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二大三大的党章
中国共产党党章经由一大、二大等不断修正完善的情况。
第一部党章是党的二大制定的。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二大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五大除外）均对党章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改。
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五大未对党章进行修改，会后由中央政治局对党章进行修改。
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
30年来，在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对党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七部党章。
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
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一大党纲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
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纲领》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
《纲领》也对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纲领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C·M·维尔巴编的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 。
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
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97至199页收录了这两个版本的译文） 二大党章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
这部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
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全文收录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508至510页） 三大修正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章程共六章，三十条。
它和二大通过的党章相比较，基本是二大党章原来的结构的内容，只是个别条文的改动。
如在关于党员入党手续方面，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
党章还分别规定了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全文收录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535至537页） 四大修正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
章程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
并规定从四大开始对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改称为“书记”。
（全文收录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第203--204页） 五大修正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专门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在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中，“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
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这个修正议决案共有十二章，八十五条，对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许多新的补充和修正，特别是在党的组织系统方面，作出了远较前四个党章详尽系统的规定。
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这是在我们党的根本法规上，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提法。
同时，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并规定“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
”修正章程在“党的中央机关”一章中，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外，还要选举“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体现了加强集体领导的精神。
（全文载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415至421页） 六大党章 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党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条。
六大党章基本保持了五大党章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一些调整。
六大党章较以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在关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
（全文载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348至354页） 七大党章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七大党章共有十一章七十条。
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党章发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党章的总纲部分。
总纲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是每一个党员“一切活动的准则”。
总纲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来的斗争经验，以简洁的文字阐明了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
第二，确定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
第四，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
（全文载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569至577页） 八大党章 1956年9月26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
针对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情况，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此外，八大党章对党的组织机构也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如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增加了要积极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规、法令的状况；明确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等。
八大党章还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
（全文载于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九大党章 1969年4月1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方针。
九大党章背离了八大党章的正确纲领，在党章中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总纲里充满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特别是把林彪作为“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列入党章，这在党章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等五项接班人的条件。
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
（全文载于196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十大党章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只作了个别的修改和补充。
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全文载于1973年9月2日《人民日报》） 十一大 1977年8月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
它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
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
譬如：在总纲及有关条款中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党要认真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等等。
但是，由于十一大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十一大党章没能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这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全文载于1977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十二大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部党章吸取了历届党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在七大、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写成的，也是吸取了九大、十大党章的教训并彻底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而写成的。
十二大党章的重要特点是：第一，有一个比八大党章更为充实完整的总纲，总纲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
对思想，新党章在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作了比七大更科学的表述。
第二，新党章对全体党员、党的干部提出比过去历次党章更加严格的要求。
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求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等。
第三，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比较具体的规定。
而且吸取了历史教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
“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第四，新党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要的改变和新的规定，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还要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还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和副主席，“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第五，对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也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
另外，十二大新党章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
（全文载于1982年9月9日《人民日报》） 十三大 1987年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部分条文的内容作了修正。
修改部分涉及到十二大党章的十个条款，即第十一、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条。
十四大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有十章，五十条，是对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进一步修正，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
新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前进的历史。
把这一段历史写入党章，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新党章把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载入党章，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新要求。
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议，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
鉴此，党章删去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全文载于199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 十五大 1997年9月18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这次修改党章集中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章总纲在原来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和关于思想的论述之后，对原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理论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理论。
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修正后的党章对第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规定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
（全文载于1997年9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 十六大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次党章修改工作，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坚持了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在保持党章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内容作了适当修改或补充完善。
十六大对党章作了几项重要修改 ，第一、党章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二、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阐述。
第三、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表述作了新的概括。
第四、总纲中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增加了新内容。
第五、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
第六、对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第七、对党的基层组织的有关规定作了补充和修改。
第八、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责和任务作了补充规定。
第九、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表述。
第十、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
十七大 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增入党章。
十八大 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大会一致同意把党的十七大以来建设实践发展的新成果、新认识、新要求充实到党章关于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中：在党章中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是在什么时候提出
1977年5月24日，邓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
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什么是绿党啊
党是在二十世纪才开始洲扩散，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
欧洲份的国家都有绿党，除了欧洲之外，已经成立绿党的有新西兰、 澳大利亚、北美、非洲。
而台湾绿党成立于1996年1月25日。
全球的绿党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
这使得绿党明显地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派与社会主义派大不相同。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绿党是由社会运动的行动者组成的，他们代表了政治上的弱势团体或是少数族群。
简而言之，绿党是社会运动者的政治延伸。
绿党的四个基本主张是： 生态永继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草根民主 (Grass-Root Democracy) 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世界和平 (World Peace) 关注绿党和绿党的生态优先观( 作者：莫神星2005-11-14) 绿党是一个在二十世纪才开始在欧洲扩散的政党，除了欧洲之外，在世界各地多个国家都有成立绿党，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北美、非洲，最著名的就是绿党。
各个国家的绿党的内容多少有些不同，但全球的绿党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
这使得绿党明显地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派与社会主义派大不相同。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绿党是由社会运动的行动者组成的，他们代表了政治上的弱势团体或是少数族群，他们往往为建立生态保护区出力，反对经济对生态的破坏。
绿党的四个基本主张是： 生态永继 、 草根民主、 社会正义、世界和平。
全球的绿色革命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
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
绿党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 全球的绿色革命与绿党的崛起 （一）绿党崛起的背景——遍布全球的绿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R·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
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这所有的一切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振聋发聩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全人类宣告了能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与延续的终极制约，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治发展内涵。
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
《报告》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在过去实际上被人们搁置一边的生死攸关问题的重大领域”。
1960 年代末期，欧洲从狂热的共产主义，极端的民主意识，性解放等等的自由理念中，逐渐形成一支绿色政治运动队伍，以环境保护、反核、可持续能源等作为其政治诉求，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作抗争与改革的活动。
这样的绿色运动最先在斯堪地那维亚的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德国开始发展。
初期经常有相当激进的街头抗争与国际性的干预行动。
1977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了盛大环保游行，在全国各地，人们高呼着保护环境的口号，在街头和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和宣传。
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超出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终形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
1970年的地球日，被公认是在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拉开序幕之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走向高潮的一个标志。
60年代后期7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造反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在此基础上，“自然之友”、“峰峦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卫士”、“布仑特兰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推动着作为国际社会一种市民运动的“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其影响日益深入，并渗透至社会的每一角落，形成所谓“绿色政治化”的局面。
国际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在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绿化”，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与生产生活方式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绿色运动更是与妇女运动、和平反核运动相响应，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安全的社会。
自那时起，到了9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努力和奋斗，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的环境意识，二是政府的环境政策和行为。
1992年，美国已有大约1万多个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10个最大的组织的成员已从1965年的50万人增至1990年的720万人。
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而不单单是一个口号了。
例如，根据1990年的民意测验，有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有4\\\/5的人则把环境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
可见，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公众的环境意识亦日见浓厚。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间，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
1970年，国家环保局重新整编，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府管理实体之一；它不仅是国家重大的环境保护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者，而且负有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和监督责任。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健全和完善了环境管理的机构。
因此，到了90年代，甚至连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实施了环境立法的地方，“空气和水都比20年前清洁了，环境污染的情况减少了，树木在1995年比1885年多了。
”而最能体现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压力作用的应该是总统选举。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间，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挑选的竞选伙伴是《濒临失衡的地球》的作者阿尔·戈尔，则更呈现了一种人心所向；因为《濒临失衡的地球》是1992年美国的畅销书，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愿为保护地球而付诸努力的决心[参看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戈尔演讲]。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发表了“地球日”演说，则不仅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保护环境的支持，而且以一种高昂的热情评价了“地球日”。
进入90年代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形势应是一片大好。
（二）绿党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一股绿色政治的风潮在欧洲大陆兴起。
到80年代初期，一场以市民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
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80年代在欧洲各国先后创建了绿色政治组织——绿党。
德国是欧洲第一个绿党的诞生地。
这场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
伴随着这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一个新兴的政党——绿党出现了，它成为这场绿色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并很快成为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党派。
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绿色运动方兴未艾，绿党组织和活动的影响力也在扩大。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绿党的地位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相对上升的趋势。
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欧洲出现了一批环保主义政党。
1973年在绿色政治的发源地欧洲出现了第一个绿党——英国的人民党。
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也纷纷建立绿党，1979年西德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德国绿党。
德国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意义绿党的诞生地。
现德国外长菲舍尔是德国绿党党员。
去年访问过中国。
德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
每个政党都把保护环境作为重要纲领之一。
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环境政策的好坏是竞选得票多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民间，活跃着数量众多的独立自发的环保组织。
1993年两个德国的绿党合并，其势力更加锐不可当，在16个州中进入了11个州议会，并在联邦大选中获得49个议席，终于到1998年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结成红绿联盟，进入联邦政府，担任了外交、环保、卫生等三个部长职务。
德国外长菲舍尔是目前全球绿党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欧洲以外新西兰、澳洲、美洲、非洲等地也出现绿党。
现在，绿党已遍布全球各大洲，迄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绿党组织。
仅欧洲绿党联盟就有43个成员党。
在拉美国家绿党的组织和活动日趋活跃，亚洲已正式成立的绿党，仅有蒙古、台湾和尼泊尔。
蒙古绿党早在多政党民主开放后，于1990年成立，党内虽无当选的国会议员，但仍属联合政权的一部分。
在我国的台湾省也有绿党存在和活动。
台湾绿党，成立于1996年1月。
现今全球已有超过70个绿党组织，并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有该党的组织联盟。
这整合的程序，当然是由设在欧盟这个大本营的绿党所特别推动的。
于是，欧洲绿党联合会在1993年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并同其他大陆的绿色政治组织加强联系。
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和一种新的国际，即绿党国际。
1999年6月，绿党在欧洲议会的626个席位中，占有了47席
在欧洲17个国家的议会中绿党议员达到206名，欧盟15国，有12个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
由于绿色政策的国际性与其符合现代环境问题迫切需要的共通性，由欧洲各国绿党所组成的欧洲议会次级团体“欧洲绿党联盟” 也成了欧盟议会中最有跨国连动性的欧洲政党。
1999 年，为了欧洲大选的造势，欧洲绿党联盟邀请包括台湾绿党在内的22 国26个绿党正式政党，以及其它同质但尚未正式成立政党的绿色运动团体在巴黎举办国际绿党大会。
场面浩大，可比昔日的共产国际大会。
求星球大战共和国，帝国，义军，绝地，西斯的标志
CS里警的角色都是王牌特种部队的，世界著名的反恐部队有两条评价标准：1。
是否经历实战。
2。
是否成功完成过反恐任务并扬名世界。
没有TOP10，只有这几个符合上述两个标准的部队。
我来告诉你个有权威的： 1。
英国皇家陆军特别空勤团（SAS） 英国皇家陆军“特别空勤团（简称SAS），是由戴维.斯特林上校于一九四二年在利比亚建立的一支特种部队报纸部队。
报纸这样介绍他们：“特别空勤团是英国军队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口号是保密
” 目前，特别空勤团大约有九百名队员，平均年龄约在二十六岁。
这批特种部队于一九五二年改编为英国本土防卫部队－“特别空勤团”。
他们的司令部和训练基地设在伦敦西面一百三十英里的赫里福德，靠近布雷肯比肯思山。
该团由三个部分编成：一个正规（常备）部队，两个由非职业士兵组成的非专业部队。
特别空勤团的队员们的戴哔叽的贝雷帽，佩戴着带翼短剑的臂章。
他们个个都是爬山、游泳、潜水、爆破开锁急救无线电通讯等技术的行家，并掌握一门以上外国语。
这支部队刚成立时的任务是在纳粹德国非洲军团的后方进行暗杀，破袭和营救盟军战俘的行动。
他们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地炸毁了德国空军的二百五十架飞机和数十个弹药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空勤团曾被用于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
一九七七年五月，特别空勤团曾协助荷兰海军陆战队和“骑警队”解救了一辆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荷兰列车。
同年十月，该团曾派两名专家协助西德边防警察第九大队（GSG－9）成功地救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的德国汉萨航空公司的喷气客机及机中的八十七名人质。
一九八0年四月三日，五名伊朗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朗驻英国使馆，劫持了二十六名的质。
两天后，特别空勤团便出动了二十四名队员，使用“昏眩”手榴弹，在四十秒钟闪电般地袭击了恐怖分子，成功地解救了十九人质。
英国的特别空勤队(Special Air Service)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英军为了保证在马岛顺利实施登陆，特混舰队司令官伍德沃德将军派出了一支精干的突击小分队，趁夜对阿根廷军队在马岛上修建的夜战机场实施奇袭，一举摧毁了机场上停放的11架阿军作战飞机和机场设施，拔除了阻挡英军登陆的一颗大钉子。
战争结束后，一名阿指挥官指责英军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进行前所未有的冒险，而这一切都是违反海战基本常规的。
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特种部队确实难以对付。
这支奇袭阿军机场的突击小分队就是来自英国著名的精锐部队--第22特别空勤团。
第22特别空勤团是一支专门从事特种作战的英军精锐部队，从二次大战到马岛战争，他们神出鬼没，身经百战，立下了无数战功，被称之为红色魔鬼，是英国人心目中的一支神兵奇旅。
2。
美国三角洲 美国陆军上校贝克卫斯(Charles Beckwith)曾在1962年至1963年于英国空降特勤队中服役，当他回到美国陆军后一直企求成立一个单位，其组织、构想和功能要与空降特勤队同样。
在长达数年的无数次尝试后，他终于成功了，这个新部队——名为第一特种部队作战分遣队(缩写为Delta)——在1977年11月19日获正式认可。
这个单位不可与三角洲计划(Delta Project：B—52分遣队)相混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概念。
三角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影响到美国利益的恐怖活动，按照当时随处发生的这些意外而言是非常适时的需求。
在其正式成立后，三角洲部队开始着手挑选与训练其人员，并顺利地完成数个其它不同单位的任务。
随后在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学生”们闯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挟持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人质，从那时起三角洲部队逐渐地深入参与计划——人质救援行动，最终以1980年4月24至25日的实际行动达到最高潮。
按照空降特勤队的模式，三角洲部队又被划分为数个中队，依次再划分出小队(troop)。
每小队人数为16人，可以一队16人来行动，亦可分二组8人，或四组4人，或八组2人。
在其早期的阶段只有一个中队(A中队)但很快就一分为二，于1979年初成立了B中队。
在伊朗的溃败导致美国特种部队内部相当深刻的反省。
虽然这次失败的主因并非是贝克卫斯上校和三角洲部队的缘故。
但在技术层面来说，决定使用美国海军的塞考斯基RH-53直升机来取代惯用的HH-53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前苏联方面的威胁。
RH-53的尾柱可以折叠，使该直升机可收藏至甲板下；HH-53并无此种能力。
前苏联正从空中及使用卫星监视尼米兹(Nimitz)号——8架大型直升机位于飞行甲板上的图像已足够让机灵的前苏联观察家猜出正在进行的事情——而且他们可能会警告伊朗人。
这个长途行动的其它技术困难，则因卡特政府从华盛顿断然决定取消整个任务，而变得更复杂。
三角洲部队在十年之后又返回沙漠，为美国特种部队突击伊拉克内部作先锋。
萨达姆·候塞因所拥有的SS-1“飞毛腿”导弹远较西方情报机构所了解的多，而且以色列境内如下雨般的导弹也不容许再继续下去。
以色列总理沙米尔(Shamir)威胁将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以色列甚至秘密地发射一枚核子弹头(不反应的)洲际弹道导弹至地中海以为最后警告。
特种作战指挥部的总司令史汀纳将军(C.eneralCarlStiner)和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少将唐吟(Wayne A.Downing)，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们的精锐小组能较卫星找到更多的“飞毛腿”导弹。
三角洲部队作为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人伊拉克境内，其一同的伙伴还有英国的空降特勤队。
从第20特战中队的MH-53J“低铺三型”直升机上下机后，他们查出海珊瑚导弹，并将之标示出来以待空袭。
在1991年2月27日，地面战争的最后一天，三角洲部队发现了一整排的26枚“飞毛腿”已准备好作为最后的弹幕射向以色列。
它们立刻就被摧毁。
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寄了一封个人的恭贺函，感谢他们致力于维持以色列于战局之外，整个任务完成了，其代价是3名三角洲部队工兵：贺雷(PalhckHudey)、克拉克(Otto Clark)和罗吉古斯(EloyRodriguez Jr.)，他们是因塞考斯基的UH—60黑鹰式运输直升机载着他们撞上一个沙丘而机毁人亡。
三角洲部队仍将回归于反恐怖分子的本分，而非海湾战争的工作。
位于北卡罗来那州布拉格堡的广大训练地区中包括一架波音727飞机以供练习突击救援人质。
这里也有著名的内搏战斗之屋(Close Quarter BaffleHouse)——其另一称呼“鬼屋”(Haunted House)更为出名。
三角洲部队仍维持两支100人的中队随时准备行动，但却有更多的人员贡献于训练其它特种战斗单位，从事反恐怖分子或反暴动的任务。
3。
俄罗斯“阿尔法”特种反恐怖部队 经过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阿尔法小组”首次执行任务。
1979年7月28日，一名恐怖分子身藏爆炸装置，潜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要求美方外交人员护送他离境，否则就要引爆炸弹同归于尽。
“阿尔法小组”奉命出击，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伤亡。
“阿尔法小组”首次行动就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任务，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支专门为反恐建立的特种部队后来却一次次卷入政治斗争和战争，成为政权颠覆和政治镇压的“利刃”。
1979年12月27日，前苏联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调用“阿尔法小组”参加强攻阿明总理府的战斗，第一次真正地经受了“战斗的洗礼”。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反恐任务的加重，“阿尔法”小组的队伍逐步扩大。
1981——1986年间，前苏联发生了3起重大恐怖主义事件。
但由于“阿尔法小组”的果断行动，恐怖分子无一次得逞。
1981年，在萨拉普尔市，“阿尔法小组”制服了3名携带冲锋枪将25名中学生扣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整个战斗中，孩子们没有一人受到伤害。
1983年，在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恐怖分子扣押了一架图-154客机上，将57名旅客扣为人质，“阿尔法小组”适时采取行动，再次在毫无伤亡的情况下解救了全部人质。
3年后，在西伯利亚的乌法市，“阿尔法小组”又采取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将2名恐怖分子一个击毙、一个击伤，而自己毫发未损。
1988年，在矿水城，几名武装歹徒劫持了一辆大轿车，绑架了车上32名乘客(31个小学生和1位女教师)。
“阿尔法小组”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他们与匪徒们通过无线电台进行了一天一夜的艰苦谈判，最终使匪徒们自动放下武器，释放了全部人质。
在谈判中，“阿尔法小组”的许多成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和顽强，这是因为“阿尔法小组”经常需要耐心细致地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以降低恐怖分子的进攻性，防止他们对人质施加暴力。
“阿尔法小组”的成员具备一套独特的与恐怖分子谈判的战术，他们具有的丰富的战阿尔法特种部队斗经验和生活阅历，使之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犯罪分子的内心活动。
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将“阿尔法小组”编入联邦安全局。
1993年10月，以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反对派聚集在议会大厦，与叶利钦分庭抗争。
“阿尔法小组”再次被指派进攻议会大厦，但他们这次仍未发动攻击，而是力尽自己所长与白宫保卫者们展开了谈判，为他们提供了个人安全保障，促使几百名议员和普通公民主动撤出了白宫，避免了事态恶化和进一步流血。
车臣战争爆发后，“阿尔法小组”重又担起了反恐的重任。
1995年6月14日，车臣反政府武装首领巴萨耶夫率领200余名武装分子，乘卡车潜入俄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绑架了100多名市政府工作人员及医院的800余名医护人员和病人。
“阿尔法小组”奉命解决这起人质事件，任务异常艰巨，但俄政府最后采取了退让政策，才使“阿尔法小组”摆脱了巨大牺牲的困境。
时过半年，1996年1月9日，拉杜耶夫率600余名车臣战斗队员冲入基兹利亚尔市，扣押了2所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及普通市民共计3000余名人质，随后挟持百余名人质撤退到“五一”镇。
阿尔法小组奉命担任强攻突击群的第二梯队，负责最后解救楼内人质。
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阿尔法小组”再一次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
4。
德国GSG9特种部队（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 德国GSG9特种部队系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简称。
1972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从慕尼黑奥运村劫持并杀害了11名参加第20届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其间巴伐利亚警方的解救行动完全失败，这一事件迫使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这届奥运会，它留给德国政府难以忍受的耻辱感。
因此，德国政府决定组建一支反恐怖特种部队，就是GSG9特种部队，其总部设在波恩以东3公里的奥古斯特，共有队员约350名，编成多个战斗组，它始终处于临战状态，战斗力极强，是一支界闻名世界的老牌特种部队，代表作是1977年在索马里参加摩加迪沙机场反劫机战。
联邦德国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经济复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
与此同时，恐怖集团也在形成，暴力活动日见猖獗。
当时，有人建议效仿英、美国家，设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打击国内国际的恐怖活动。
但因国人普遍对特种部队持反对态度，此建议因而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德国政府为避复活纳粹之赚，迟迟未正式组建特种作战部队。
1972军发生在慕尼黑菲尔斯滕菲尔德布鲁克机场上的血腥屠杀，为孕育已久的特种部队注入了一剂催产素。
1972年9目，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的恐怖为子劫持了9名以色列入质驾机逃跑，巴伐利亚州的警察试图拦截劫持者及人质乘坐的波音飞机，结果发生了惨痛的悲剧，9名人质和4名恐怖分子全部在弹雨中丧生。
为吸取教训，有效打击恐怖活动，联邦德国决定采纳一位与以以列特种部队关系密切的反恐怖专家的建议，于1972年到1974年便创建了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主义的特制干预部队，于是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终于降生了。
它的孪生兄弟——各州属机动特种大队也同时问世。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
根据分工，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
因此，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和保护国宾以及德国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
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1977年10月13日，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往德国途中被4名恐怖分子劫持，机上共有87名乘客。
被劫航班最后被迫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途中，恐怖分子枪杀了一名人质。
德国政府急调30名GSG9队员实施营救行动，他们追踪被劫持的波音737抵达摩加迪沙。
这次行动由尤里斯·华格纳指挥，在英国空降特勤队和索马里部队的配合下，17日深夜，GSG9成员开始秘密接近被劫飞机。
次日凌晨2点，为了吸引劫机犯的注意，先是索马里部队在飞机前方点燃大火，将恐怖分子头目阿卡其和另外的一名恐怖分子吸引到驾驶员座舱，GSG9行动小组趁机沿机翼爬到紧急出口旁边。
2点07分他们强制打开紧急出口，并向里面投掷了闪光弹和烟雾弹，使舱内的劫机犯一时睁不开眼。
这时，静候在前后机舱出入口的20名GSG9队员们立即冲进机舱。
就在劫机犯还在揉眼睛时，GSG9手中MP5的子弹就让3名劫机犯脑袋开了花，另1名劫机犯则在重伤后被擒。
整个行动前后只用了5分钟，所有的人质和机组人员均获救，德国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行动组的英雄们载誉凯旋回国。
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对此曾称，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先进装备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劫机事件中波音737客舱狭小，目标混杂在人质和坐椅中间。
这种环境对枪械的尺寸和精度要求非常严格。
GSG9配备的MP-5冲锋枪枪长仅660毫米、重2.45公斤，能够较好地满足狭小空间作战的要求。
这次行动使得MP-5的精确性能和威力得到了有力证明，该枪也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此后，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都对此枪大为青睐，纷纷选用该枪为反恐专用枪支。
德国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这一行动，受到了西欧各国的一致称赞，并一举名扬世界。
此外，边防第9大队还有摧毁巴勒斯坦赤军派和救出被索马里解放阵线扣留的人质等一系列成功的行动。
由于这类出色的行动，现在恐怖分子都尽力避开第9边防队。
5。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是一支专门从事于反恐怖活动的特种突击队，诞生于世界恐怖活动猖獗的70年代初，号称“凯旋门前的利剑”。
创始人是布鲁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托中尉。
刚组建时只有布鲁托和15名军士，编为3个行动小组，每组5人，年龄在25-40岁之间，而且都有家庭和孩子。
1976年，这支部队的编制扩大到两名军官和40名军士，编成3个突击小分队和1个本部，每个小分队编有2个5人行动小组、一名小分队指挥员和1名军犬员。
1984年扩编到54人，其中军官4人，军士50人，编为4个突击小分队和1个本部。
今天的GIGN大约编制120成员，其中12名左右为指挥官。
由于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总是穿着一身黑衣，所以人们称他们是“黑衣人”突击队。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1973年11月3日成立。
1970年代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了许多大案，在法国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也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袭击、爆炸、绑架等恐怖事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大使馆遭到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使法国政府颜面尽失。
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分子，1973年1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成立了国家宪兵干预队，其行动宗旨是：凭借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大的耐心闪电般地行动。
作为宪兵部队的一部分，它直接隶属于法国国防部，但具有很大的行动独立性。
其创始人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布鲁托中尉，他不但对犯罪心理学颇有研究，而且还是一名东方功夫高手，精通各种械具和徒手格斗。
在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GIGN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一支反恐劲旅。
它就像一把神奇的“达摹克利斯”剑，时刻悬挂在恐怖分子的头顶。
6。
意大利空军特别行动勤务组 猛烈的爆炸，冲锋枪间歇性突射的声音，几声叫喊及刺鼻的催泪瓦斯味，整个事件不过几分钟，震惊意大利全国的Train监狱暴动事件即被平息。
突击队员娴熟的动作技巧和精确无比的时序控制，使事件结束后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记者，象傻子般还没回过神来。
l980年11月29日当天报纸的头条新闻上，意大利空降部队枪骑兵团中的特别行动勤务组(GIS，Special Interventions Group)，首次在新闻媒体曝光。
各报纸报道的重点完全放在了对这支部队的好奇与探究上，至于这场监狱暴动是如何被平息的，则没有人充分说明，因为连现场的记者都不知道事件的内情。
塔斯卡尼亚的精英 那些身着黑色连身战斗服的突击队员隶数于哪个单位
编制多少人?基地在哪儿
这是意大利新闻界在了解本国有如此一个精英特种部队后，最想得到解答的问题。
事件结束后数天，意大利终于应舆论的要求，公开了GIS的情况。
根据官方的说法，GIS特勤组于1978年成立，目的是对付当时逐渐在意大利横行的恐怖主义。
该单位成员是从意大利陆军FokO-rc空降旅下问第1空降军骑兵营中挑选出来的。
当时公有的人数大约有80名。
成员的体能及心智状况都可称得上是超级枪骑兵。
严格考验 据一名GIS教官说，目前，人员的甄选是每年举行2次，由意大利塔斯卡尼亚(Tuscanin)军团各部队指挥官推荐人选，由GIS负责甄选与训练。
初步甄选为期六周，期间严格的体能测试。
常常使得每一期筛选中，只有3、4名候选者能够通过。
从而进行正式的选训过程。
过程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期18周的基础川练。
课程包括射击、爆炸物的处理,房舍突击、伞、近战及徒手搏击等。
这期间如受训队员有任何轻微的过失与错误，都可能追受退训的命运。
第二阶段选训过程为期24周，准队员们在此阶段将进行未来执行任务时所必需的各种技能训在射击训练方面。
针对各种环境与全天候的实战状况，进行快速突射，精确射击及本能反应射击训练等;在镇暴训练方面，针对各种爆炸物及特殊有害气体的防制与处理进行实战演练;在反恐怖活动方面，则以各种交通工具和房舍进行训练。
由于反劫机为反恐怖话动任务的重点，意大利Alitalia航空以司甚至提供一些客机的实体模型，供GIS训练使用。
7。
以色列“野小子” 以色列“野小子”1957年正式成立，直属于总参谋部领导，被誉为“总参谋部之子”，主要使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
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之处是非常注重团队精神，组织形式类似家族式，一旦加入就得终生为之服务。
这支部队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中骄子，其作战技巧、战斗力、士气均堪称军中典范。
这支部队所执行的任务也是秘而不宣，外人只能通过一些引起国际关注的重大事件看出些许蛛丝马迹来。
日常训练是在英国特种部队特别空勤团SAS的训练科目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提高，具体内容被列为机密，秘而不宣，唯一知道的就是淘汰率极高。
特别是这支部队的军官升迁比较快，很多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支部队，如1991年4月出任总参谋长、并于1999年5月作为工党领导人当选总理的巴拉克就来自这支部队。
“青春之泉” 1973年4月，沙漠“野小子”首次引起世人关注。
当时它针对“黑九月”组织重要成员发动了代号为“青春之泉”的全面刺杀行动，几乎瓦解了整个“黑九月”组织。
“闪电行动” 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在雅典被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西德人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机上242名乘客中有105人为以色列人，他们被软禁在机场候机大楼内作为人质。
劫机者要求以色列在规定时限内将关押中的53名巴勒斯坦人送来乌干达进行交换，否则人质将被处死。
以色列为救出人质，成立了以总理拉宾、国防部长佩雷斯为首的行动指挥部，由步兵-伞兵司令肖姆隆拟制了代号为“闪电行动”的军事营救计划。
4架以色列空军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以色列秘密起飞，并乘着夜色秘密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而在事先他们也并未通知那里的地面控制塔台。
以色列部队赶在午夜降临前一个小时悄悄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
随后以色列人便驾着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和护卫的几辆吉普驶出运输机，径直驶往旧航站楼。
乌干达人以为这是伊迪·阿明或是其他乌干达高官的车队。
3组突击队员按预定方案分别扑向各自的目标，整个行动像事先演练得那样流畅，10分钟攻占候机大楼，20分钟解救人质，10分钟检查，12分钟返回飞机。
“野小子”特种部队从第1架以色列飞机落地到返航的最后1架以色列飞机起飞，只有短短的53分钟
六名劫机者被击毙。
还有一名人质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而被打死。
在总共103名人质中有三人死亡。
在奇袭过程中，机场的乌干达部队也向以色列特种部队开火，并打死了以色列部队的地面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上校，而他也是这次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唯一一名阵亡者。
“野小子”千里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突击行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反恐怖作战史上的一个创举，它向世人展示了以色列特种部队高超的反恐怖作战艺术和能力。
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阿南的少校。
这支部队刚成立不久，由于训练严格且自我要求高，很快成为以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阿南少校以英国SAS 特警队的训练方式训练其队员，甚至借用了SAS 的一句名言：“敢为者赢”作为自己的队训。
由于创建初期，阿南招募的队员大都来自阿拉伯占领区的后裔，这些人被认为有亲阿拉伯思想，因而不受以色列军方的信任，所以，他们的训练要求也比一般以军艰辛。
他们必须学习任何地面上的战斗技巧，学习任何可用的地面战斗武器及单兵或集体的作战方法等。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事前准备也必须详细周全，这也造成了后来 这支部队的特殊作风——如果有一万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事前必须演练一万零一种模拟状况。
这种谨慎和自我要求的态度，很快也成为其它以色列部队模仿的对象。
另外，特种部队还规定，万一行动失败，必须否认其行为 是以色列所策划的突击任务。
选拔训练 和其它特种部队一样，“野小子”特种部队的选拔训练要求是相当高的，其淘汰率将近 9 成。
许多青年都以加入“野小子”特种部队为荣。
在训练中， 受训队员必须向自己的极限挑战，表现不好的自然会被淘汰；表现好，但不能和其他队员团结协作的“过度自信者”也一样会被淘汰。
那些入伍前想加入特种部队而积极锻练的人，并不一定会顺利通过选训，选训过程中不但是个人体能的筛选，也是心智能力、极限耐力的挑战。
总之，选训过程是相当 “疯狂”的，只有获得一枚象征通过选训的翼形胸章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