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相当程度上，废约的成效与历届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而树立明确的废约意识和坚定的废约决心，是废约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
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
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
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
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
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
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
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
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
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
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
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
”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
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
”（《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
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
***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49年1月19日，***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选集》（18），***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85、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
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实行中国***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
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
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
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
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
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
关税自主，无形取消。
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
”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
”（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
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
中国***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
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
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
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
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
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
在大革命中，中国***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
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
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
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
”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
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
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
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
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
”“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
”（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
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
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
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二.九运动提出的口号有
AB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
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
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
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
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
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
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
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
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
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司法局到底是干什么的它管什么啊
马占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对于马占山的评价应该区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
就对内来说，马占山是当年的军阀之一，他的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历史反面性，这也是当年军阀林立的社会历史的固有特征。
但对外来说，马占山绝对可以称得上民族英雄，直到90年代末，哪些还在世的鬼子兵，对他仍然心有余悸。
所以，抗日英雄马占山绝对值得大书特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几近亡国灭种，只要是抗日，不论手段，客观论述诈降一事，值得一看。
江桥抗战爆发以后，马占山将军率黑龙江一省之孤军弱旅，对日本打出了中国政府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大挫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军民的士气，极大激发了爱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但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黑龙江军队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下，被迫放弃省城齐齐哈尔，撤至海伦一带休整，以利再战。
虽然江桥抗战以失败告终，但马占山将军武装抗日的决心，丝毫没有一丝动摇。
在海他伦秣兵历马，还多次派出骑兵袭击日伪小股部队，扰乱日本人治理下的黑龙江秩序。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马占山压力最大、最彷徨和迷茫的时候。
虽然激起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纷纷投军报国，补充了很多学生兵。
可是部队弹药消耗已经到了极限，新兵没有枪支、没有子弹，甚至要拿着木头枪参加日常训练。
没有弹药给他们实弹射击，这个时候每一颗子弹都是宝贵的。
部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士气高昂，在加上有海伦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吃喝都不是问题。
可马占山自己却十分清楚，喊口号是打不走日本人的，部队补充大量学生兵，没有多余的子弹，让他们练习射击，到了战场上，上千人的学生兵，往往还不如日军的一个战术小队。
他不能让那些学生兵，拿着木头枪上战场。
也不能拿士兵的生命，换他抗日英雄的美名。
他曾多次致电北平和南京政府，“黑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险恶，惟恳诸君，迅即决策，果与援助，以解危亡!” 起初他通常能接到六个字的回电‘静候中央命令!’或‘等待国际调停’!可到了后期，不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北平行营，干脆连搪塞的话都懒得回复了。
马占山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失望了，他深知，要想让这支抗日武装存在下去，要想继续抗击日寇，就必须自己想办法。
没有办法创造办法也要跟鬼子干!怎么能在一场没有政府支持的战争中，还要维持战争。
是摆在马占山面前的首要难题。
甚至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在江桥抗战后不久，东北军吉林省北部的冯占海、李杜两部，进驻哈尔滨。
很快日军即对哈尔滨发动全线进攻，哈尔滨保卫战爆发!马占山将军在海伦得知这一消息，在既要保证海伦安全，又要防止关东军从齐齐哈尔向东进犯，加上部队极缺弹药的实际不利情况下，他不顾身边人劝他保存实力的建议，毅然决定抽调袁琮旅，火速向哈尔滨方向挺进，支援冯、李二部武装保卫哈尔滨。
他派苑崇谷旅前去支援自然有他的考虑，苑崇谷就是哈尔滨宾县人，对哈尔滨一带的地形、民情等实际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让苑崇谷去支援自己的老家，那自然就会卖力、拼命!马占山也可谓用心良苦!可苑崇谷旅在南下哈尔滨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重兵阻击，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苑崇谷几次组织强有力的进攻，希望快速突击过去，支援哈尔滨!可都被关东军强大的火力和优势的兵力截住，苑旅伤亡很大，而且双方持续进行拉锯战，给日军抽调兵力包围苑旅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苑旅在经过江桥抗战后，士兵疲惫、弹药告急，以属疲惫之师。
再加上这一次的惨烈的激战，部队减员过半。
苑崇谷为了最后不被日军包围全歼，在电请马占山以后，苑崇谷下令部队在日军包围圈即将形成，尚未扎死口袋的情况下，果断放弃南下支援哈尔滨的计划，陆续撤出战斗!最后，苑崇谷损失惨重，整旅几乎被拼光，不得不加以休整!不久，哈尔滨沦陷，此时的马占山更加担心黑龙江抗日部队的命运。
因为，哈尔滨沦陷后，这标志着日本关东军，又准备腾出手来，进攻海伦。
可眼下他的这支部队，根本没有足够的弹药和武器，与之抗衡，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关东军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又派板恒正四郎等高级军官为代表，前来与马占山商谈，和平解决黑龙江的反日武装问题。
马占山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最后为了拖延时间，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牺牲，他答应与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代表进行会面，并口头答应日军不与其发生冲突等条件，赞同日满亲善等主张。
日方则表示只要马占山不与日本军队作对，将继续由马占山出任满国黑龙江省长，并且不在对马占山的部队进行围剿。
但对于日军方面拿出来的，签字性的正式文书，马占山总以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为由，婉言拒绝。
但口头同意日方的条件。
( 马占山以伪满黑龙江省长的职位，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转移大批物资出城)不久，伪满国建国以后，马占山依然手握兵权，并不断同铁杆汉奸张景惠、熙洽等满洲国政要周旋。
利用满洲国黑龙江省长和黑省驻军司令的特殊身份，秘密敛集枪炮、弹药、物资。
秘密收集银元、钱粮和日本军队的有用情报。
而且积极获取张景惠、熙洽等人的好感，利用他们对日本人的忠心，使自己逐渐获得日本人信任，据说当时，日本人还为马占山补充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用于黑龙江境内的反日武装和游击队。
当时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弹药最后全招呼到自己的身上了!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马占山于四月初，以自己下属某部有哗变的可能为由，向关东军总司令提出前往某部去视察，必要时进行镇压。
而且事前几天，他还向关东军司令敬献两匹特等战马以表忠心。
随后，马占山率领自己的骑兵卫队，秘密用十二辆物资卡车、六辆轿车、及几百匹骡马将大批军需物资、武器弹药，运出了日本人控制的省城齐齐哈尔，一路北上黑河，并通电全国，表示反正。
随后，又被各黑龙江各旅旅长，公推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
之后的日子里，马占山又不断率部袭击日伪军，甚至一度挥师南下，几乎收复了日军重兵占领的省城齐齐哈尔市，但因手下一个旅长及手下数千人，战时叛变投敌，突然调转枪口!搅乱了马占山的全部作战部署，最终未能如愿。
在通电反正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继续率部，不断出击，黑龙江救国军鼎盛时期，部队超过六万余人。
并多次与关东军面对面的进行战略决战!并主动攻击日军重兵驻守的重要城市。
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
北满地区处处有战火，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
但最终，部队因伤亡惨重，无力补充。
于1932年12月7日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33年6月转道回国后，经国民政府任命，以东北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之职，继续领导绥远一带的抗日斗争。
马占山江桥抗战以来，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能力，坚持领导黑龙江地区，政府军武装力量持续抗日一年多之久，实属不易之举!所以，马占山诈降，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缓兵之计，是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完整的保存下这支抗日武装的唯一办法!马占山他是胡子出身，他也许更加现实，不会让弟兄们喊着空洞的口号，拿着镰刀，冲向鬼子的机枪，做无谓的牺牲。
!但也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事实也证明了，后来黑龙江救国军，之所以发展到鼎盛时期，兵力超过六万，不论是军费、枪支、弹药、后勤物资，都和马占山搂草打兔子，卷走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大批银元、物资、枪支弹药有直接关系!诈降以后，在满洲国，马占山也并没有签署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文件，甚至找不到他的任何签名。
这一点他同张作霖对日方针是相同的，软膜、硬泡、装糊涂的模糊政策很相似。
口头答应，但不签字。
伪省长的就职典礼，他干脆称病不去参加。
在等到日本人实际任命以后，马占山就在一步一步利用自己在满洲国的权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为抗日部队筹集钱粮弹药，这完全就是有预谋的诈降。
马占山诈降之举，说到底和国民政府对黑龙江抗日斗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他诈降的根本目的我想就在于，将黑龙江的抗日斗争更好的延续下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诈降，马占山的政府军武装，是根本坚持不到1932年年底的。
可能1932年春节前，黑龙江的国军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后东北义勇军，甚至抗日联军的兴起，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为这是最早、也是第一支成建制、且具有数万兵力的东北抗日正规部队!也是东北抗日部队中，唯一一支与日军正面进行阵地战、城镇攻防战，甚至大兵团决战的部队!但因为国民政府军作战的习惯，加上主官的钢硬性格。
不断以硬碰硬，不会有效使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军伤亡有数万人之多，武器弹药消耗不计其数!这也是最后救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诈降以后，在满洲国，马占山也并没有签署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文件，甚至找不到他的任何签名。
这一点他同张作霖对日方针是相同的，软膜、硬泡、装糊涂的模糊政策很相似。
口头答应，但不签字。
伪省长的就职典礼，他干脆称病不去参加。
在等到日本人实际任命以后，马占山就在一步一步利用自己在满洲国的权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为抗日部队筹集钱粮弹药，这完全就是有预谋的诈降。
马占山诈降之举，说到底和国民政府对黑龙江抗日斗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他诈降的根本目的我想就在于，将黑龙江的抗日斗争更好的延续下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诈降，马占山的政府军武装，是根本坚持不到1932年年底的。
可能1932年春节前，黑龙江的国军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后东北义勇军，甚至抗日联军的兴起，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为这是最早、也是第一支成建制、且具有数万兵力的东北抗日正规部队!也是东北抗日部队中，唯一一支与日军正面进行阵地战、城镇攻防战，甚至大兵团决战的部队!但因为国民政府军作战的习惯，加上主官的钢硬性格。
不断以硬碰硬，不会有效使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军伤亡有数万人之多，武器弹药消耗不计其数!这也是最后救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