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发展与法治的逻辑关系
市场营念大以归纳为五种，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会市场营销观念。
其内容及产生背景具体如下：1、生产观念生产观念是指导企业营销行为的最早最原始的观念之一。
生产观念的基本点是：以产定销，顾客可以接受任何他能买得起的产品，企业应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分销效率，扩大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以扩展市场。
生产观念是一种重生产、轻营销的商业管理哲学。
产生背景原因：生产观念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产生的。
生产观念在两种情况下仍然可行。
其一，当物资短缺，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时，管理部门应该采用各种方式增加生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一段时期内，生产观念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颇为流行。
其二，在有些企业产品成本太高时，且提高生产率可以降低成本时，其市场营销管理也受产品观念的支配。
2、产品观念产品观念认为消费者喜欢高质量、多功能和具有一定特色的产品。
所以企业往往会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有好的产品就不担心客户的来源。
产生背景原因：产品观念也是产生于市场产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条件之下的。
每当企业发明一项新产品时，这种产品观念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时，企业最容易导致“市场营销近视”，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产品本身，而忽略了市场的需要，在市场营销管理中缺乏远见，只看到自己产品的质量，看不到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变化，致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3、推销观念推销观念认为：消费者是被动的，在消费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购买的依赖性，如果听其自然的话，一般是不会主动足量购买本企业的产品，因此必须进行大量积极的推销和大力促销，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产生背景原因：推销观念被大量应用于推销那些非渴求物品上；同时，当许多企业在出现产品过剩时，也常常会采用这一观念进行营销。
推销观念产生于“卖方场”向“买方市场”过渡的这一阶段。
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由于科学管理和大规模生产的推广，使得产品产量迅速增加，逐渐出现了产品供过于求，于是卖方之间竞争日益升温。
当时企业界感到：即使有物美价廉的产品，也未必能卖得出去；企业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胜，就必须重视推销工作。
于是，推销观念应运而生。
4、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是对前述三大观念的一次极大挑战，属于一种新型的企业经营哲学。
它是第一次摆正了企业和顾客的位置，所以市场营销观念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市场营销观念的核心是：正确确定目标市场的真实需求，而且比竞争者更有效的传送目标市场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比竞争者更有效的满足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欲望。
在这一营销观念的指导下，许多企业提出了“生产你能够出售的东西，而不是出售你生产的东西”，“顾客就是上帝”。
中外许多成功的公司都采用了市场营销的观念，例如P&G公司、沃尔玛等等。
西奥多·莱维特曾经对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作过深刻的对比：推销观念是从内向外进行的，注重卖方的需要，追求的是一种短期利益。
与此相对应，市场营销观念是从外向内进行的，它强调的是顾客的需求，建立与顾客长期的互惠关系，追求的是一种长远利益。
从本质而言，市场营销观念是一种以顾客需要和欲望为导向的哲学，是消费者主权论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体现。
产生背景原因：随着科技和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各种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产品处于一种供大于求的情况，在这样种情况，企业就不能够仅仅局限于推销和盲目自信于自己的产品，而应该走入市场，始终围绕顾客的需求进行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也就产生了 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5、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说是对市场营销观念的一个补充和发展，它具体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的新形势下。
在前面述及的市场营销观念忽略了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利益和长期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
所以，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认为，作为一个企业的使命是确定各个目标市场的真正需要、欲望和利益。
并且要以保护消费者和社会利益的方式，比竞争者更有效、更有利的向目标市场提供能够满足其需要、欲望和利益的产品和服务。
总而言之，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要求企业要兼顾三方面的利益和平衡发展，即企业利润、消费者需要的满足和社会利益。
史铁生的母亲简介
史铁生男）（1951—）北京人。
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人胡同小学。
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中初中。
1969年去陕西延安插队。
1972年因双腿瘫痪返回北京医疗。
1974年到北京北新桥地区街道工厂工作。
病后致力于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1981年病情加重，遂回家养病。
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
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另外散文《我与地坛》等作品也获得了很大影响。
史铁生 - 作品评论 他的作品一类是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和反思，另一类是对残疾人命运的描摩，作品呈现平淡质朴而意蕴深沉的“散文化”倾向。
1985年以来，开始思考人的命运，略带哲理玄思，揭示人与生俱来的局限是能力与愿望之间的永恒距离，生命的目的就是不断跨越困境的过程。
后形式上也有所变化，吸取了现代主义的因素。
史铁生 - 史铁生语录 ·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 ·我们生来孤单，无数的历史和无限的时间因而破碎成片断。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 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
·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 ”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
·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 - 个人作品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等 史铁生 - 名家的评价 ·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 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蒋子丹 ·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许纪霖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
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 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贾平凹 史铁生 -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说，我们找个通风的地方聊天吧，在房间里我会喘不过气来——这是他的身体现状。
清晨的广州，还有着蒙蒙的雾气，南方的潮湿，让这个久居北京的人，难以适应。
我推着轮椅，走在酒店一楼的回廊里，不远处阳光打在细碎的青草上，凉风轻拂。
这个几乎与我父亲同龄的北方男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缓缓前行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久违的感动——他如此乐观。
他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
而史铁生，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录音质量，他将录音机拿在了手里，我竟忽略了这点。
我们的交谈始终很愉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流逝，他叹了口气，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
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对死如此从容。
“我不想居住在一个有名的地方，我要让我住的地方变得有名”——我联想到了史铁生和地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2002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
这个奖在你心中的分量如何
史铁生：这样的文学奖是头一次办，以前像这么隆重的奖好像还没有。
我了解到这个奖的宗旨是“公正、独立和创造”，“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
它的出现，我在答谢词中也写了，我觉得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改革说到底是一句话，就是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
所以我认为，这个奖要是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应该可以成为各种评选制度的典范。
记者：以前的文学奖都是文坛内部的圈子化的东西，作为传播媒体的南方都市报来创办文学奖，是否能够跳出圈子，代表某种民间立场
史铁生：对。
因为过去的评奖，一般是在作协这样一个机制内进行的。
现在一个是企业赞助参与颁奖典礼，另一个是媒体自己斥资来设立奖项，参与评选的人比较广泛。
这可能也是他们追求公正、独立和创造的一种方式。
记者：多年来，你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是你获得的文学奖却很少，你怎么看这件事
史铁生：也有，也有过。
我的东西是不是读者面不是很大
好像是这样：喜欢读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干脆不看。
记者：但是你的《我与地坛》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史铁生：有时候可能是碰上一个机遇。
正好那年发表的时候，没有什么奖。
记者：我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它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 史铁生：那是韩少功说的。
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
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笑）。
记者：现在地坛怎么样
史铁生：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
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
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
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
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
思想不妨先锋一点，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记者：我对你的一句话很感兴趣，“大家都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真实如果够了，那还要文学干嘛
”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影响却是最大的，反而虚构的小说却没得到这样的关注。
大家从你的散文随笔中看到你的生活和思考，也认同这种真实，这与你的话好像有冲突
史铁生：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
就算是写实的，也有生活里不被发现的东西。
我就觉得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
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
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
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
我还有一个长篇叫《务虚笔记》，其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
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
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记者：也就是说你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方面的。
史铁生：真实这个词要是仔细追究起来，应该是一个被公认的真实。
不被公认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真实的
所以我在《病隙碎笔》里也强调，“写作需要真诚。
”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正确，它很可能是一种探索。
你的梦想，你很难说它真实，但你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
你再不着边际的梦想，也可以是很真诚的。
可是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仅仅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记者：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史铁生：梦想
每个人可能会有他具体的梦想。
但是说到文学的梦想，我想还是终极的问题：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你总归要为你的生活找到一个你认可的根据，你认可的目的。
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的东西是你的目的，肯定你的愿望有很多是远远没有实现的，这都可以叫梦想。
它跟做梦还不一样。
当某一天你在干什么的时候，脑子会走神，会想起你的某种愿望，这都可以是梦想。
这种愿望怎么实现，怎么不能实现，遇到什么困阻，这可能都是写作形成的。
其实作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看得更多，试图看得更仔细。
有很多人是没有发表作品，但跟他聊起来，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美妙的，只是没写而已。
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好。
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始呢
因为你有很多想法。
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文字捕捉到，还没有形成文章，还不能表达。
它只是在你的意识里，甚至在潜意识里。
用我的话说，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捉拿归案”。
你为什么有时候写着觉得不对
有什么不对
因为你的文字和你心里的东西不对。
你觉得写得最得意的时候，对了
跟你心里头的对了，不是跟别的东西对了，是跟你心里的愿望对了。
记者：那你现在每天写作的时候，有这种“对了”的喜悦吗
史铁生：太有了
没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段都不对，不是它，所以你就把它扔了。
终于对了的时候，你觉得太好了
今天有收获。
你也许会说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为什么还非要写出来
实际上脑子里是个朦胧的东西，当你用文字把它“捉拿归案”的时候，不仅是“捉拿”给读者看，也是捉拿了给自己看。
自己也会很欣喜，很惊奇，我终于找到它了
记者：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史铁生：中国人都爱笑，咱们刚才也一直都在笑。
乐观要看怎么理解，不是说笑就是乐观。
记者：你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那么写作也是那样。
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
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
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嘛要痛苦地活着呢
不过，傻乐可不成啊
傻乐不算是乐观。
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人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最近跟一些朋友谈起你，他们一方面是关心你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二是想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
史铁生：所以我说这个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
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
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
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
昨天我坐飞机到广州，因为贫血，缺氧，晚上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说到一楼的花园来进行采访，空气好一点。
很累，特别容易疲劳。
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
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
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在上飞机前一天我还去透析了一次。
这样，一星期三天就没有了。
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
《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者：这个书名就把你的写作状态概括出来了。
史铁生：对，这个书名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了。
确实是病隙碎笔，所以形式上也就一、二、三这么往下写。
记者：你的《病隙碎笔》出来之后，在哲学界、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史铁生：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哲学书看得少。
我说那点零碎，人家大师全说过，我不过是把有的地方改得更容易懂一点。
记者：我看你的《病隙碎笔》，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反而不是一些讨论生命本体这一类的问题，而是你在书中谈到的“残疾情结”。
你非常坦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OK，这个太好了
你注意到这个，我特别高兴和欣慰。
好多人没注意到，但我很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个。
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
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
我跟残联的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
”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记者：就是说，他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
史铁生：对，当成一种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
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那你说健全人有没有类似的心理
也会有的。
记者：当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是这样。
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
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原罪”的问题。
人生来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所以你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 史铁生：对。
你用什么证明神的存在
当你觉得自己是残缺的，而有一个不残缺的比照着的时候，神就存在了。
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忏悔、末日审判的思考，并引用了不少圣经故事，你是否觉得，宗教信仰不可或缺
史铁生：宗教有很多，对宗教的看法也有很多，对神的看法每个人都不尽相同。
我不说宗教，我说信仰。
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
信仰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我是残疾的，但有一个完美的境界存在，那么这就成为我的信仰了。
所以讲信仰是一条路。
我不喜欢那种功利的信仰，比如信到一定程度我就能如何如何了。
我认为信仰和梦想差不多，没那么多实际的好处，它只是给你一种心灵的好处。
记者：说到神的问题，你有个朋友这样评价，“史铁生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
”你的解释是，证明神比证明神性重要。
因为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为可怕。
怎么理解你的这句话
史铁生：信仰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我觉得“神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文化里面，不说是缺失，也是一个很弱的部分。
这么多年来，人们好像没有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说神好像就是迷信。
所以我觉得证明神不重要，咱们先要看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在哪儿。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
在哪儿
史铁生：我的神就是一种境界，在你想使自己达到这个境界的路上。
所以有人说到达“天堂”，我说天堂就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
记者：彼岸是只能去跋涉，但不能抵达的
史铁生：对，不能到达。
如果可以到达，就没有过程了，人也没有原罪了，人就成了神了。
于是乎，神就被造出来了。
只要有一个人到达了完美境界，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了，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了。
所以人是永远不能成神的，因为神是对人的一种引领，你怎么能成神呢
所以任何宣称人就是神的时候，我觉得就可疑了，就是心里想着干别的事了。
记者：你觉得中国人喜欢造神，是不是和这种信仰的缺失有关
史铁生：有关系。
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什么，好像从来没谈到过。
记者：我注意到有人对你的评价，“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
”我从中看到一种危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神化”了，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史铁生：很讽刺，很讽刺。
我说的是不要干这事，他们就把我推向这事。
这是太讽刺了，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应该不会，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记者：你觉得有没有办法解决中国这种信仰问题
中国人需不需要自己的一个神
需要一部自己的《圣经》
史铁生：这要慢慢来。
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你看西方几千年来的信仰发展，哥白尼和他的同党也不都被迫害了吗
也有很糟糕的时期。
它为什么能最后走出一条路，至少有一个分支是好的呢
我觉得是因为几千年没有断过，没有断了思考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尤其在二战之后，有些人产生了疑问：奥斯维辛之后，还有没有神
这神对人间的事情还关注不关注
这引导他们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而我们的信仰，咱们就说佛教断了大概上千年，就不再讨论了。
记者：你经常说你在贡献自己的迷途。
你的“迷途”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也跟信仰有关
史铁生：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
那时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产生了：你为什么活着
如果活得很快乐，你活着是有明显的道理，可你这样的还要活着，到底为什么
可能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
人类的信仰也好，哲学也好，可能开始都源于这一疑问。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就是说为什么人要活着，而不去死，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追根溯源，我想哲学和宗教就开始了。
所以，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圆满。
当人类完满，人类也就结束了。
不知死，安知生 记者：通过写作，你体会到的还是荒诞吗
史铁生：人生还是有许多荒诞的地方，这不宜深说。
一深说，你会觉得我是个非常悲观的人。
记者：那你在地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百无聊赖
史铁生：没有，那时候一鼓干劲，没有看到荒唐。
那时候好像目标很短浅，因此很坚定。
所以你看那些科学家也是，一个小科学家非常乐观，而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难免有悲观情绪了。
因为他看到了无限。
当然，我这可不是自比。
记者：你的乐观和悲观好像一直是互相交织的，正如《病隙碎笔》封底的那句话：“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的灾难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 史铁生：可能我们都没遇到过真正的灾难。
困难不算灾难。
记者：那在你看来，什么是灾难
史铁生：你先设想一下你忍受不了的东西。
比如我在透析中心见过一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女。
他肾坏了，又没有公费医疗，你说这个母亲怎么办啊
这我就觉得太可怕了
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连人的生存平等权都尚未解决。
记者：那么顺便问一句，你的透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做了
史铁生：做到死就不做了。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换肾，只能靠透析。
记者：贾平凹说，“病是小死，死是大病。
”你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史铁生：病是小死，死是大病（笑）。
这应该说对，应该是这样。
也许有人一生不病，但是没有人不死的。
可是人对死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
孔子说，不知生，安知死
我是觉得，不知死，安知生
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你不知死
” 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 记者：你很少参加文坛的会议、活动，你对很多人热衷于媒体炒作、拉帮结派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我说一句话可能就会得罪你们做媒体的。
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
咱们就说电视，我觉得电视就是把文化档次往下压。
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
记者：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需要。
史铁生：是一种需要。
但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应该让它逐渐往上走。
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决定于最上，也不决定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
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
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记者：可能这个水平是创作方面有问题，不是受众的问题。
上海、北京最近上演了音乐剧《猫》，据说都取得了很强烈的反响，所以说在影视创作或者说文学创作上是不是存在一种误区
史铁生：是这样，确实有些东西是属于少数人看的，有些是多数人看的。
但不存在高雅的东西就一定要亏本的定论。
现在这成了一种借口，说为了挽救一个企业，就消灭一个艺术，那也不成。
像那几年演的《克莱默夫妇》，它不算最先锋的，也不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它在中国的卖座也很好。
我觉得不要用“卖座”就把这个问题全掩盖了。
“我们得活啊
”这话是没错。
崔健说那些假唱的，“你们总说为了糊口，你们糊口要多少钱呀
”所以写作这个东西要有一个限度，物质没限度的。
说到糊口，吃饱了也算糊口，天天吃鱼翅也算糊口。
记者：在他们的创作观念里面，就是中国的读者、观众比较傻。
老是觉得搞深沉一点，读者理解不了、观众看不懂。
这是不是对他们的一种低估
史铁生：我觉得是低估，肯定有低估。
实际上你想投其所好，说不定“投来”“投去”人家反而不爱看了。
人们想看一个东西，肯定想看高于自己，出乎自己意料的东西。
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你们电影里还给我演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
性是爱的表达 记者：读者关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这么多年生病的状况下，本身在生活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又写了这么多东西。
对于你的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你的妻子应该给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她本身也是翻译家，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史铁生：那是。
尤其我肾坏之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可能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
透析的时候最多只能看点报纸，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百毫升的血都在体外。
对于那种比较艰深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动，看到一半就非常累了。
因为透析把你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它没有善恶的选择，只有分子大小的选择。
透完析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了。
记者：就是说，如果没有你太太，你这几年的写作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史铁生：肯定的。
至少透析以后我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记者：套句俗话就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史铁生：也有她的一半。
记者：你太太现在哪里工作
史铁生：华夏出版社。
记者：谈到家庭，你的作品有不少关于爱和性的精辟论断，你能不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谈谈爱跟性的关系
史铁生：现在我正在写一个这方面的小说。
我本来在写一个短篇，写着写着成中篇了，再写着写着我看样子要成长篇了。
我觉得这两者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精神的，这是最简单的。
我还说过一句：“性是爱的表达，是一种仪式，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说滥了就没意思了。
” 记者：但现在好多人爱和性是分离的。
史铁生：对，有这种分离。
分离也是不要紧的，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记者：你也会宽容这种行为
史铁生：你不宽容也不成，它存在啊
▲史铁生故事 21岁时候双腿瘫痪。
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
1998年开始做透析。
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
▲史铁生对命运独特的看法 人家让他拜佛，他不拜。
因为，佛不能使他瘫痪的双腿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佛要人‘拜‘才肯保佑人，那他就不称其为佛。
他认为佛之本义乃‘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的一处宝座。
人家让铁生算命，他不算。
因为，如果命好则无须算，‘好‘自会来；如命不好，更不必算，乐得活一天高兴一天，省却明知前程险恶，还不得不步步逼近那灾难，成天战战兢兢，何苦
高人说能‘为你避灾‘，铁生也不信，因为那就是命运无定了，其所‘算‘，乃是妄说，还算它干什么
但史铁生似乎又‘信命‘。
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
‘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
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
铁生的奋斗精神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一天
我以为新时期的青年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最真诚的一个典型。
他是个残疾人，他曾几次为此而悲观欲自杀，但当他终于觉悟到无差别便不成为世界时，他便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我尤其欣赏铁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
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
‘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
没有无憾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走进不同寻常的史铁生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不啻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
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
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
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九叶诗派简介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九叶诗派(1938—1948) 诗群的形成: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 1937年7-29,北平沦陷, 1937-8-28,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 1937-9-10,教育部宣布北大,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1-19,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4-2,教育部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教师中的诗人 中文系:闻一多,李广田,朱自清 外文系:卞之琳,冯至 闻一多在联大开始转变文学观念,由唯美走向强调诗的社会意义.在《诗与时代》说:我应提出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了,……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 编选《现代诗钞》 冯至写出《十四行集》(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受象征派大师和存在主义先驱里尔克的影响,对不可见事物的追寻,对死亡的追问,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和抗议,向往原始质朴宁静的理想境界. 卞之琳,1942年5月出版《十年诗草》,桂林明日社出版 李广田,《诗的艺术》,1944年12月,开明书店 联大聘请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理论家燕卜荪,开设《当代英国诗歌》课程.他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后随北大迁到昆明,1940年返国 联大学生的诗歌活动 联大的文学社团: 1940-1941,冬青文艺社,杜运燮,汪曾棋,林抡元等. 文聚社. 联大的学生诗人 联大三星:穆旦(外文系),郑敏(哲学系)杜运燮(外语系) 历史系的唐祈 外语系的袁可嘉 《诗创造》时期(1947,7-1948,10) 《诗创造》由杭约赫,林宏等青年诗人创办,1947年7月出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1948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16期. 第一阶段,采取兼容并蓄的编辑宗旨,诗人阵容庞大,分散全国各地的作者有170多,产生较大大影响.《创刊号·编余小记》:今天,在这个逆流的日子里,对于和平民主的实现,已经是每一个人迫切需要争取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诗的创造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和劳苦大众的感情,我们都一样重视. 1948年上半年,创办者间对办刊宗旨和原则发生分歧,杭约赫决定退出,创办〈中国新诗〉,《诗创造》建立由林宏,康定,沈明,方平等组成的编委会.林宏和臧克家都认为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反对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杭约赫则主张要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上的探索,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作品. 第二阶段(1948年7月——10月),编委会在《新的起点》中说:以前选稿杂芜,从本辑起,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反映现实的作品,要和人民的 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感伤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我们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中国新诗〉时期(1948,6—1948,10) 〈中国新诗〉创办1948年6月 星群出版社出版,仅出5期即随出版社被查封 杭约赫,辛笛,方敬,陈敬容,唐祈,唐是为编委 〈中国新诗〉的骨干: 北方的联大三星:穆旦,郑敏,杜运燮和袁可嘉 〈诗创造〉形成的核心:陈敬容,唐祈,唐是,辛笛 九叶的命名 1980年北京的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杭约赫编选了〈九叶集〉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叶诗人——穆旦 穆旦(1918——1977),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铮.1929年考入南开中学,开始文学创作.35年考入清华大学,40年毕业留校任教.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前线,担任翻译官.4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探险队》.48年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51年获硕士学位,53年归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等诗集.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停止教学,下放到图书馆工作.77年2月26日在天津病逝.79年冤案平反. 出版的诗集: 探险队 45年1月,昆明文聚社 穆旦诗集 47年5月,沈阳(自印) 旗 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穆旦诗选 86年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穆旦诗全集 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蛇的诱惑(诗文集) 97年4月,珠海出版社 穆旦的诗是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广度,和表现的饱满的结合,有艾略特《荒原》的气息.缺陷是语句有的略显冗长,累赘,丰富的情思有的显得混杂. 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 艾青的评价可以概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现代派的表现技巧 1 间接性的表现形式:意象\\\/象征\\\/借喻 客观性的抒情风格:思想知觉化 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赞美〉——穆旦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对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启示 —杭约赫 我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 都会引来一阵欢喜.好像 这个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 被一团朦胧困守住, ——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只手掌心里 今天,我们不会再轻易去叹息—— 一朵花的凋谢,月亮的残缺; 一粒星的陨落,一只蛋壳的破裂, 都给我们预示了将要来到的_ 一些忧患,都给我们指点了前面的路. 因它们生命的变幻 填平了多少崎岖的坎坷, 领我们到一个新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在时代与历史中思索着生命的意义 时感 穆旦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_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 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_ 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新点, 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 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 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 将生命经验,体验提升为哲理性的沉思 《树》 郑敏 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 象我从树的姿态里 所感受的那样深 无论自那一个思想里醒了 我的眼睛遇见他 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 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 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漫漫流去 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 而它永远那样祈祷,沉思 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 金黄的稻束 郑敏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塑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提倡 1947-3-30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 现代诗歌的观念—— 现代诗歌显出高度综合的性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 1,_ 语言表达的暗示性或间接性.(47年5月1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 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十分厌恶浪漫派意象比喻的空洞含糊,认为只有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地,忠实地,且有效地表现自己;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的意象便有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 通过想象逻辑安排全诗的结构(前人多概念逻辑即从诗篇中最明白浅显的散文意义评判它的发展,现代诗人认为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在想象逻辑的指导下,集结表面不同而实际可能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增重.) 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 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 2,新诗的戏剧化(48年6月《诗创造》12期) 如 何使意志和感情转化为诗的经验,即设法使它们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 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间接性. 戏剧化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里尔克为代表,把搜索自己内心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动的,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绝无里尔克自己,实际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二以奥登为代表,他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着部分表现,而从不袒露.三,干脆写诗剧. 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诗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志的说明或热情的表现,不问你控诉的对象是个人或集体,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或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应. 穆旦 新的抒情的提倡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谈起〉,40年4月28日〈大公报〉(香港版)) 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新的抒情,当我说这样的话时,我想到了诗人艾青.〈吹号者〉是较好的代表,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 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应该如此. 九叶诗派的贡献 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大都限于个人的感兴,中国诗歌会和七月诗派为代表的鼓动性政治性的诗歌,对人生繁复具体的感受体会不够,九叶诗歌在人生与时代现实,与艺术的结合上做了探索,形成了一种综合或平衡,即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
怎样实现男女平等
要男别平等，就要把实现性别平等上升到社会政策来抓，也就是专门制项性别平等政策，同时要通过立法来保障性别平等，可以专门制定一项法律《性别平等法》。
首先，要从性别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社会政策，将政策中存在性别歧视的地方修正过来，使其符合性别平等的原则。
其次，要针对某些性别上的特殊问题制定特殊的社会政策。
最后，要对实施性别歧视的相关责任人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
性别政策，不是一种领域或专业的分类，而是一种分析社会政策的性别视角，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性别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社会政策；二是针对某些性别上的特殊问题制定的特殊政策。
别政策，可以分为五类：一是消极的差别对待政策，也可称为性别歧视政策；二是性别平等政策；三是积极差别对待政策，也叫性别保护政策；四是性别中性政策；五是社会性别意识政策。
下面，着重谈对性别平等政策和性别保护政策的一点看法。
我国传统的性别角色依然根深蒂固，在许多人看来，男主外女主内、男婚女嫁、男主女从的观念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导致出现性别平等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偏差。
另外，一项法律法规出台之后，不仅要规定拥有什么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如果违反了该受到那些惩罚，一旦侵犯了合法权利，可以有地方起诉，法院依照法律可以惩处和制裁。
然而，我国的性别平等立法恰恰缺乏反歧视的条款，停留于口头和口号，更像宣言和声明，仅仅依靠决策者的意识起作用，不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
也就是说，我国的性别平等立法缺乏规范的可操作性。
就拿大学生就业来说吧。
大家都知道就业中不能有性别歧视的存在，然而很多招聘单位却在男女皆可招的岗位上明文规定只招男性或女性。
大家也知道这是违反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然而就是没有谁能去追究招聘单位的法律责任。
这些都是性别平等政策的局限。
那么，如何突破性别平等政策的局限呢
首先，要注重性别平等立法的程序性和可操作性；其次，要建立性别平等的专项政策法规；再次，要建立实施性别平等的机制；最后，要建立歧视制裁和赔偿制度（谢志强 李慧英2005。
我国一些违法犯罪屡禁不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违法犯罪的成本低，也就是违法犯罪后受到的惩处过于轻微。
如果对实施性别歧视的责任者严厉惩处的话，会减少性别歧视的发生，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
性别保护政策看到了男女性别差异，给予女性一些特殊的保护政策，改变女性因性别因素导致的不利局面，实现男女性别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