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市民论坛
关于考古挖掘重建谯陵寺振兴亳州的报告一、谯陵寺历史简介谯陵寺位于亳州东三十五里，观堂镇西北6公里处。
始建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距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
据《四国志》曹操传记载：太祖武帝，沛国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慰。
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
不就，称疾归乡里。
太祖归乡后，在谯东三十五里筑堆建读书精舍。
翌年，曹丕生于此，后人赐名“曹家孤堆”，寺名为“谯陵寺”。
谯陵寺东北有一曹庄户，系曹操祖居遗址，西有曹林，系曹操祖先埋葬处；西南有马趟子，是曹操遛马的地方；西北有拉缰沟，是曹兵练马时形成的沟；前有曹操的饮马深井，曹操冬春走马射箭打猎，任侠习武强身，夏秋苦读兵书，研练兵法，闭门谢客，以待天时。
不久，冀州刺史王芬，南阳徐攸，沛国周旌等连接豪杰，谋废汉灵帝，立合肥侯，赴谯陵寺以告太祖。
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振动，从此太祖走上南征北战，东平西讨之路，直至建魏国，称魏王。
至今，此地仍有“先有谯陵后有亳，曹操在此上过学”之说。
二、挖掘考古的理由谯陵寺，据这个“陵”字是一墓穴，下面是空的---千真万确，现在就有一个洞可证明。
之一墓穴是曹操在政治上不得志时，诈病回乡，筑堆建精舍及庙宇，说明曹操非常迷恋这片土地，极有可能在筑堆时把墓穴建好，象亳州市的“运兵道”那样，加之古人守旧思想严重，死后跟随祖宗。
曹操死后各古城名地都有曹操墓，这或许是曹操声东击西迷惑当世人罢了
据史记记载：曹丕曰：“父葬于贫瘠之地”。
至今，在安徽省未治理“谯陵寺等三村”时，的确是个鬼不下蛋的贫瘠之地。
再者佛教传入我国是东汉明帝时，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曹操时代，佛教传入我国已有二三百年，他在此孤堆上建庙及精舍是为了让此陵墓保持永恒罢了。
研究曹操，当今三级政府要想在曹操身上做文章，就应该从曹操的家乡“谯陵寺孤堆”做起。
综上所述，谯陵寺孤堆极可能为“七十二凝冢”之一，也是最可疑之首。
这就是挖掘考古谯陵寺充分的理由，只看政府，我们将视目以待。
三、重建谯陵与考古曹操墓并举振兴亳州在前些年，河南安阳境内挖掘的古墓，说是曹操墓时，笔者忐忑不安，夜不能寐。
第一感觉：不可能
最后，从中央新闻证实：的确不是。
就此，就给安阳当地带来经济财富，难道我们亳州境内的“谯陵寺曹家孤堆”不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并且，正在开采的油井在谯陵寺西2公里处。
请镇政府有志官员，组织考古专家，依法进行考古挖掘，如真是曹操之墓，再把“谯陵寺”古建筑建好：东为大殿、舍利塔，东西廊房，前有大扇门；西为曹操精舍。
使之昭然于世，极大地提高亳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谯陵寺将成为国内外名圣古迹，参观旅游圣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让市委口号“大手笔，大思路，谋发展…”更上一层楼
谯陵寺全体村民会为考古重建谯陵寺作出贡献的个人及三级政府官员立碑记载的
让您们流传千古
谯陵寺村全体村民2013年6月20日
皖北的发展定位
国家文物局阶段的重要工作纪要（1977-1985）1. 国家级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抗震加固设计纪要及后记（另详）；2. 1978年4月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信。
有感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手稿中对研究传统所受到的打击、从而产生的对谬误观念的屈从和自我批判，所以尽自己亲知亲历的认识全面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为今用”方向的广阔途径（此信被罗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并未见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3. 根据文革我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实例为据，绝非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附已发表文章；4. 文革后文物古建损坏严重急需清查，因而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古建园林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由北京市规划局打印20份传阅——附原件；5. 古北口明长城被拆毁三千米，城砖用于修营房和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用长城砖是“废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会文物处长赵学勤找我去现场调查后，因此前长城并未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仅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而紧急向李先念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经先念同志批示后，全面保护历代长城才有据可依；6. 恢复与重建圆明园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
新华社记者周建英在《内部通讯》（高级内参）上写了报道，新华社长曾涛也与我见面，因而圆明园这一弃置已久的废墟得到中央及社会人士的关注。
在圆明园介绍情况的会议上认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紫光同志，不久他即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而当时还不是任何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受到关注。
在众多“神仙会”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的结果，其可谓“木匠多了盖塌房”，圆明园被毫无根据地定位为“遗址园”（此前我查阅了若干日本遗址园的实例，后来又考察了欧洲庞贝、厄科兰诺、奥斯提亚、迈亚尼、德尔菲、（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科诺索斯和菲斯塔斯（欧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遗址）等著名遗址以及与圆明园相当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别墅和狄华丽园等，反观圆明园根本不够格也不宜于成为遗址园，因而本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需要，大有发展前景的五千余亩废墟被“遗址园”的头衔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虚名作茧自缚，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实现不了“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设想，反而成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满的无底洞，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实现（另详）；7. 清东陵是一个成功的“以文物养文物”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保护与管理的实例。
在调研阶段还在裕妃陵发现容妃（即香妃）墓，经过考定新疆喀叶传说中的香妃墓，实为香妃家族墓。
香妃本人葬于东陵，骷髅上维吾尔族发辫也可证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
兼谈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护管理问题；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
文革时万余尊佛像一扫而光。
岛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
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残破不堪。
如按照常规修复，难以想象。
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四旧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旧”混淆不清。
所以首先应明确区别历史文化与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我国后并非全为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理，特别是佛教传入后与传统的儒家、道家融为一体，丰富了传统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当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状才能进行具体分析。
古建筑、庙宇等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物质地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得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当时陪同我一起考察的有一个舟山地区组成的包括普陀山当地的徐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一路边看、边谈、边议，最后除一位（大约是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恢复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问题。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声誉开展旅游事业是非常有益的。
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边修复、边开放、边受益的原则“滚动发展”。
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尽快脱贫（1978-1988年间我多次去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的江浙当时却饥民遍地）。
按此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时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时已大见实效，但也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及环境的苗头，以后我未再去，但我认为很值得从全过程“解剖一个麻雀”认真总结一下，和圆明园也是个鲜明对比。
这是又一个以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实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证，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达到。
——附《建筑学报》关于普陀山规划一文；9. 保存德胜门箭楼始末：当时二环规划要拆除德胜门箭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箭楼的施工队已进场，北京市的赵学勤紧急来找我。
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单纯的“力保”德胜门箭楼不拆，而不顾解决现实交通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并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过。
这样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楼又不影响二环通车。
所以我认为规划工作的实质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一方面的意见（长官或专家）强行贯彻片面的主观意图，如果矛盾得不到统一，不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10. 古观象台塌毁后，因正好斜对外交公寓，所以外国通讯社率先报导。
刚上任的局长齐光要我马上去现场勘察原因。
我首先组织人将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下来置于安全地带（有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修地铁环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与地铁签署的由地铁负责加固基础的协议而没有提出加固方案，罗哲文经办），所以在元、明城台接缝处产生滑坡……据此提出大、中、小三个修复方案（后由鸣谦负责实施其中的‘大’方案），并统筹考虑修复后的完整性，向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单位占用的紫微宫，最后由方毅报小平同志批示收回；11. 与金紫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迹及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
因陶渊明墓的迁建及新建陶渊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阁、浔阳楼等问题，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为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滕王阁原址已没入赣江，论证是否恢复、为何恢复等问题，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是否为原物或原构，实质问题是其反映的内涵的价值。
如北大红楼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设计或建造的优劣，而在于其作为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
其后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建筑作为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即举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三篇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屡毁屡建，新建者仍应作为文物，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也将作为文物；12. 1980年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我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先生议论并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只限于传统木石结构体系，也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
最早可溯源于乾隆在圆明园中建设的西洋楼，及其后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以及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诸多的“制造局”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也包括租界区的纯西方建筑。
其后我去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时，将这类建筑纳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一章中，所以哄传的所谓梁先生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为大个博物馆是完全讹误的。
因为北京城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谓“明清北京城”如何断代
实际上任何城市都有一个始、兴、盛、衰的过程，应妥善保留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杰作，而不是单纯的以建筑的年代和形式、风格等界定其是否为文物。
芜湖会议上还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间建筑亦应选定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赴安徽歙县考察并提出“老屋角”等若干民居报批为保护单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镇等处的民居；13. 与伊-沈（伊顿和沈坚白（原长城饭店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的选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共同参观考察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
兼谈6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及当时我国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14. 河南开封“宋城整建委员会”咨询顾问及河南“中州旅游区”规划招商引资；洛阳龙门石窟漫水桥的鉴定；开封宋城整建规划：由于宋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深埋于地下6-9米处，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一条仿古街，所以在营造地上建筑时如何与地下遗址结合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应邀作了一个宋城整建规划方案，其中：1) 关于“包府坑”的疏浚及污水排放问题，引起普遍的城市污水排放及污染问题的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到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污水处理及再生问题是必需解决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长佟铮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马。
兼谈污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变废为宝等几个问题（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的有关段落和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污水处理及再生的图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关于污水排放和市政摊销等问题的记述）；2)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问题：罗马帝国灭犹太国后，被打散的十个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国。
宋真宗时有一支犹太人流入开封，宋真宗接纳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七个汉姓，号称“七姓八家”（另详），要他们遵守祖制在开封定居，名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这一支犹太人是流亡的犹太人中唯一被汉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越受压迫，越团结、越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独立的犹太人社区，而开封犹太人由于不受压迫还要他们“遵守祖制”，反而逐渐融入华夏文明。
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即派人寻找他们的族长，要帮助他们恢复并学习希伯来文，反被拒绝。
198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沃伦斯基（犹太人）等多次到开封寻找这支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已“无影无踪”。
1983年我陪同沈坚白（同为宋城整建委员会顾问）到开封时，沈受托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有关部门找到六个人，他们已完全汉化，根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再遵守犹太人习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礼”等），只是有些卷发和鹰钩鼻等（皆有照片），开封市长方略写了一封委托信给沈坚白，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找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怀特（Bishop White）把这些文物包括‘一赐乐业’教碑及匾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
后因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办压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处）。
实际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内部各民族团结共处，而且对化解当今伊斯兰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作用。
（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族，但我去开封犹太人族长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开封犹太人的代表（即该族长）；3) 沈坚白谈引入和利用外资及对我国当时的优惠政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另详）’4) 关于洛阳龙门漫水桥的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了有利于保护龙门石窟，修了一个小平桥（漫水桥）。
水经过龙门石窟前引入对岸北上，以便封闭龙门石窟前的通道。
本是一个有利之举，但被某个在龙门蹲点的文保所干部告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又转到国务院由副秘书长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了12位专家到龙门现场开了五天会，批判了五天，最后决议废除小平桥。
我与金紫光副局长去河南时，一位副省长岳肖霞对我说：“我们好心办了错事，希望你们去看看，帮助解决一下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赶集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的唯一通道对保护龙门很不利，如果不建桥将人流引开，还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如在龙门石窟后面开凿隧道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施工过程中如开山放炮更易破坏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大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安静的卧在河床中是个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车的漫水桥（水大时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负责文物的文化厅副厅长张家泰，如果说环境景观受影响，首先应迁移铁路大桥，如果说震动对石窟的影响，更应迁移铁路桥。
（据说后来铁路桥已迁建）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要停建对保护龙门石窟有益无损的小平桥
由于是国务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时由省委书记刘杰陪同视察龙门，对小平桥进行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什么影响才下令复工。
但经过“神仙会”评定的停工、撤点、再复工已平白无故的损失了30万元（1983年时30万元不是小数，有河南省的记录资料）；15.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考察并参观“包产到户”样板。
兼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几点体会。
（明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建史》有关）16. 扬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会。
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主旨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
会上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现代化问题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有一段“对话”。
他首先向我发难，我反诘他使他无话可说。
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并题款送我，又说他见过我祖父，就算“和解”了。
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抢残守阙”又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不同的城市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我认为仍然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17. 南京大会：纪念中国建筑学会30周年。
由戴念慈作报告，我与第二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工部杨春茂部长及兰州副市长任震英谈论了建筑学会的任务与方法等问题。
我在学会中无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
会议期间同时进行改组，所以我对学会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简述如下：根据1953年成立建筑学会的主旨，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展开充分讨论。
例如，在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都不应由行政机关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技术问题都首先由学会组织讨论，但是历次运动都首先从学会开刀，因为议论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讨论，认识如何能发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
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
时至今日关于严肃的学术性问题都不再学会正经的讨论，而是由媒体组织形形色色非本专业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确导向
18. 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会见南京林学院教授陈植，并应邀参加《中国造园史》的编写工作。
这个课题是由建设部园林局出资组织的。
另一为《中国园林史》因观点不同由汪菊渊主持。
陈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园古籍《园冶》所以约我参加。
但《园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园”的，陈老先生因为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所以分给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园及名人墓园。
由于没有首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造园史、园林史）以及亦由建设部出资的中国建筑史皆未完成。
——附《关于史学研究中史料与史观的辩证关系》、《基础资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兼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另详）；19. 赴乌鲁木齐参加先土建筑学会会议（《民居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言稿），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陵、墓、古长城等文物古迹。
大西北之行同时考察西北环境变迁及古泽枯竭等问题。
根据有关碑记及文献记载，西北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不过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以后去大西南和内蒙（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的恶化主要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在大西南主要为最近半个世纪内造成的）引起河流季节化和湖泊干枯，又引起气候变化和雨量减少等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治理环境、植树造林是重要手段，但“为植树而植树”常流于形式，效果甚微。
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
其规律性不难认识，关键在于有效举措，从古文献中（如《言守边备塞疏》汉·晁错）得到的启示，扼要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性举措（另详）——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有关“环境问题”部分；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以新观念经营林业”的部分。
总之：一方面环境恶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为例，不过半个世纪雅砻江已成为季节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可能性。
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个正确的开始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累土”
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书编委会编委，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组织十个编审小组；论文《燕都蓟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迹》对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都是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实的历史演变的典籍，图文并茂作为赠送贵宾的主要礼品，而北京对其起源和演变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史料的记载。
《史迹》一书的扩大提纲本想达到这一目的，但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上，观念难以统一，所以停顿下来至今仍未能继续，这是十分遗憾的，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举，介绍北京历史的典籍本应成为首要的礼品和宣传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传口号
21. 日本建筑史纲（已有纲目，缺乏考察实物）。
日本建筑文化源于我国却保存着比我国最早木建筑还早的古建筑（相当于隋唐），“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张的根据实物来剖析建筑史，则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筑。
22. 浙江河姆渡遗址、宁波、绍兴、杭州、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及安徽黄山、九华山等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调查、旅游网规划。
恢复“文革”时被毁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23. 古建维修中的问题：1) 不能仅仅以“整旧如旧”概括一切，要分门别类判定“律”与“例”；2) 古建防火问题，不能仅靠高压水龙，大多数有内部装修和雕塑壁画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压水龙；3) 梁先生对赵州大石桥“整旧如新”的批判要具体分析。
如原来的构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馆的问题，欧洲的诸多石质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构件已移置于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代替原件置于建筑上；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固方法和材质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认真投入；5) 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保护举措（包括防火）。
24. 古建基础资料调查整理问题1) 基础资料调查整理、使用应有全盘考虑；2) 应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测绘。
我参加过一次建筑学会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古建的女建筑师C. Tayler介绍纽约一地、一次普查就是20万例。
如果用原始观念和方法测绘、整理、筛选，如此巨大工作量难以想象，但应用新的仪器和电脑处理则很快完成；3) 基础资料调研和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讲述；4) 文物工作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工作，因为对其应用于当代的需要，范畴是十分广阔的，所以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行为规范”，最后才能有合格的人选标准、假冒伪劣分子只能败坏事业和国家的声誉——附关于所谓罗哲文到重庆美军司令部画军用地图的几个明显的谎言（另详）；5)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亦首先需要翔实的文物资料。
急求高人给这段文字起个题目
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 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争夺名人故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原本少人关注的乡土名人顿时成了“香饽饽”。
各地深挖名人资源，借名人之名举办的节庆活动、祭祀庆典、招商项目，以及建设的文化园区、文化广场等数不胜数。
许多历史名人的籍贯，或因年代久远记载不详，或因行政区划变迁而随之变动，或根本就是神话传说而难以考索，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各地纷纷争抢，此现象值得思考。
从实有其人到虚构人物，从对簿公堂到网络抢注还有多少名人可供挖掘
2000多年前，夜郎国里的那个天真地问汉朝使臣“汉与我孰大
”的国王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国名竟然成为后人争夺的目标。
10月16日，湖南省在长沙召开“夜郎古国”策划评审会并通过《中国新晃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概念性规划》，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
消息一出，贵州、云南等地立刻有学者表示“新晃此举，不会动摇我省学界倡导大西南各省区联合打造夜郎文化品牌的决心”；同时学者们也提醒当地政府，“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不应老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说：“夜郎国在贵州是有定论的，新晃县的50个亿就能抢走夜郎的归属
50个亿存银行一天的利息是多少
得来多少游客才能赚回来
我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夜郎之争”不过是近些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的最新一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国见诸媒体的名人故里之争就有上百起。
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争夺李白故里；河北丰润、辽宁辽阳和铁岭、江西武阳三地争夺曹雪芹故里；河北临城、正定两地争夺赵云故里；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争夺刘备故里；和河南永城争夺曹操故里；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争夺诸葛亮故里；陕西宝鸡和山西高平争夺炎帝故里；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争夺老子故里；安徽凤阳、滁州和江苏盱眙争夺朱元璋故里……总之，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点名气，都在争抢之列。
如果说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名人尚可一争，那么像这样纯粹的虚构人物的故里之争不免让人嗅到一股荒诞剧的味道。
据称，福建顺昌找到了的墓地，山东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苏连云港[6.56 0.92%]则表示水帘洞就在当地的花果山里，而山西娄烦的文物旅游部门已经决定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对此，有网友讽刺说：“纵然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这下子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西门庆这个一向以“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著称于世的虚构人物，竟然也有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的黄山三地争夺。
尽管后来三地政府撇清说“争夺西门庆故里是媒体误读”，但是与、西门庆有关的低俗旅游项目仍然在当地上演。
为了争夺名人故里，争议双方不惜把官司打到了国家有关部委。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向国家工商总局状告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
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四十一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官员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竟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至今，在两地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仍然各自挂着“李白故里”的标语和李白的塑像图片。
争夺名人故里的战火已烧到了网络。
除了以名人故里注册域名和通用网址之外，名人及其故里的商标成了另一个争夺目标。
在的注册商标查询系统里，以“夜郎”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可以得到100多个结果，仅以“夜郎古国”为注册商标的就有3个。
扭曲事实架空历史，故里之争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我们对于文化是不是太过实用主义了
”“我觉得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我坚决反对。
”提起近来的几次名人故里之争，名誉会长、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说，“挖掘名人资源不能走火入魔。
西门庆是什么人
败类
这样的人都能让地方政府急着给他找个家乡，这简直是文化的堕落，凸显了一些地方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弘扬本土本乡的名人，重在弘扬其精神实质。
‘夜郎自大’本来是一个贬义词，是批评那些视野狭窄、妄自尊大的人的，难道这也值得弘扬
打名人牌不能总是上项目，现在各地建的名人故居和文化旅游园区，不过是个小盆景，没什么精神内涵。
”国家非物质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名誉理事长乌丙安认为，争夺名人故里对于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几年前，某地要搞黄帝故里，请乌丙安去参加论证会，被他婉言谢绝。
乌丙安说：“第一我不是文物专家，第二当地没有文物考古的基础。
有人说当地挖出了一具遗骨，经DNA检测，判断是黄帝的。
这实在荒唐，如果那具遗骨是女性的怎么办
难道说是的
”乌丙安认为，关于夜郎国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并不多，单凭这点东西，是难以复原古国原貌的。
“最后恐怕还是要靠想象，说不定会搞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出来。
研究夜郎古国的可不只是中国人，我们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弄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不符合历史事实，岂不是闹国际笑话，让外国人瞧不起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乌丙安说，几年前他曾在某地的少数民族园里看到了只有太平洋[12.75 -2.52%]岛国波利尼西亚才有的图腾柱，而当地官员说这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
“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硬说是自己的，这不仅仅是无知和可笑，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不负责任。
”“这些现象的出现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传甚广的口号上。
”文化学者、作家肖复兴说，“如果说在初期为了振兴经济，使用这个口号还情有可原，那么后来则步入歧途，越走越远，已经掉进商业主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了。
” 肖复兴认为，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政绩压力下，文化不过是一个木偶，谁都可以拿过来牵着线动一动、用一用。
“对于文化，我们缺乏敬畏之心，我们的眼睛盯着的不是文化而是经济。
”他问道：“我们对于文化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于实用主义了
我们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是过于浅薄了
”故里之争凸显经济诉求，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不可偏废对于名人故里之争也不全是否定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做法本身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现偏差。
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就认为，社会对于开发名人故里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二者不可偏废。
他说，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折射出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求发展的迫切心理，争夺名人故里本质上就是争夺经济资源。
纵观这些年的故里之争不难发现，争夺名人故里最起劲的地方大都位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重点县。
自然条件恶劣、工农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微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的确令当地政府苦恼。
而挖掘名人资源、带动旅游文化产业，进而促进当地发展，自然成为最顺手、最方便的选择。
当地官员也不讳言，打名人牌的目的就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以新晃县为例，2009年该县的财政收入为1.1亿元，尚不及中国百强县第一名的一个零头。
新晃县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说，正因为贫困，只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通过挖掘夜郎文化，引进外来资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通过发展旅游搞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
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他举例说，“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四川江油通过开发李白系列旅游产品提高了当地知名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江油旅游业的年收入就已超过13亿元，年增速超过30%。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事件”则是开发名人经济的又一例证。
在墓穴真伪尚未断定的时候，就有人算了一笔账：相关旅游开发可以为河南当地带来每年4.2亿元的收益。
巨大的经济利益，成功者的示范效应，求发展的迫切愿望，三者结合，导致各地的名人故里项目纷纷上马。
这些项目的显著共性就是大，投资动辄上亿元，占地动辄数千亩。
但是资金从哪儿来
土地经过了哪些审批手续
项目经过了多少科学论证
……这些疑问却鲜有解答。
对此张颐武分析，一些地方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出问题，一是生拉硬拽，稍有点历史联系，就敢大上项目；二是缺乏科学论证和公关宣传，没有得到民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项目还没上马，就先成了众矢之的；三是一些地方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惹人反感。
“现在只要一提争夺名人故里，没有不骂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张颐武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发展没有错，关键看怎么做。
”他说，现在地方政府或者有些企业，思路比较单一、狭窄，只是一看别人有个景点自己就也搞个景点，这种重复性的思路是没法发展的。
“你从这个县到那个县看的都是一样的故里，只是张三换成李四，那还怎么找到真正的文化创意发展的内源性的点
”张颐武认为，像北京798、深圳大芬村这样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成功例子已经说明，“文化创意、文化发展不仅仅是通过开发一个古迹，变成一个旅游点，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在原发性、内生性上面下功夫，找到一个和本地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相结合的点。
” 文化部：虚构的、负面的人物不宜命名(链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甄别，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认定，要本着积极有益、少而精的原则，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进行认定。
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
严禁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反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建设主题文化公园、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
为保证命名的严肃性，各地不宜对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进行命名故里等活动。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一是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表面看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是竞相争抢经济利益，名人故里之争中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已然将文化遗产商品化。
二是兴建假文物，对文化遗产进行不恰当的商业利用和运营，过度的商业炒作和破坏性开发，使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是盲目举办祭拜活动，缺乏严肃性，造成传统文化内涵被严重扭曲。
四是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请问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到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陆溪镇有多少公里路程?
政治地 第一：合肥 安徽省省合肥都市圈中心城市。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城市，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副中心城。
第二：芜湖 安徽省双核城市。
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皖南中心城市。
第三：蚌埠 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皖北中心城市。
第四：安庆 皖西南中心城市 并列第四：阜阳 皖西北中心城市经济总量： 第一：合肥 第二：芜湖 第三：安庆 第四：马鞍山 第五：滁州 第六：阜阳 第七：蚌埠 第八：宿州 第九：六安 第十：宣城 第十一：亳州 第十二：淮南 第十三：淮北 第十四：铜陵 第十五：黄山 第十六：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