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有可能夺权吗?
民主党派，指在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
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党派特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合作方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或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它们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内战爆发以前成立的。
那段时间中国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
当时主要的中间党派有：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由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多次更名而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194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0日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更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14日在广州成立）九三学社（简称“九三”）（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后来在是否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问题上，中间党派发生了分裂。
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当时属于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了制宪国民大会。
中国民主同盟遂开除了中国民主社会党，此后不久即被国府查封。
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均遭到国府查封，禁止活动。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拥护。
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纷纷奔赴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9年11月16日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949年12月18日解散。
有鉴于此，希望其他党派不要解散，可以和共产党互相监督。
保留下来的八个党派作为“参政党”，在自己的党章中都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政议政。
民主党派的主席一般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各党成员范围民革，主要由国共内战时的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其后裔组成，后来许多国民党籍的倒戈将领和被俘释放的军政人员加入。
民盟，主要是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
民建，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家和经济界的中高层人士为主。
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
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
致公党，主要以归侨、侨眷为主。
九三学社的人员组成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常见职业分布为教师、医师、工程师等等。
台盟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籍人士组成”。
什么是第二条战线，产生的的时代背景历史作用是什么
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故称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即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5-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
为了争取和平，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等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并推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但是，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政权的反动、卖国、独裁，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加广泛、高涨的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开展。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产生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及抗战前建立的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战斗。
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反美反蒋斗争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直接打击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条战线，使蒋介石集团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外侨胞的迅速响应。
1949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
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以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10月1日，北京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
求民盟的发展过程。
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
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
于是，即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旋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任主席。
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
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
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
会议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促和谈成功。
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一批优秀的民盟盟员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民盟的海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
同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推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特别是在参加国家文教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2月，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
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
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盟受到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民盟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民盟逐步恢复组织活动。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民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与中国共产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
1979年10月，民盟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决定把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其他方面重大问题的协商和讨论；参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履行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同时，进一步调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组织和动员盟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以智力开发为主要内容的面向社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活动，同时民盟的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
1983年至2002年，民盟先后举行了五至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增强参政党机制，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期间，民盟中央提出了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号召。
通过实践走出了一条开发民盟智力资源，参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与实施的新路子，尤其是在参与教育改革和智力扶贫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2002年12月举行的民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章程》规定，中国民主同盟高举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盟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促进大团结大联合。
全盟要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与时俱进，在新世纪新阶段，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作出新贡献。
民盟现有成员15.7万余人，其中高教界占24.8％，普教界占35.3％，文化艺术界占5.7％，科学技术界占11.2％，医卫界占7.7％。
省级组织30个，市、县级组织384个。
盟员中有近1.4万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近400人担任县处级以上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还有一些人担任特约检察员、特约监察员、特约审计员、教育督导员。
民盟成员中，有许多人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享誉国际或获得国家表彰。
民盟中央主办有向盟内发行的机关刊物《中央盟讯》和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群言》，设有群言出版社和群言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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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各主要派系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派系众多的政治联合体。
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第三次下野，在国民党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历史过程中，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始终未停息过。
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
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外，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系、阎系、西南地方实力派等。
这些派系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
本文从研究政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政坛的影响考虑，选择蒋介石集团、西山会议派、改组派以及民主派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来论述，不仅戴季陶主义不在论列，就是嫡系内部各派如黄埔系、CC系、新政学系、军统、蒋太子系、夫人派、美英派、朱家骅派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争论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蒋介石集团：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总揽国民党军政大权，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年7月，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叫嚣要“以党治国”、“以党专政”。
之后国民党陆续颁布了《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时期约法》，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法西斯体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合法化。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持的一党专政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国家制度进一步强化。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一股顽固的反动势力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底结成的反动集团。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中的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打着“谋救党国”的旗号，叫嚣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
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顾问鲍罗廷解雇》、《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等反革命议案，还发表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告国民书》、《告海外同志书》、《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反动文件。
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是1928年至1930年间在国民党内一度出现的一个反对派。
他们曾经是追随过1927年蒋介石搞反革命政变的势力，但因为利益矛盾，对于蒋介石搞独裁非常不满，于是掀起了一个改组国民党的改良主义运动。
当时为首的是汪精卫、陈公博等。
1928年春夏之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
他们的总部设在上海，各省市及海外一些地方设立了支部，并出版了《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
民主派：民主派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忠实地执行国民党“一大”宣言、贯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派别。
它的杰出代表是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邓演达等人。
这一派别主要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利益。
他们与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右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民主派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为推动国共合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不断集结和壮大。
各派别政治主张的三点异同 一、关于是否坚持三大政策问题。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为之不屈地英勇奋斗。
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晚年又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围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问题的理解，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诸多分歧。
蒋介石集团在中山事件之后，因自身根基未固，加上北伐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所以事变后决定仍然继续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而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其狼子野心也就暴露了出来。
首先他们背叛联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
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
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
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
”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
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
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
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其次他们一面对中共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
而后颁布《清党条例》、《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
再次他们对待农工由安抚变为严密控制和镇压。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
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如浙江省实行的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
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6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0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
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1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 国民党各主要派系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派系众多的政治联合体。
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第三次下野，在国民党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历史过程中，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始终未停息过。
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
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外，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系、阎系、西南地方实力派等。
这些派系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
本文从研究政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政坛的影响考虑，选择蒋介石集团、西山会议派、改组派以及民主派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来论述，不仅戴季陶主义不在论列，就是嫡系内部各派如黄埔系、CC系、新政学系、军统、蒋太子系、夫人派、美英派、朱家骅派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争论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蒋介石集团：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总揽国民党军政大权，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年7月，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叫嚣要“以党治国”、“以党专政”。
之后国民党陆续颁布了《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时期约法》，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法西斯体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合法化。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持的一党专政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国家制度进一步强化。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一股顽固的反动势力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底结成的反动集团。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中的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打着“谋救党国”的旗号，叫嚣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
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顾问鲍罗廷解雇》、《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等反革命议案，还发表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告国民书》、《告海外同志书》、《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反动文件。
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是1928年至1930年间在国民党内一度出现的一个反对派。
他们曾经是追随过1927年蒋介石搞反革命政变的势力，但因为利益矛盾，对于蒋介石搞独裁非常不满，于是掀起了一个改组国民党的改良主义运动。
当时为首的是汪精卫、陈公博等。
1928年春夏之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
他们的总部设在上海，各省市及海外一些地方设立了支部，并出版了《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
民主派：民主派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忠实地执行国民党“一大”宣言、贯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派别。
它的杰出代表是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邓演达等人。
这一派别主要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利益。
他们与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右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民主派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为推动国共合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不断集结和壮大。
各派别政治主张的三点异同 一、关于是否坚持三大政策问题。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为之不屈地英勇奋斗。
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晚年又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围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问题的理解，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诸多分歧。
蒋介石集团在中山事件之后，因自身根基未固，加上北伐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所以事变后决定仍然继续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而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其狼子野心也就暴露了出来。
首先他们背叛联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
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
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
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
”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
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
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
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其次他们一面对中共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
而后颁布《清党条例》、《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
再次他们对待农工由安抚变为严密控制和镇压。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
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如浙江省实行的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
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6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0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
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1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 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
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酿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
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
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派别。
一方面他们背弃孙中山的联共政策，鼓吹“清党”反共。
孙中山之所以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要拯救它，使他新生，一定要吸收新的分子，注入“新血液”。
但西山会议派极力反对。
他们心怀叵测地攻击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
“只见有害，不见有利”；污蔑共产党借机宣传共产主义，“处处要叫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只接近他们党，而不跟本党亲近”，“党中杌陧，无日或宁，直至今日，杀机尽露，迫竹之事，层见叠出”；诋毁共产党在孙中山逝世以后，“更积极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动，不徒人据本党之策源地以自大，尤复极尽其离间挑拨之能事，强析本党同志为左右派以逞其迎拒，甚至暗中截断本党与民众之声气，诋毁本党之信仰”；扬言只有“实行清共”，才能“护国救党”，否则，“再过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另一方面西山会议派反对联俄，主张联帝，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
他们指称苏联政府“带有帝俄时代之遗传病”。
“彼所以结好于我者，为彼非我也”。
诋毁列宁废除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处在“危机之秋”的权宜之计。
攻击鲍罗廷在国民政府所采取的重大决策先决于共产党，而后叫国民政府通令执行，“以故党务政务之重要者，共产党小学生莫不先知，而吾党中之重要委员则冥然而无所闻也。
”他们咒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污蔑“苏俄之历史，无非残杀异党之历史，今则像吾党残杀矣。
”为了切断与苏俄的关系，在西山会议上，他们置孙中山的临终教诲于不顾，通过了《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疯狂叫嚷苏俄今后“如有不以平等待我者”，“皆当反对”。
西山会议派视苏联为眼中钉，相反视帝国主义如亲兄弟。
邓泽如说，国民党无论如何不能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否则，国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其同情”、“使我党丛帝国主义之仇怨”，因此，他们坚持不许在国民党政纲里出现“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甘当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改组派认为“联俄”只“是当时一种精神”，现在苏联和第三国际“是另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之妨碍国民革命无异”，因此，他们与蒋介石集团一起反苏反共产国际，“暴露其指使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指责其东方政策之错误”。
改组派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则是“皆应努力扫除之”，“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摘与批评”，“对其分子，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
改组派抱有狂妄的野心，认为“中国革命为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应领导东方组织一个三民主义东方国际或第四国际，使三民主义扩大为国际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改组派与蒋介石集团所不同的是：蒋介石是在台上，握有军政实力，可以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和屠杀，而改组派则是在台下，只能作宣传上的配合。
改组派对于孙中山三大政策唯一“继承”的，就是承认：“扶助农工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第一个精神”，并且表示要继续“深入农工群众”去“唤起民众”。
但是改组派同时确有认为，工农群众未必“都能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也未必就是革命的主力军。
至于改组派声称要“扶助农工”，“深入农工群众，”则是因为看到自1924年以来，共产党作了大量的“唤起民众”的工作，从而赢得了工农群众的拥护。
感到“好像农工是共产党专有的，国民党革命是用不着农工的!好像国民党对于农工的态度只有‘压迫”’似的。
一方面改组派要同共产党争夺民众，另一方面改组派也感到，国民党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人心尽丧。
“为了党的生存，非急速重新恢复民众，领导群众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众的心理腐倾和恶倾，”防止农工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不满、厌恶情绪的日益增长，以至最后走上追随共产党的道路。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疯狂地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
对此，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为代表的民主派或称左派，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高举孙中山的旗帜，不顾右派势力的诽谤和攻击，坚持三大政策，领导国民党民主派继续进行国民革命。
”对苏联、对共产党他们跟右派大相径庭。
为完成孙中山临终的嘱托，宋庆龄于1927年8月下旬赴莫斯科考察，行前发表《赴莫斯科的声明》，再次表明要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指出叛变革命和违背三大政策的反动势力必然走向失败。
她称颂“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重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的帮助中国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
同时他们也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重视农工力量。
在莫斯科，宋庆龄与国民党民主派人物邓演送、陈友仁等于1927年11月11日，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宣言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真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已成为旧势力的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势力统治，必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
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工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