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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协会议宣传口号

时间:2019-02-17 03:43

为什么人民政协产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前

最初的人民政协,有代表制人民政协和委员会制人民政协两种组织形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代表制人民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发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讨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

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过程中,代表们发现,无论怎么协商,也拿不出一个短时间内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原因是中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解放战争又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结束的。

例如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的时候,连重庆那样的大城市还没有解放。

在这种状况下,要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合法建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把原来由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等精英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发展成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区的代表、国统区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归国华侨的代表、还有旧政权反水过来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这些人实际上代表了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政治代表性就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庄严地说,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

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完成建国任务。

人民政协第一界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是同志。

此后,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国家权力授予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

名义上国家权力还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手中,但实际上,以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关。

另一个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同志。

按照政协组织法的规定,这个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代行人大职权的权力机关,而是与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

可见,政协曾代行过人大职权,但代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不是委员会制的政协,而是代表制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都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

1954年,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诞生了,曾经代行人大职权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自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委员会制的人民政协还要不要继续存在,同志决定,政协还是要的,人大尽管代表性很强,但政协仍然有保留的必要。

从此委员会制的人民政协就一直延续下来。

保留下来的政协,做了很大的组织结构改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被分流了,相当多的人成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另外一部分人则留在了政协,变成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研究员赵连稳)

46年政协会议和49年政协会议的不同

(1)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总的来说有利于人民,尤其是和平建国纲领,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不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但它提出的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这一目标,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而奋斗是吻合的,或者说后者部分地包含了前者。

当然,这个目标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召开了人民政协,并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旧政协提出的那个新中国可以实现,而且可以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2)人民政协与旧政协都是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协商一语顾名思义,就是用民主的说理的方式进行商讨,求同存异,集思广益,以便在各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获得共识。

中国共产党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不同意见的分歧,历来采用的是协商的方式。

当然协商的过程并不排除斗争,有时甚至是原则性的争论。

例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协商就是如此。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也是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

只是在国民党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它是被迫采取这种方式。

所以,协商或者政治协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办法,它本身并没有历史阶段性的差别。

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它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到了1949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及以后,这一传统的方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得到了更广泛、更充分的运用。

人民政协与旧政协虽然有联系,但是二者产生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区别有:(1)构成、性质和职权不同。

参加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除了共产党、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代表,还有国民党和青年党,并由国民党政府负责召集会议。

人民政协的构成根本不同于旧政协。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时就在《组织条例》中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各民主党、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

按照这个原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青年党等自然被排除在外,一些带有封建性的反动帮派组织也不能参加人民政协。

人民政协的性质和职权也根本不同于旧政协。

《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均规定,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其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代会的职权。

事实上,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就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并执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旧政协只召开了一次会议,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且未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形式;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在准备发动内战,原来的统一战线正在走向分裂,当然更不可能形成什么组织形式。

旧政协的产生及其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几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国共两党)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具有暂时协议的性质。

不仅如此,旧政协对于自己通过的各项协议能否得到遵守和实施,也没有可靠的约束机制。

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指出这一差别,并非苛求于历史。

(2)政治基础不同。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不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

《和平建国纲领》宣布: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同意这个基础,并在自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写进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本质是革命的、进步的主张;后来又提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这就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最低纲领)在政治上相吻合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虽然也讲三民主义,但并未认真实行过。

因此提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以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武器。

进而言之,如果国民党真的实行三民主义,那么它就必须放弃一党专政及一系列反共政策,这样也可以为中国革命之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

其次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是唯一能被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有关各方所接受的基础,舍此无法达成任何政治协议。

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完全不同于旧政协,其显著特征:第一,承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人民政协的筹备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例如1949年初,民主人士符定一、同建人等在致李济深、沈钧儒等电文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

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和民主人士,均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在规定和表述国家性质时,均载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第二,拥护人民民主专政。

《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与此相对应,《人民政协组织法》在总纲 中规定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赞同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

《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纲领,它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政体,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及其他政策。

这一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制定的,并在通过之后上升为国家的临时宪法。

随着历史的前进,后来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其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它与旧政协的区别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全国政协会议新发言人是啥来头

曾为驻美记者据了解,去年12月22日,全国政协第三十八次主席会议确定王国庆为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公开资料显示,王国庆,1952年10月出生于江苏无锡。

1975年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英语组翻译。

1976年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1978年4月后相继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编辑、副组长、组长、英语部副主任、驻美国华盛顿首席记者、台长助理、副台长等。

2000年11月后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2013年6月不再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同年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王国庆在创立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功不可没”,据王国庆的同事介绍,在王国庆任职国新办副主任期间,适逢中国全面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起步阶段,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彼时国新办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政府各部门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实践摸索时,时任国新办副主任的王国庆常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这些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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