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游
何谓乡村游
一位旅游爱好者的撰文也许能给出回答，“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老屋中，现代人浮躁的、没有着落的身心，一下子平静地着陆了，静静地回归到人类生活的本源。
”作为以都市人体验农村风情、景色、民俗为主的旅游，乡村游能够将传统的农业转变为。
此外，随着农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旅游也将成为乡村游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从目前中国的旅游市场来看，以农民为经营主体，都市人“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享受的旅游活动才是乡村游的主体。
“国家确定乡村游的主题是为了促进城市和农村间的交流，号召更多的都市人到农村消费，提高农民的收入、推进农村建设。
”作为旅游专业人士，尽管续志刚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不久，还是迅速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的确，在这次的通知中，国家旅游局已经明确指出：宣传主题和口号的确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2005年部署，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要扎实推进、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的战略安排，更好地发挥旅游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优势和作用。
在“2006中国乡村游”的启动仪式上，国家旅游局的负责人还表示：“要发挥旅游在拓宽农民创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等方面的作用，以旅助农，城乡互动。
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可瑞也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游不只是一项经济活动。
”他举例说，河北的是一处旅游区，前几年的乡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丰富的旅游资源，随着都市游客的增多，他们开始注意到的旅游商机，并逐步配备了接待设施、卫生设备，因此景区内农村基础设施等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和进步，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此外，随着外来人的增多，他们先进的思想意识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村民，从而提高当地农民的素质。
又如平山县西柏坡村有60多户人家，40多户办起了家庭旅馆，10多户办起了社会餐馆。
柏坡餐厅的女主人就坦言，原来的二亩三分地不能维持生活，全靠发展旅游才过上了好日子。
“乡村游可以促进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张可瑞分析。
尚未排上旅行社日程 “目前旅行社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游，我们有专门的团队负责旅游线路的开发，很遗憾乡村游尚未排上日程。
”1月6日，当记者以普通游客身份致电的时候，中青旅的电话接线员颇为抱歉地回答。
不只是中青旅，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易游假期旅行社等旅行社的人员均表示，尚无完善的乡村游线路。
“如果您是20人以上的团队旅游，我们可以帮你联系一家农家院。
”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
“和出境游、大景区旅游相比，乡村游的利润实在太薄了，所以各家旅行社并不是很热衷于乡村游的开发。
”北京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的王小姐一语中的。
王小姐认为，旅行社是根据游客的取向来开发旅游线路的。
“现阶段我国游客更倾向于以猎奇为目的的旅游，因此出境游和著名景区的旅游更受青睐，旅行社也更为投入地开发这些线路。
不过已经有不少游客对乡村游表现出了兴趣。
”她指出，虽然各家旅行社一直在做乡村游的项目，但是仅限于住农家院、采摘、骑马等简单意义的乡村游，时间也多安排在夏季。
冬季主要是滑雪和泡温泉，会涉及到部分农家乐项目。
王小姐还坦率地说，乡村游项目上，旅行社不太愿意接待散客，除非是团体客人，否则为个别游客组织一百来块钱的乡村游，配备专门的导游和大巴，“太不划算了。
” “旅行社开发旅游项目是一种企业行为，是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如果不盈利的话，当然就不会重点考虑。
”张可瑞十分理解旅行社的行为。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指出，此次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看来并不顺畅，市场反应才是企业经营的主要参考指标。
据续志透露，旅行社之所以不重视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一方面，是由于乡村游的路途较短，多半都市人选择自助游，通过旅行社进行乡村旅游的人较少。
另一方面，旅行社主要是靠打折扣的门票、旅店房间以及机票、火车票等因素盈利，然而从乡村游项目上并不能得到上述的优惠。
“当旅行社和当地的村民谈好价格以后，往往发现并不比村民接待散客的价钱便宜多少。
”续志说。
他指出乡村游多半是由当地村民经营，因此旅游市场并不规范，比如旅行社和村民谈好一个房间40元的价钱以后，转过头来村民在和自助游游客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也许会把价格压到30元或者更低，相比较而言，旅行社无法拿到更优惠的价格，成本也比较高，本来价格就不高的乡村旅游通常赚不了多少钱。
因此，续志表示，现在国内专心做乡村游的旅行社较少，即使今年的主题定为“2006中国乡村游”，也无法彻底扭转乡村游不景气的状况。
需要长远的规划发展 “今年国家将乡村游作为旅游主题，只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对乡村旅游的关注，同时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但是乡村游市场的繁荣是需要长远规划和发展的。
”张可瑞说。
在他看来，乡村游处于一个向上发展时机。
比如河北省秦皇岛市较有规模的乡村旅游景点已达20多个，年接待游客14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达1000多万元。
“我国实行‘黄金周’长假制度7年多以来，受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开始转向去城市的周边地区旅游。
”张可瑞分析，此外，都市人十分向往去农村体验民俗民风，“虽然城里同样可以买到西瓜，但是每当北京的大兴地区举行‘西瓜节’的时候，即使西瓜的价钱贵了很多，人们还是愿意去大兴体验新的生活方式。
” 张可瑞还强调乡村游是个广泛的概念，“农民同样需要旅游，”他说，“我国广阔的农村是可以不断培养新的旅游者的。
”当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乡村游不只是城市人到农村旅游，农民出行旅游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可瑞提醒，乡村游的商业性发展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农村要善于开发自身的旅游资源，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加强自我宣传。
”他还举例到，现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都实行“禁放令”，但是农村并没有这个限制，春节期间，农村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吸引都市人到农村放鞭炮，带动乡村游的发展。
“可能会有一部分小旅行社会重视起乡村游项目的开发。
”从事旅游咨询服务多年的王小姐则预测，为了在夹缝中生存，大旅行社不太重视的乡村游或许能给小旅行社提供一个不错的商机。
国家卖力吆喝，旅行社反应冷淡，散客旅游尚不能形成气候，今年的“2006中国乡村游”似乎开局不利，前景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请简要叙述党的成长历程，重大会议，字数1000左右，急…………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 宁静淡泊 发表于 2008-3-26 19:38:00 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内容、意义（教材页码） 一大 1921年 上海 成立中国共产党，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党的中心任务——领导工人运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P 118 二大 1922年 上海 重申党的最高纲领，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最低纲领）。
第一次明确提出 … ，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P 119 三大 1923年 广州 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p122 八七会议 1927年 汉口 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p7 遵义会议 1935年初 遵义 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为，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意义：确立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成熟的标志；挽救了 … ，是 … 转折点 p20 瓦窑堡会议 1935年底 瓦窑堡 确定建立的方针 p24 洛川会议 1937年 陕北 制定全面抗战路线 p32 七大 1945年春 延安 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立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p45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 河北平山西柏坡 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提出 … 方针；规定了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告诫全党要保持 … 作风 p64 意义：解决了 … 八大 1956年秋 北京 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主要贡献）；提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和总任务；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P 106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底 北京 确定了 … 实事求是 … 的指导方针，；高度评价 … ；果断停止 … 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还决定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 … . p126 意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新时期思想开始形成；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 十二大 1982年 北京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p133-134 十三大 1987年 北京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分三步走 p134 十四大 1992年 北京 提出了经济体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p135 十五大 1997年 北京 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p135 党在各个时期的党风建设 1、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 整风运动 。
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
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2、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
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还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3、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 。
国家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堕落成为大贪污犯而被处决。
作用：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干部队伍，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
4、 1957年的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通过整风，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整风指示发布后，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杂志上，展开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绝大部分党内外人士的意见是诚恳的、正确的，有益于党的整风。
两次国共合作 合作 方式 目的 结果 中共状况、方针 第一次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 中途破裂未达到目的 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犯了右倾错误。
第二次 国共合作 党外合作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维持到抗战结束；完成了任务。
已从幼稚转向成熟，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扩大统一战线。
国共两党重要谈判 1、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2重庆谈判和北平谈判 谈判 时间 背景 代表 结果 评价 重庆谈判 1945 1 国民党方面 … 2 中共方面 … 中共：周恩来王若飞 签订 《双十协定》 中共在人民面前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北平谈判 1949 1 国民党方面 … 2 中共方面 … 中共：周恩来为首 国民党：张治中为首 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 国民党假和谈的骗局彻底揭穿。
孙中山的作品
伦敦被难记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及其早期「革命」思想等问题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孙中山先生的Kidnapped in Lon don（中译名《伦敦被难记》），1897年由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 tol）书局印行的原刊本。
纸质还硬扎，沿边略有水渍的痕迹。
依稀百年， 算不得古物，还是带来一阵小小的欢喜，虽然百年之下这一阅读的巧遇并没有 产生什么浪漫的革命联想。
以前也一回二回的听到过《伦敦被难记》这本书，也约摸知道裏面讲的是 孙中山早年革命冒险的事迹，但这次想读到原来的英文本，倒并不在於这一段 故事，而是在阅读和写作时碰到了几个注脚，而引起困扰，亦激起了好奇。
首先是我自己的一个注脚，是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形成过程 的文章裏，后来该文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中国现代革命话语之源〉， 1997，4）。
文章主要谈本世纪初「革命」一词如何经过日语的翻译而被 赋予世界革命的普遍意义，从而在现代中国复活，甚至跑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所谓「革命之迷」。
在探讨梁启超如何接受日本翻译的「革命」时，孙 中山跑进了我的视域。
从一些材料来看，他和王韬、梁启超一样，是促使现代 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但考虑到孙中山早年的西学背景 ，他或许有直接接触英语的「Revolution」（革命）的可能，因此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中山是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理解和接受英语「革命」的意 义的
这又怎样影响了他的「革命」思想和宣传的
和梁启超所传播的「革命 」思想有何不同
这样从语言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对於中国现代「革 命」思想史研究，会开启新的思路。
这也是因为见到陈锡祺先生编的《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内中有一封1896年香港政府递呈英国殖民地 大臣张伯伦的公函，报告有关「中国革命分子」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并说明港 督已经向孙中山和朱和两人发出驱逐令云云。
这「中国革命分子」数字是编者 的说明，从《史迹》辑入的该函复印件来看，第一页大部分被第二页遮蔽，因 此当时香港政府的英文函件是否称孙中山为「革命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令人 徒增悬想。
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於是就在我的文章里加了一个注。
问题的复杂性在 於，在有关孙中山思想的起源方面，史家的论述汗牛充栋，一般声称在乙未（ 1894）之际孙氏即萌发了「革命」思想，但史家所据乃属孙氏的自述，缺 乏史料的实证。
由於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与革命意识形态难分难解，这对於探究 「革命」一词的现代旅行带来特别的困难。
如严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在 1890年谱中写道，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等人「朝夕相处，昌言革命」。
（增订版，台湾，1969）这个「革命」即是一种典型的后设性的诠释。
1 894年孙氏在檀香山创立他第一个反满组织「兴中会」，并发表《兴中会章 程》，其中还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在民国成立后，撰史者习称之为《兴 中会革命章程》。
后来国民党史家冯自由注意到这个误称问题，专门作文辨证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1963。
第一编，第九册，页28 6－7）。
在二十年代初，孙中山自撰《革命运动概要》，说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大 多是道聼涂说之辞，因此「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同前书，页202） 。
但他自己也没讲清，到底在什么时候他开始使用「革命」作为宣传口号，并 以此命名其党为「革命党」的。
的确，孙氏最初以口传的方式宣传反满主张， 依靠的是秘密会党，也没有留下可靠的记录，这就给「革命之起源」罩上了一 层神秘的迷雾。
因此，我对「革命」话语的溯源的研究，就碰到了历史与「神 话」、诠释与史料之间的裂隙。
关於孙中山与英语「revolution」的关系，我想找《伦敦被难 记》，想从这个1897年出版的孙氏自述裏，是否会发现有关的资料。
这不 仅涉及孙氏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及其西方来源，也有可能探知他接触西方「 革命」思想的具体传媒方式与客观条件。
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孙中山在18 95年广州起义失败，次年遭香港政府驱逐出境，那么我想到，当时的外文报 纸是否报导或者怎样报导和评论的
当然，作这样的词源探索，是处理思想史的一种途径。
或许有人认为，中 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这样研究的结果意思不大。
其实不 然，试想中国人叫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首先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历 史现象。
过去历史学家忽视语言和文化、历史再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此常 常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尤其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本世纪初形成的过程，引 起我的兴趣。
因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个现代产物，是在东西文化的激 烈冲荡交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样的研究，在于考实「革命」和「revolution」、日语「か くめい」之间最初交遇的历史形态及其具体境遇。
这与过去的考证传统有一定 的关系，但基於某种对语言与历史、政治权益、文化机制及心理的复杂关系的 认识，在考释过程中尽量揭示「革命」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历史形态，包括文 本自身的再现及其与其他文本之间、与社会之间的互文性。
从这个角度看，这 样的「革命」研究就与所谓「正史」有关革命起源的作法有根本不同。
前者是 开放性的，结论产生於追踪、探讨之后，而后者是封闭性的，结论先行，为某 种意识形态所左右。
这些有关孙氏与revolution的质疑，既涉及「革命」话语的现 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这个注脚似乎是一种被压抑的「革命」的呐喊。
对我来说，像一部没有写完的侦探小说，如果找到《伦敦被难记》这个「案卷 」，似乎会构成一个必要的情节，虽然不知结局如何。
而这写作的机遇却与读 过的几本书裏的注脚产生奇妙的联系，他们或提供某个线索，或别生枝节，设 下新的障碍。
阅读的随想能带来喜悦，也包括一些不相干的事。
美国学者保尔柯文（PaulA．Cohen）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Ca 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 987）是一部研究王韬的专著，用功颇深。
他在分析王韬的《法国志略》中 有关法国革命的敍述时，说「Revolution」在一八八十年代的中文 裏，还没有确切对应的词，从该书中对法国1789年历史的描述来看，被形 容为「乱」。
柯文在这裏略显出粗心。
他认真对照了《法国志略》和日人冈千 仞《法兰西志》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忽略了王著的另一重要来源——冈本监辅 的《万国史记》。
其实在《法国志略》裏，已经数次出现「革命」或「法国革 命」的字眼，只是用的比较晦涩，在敍述波旁王朝复辟时才提到，而在正面描 写巴黎市民的起义时，则称之为「作乱」或「乱民」。
在这些地方，王韬几乎 照抄了《万国史记》。
这个最早从日人历史著作中引进「法国革命」的概念， 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我在别处已经略略谈过（《读书》，19 98，6）。
不过柯文在该段论述之后，加了一个注脚，却显出他的读书之细。
对我来 说，这完全是意外的收获。
他在注中说，「革命」一词原为中国所有，意谓改 朝换代，直到一八九十年代中期，才含有现代的革命意义。
他还指出，对「革 命」的现代使用，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早一些，并举了两本名著：史扶林（Ha rold Shif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源》和雷文森（J oseph R．Levenson）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数十年来，论述中国革命的西文著作，也可谓浩如烟海。
但所谓「革命」 ，是比喻性的，具一种敍述框架的功能，大多敍述的是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 中国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很少有人从语言角度注意到我们每天挂在嘴上 的「革命」，到底对於中国革命有什么样的意义。
柯文对「革命」使用时间的 论断虽然不确切，但他在批注裏引证出处，说明自己看法的由来，体现了一种 严谨的学术作风。
当他把史扶林和雷文森的两条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再稍加 引伸，说日人较早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就彰显了一个有研究潜力 的问题，他的这一注脚便包含著灼见，哪怕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错的。
注明出处，是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在美国，对批注的格式要求是很机 制化的，有的教授明确规定他的研究生写论文，一定要根据——比方说——《 芝加哥写作手册》。
一般学术刊物对论文格式各有严格的要求。
我说「机制化 」，即是对注解格式的要求属於整个学院及学术研究机制化的一个有机的环节 。
以出书发文章为例，这是和匿名审稿、书评等制度是连在一起的。
出书时， 出版社寄书给有关方面的专家，请写书评。
有的写，有的不写；写的话，不是 为稿费。
当然有的写得好，有的差。
这样的机制性为的是保证学术质量，从资 本主义性质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证知识的累积性和个人创造的专利性。
虽然在实际功效上不一定如此，但有「格」可循，终究要好些。
批注不仅仅为的是注明出处。
柯文的这个注脚，是因为有关「革命」使用 问题的想法不便在正文裏展开，於是这批注就像一个小牛奶瓶，将溢出的文思 装起来。
有些学者或善发议论，或喜欢卖弄博学而横生枝节，又不好意思在正 文裏这么做，这样批注就有点像「跳蚤市场」了。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懒于或拙 於作注，或有注而不注出处的。
扯得远了，回到使我困惑的「革命」批注。
另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学者朱 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85） 一书裏读到的。
此书副题为：「《民报》个案研究」。
1905年之际，以孙 中山为首的民族革命主义一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了大量讨论、 宣传「革命」理论的文章。
朱浤源这本书对於五花八门、纷纭复杂的「革命」 理论条分缕析，作了深入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在开场白裏有一段话：「今 天的中国，尚在分裂的状态中。
台湾海峡两岸的执政者或人民，都肯定中国尚 未脱离革命的阶段。
」这类官腔，海峡两岸都差不多，有时在不以「革命」为 主题的著作中也不难见到。
这段话后面加一注：「中共持续发动各式大小革命 ，认为破坏仍不彻底。
唯有经大破坏之后，大建设才较容易。
中华民国的政府 ，秉持孙中山主义，亦肯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读了之后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本书在1985年出版，想想曾几何时，风云突变，现 在一般读者，无论海峡两岸，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大约不会觉得那么顺耳。
从 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这一「宏大话语」幸而未中
然而倒过来想想，如果作者真要大发革命的宏词，尽可在正文裏发挥，实 在也不必忸怩作注的，其中也不必有那种注经式的「微言大义」。
所以作者加 这个注，在作用上是把「宏大话语」缩小，至少显出一种节制。
再看这个注脚 ，意在论证正文裏的革命必要性的论断，而强调的是，继续革命都更像是党和 政府方面的意图，与正文裏的「人民」没有什么干系。
由此对这条批注产生了几分同情。
再想想什么是「革命」
自己这篇文不 文、注不注的，是不必成为革命正史的一条注脚的。
自以为在解构「革命」， 而在「向革命告别」的时代，却斤斤於几个有关「革命」的注脚，岂不像解开 革命的裹脚布
最后一个批注，比较长，因为切入我的论题，也就应该成为正文的。
那是 在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裏。
见1895年11月10日谱： 据冯自由记：舟过神户之际，先生等「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 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 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 称革命党可也。
』」（《革命逸史》初集1页）又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亦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
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 中国字，也略知梗概。
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 耀在眼前。
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 反而已。
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
」此 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据安井三吉、陈德仁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 报导。
（北京：中华书局，1991，102页） 限於年谱的体例，往往通过对占有材料的编排、选择和考订而见出史家的 见识。
陈少白的这条材料，在罗家伦编的《国父年谱》裏，被理所当然的编入 1895年谱中，作为正文。
陈锡祺此谱不系于正文而置於批注，表示编者对 这条史料的审慎，也足见在年谱的现代翻版中注脚的妙用。
所谓「此事不见於 先生本人记述」，是编者的按语，也表达了对谱主的尊重。
只是略感不足的是 ，既指出安井三吉、陈德仁对这条史料的「考查」，可见此有关革命原始的史 实已引起学者重视，至少应当将有关他们考查的资料出处注明的。
在探索「革命」语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革命的历史是如此充满激 情和戏剧性，因此有关革命的记忆常常有一种将理想的自我传奇化倾向。
陈少 白这段回忆，尽管时、地、人三者都凿凿有据，恐怕在革命记忆和革命事实之 间有了裂痕。
或者是一种后设性的对自己革命历史的表述；或者是记忆的错位 ，细节上有差错，不一定纯属子虚乌有。
对於孙中山与「革命」的关系，这段 话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革命」话语过程的集体经验。
「革命」话语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问题，它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所谓 「汤武革命」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某种范式，也负载著民族的文化认知方式。
从上世纪未直至今日，「革命」和世界革命接轨以来，其间对抗和亲和关系始 终是紧张的。
据陈少白的说法，「汤武革命」这样富有封建色彩的革命话语已 经在国际环境中重新获得生命，带有某种普遍的正义性，而陈氏那种乐观的口 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需要具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条件。
从理论上说，通过日本报纸的报导而自称「革命党」，就有相当的权威性 。
因为日本报纸代表了某种「公意」，当时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成为「 西化」成功的典范。
事实上，自德川时代起，日本学者逐渐完成了对儒家「革 命」话语的改造。
如雷文森所说，日本人把「革命」用作一个比喻，已与儒家 所说的「革命」意义基本上脱离了关系。
尤其在崇尚「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 ，那种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理解的「革命」，相当於一般意义的「变革」，因此 日人也习称「明治维新革命」。
这和中国人习惯上理解「革命」为改朝换代的 政治暴力不同。
这样说来，当时日本报纸是否会把孙中山的未遂暴动称为「革 命」值得怀疑。
事实上据陈锡祺《长编》，当时的《神户又新日报》（189 5，11，10，可参陈德仁、安井三吉《孙文と神户》，神户，1985， 页34）对孙氏广东暴动的报导，称之为「暴徒巨魁」，根本没有「革命」的 意思。
因此从实践上说，陈少白所说的从「造反」到「革命」的正义感的产生 ，更需要的是集体的参与并产生一定的政治气候。
这两方面的条件，在189 5年孙氏及其同志在日本的情况来看，是不可能具备的。
《长编》所谓「此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应当指的是孙中山在192 3年自撰的《革命运动概要》及其它资料，的确，只字未提这件事。
孙中山指 出民国以来，出现无数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多道聼涂说之辞，鲜能知革命 之事实；而于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
」甲午之后孙氏在香港活动，他说， 学者们追述革命起源，「多有本於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
该 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成问题。
而当时虽在 英京，然亦事多忌讳……」的确，我们细看此书，孙中山声称自己主张「和平 改革」（apeaceful reformation）。
确实因为「事多 忌讳」，而不能直言其反满的革命宗旨。
如果我们斤斤於孙中山最初与「革命 」一词的瓜葛，那这一权威版本也难以满足我们的「历史癖」。
如果说因为「事多忌讳」而使用「reformation」，似乎孙氏 心目中已有「revolution」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伦敦被难记》 书末附录当时香港《德臣新报》（China Mail）的一篇评论，标题 为The Supposed Chinese Revolutionis t（假定的中国革命者）。
这个英文的revolutionist，我们都 知道意为「革命者」，但在当时不是译为「革命」，而是译为「造反」。
冯自 由在辨证最初的《兴中会章程》时，不仅说原章程裏没有使用「革命」一词。
他还指出，次年孙中山在香港的兴中会章程中沿用了「香港旧译名辞」，而「 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字，旧译为『造反』，即同此例。
」 《德臣新报》中revolutionist的意义，涉及「revol ution」一词在英语历史中的衍变。
在十七世纪，英语rebel（叛乱 ）的意义和revolution之间界限开始模糊，但据雷蒙威廉斯《开键 词》一书，至十九世纪末，revolution的意义与evolutio n（进化）相对，含有暴力颠覆政权或根本改变政治体制之意。
（Raymo nd Williams，Keywords．New York：Oxfo 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73）细看那 篇报导，作者显然在为孙中山辩护，称颂他的人格正直，理想高尚，但文中提 及孙氏的广东暴动为「abortive revolution」（流产的 革命）或「rebellion」（叛乱），可见这「革命」与「叛乱」或「 造反」的意思差不多，由是亦可推断，尽管孙中山已熟悉revolutio n一语，但在他的语汇裏，还是「造反」的意思。
看来他对「革命」的真正接 受，这个翻译过程问题，仍造成认识上的障碍。
读到《伦敦被难记》，对英文世界颇为失望，於是更把注意力放到他在日 本的「革命」之旅。
另一个有关中山早时「革命」文献，是宫崎滔天的《三十 三年之梦》，却也使我疑窦丛生。
书中写到孙中山伦敦被难后，从英国至日本 。
宫崎与孙会见，展开一场访谈：我首先发问道：「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 命为志的。
但还不知详情。
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 法手段。
」他徐徐开口说道：「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
因此，我的政 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但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三 十三年之梦》，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花城出版社，1981，页122） 据滔天之子宫崎龙介的回忆，当初两人作的是「笔谈」，宫崎不懂汉语， 因此「这样的笔谈问答，是和不完整的英语混在一起谈的，所以难以理解的地 方很多。
」（同前书，页275）而上引的对谈，犹如公共传媒的记者采访， 而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和手段」云云，好象一场新闻发布会。
《三十 三年之梦》出版於1902年，作者追述五年前讲过的话，却无异於历史重构 ，显见他为孙氏鼓吹革命的意图。
从现存少数「笔谈」来看，那种会谈的秘密 性质，那种用语和内容，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历史的气氛，从中也看不到「革命 」的字眼。
问题的关键仍是孙氏使用「革命」的历史条件。
如章炳麟、康有为 等人已经在戊戌期间谈到「革命」，都持否定态度。
因此通过孙中山由否定「 革命」转向肯定，意味著传统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出现某种决定性的转变，以 及社会一般恐惧心理的克服。
换言之，当1902年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主张能 够产生社会效应时，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意识——伴随著传统革命话语——似乎 经历了一次「换脑」手术，也即和当时大量「新名词」风靡朝野上下的情况有 关。
这就不得不提到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日人的翻译，真正接触到西方R evolution的意义，同时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往还，谈论「革命」 。
在这样的中／西、保守／激进、传统／现代的文化冲荡与交汇的熔炉裏，中 国现代「革命」话语应运而生。
1899年改良派在日本的喉舌《清议报》上刊载了欧榘甲〈中国历代革 命说略〉一文。
在改良派营垒裏，欧氏属於激进份子，与孙中山过往密迩。
文 中盛颂孔子和汤武为「革命」始祖，符合孙氏在《革命运动概要》所说的：「 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从历史文本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可视作孙中山「革命源起」之一证，尽管是 间接的。
关於孙中山最初对「革命」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我的初步结论和台湾学者 周弘然的说法有相合之处。
他说：「革命排满两个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 收大效者，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保皇会成立之后。
」（〈国父〈上 李鸿章书〉之时代背景〉，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之文献》，页278－9 ）虽然这一灼见缺乏证据。
当然我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许多细节尚需展开 和深入。
同年年底，仍在《清议报》上，刊出梁启超《汗漫录》，首唱「诗界革命 」和「文界革命」，宣传西方的Revolution之意，这个含有和平改 良意愿的革命，颇有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分途扬镳的意思，但事实上却使反满 革命的意识形态如虎添翼，「革命」一词从此深植于现代中国。
关於梁启超与 「革命」话语的关系，我在〈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一文中稍作过讨论，不 妨读作本文的一个注脚。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口号
中共党史上的会议主要分为六种类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及扩大会议，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党的专门工作会议。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其职权是：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修改党的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总共召开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
1、中共一大（1921年7月）： ①内容：确立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②意义：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之后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2、中共二大（1922年7月）： ①内容：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 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②意义：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3.中共三大（1923年） ①内容：决定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
②结果：与国民党进行了合作，国民大革命兴起，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但由于中共放弃领导权及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失败。
4、中共四大（1925年1月） ①内容：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中共四大的主要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功能运动高涨的问题。
大会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②意义：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段的革命态度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还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大会还制定了有计划地开展工农运动的方针。
5、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6、中共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中共六大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六大也存在着不足：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7、中共七大（1945年春） ①内容：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当前形势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确立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②意义：为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8、中共八大（1956年秋） ①内容：a、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
b、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c、确定今后的总任务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d、确定经济建设方针是既反冒进又反保守，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②意义：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方针和设想富有创造性，是对我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的探索。
9、十二大（1982年） 内容：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10、十三大（1987年） 内容：a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b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11、十四大（1992年） ①内容：a提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b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意义：为我国规划了本世纪前进航程，确立了迈向21世纪的行动纲领，大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12、十五大（1997年） 内容：a把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b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c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改革和发展作出跨世纪的战略部署。
13、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11月8日至14日） ①内容：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
②意义：我们党新世纪乘胜前进，规划制定新世纪中国发展重大战略的会议，也是与时俱进，为指导思想增添理论新成果的代表大会。
并实现了我们党承前启后，完成整体性新老交替的任务。
14、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21日） 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即“第X届中央委员会第X次全体会议”，简称“X届X中全会”。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1、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 ①背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全国即将解放. ②内容：a党今后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b提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
c规定了革命胜利后党的基本政策和总任务：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d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③意义：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
2、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 ①内容：a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b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c决定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②意义：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是在这次会上开始形成的。
三、中央政治局会议及扩大会议 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中选举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
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另外，有时候也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
1、遵义会议（1935年1月） ①内容：a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取消其军事最高指挥权。
b肯定了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②意义：在事实上确立了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瓦窑堡会议（1935年底） ①内容：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②影响：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
3、洛川会议（1937年秋）： ①内容：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 ②影响：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
四、党的中央工作会议 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由党中央负责召集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各部门、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不定期召开 1、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①内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②意义：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紧急中央会议 因工作需要，中共在情况十分紧急下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到规定的半数，因而称为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1927年8月）。
①内容：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秋收时发动武装起义，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 ②意义：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党的专门工作会议 由党中央或者某一部门负责召集的由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定期或不定期会议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
此外，现在每年都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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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 上海 毛主席、董必武、陈潭秋、李达等13人。
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党纲；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 中共二大：党的最高革命纲领是建设社会主义—反帝反封建。
制定统一战线方针 1923年 广州 中共三大 讨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八七”会议 1927年8.7 汉口 内容有: 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遵义会议 1935.1 遵义: 1.纠正了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2.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3.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1935.8.1 即 1935年底 瓦窑堡会议 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4 延安 毛主席 ZD LSQ 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毛主席思想是中国***的指导思想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内容: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城市;总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防止资产阶级用 “糖衣炮弹” 进攻的危险,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 北京 :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背景:1. 开展关于真理标准讨论;2.”两个凡是” 的正确认识 1978年冬 北京 内容:思想上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政治上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3.平反冤假错案 . 意义: 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10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确定了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 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书记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两个务必是哪位领袖在什么会议上提出的?
两个务必提出是毛泽志在党的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首先，从直接背景看，“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
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党中央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
党中央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
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
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
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