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红卫兵的口号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后，首先在青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现于北京。
8月1日，写信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
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
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
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1967年8月，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人民网)
红卫兵是如何炼成的
据我所知：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开始由年轻的学生组成，后来发展到所有的自认为是革命派、造反派的人或组织都称作红卫兵。
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及悲剧的重要因素。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
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
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
1966年8月18日，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 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
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
“八·一八”之后，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
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
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
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
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
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
在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於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
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
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
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
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什么口号最有战斗力
1978年8月19日.红卫兵1966年拉开了文革悲剧的大幕，这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心寒凉齿的一场浩劫。
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引导，文革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合法的受国家领导人支持的组织——红卫兵。
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
当年，他们只有十七八岁，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盲目地卷入的政治运动，把自己的一切狂热地奉献给了某种宗教般的信仰。
谁知道这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血与火的炼狱。
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大串连” 和“破四旧”，由于受人利用，还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
主席几次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致使红卫兵运动达到了的高潮。
红卫兵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画，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
几乎每一个红卫兵都是从文革浩劫中爬着出来的。
他们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组雕塑群，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红卫兵运动结束的标志是1968年底上山下乡热潮的出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出现于50年代，由于文革的爆发一度中断。
1967年，社会舆论重新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10月11日，报道了北京一些中学生自愿到内蒙当普通农民的消息，并发表短评予以赞扬和提倡。
1968年12月，发出指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大红卫兵，特别是中学红卫兵，对此报之以巨大的热情，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纷纷奔向四面八方，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热潮。
短短的几天内，仅兰州、武汉、天津三大城市就有近十万的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插队落户。
在校的大专院校学生的毕业分配也根据中央这个精神，六六、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分到工矿、农村、和农场。
上山下乡热潮的出现，在校大学生的分配，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最后结束。
到此，红卫兵在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一个学校——社会——学校——社会的大循环。
所不同的是，红卫兵这次走向社会不再是去传播“火种”，不再是以“天使”的身分去发动工农，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
这种历史角色的大颠倒，恰好表现了红卫兵运动的悲剧性结局。
由文革发端的红卫兵运动，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罪责都加给那一年代年轻人，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他们无法舍弃也无法选择的。
1978年8月19日，转发共青团十大，认为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不再继续存在。
之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即行撤消，至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群体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季羡林《牛棚杂忆》里提到的新北大公社的“老佛爷”是指谁
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先生基本上被看作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加上在高级知识份子中罕见的穷苦出身，一贯谨言慎行谦虚下人的高尚品格，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是生命尚未受到威胁，物质生活尚有保障，工作环境虽不完美却也尚未遭到彻底摧毁，授业著述的自由尚未被剥夺。
然而，一场践踏了先生学术生命中最好的十二年中年年华的大革文化命的狂风骤雨到来了。
疯狂岁月里的壮举 文化大革命初始时期到工作组被赶跑，先生还是被划在「临界线」上的，基本属於「人民内部矛盾」。
不久，先生按捺不住义愤和正义感，主动跳了出来，反对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聂元梓，其结果当然是马上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历经极其野蛮的批斗，饱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被关进「牛棚」。
工作的权利理所当然被彻底剥夺，生活水平也被降低到几乎难以维生的地步，遭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
这一切都真实地记录在《牛棚杂忆》之中，诸舨丧心病狂的暴行就不在此详述了，引用一段乐黛云教授的回忆也就足够了：「……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著口号，押著两个黑帮份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
他们两人都是胸前挂著牌子，背上扣著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
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著『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