊渡口才有了一处人力汽车渡口。
直到1959年11月，襄樊渡口才有了一艘44．1千瓦的机动渡船。
“桥梁，王政之一事也。
”为官一任，造桥修路，繁荣经济，广得民心。
无奈，江太宽了，水太阔了，历代官员们也只能望江兴叹…… 可以说，千余年来，在这里建一座真正的桥梁几乎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
浪漫之建桥 我们先看一段《襄樊市志》记载的文字： “襄樊汉江大桥，位于市区，北濒樊城，南接襄阳，是焦枝铁路上一座公、铁两用特大桥梁。
中心里程K499＋350。
铁路桥长892.6米，公路桥长812米。
……全桥架设钢梁7000吨，铆接铆钉36．8万颗，浇灌混凝土3万立方米。
投资概算2513万元，实际完成2211万元，节约301．4万元。
大桥结构为正桥2台3墩4孔，零号墩为冲击钻孔桩基础，1、2号墩为筑岛钢筋混凝土基础，3号墩为钢沉井管壮基础。
上部为4跨128米连续钢桁梁，全宽23米，中部是10米宽双线铁路桥面，两侧各有5米宽管理桥面和1．5米宽的人行道。
公、铁路处在同一平面上。
……通航最低水位11.28米，标准4级通道；设计最大水流量39400立方米／秒。
” 这一段以枯燥的数字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委实缺乏浪漫。
但这串枯燥的数字背后，却包含着一个浪漫的时代，一群浪漫的创造者、劳动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的中国面临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
台湾国民党政权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为此，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战略，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
有计划地在三线发展军工重工，建立国家战略后方基地。
地处鄂西北的襄阳专区被列为“三线”建设区。
在战争思维下,襄樊的确得益于当时的地利，成为“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
“文革”开始后，一大批中央、省属军工企业相继在襄樊布点兴建，原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卫东、汉丹、江山、东方、风雷、建昌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先后在襄樊及所辖县市落户；原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宏伟、42所、609所等航天航空科研机构和修理工厂也在襄樊市郊竣工。
三线建设带动了襄樊地方工业的发展，襄棉、化纤、襄轴、鄂药、六零三、灯具等企业相继在樊安家。
这是一个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也是一个令襄樊人自豪的时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之际，一个更令人激动的消息是，国家计划修建焦枝铁路，要在汉江上建一座桥梁。
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襄、樊二城能不沸腾吗
市体委的灯光球场里的动员大会上，人头攒动，热血沸腾，欢呼雀跃。
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庐山上的政治斗争，只是在“修好焦枝线，打倒帝修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声中尽情地宣泄着××××。
撇开政治因素，那的确是一个××××四射的年代，一个近乎盲目的浪漫的时代。
如今的年青人已很难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了。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哨声一响，万人上阵。
肩挑背扛，一路小跑。
喊着雄壮的号子，唱着奋进的歌曲。
那是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一种自觉的奉献，一种快乐的劳动。
据《襄樊公路史》记载，大桥设计施工由大桥局第四工程处专业队伍为主，另有民兵配合进行。
市区共投入民兵3500名，按军事编制编为师、团、营、连，共运送石料15万平方米，铺筑渣油路面2万平方米，并在正桥3号桥墩施工时于水中筑起一个4万立方米的砂岛。
另外，襄樊市区各界群众参加义务劳动达15万人次。
据樊城陈老巷的庞文德老人的回忆，当时，他所在的市一砖瓦厂为了不耽误生产，把建大桥义务劳动的时间安排在夜晚或是休假日。
当时的总指挥长是鄂豫两省三线建设总指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
这位指挥过襄阳战役、与襄樊有着不解之缘的将军在指挥建桥时排除“左”的干扰，求真务实但也不缺乏浪漫主义情怀。
《开国将军逸事》里有一个带有演义性质的传说。
某日，将军至汉水大桥工地，问：“什么时候可拿出图纸”答：“需半年。
”将军曰：“不行，留有余地一个礼拜。
”工程人员答：“半年都打了折扣。
”将军问：“武汉长江大桥有多长
”答：“×××长。
”问：“襄樊大桥比武汉大桥还长吗
”答：“短。
”将军曰：“你们这里有没有武汉大桥图纸”答：“有。
”将军指示曰：“你们把武汉大桥的图纸砍一段下来，需多长时间
”工程人员无言以对，5天即设计出大桥图纸。
1969年9月6日动工，1970年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
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5月20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设备的更新，我们的桥梁建设不再需要“人海战术”了，我们更需要科技的支撑。
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在那样的条件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常规需二、三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万建设资金。
这种创造还不够是历史的奇迹吗
这种创造过程还不能算是××××浪漫吗
桥后之检视 《襄樊市交通志》：1961年5月7日，“龙卷风”袭击襄樊，全港落水船员240人，死亡45人，东风2号客轮被刮沉。
这应该只是襄江上发生的因自然造成的灾难之一。
是的，倔傲不驯的江水带给人们太多痛楚的回忆。
如今，大桥建成了，我们从此告别了几千年舟楫摆渡的历史，我们可以自由地穿行在襄江南北，不必苦苦等待慢腾腾的“班船”，不必惧怕落入江水的危险。
因为这座桥，我们拥有了行动的自由，我们更拥有了心灵的自由。
这座桥，给了我们每人一双腾飞的翅膀。
其实，这座桥的意义远不在于此。
对于我们这座城市而言，这座桥使隔江相望的襄阳、樊城连为一体，结束了被河流分割的历史，使襄樊真正地成为“一座”城市，仿佛离散多年的兄弟第一次相拥而泣。
从此，人——物——车在这座桥上自由地流动着。
这座桥静静地躺在碧绿的江水上，注视着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大城市。
它简直是是一部史诗，承载着襄樊古往今来历史的变迁和荣辱。
正是中东部铁路的修建，使国家建设和交通重心东移。
内河的“船”和原始的“马”显然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襄樊“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历史地位迅速下降，从繁华走向衰落。
也正是襄渝、汉丹、焦枝铁路的修建，使襄樊能够在全国的交通地位骤然上升，重新迈入辉煌，尽管有些晚了一点。
铁路及大桥的修建对襄樊来说，客观上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补偿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对这座桥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襄樊大桥的建成，使我们的城市离现代化越来越近。
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也使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
是的，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我们因此失去的也不少。
如今，残留的几条航标斑驳陆离，孤寂地在水中飘摇；经过修复的废弃码头和着几条已改成水上游览餐厅的驳船成为一种象征。
繁华的前街、后街以及众多的会馆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
昔日舟楫密集，码头喧嚣、桅帆林立、万商云集的场面哪里去了
那“铁打的小镇”已变成了都市，那田园般“流水的码头”却哪里去了
我们只能在千百年逝者如斯的汉水边无奈地观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默默地品味那悠久的渐行渐远的码头文化、会馆文化、大堤文化……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我们无法挽留。
曾经，它是那么的宽敞明亮，洋洋洒洒，那么令人迷恋、令人敬仰。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而今，这座饱经风霜，披风沐雨的大桥显得拥挤了，以至于人们宁愿绕道而走宽敞的二桥。
是的，它老了，如果不是其铁路桥部分仍在发挥着其它桥梁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像兰州中山桥一样，已经具备了文物的价值和鉴赏的意义。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忽略甚至不尊重它，就如同我们不能忽略甚至不尊重年迈的父母一样。
也许再建多少座现代化的桥梁，也无法取代一桥在我们心目中牢不可摧的地位。
它永远是汉江上的“第一桥”，永远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丰碑。
它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古城的血液中和我们的骨子里，让我们永远感到熟悉和亲切。
2006年10月25
有人知道与襄阳有关的诗词、典故、人物、故事么
襄阳为什么是千古帝乡
因为历史上从襄阳这片土地上走出去不下于20余位帝王。
其中，既有本土皇帝，也有外籍龙兴于襄阳的皇帝；既有开国皇帝，也有继位皇帝；既有帝后龙种，也有草莽皇帝。
生于襄阳的本土皇帝——刘玄与刘秀西汉自武帝实行“推恩令”等削藩措施后，被分封的宗亲封国越分越小，地位越来越低，到西汉后期，很多刘氏宗亲已沦为普通百姓。
刘玄、刘秀就是衰落于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今湖北枣阳吴店）的西汉皇族后裔。
刘玄是刘秀的族兄，兄弟2人先后崛起并成为皇帝，是长期以来襄阳人津津乐道的“二帝”，也是此次襄阳称“帝乡”的重要支撑。
更始帝刘玄是位昙花一现的皇帝，西汉末年出生于南阳郡舂陵（今湖北枣阳吴店）。
王莽篡政后，天下纷纷起兵征讨，新莽地皇3年（公元22年），平林(今湖北枣阳南)人陈牧领导千余人起义，号平林兵。
正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了平林军，为安集掾。
后平林军与绿林军合并，公元23年，刘玄被绿林军立为皇帝，年号更始，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更始帝。
同年新朝灭亡，刘玄入主长安，成为天下之主。
两年后的更始3年，在赤眉军和刘秀大军的两路夹击之下，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刘玄向赤眉军出降，献出传国玉玺。
不久，被赤眉军所杀。
刘玄凭借其刘氏皇室宗亲的身份和号召力，被拥立为帝，在推翻王莽政权，恢复汉室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其资质平庸，生性懦弱，即位后被权臣左右，又贪恋酒色，荒淫无道，最终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短命皇帝。
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是主席极为推崇的封建帝王。
刘秀是更始帝刘玄的族弟，出生于南阳郡舂陵（今湖北枣阳吴店）的白水村。
新莽末年，在各地纷纷起义的浪潮中，刘秀利用人心“思汉”，连年灾荒，乘势在家乡起兵，称为舂陵军。
舂陵军起初力量比较弱小，影响力也有限。
在昆阳之战中，刘秀身先士卒，亲帅精干援军捣敌要害，大破王莽40万军，为汉军进军洛阳、长安，推翻新莽政权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刘秀一战成名，后在更始帝刘玄麾下东征西讨，屡建奇功。
公元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
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
经过长达12年之久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20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
刘秀在位33年，励精图治，大兴儒学，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刘秀病逝，享年62岁，谥号光武皇帝。
很少称赞古代帝王，而对刘秀评价颇高。
称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
”还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
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龙兴于襄阳的外地皇帝——刘备刘备（161年—223年），字玄德，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论辈分是汉献帝刘协的族叔，被献帝呼为皇叔，是第一位龙兴于襄阳的外地皇帝。
188年，刘备与关羽、张飞等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地方武装，加入东汉王朝扑灭黄巾起义军的战争，史载其“数有战功”、“有武勇”。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弱，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曾分别寄居于大军阀曹操、袁绍、陶谦之下。
201年，刘备自汝南到襄阳投靠荆州牧刘表，先后屯兵于新野和樊城。
刘表与刘备同为汉室宗亲，起初待刘备甚厚，因见其胸怀大志，担心对自己有威胁，便暗加防范。
后来因劝阻刘表废长立幼，刘备又遭到刘表后妻蔡夫人及蔡氏家族的嫉恨，欲借在襄阳城内宴请之机加害之。
刘备得讯逃出襄阳，马跃檀溪后直奔南漳，得遇高士司马徽，向其推荐了诸葛亮和庞统。
后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为军师，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占荆州、联孙吴、退曹兵、入四川。
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史称蜀汉或蜀，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一部分。
陈寿评刘备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
刘备自己也曾说过，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
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谥号昭烈帝。
刘备虽称帝于成都，其帝业的根基却在襄阳。
一是其在襄阳积蓄了力量。
纵观刘备前半生，颠沛流离，壮志难酬。
南下襄阳投刘表前后8年时间，不仅得到喘息之机，在屯新野和樊城期间还扩充军队，操练兵马，为后来争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二是就地取材，招揽了一大批襄阳本土人才，最著名的当属诸葛亮与庞统，还有徐庶、向郎、杨仪以及马氏兄弟等，为其创立帝业提供了人才保障。
三是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侵，而此时刘表病故，表次子刘琮代立，遣使者投降曹操。
刘备屯兵于樊城，料难以抵敌，于是退守江南，在经过襄阳城下时，顾念同宗之情，拒绝了诸葛亮夺取襄阳的建议，携难民败走当阳。
虽甚为狼狈，其仁德之名却迅速传颂，为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气。
史籍中记载的马跃檀溪、水镜晤谈、三顾茅庐，不仅说明了刘备与襄阳的联系，更证明了刘备的帝业是在襄阳所奠定。
以雍州刺史起家的皇帝——南朝四帝东晋时，北方被外族占领，该地区流民、汉族世家和地方官吏大量涌入襄阳一带，为便于管理，朝廷将雍州侨置于襄阳。
南朝犹沿袭，宋元嘉26年（449年），改雍州为实土州，划出襄阳、南阳、顺阳、新野、随等五郡为侨置雍州的实土。
南朝时期前后有四位皇帝曾经担任过雍州刺史，他们是宋孝武帝刘骏、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西梁宣帝萧詧。
这4位皇帝均在襄阳建立根基，从襄阳起家，当时襄阳地位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宋孝武帝刘骏（430年－464年），是从襄阳起家的“南朝四帝”中最早的一个。
他是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宋的第五任皇帝，是一位长于骑射，精于诗文，以好色著称的风流皇帝。
435年，刘骏年仅6岁便受封武陵王，16岁时任雍州刺史，是东晋偏安江东后南朝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子弟，4年后调任他职。
453年，太子刘劭弑帝，刘骏率军讨伐，很快便击溃刘劭的势力，夺取了皇位。
年号“孝建”、“大明”。
刘骏在位11年，于公元464年病逝，享年35岁，谥号孝武帝。
刘骏在位早期针对前朝弊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后期昏聩，以残暴、好赌、好酒和淫乱著称，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皇帝。
史载其天性好色，临幸不避戚谊，并有与母后路惠男乱伦之恶名。
“南朝四帝”中名声最著、成就最高的是梁武帝萧衍，为南兰陵郡武进（今江苏常州西北）人，464年出生，是南朝时期梁朝的开国皇帝。
萧衍在位达48年，列南朝皇帝之首，在古代皇帝中也名列前茅。
萧衍为汉朝相国萧何的后裔，原是南齐之臣。
487年，北魏军进犯雍州，萧衍奉命驰援。
于次年3月在邓城激战失利，率军退守樊城。
489年，被朝廷任命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萧衍素有夺取天下的雄心，在襄阳期间招兵买马，训练士卒。
后以襄阳童谣《白铜鞮》“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为天命，制造代齐的舆论，从襄阳起兵反齐，一举攻占齐都建康。
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
萧衍不仅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
史书称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在位前期颇有政绩，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广泛纳谏，重视人才的选拔，并且十分节俭。
史载其“一冠三年，一被二年”。
但其猜忌功臣，重用宗亲，后来又笃信佛教，几次入寺为僧，并精心研究佛学，以致少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
老年的萧衍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在位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饿死于台城，享年86岁。
萧衍是历史上仅次于清乾隆名列第二的长寿皇帝，谥为武帝。
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年），是一位从襄阳走出，且具有襄阳血脉，文学成就大于政治成就的皇帝。
他是昭明太子萧统一母同胞之弟，他们的母亲丁令光是萧衍在雍州刺史任上娶的襄阳女子。
丁令光因在妻妾中第一个为萧衍生子，很受宠爱，后被册封为贵嫔。
从这个意义上讲，萧纲起码可算半个襄阳人。
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于襄阳，因早亡未及登基，萧纲在中大通3年（531年）被立为太子。
萧纲与其兄萧统一样，都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和文学成就，他所创造的以宫体诗为核心的宫体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他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
此外，他还精通玄学、医道，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也有较多兴趣。
自普通2年至中大通2年共10年的时间内，萧纲先后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扬州刺史。
其中，任雍州刺史7年，为时最久，此阶段是萧纲文学集团最活跃的时期。
相比文学成就，萧纲的治绩平平，乏善可陈。
太清3年（549年），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囚饿死，萧纲即位，大宝2年（551年）为侯景所害，谥号简文帝。
西梁（后梁）宣帝萧詧（519―562年），与萧统一样也是半个襄阳人，他是梁武帝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之第三子。
萧詧既是南朝梁的末代皇帝，也是西梁（后梁）的开国皇帝。
其生于519年，于531年被封为岳阳郡王并被任命为东扬州刺史，镇守会稽。
546年改任雍州刺史，一直镇守襄阳。
“侯景之乱”中，侯景立萧纲为帝后废帝自立。
时梁武帝七子萧绎镇守江陵，派军击败侯景，攻破建康。
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是为梁元帝。
554年，西魏攻下江陵，杀梁元帝，立萧詧为帝。
555年，西魏改梁为西魏控制的藩属国，年号大定，史称西梁、后梁，以萧詧为西梁开国皇帝，除江陵附近八百里之地外，将襄阳等地皆并入西魏，并将江陵一带的人民财产掳掠一空。
萧詧借西魏之力登上梁朝帝位，本想重振祖业，无奈成为西魏的傀儡。
562年，于即位8年后在抑郁中病故，谥号宣帝。
自襄阳打出去的草莽皇帝——李自成、张献忠古代与襄阳有直接关系的还有两位草莽皇帝，他们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与张献忠。
襄阳历史上曾有一次称“京”的经历，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杰作。
李自成（1606年—1645年），陕西米脂人，自幼家贫为僧，后充当陕北驿卒。
崇祯元年（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
不久参与发动兵变和农民起义，辗转投奔到其舅父“闯王”高迎祥麾下，称“闯将”。
高迎祥兵败被杀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成为明末起义领袖之一。
当时中原灾荒严重，社会矛盾极度尖锐，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
1643年李自成攻取襄阳，建立新顺政权，定都襄阳，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
后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乘胜进占西安。
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
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
同年4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夹击李自成。
李自成战败，退回北京，匆匆称帝，于次日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敌军。
1645年5月，在湖北通城九宫山元帝庙遭地主武装袭击而死。
李自成与刘备、萧衍等一样，也不是襄阳人。
其两度在襄阳活动，加起来时间不过一年左右。
但襄阳对他，他对襄阳，都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建立新顺政权之前，李自成虽称为“闯王”，却不过是一支义军的头领。
而在襄阳所称的新顺王，则是一个新兴政权的首领。
新顺王与历代王朝所封的藩王有本质区别，藩王的封地不能称“京”，李自成将襄阳改为“襄京”，整修宫殿，设置内阁六府，任命官员，还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等于公开向世人宣示，新顺王是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帝王。
更重要的是，李自成在占领襄阳后迅速扫平了周边府县，站稳了脚跟，制定了先取关中，次取山西，再向京师的正确战略，并依据这一战略定鼎西安，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在主席的眼中，李自成既是一位英雄人物，也是一个负面典型。
当年率中共领导机关进北京时，就强调共产党人不走李自成的老路，告诫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奢淫逸，狂妄自大。
尽管襄阳城在古代的地位一直很高，可称“京”则只有一次。
李自成后来在北京称帝虽十分短暂，但其帝业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在襄阳。
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大西皇帝张献忠（1606年—1647年），是陕西省定边县人，初从军籍，担任过捕快、下级军吏，后因犯法被免。
1630年，在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自号八大王。
后改投高迎祥，为结盟的13路义军之一。
张献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
但史籍中对其贬损甚多，言其杀人成性，并有屠蜀之说。
《明史》为清廷所编，难免言过其实，可过多杀戮事出有因。
例如，张献忠攻陷凤阳后，不仅捣毁了明皇陵和朱元璋曾出家的皇觉寺，还挖掘了其祖坟。
所攻陷的襄阳、武昌、重庆、成都等处的明朝藩王，基本上都被满门抄斩。
《襄阳府志》也记载了张献忠破襄阳后，不仅诛杀了襄王朱翊铭，焚毁了襄阳王府，还毁掉了古城头所有的城楼和垛口，是襄阳城墙自修复以来毁坏最严重的一次。
张献忠几度转战襄阳，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637年秋，张献忠从河南向襄阳进攻之时，遭明军左良玉等疯狂剿杀，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存实力，次年4月伪受朝廷招安，授副将，获拨半年军饷，驻扎谷城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
其间，延请谷城举人王秉贞为谋主，诸生徐以显、潘独螯等为重要谋士，集草屯粮，打造军器，训练士卒，扩军十万，并与李自成在谷城“双雄”密会，约定东山再起。
1639年6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反明大旗，罗汝才、李自成相继联动，农民起义重新进入高潮。
1641年，张献忠再次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襄阳守兵数千，军资山积，尽为贼有”，“发银五十万以脤饥民”。
1643年占武昌，称大西王。
1644年攻克成都，登基称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明朝灭亡后，清军南下围剿，张献忠引兵拒战，于1647年1月在西充县凤凰山中箭而死。
张献忠称帝虽时间短暂，但其帝业也有襄阳的孕育之功。
与周天子相颉颃[xié háng]的“楚天子” 襄阳是楚国的发祥地，楚国历时800多年，在襄阳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西周初成王封熊绎子爵，“辟在荆山”（今保康、南漳一带），熊绎带领楚国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疆拓土，发愤图强。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
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定都鄢郢时期。
楚国都城不断转徙，有的甚至来回多次重复居住，其地主要在以宜城平原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
据出土的战国竹简《楚居》记载，楚国都襄阳有两处，一是鄢郢（今宜城郑集），一是鄀郢（今宜城东南），此记载也被楚皇城的考古发现所印证。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熊赀迁都鄢郢，公元前504年楚昭王迁离鄢郢，历时186年。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从楚文王到楚昭王共计12代楚王。
而定都鄀郢时期具体时间多久，经历了几代楚王，目前尚未找到具体的记载。
楚立国800多年，君主46代，其中26代称王，在襄阳所产生的楚王至少有12位以上周朝以前尚无皇帝称谓，最高统治者称为王。
诸侯国君起初以封爵相称，如郑伯、楚子。
后统称为公，如齐桓公、晋文公。
周朝管辖的诸侯国一律向周天子称臣，唯楚国有所不同。
熊绎虽受封于周天子，但当时的楚国属于蛮夷之地，不在中原之列，故楚名为诸侯国，实为“化外之邦”的藩属国。
西周初年，周昭王就曾经三次兴兵伐楚，但两次残败。
其中昭王16年（公元前997年）第三次伐楚，更是中了楚人的胶舟之计，周昭王也溺毙于汉水之中。
南征的失败，不仅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
后来楚庄王曾勒兵洛阳城郊，公然向周王问鼎。
这些，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充分说明了楚国不同于其他诸侯国。
西周夷王之时（公元前913年前后），楚国就曾经一度称王。
公元前704年，熊通再次自立为王，即楚武王，完全脱离了周朝的管辖，与周王室分庭抗礼。
熊通、熊渠等楚王都曾公开宣称“我蛮夷也”。
武王之子楚文王“始都郢”（今宜城郑集）后，在此历12代楚王。
直到公元前369年，众诸侯中始有魏惠王称王，此时距楚国熊通称王晚了335年。
与周天子并立的楚王实际上就是楚国的天子，等同于后世的皇帝。
楚国本来就发祥于我市的荆山山脉，后世楚王均属荆山先民的子孙，尤其是居鄢的楚文王及之后的12代楚王，都是实实在在的本土帝王。
李闯王当了多久皇帝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西米脂李继迁寨。
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
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
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
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
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
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
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
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
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城九宫山元帝庙遭村民误杀致死。
中文名： 李自成 别名： 李鸿基、李闯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党项羌后裔） 出生地： 陕西米脂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1645年（乙酉年）5月17日 职业： 农民军领袖 主要成就： 建立大顺，灭亡明朝 称号： 闯王 政权： 大顺 年号： 永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