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井冈山精神口号
实事求是、勇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容依靠群众、无私奉献，是井冈山精神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情操上的具体体现。
艰苦奋斗，百折不挠
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条鼓动人民的口号
爱国主义是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因此，纪念，发扬，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
五四精神所推崇的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关于井冈山精神的诗词
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的红军在井冈山运动时期采取的四个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口号标语之红色文化宣传标语
红色文化宣传标语【篇一：红色标语】红色文化宣传标语1、党是太阳我是花花儿永远向阳开2、英雄永远在我心革命传统不可抛3、先辈在我心中奋斗永不停歇4、谦虚、谨慎、戒骄、戒躁5、红领巾心向党6、红色铸造理想拼搏成就人生7、传承红色圣火共建和谐校园8、红色校园手牵手，革命文化心连心9、诵读红色经典唱响时代旋律10、红色耀中华风骨传后人11、走近红色文化传承文化内涵12、毛主席：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篇二：红色文化】赣南地区红色文化的研究一红色文化的内涵、特点1红色文化的内涵红色文化,主要指的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自由,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系列的革命文物、革命文献、文艺作品、革命纪念地、战争遗址、革命领袖人物故居、革命根据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
红色文化经过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生活的磨砺,至今仍然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其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为两种文化形态:物态文化形式和精神文化形式。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象征,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参与者。
红色文化的精髓就是“红色革命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主要包括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形态。
2.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赣南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高、数量大、精品
党员口号
1、为党旗增辉,为百姓办事2、我是党员我争先，我是党员我创优3、掀起创先争优新热潮、开创富民强街新局面4、把群众的麻烦事当自家事来解决，只有带领群众富才是真的富5、我们每个党员承诺一件小事，10个党员就给群众办十件实事，100个党员就给群众办一百件实事，小小的一句话却能切切实实办成万家事6、不仅要让乡亲们填饱肚子，还要让大家鼓起口袋7、我们不仅只是，更要让农民得实惠8、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9、立足村情搞教育，带领群众谋发展10、作为支部书记，要做团结的带头人，尽量避免让群众办事跑第二趟路 11、我是党员，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12、带头致富，领民共富，争做“双强”村干部13、做率先发展的带头人，当人民群众的贴心人14、争做科技致富的带头人，争当农民增收的领路人15、不忘党员身份，牢记光荣职责16、时时作示范，处处当先锋，事事我带头17、党员争先进，支部创一流18、宣传政策我为先，我率先，搞好“双带”我争先，争重任务我抢先19、我是党员我带头20、勤勤恳恳为工作，任劳任怨为人民21、群众喜的就是我们要做的，群众怨的就是我们要改的22、确保创先争优活动取得实效，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南昌起义 资料
起义的原因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不合作，所谓“宁汉分裂”。
江西南昌则在武汉和南京之间。
由于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
一方面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大革命失败”。
于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建制下的叶挺第十一军，和贺龙第二十军，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与第九军副军长、南昌公安局长朱德会合，准备起义。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因为贺龙部兵力最多；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贺龙是起义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叶挺起义前就是共产党员。
但叶部蒋光鼐、蔡廷锴师只服从国民党左派，不愿接受共产党指挥。
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在起义前赶到南昌，阻止起义，但被多数参与决策者否决。
起义经过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的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
起义胜利后，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
国民党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
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然后追击起义军。
在南进广东途中，蒋光鼐、蔡廷锴师脱离了起义军。
因天气暑热，长途行军，又没有发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起义军士兵很多。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目的是企图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25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
但起义军在攻击潮汕途中，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在汤坑遭受大败。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南下部队余部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朱德所部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派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去中央汇报，朱德与第25师73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率该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朱德将部队的一字形战术改为人字形战术，开始了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约剩3个营800人，林彪在这支队伍中，一度离队，后又担心被民团抓住，归队。
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朱德化名王楷。
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部又移师湘南。
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会师，建立红4军。
在公开场合，起义军表示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但反对起义军所称的“右派”蒋介石。
八一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消灭革命。
由于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使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并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后因发现张发奎已站在汪精卫一边，中央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宣布起义。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
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
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
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同年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