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运动简介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北京政府竟准备在 “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
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
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
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
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
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10日宣布 “批准”曹、章、陆三人 “辞职”。
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 “民主”和 “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
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 “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西江千户苗寨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湖南大学是什么时间建立的
学校办学起源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 创建的岳麓书院以及清朝末期(公元1897年)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时务学堂[2] 。
1926年02月01日，省立湖南大学在湖南工专、法专、商专三校基础上合并成立[2] 。
1937年07月07日，省立湖南大学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497号指令册立为国立湖南大学。
1949年09月，国立湖南大学被中国共产党接管，并更名为湖南大学。
2000年，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南大学[3] 。
千余年来，这里学脉绵延，弦歌不绝，以“千年学府”之美名而饮誉世界。
湖南大学是1998年5月4日上的985，“985”的名称正是因为颁布的日期而来。
湖南大学坐落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长沙市，历史悠久、声誉斐然，是直属教育部的“211工程”、“985工程”的高校。
2014年8月，湖南大学入选2014年度“2011计划”及国家“2011计划”核心协同高校。
湖南大学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美誉。
起源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1903年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主席亲笔题写校名。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先后更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工学院，1959年恢复湖南大学原称。
1963年起隶属国家机械工业部，1978年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98年调整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2000年，湖南大学与原隶属中国人民银行的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南大学，仍然直属教育部。
关于”秋收起义“
原因：1927年蒋介石、汪精后叛变革第一次革命战争遭败。
目的：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会议决定派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时间：1927年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
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
并告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
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9月9日。
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
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27）。
何长工、陈明义的回忆文章中均有相同论述，不一一列出。
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彭公达对秋收起义时间也有表述：“（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的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
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
”（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事实上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向平江进军。
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人物：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
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30）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秋暴之初是两条线，江西这条线的卢德铭、余洒度也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卢德铭离开起义部队赶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及时带回了党中央的指令，又于起义之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起义；在兵败金坪回师台庄之时，否决了余洒度的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与同志靠拢；在文家市会师期间，又坚决支持同志关于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两次转兵，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
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
”（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
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性质 意义 作用 影响：1.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而主张“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突出地体现在南昌起义中。
但到了秋收起义的筹备过程中，以为代表的 湖南省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旗帜已失去威信，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在湖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工农民众的强烈憎恨 ，产生了“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
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湖南省委也提出“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更进一步地，提出暴动后的政府不再是国民党政府，而是工农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委也决定要“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当时中央并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这一正确主张。
1927年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时批评说 ：你们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这是不对的”。
由于、彭公达(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人的坚持，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号 ，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明旗帜。
历史证明，秋收起义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首创工农 革命军，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正确举动。
秋收起义暴发后第 10天，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 自己的旗帜”，“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过去让 出去的革命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2.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时，第一次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起义部队前委也多次进行过土地革命政纲的探索。
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南昌起义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
在南昌起义中，曾实行过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 的政策。
在地少人众的南方，农民称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
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
因此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国情。
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
这一土地政策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土地革命是要推翻整个地主制度，准确地抓住了土地革命的目标；第二，提出了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即在土地斗争中依靠谁 、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这一全党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尽管还是有所缺陷，但实践证明，湖南省委提出的这一土地政策是正确的，代表了当时全党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步完善起来的。
3.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5.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
这是8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近代中国第一个组织社会救助组织是谁
1.2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到了近代，中国的福利思想一方面承继了儒家思想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
“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福利看成是一种在常规的社会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能满足一部分社会成员某些较为特殊的社会需求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此，社会福利的目标被锁定为“为社会弱者服务”，即济贫。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济贫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初，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四年（1915年），政府便仿照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了《游民习艺所章程》。
1928年，政府又颁布《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构规则》，翌年，颁布了《监督慈善团体法》。
1930年政府在全国推行救灾准备金制度。
这些立法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用法律手段来规范济贫行为。
1941年政府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准备制定《社会救济法》。
1943年《社会救济法》公布实施。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济贫大法。
同时，政府认为以前制订的相关法规已经不合实际，接着又公布了一系列法规，如《社会救济法施行细则》（1944年）、《各省市县市地方救济事业基金管理办法》（1942年）、《社会部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1944年）、《救济院规程》（1944年）、《管理私立救济设施规则》（1945年）、《赈灾查放办法》（1947年）等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济贫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1943年的《社会救济法》规定，社会救济的对象为：“一、年在流失岁以上精力衰耗者。
二、未满十二岁者。
三、妊妇。
四、因疾病伤害残废或其他精神上身体上之障碍不能从事劳作者。
五、因水旱或其他天灾事变致受重大损害或因而事业者。
六、其他依法令应予救济者。
”《社会救济法》规定的“救济方法”有十二种：“一、救济设施处所内之留养。
二、现款或食物衣服等必需品之给予。
三、免费医疗。
四、免费助产。
五、住宅之廉价或免费供给。
六、资金之无息贷予。
七、粮食之无息或低息贷予。
八、减免土地赋税。
九、实施感化教育及公民训练。
十、实施技能训练及公民训练。
十一、职业介绍。
十二、其他依法所定之救济方法。
”[5]但是，遗憾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述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在实践中，政府只是敷衍了事，措施不力。
尤其是救济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制和作派，难有作为。
针对当时的现状，在民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本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
1911年步济时先生在北京组成的“北京社会服务俱乐部”，这个组织数年后发展到有600名学生参加。
1921年，燕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1929年扩大为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他们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救助的实践。
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其中，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促进派”最为著名，并且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进行了实验。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恶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改良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当时，国外教会和慈善机构也曾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慈善活动。
教会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
在30—40年代，美国的一些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救世军等，也来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赈灾活动。
他们一度雄心勃勃，试图以善举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发现，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外国慈善家们能够管得了的。
综上所述，在旧中国始终是“剩余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处在政府腐败、战争频乃、灾荒连年的历史环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的济贫也无法实现。
只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
在1922—194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历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都将救灾救济作为党的重要政策提出，并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为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作出了努力，由苏区、边区或解放区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
1945年7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了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1946年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救总”），并制定了《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组织和工作条例》。
救总的任务主要是调查和统计抗日战争时解放区所受的损失，接收和分配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并且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相配合，为解放区的灾民和战争难民提供了大量的救济款项和物资。
救总的工作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救灾救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6]1.3 建国初期的社会救济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国就遭受了遍及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16省区的特大洪水灾害，成灾人口达4500多万人。
针对当时的严重灾情，1949年11月负责救灾救济的内务部召开了各重灾省区救灾汇报会，提出了“不许饿死人”的口号和“节约救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针。
同年12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内务部发出《关于加强生产自救劝告灾民不往外逃并分配救济粮的指示》。
1950年2月，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包括内务部、财政部等12个有关部委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4月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战胜了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如1950年华北地区和1952年华东地区的大旱灾，1953年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1954年江淮流域的大水灾，1955年南方各省罕见的冻害。
建国之初，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贫困户。
在各大中城市，街巷中满是灾民、难民和散兵游勇，失业人员和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也比比皆是。
尽管当时国家财政还十分困难，但仍拨出大量经费和粮食，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社会救济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后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广州、长沙、西安、天津等14个城市紧急救济了100多万人。
1952年，全国152个城市常年得到定期救济的人口达120多万，得到冬令救济的约达150多万。
有的城市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口竟达20—40％。
为了帮助城市贫民从根本上解决生活问题，“生产自救”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以工代赈，组织大批失业贫民参加市政建设。
其次是举办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从事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生产。
大规模的城市社会救济和生产自救迅速稳定了社会，恢复了秩序，使城市社会生活走上了正常轨道。
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后，农民的生、老、病、死就基本上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来给予保障。
即使是因年老残疾、体弱多病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也可以通过由集体分派其力所能及的轻活，同样记工分，同样参加年终分配，直至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由其家庭主要负起赡养的责任，同时部分集体还给予一定的支助。
这样，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就有了水平虽然不高但切实可靠的保障。
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则由集体实行“五保”供给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
上述种种措施最早在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得到了确认。
[7]到50年代后期，中国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传统社会救济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安排看，在城镇，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组织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中就业，社会保障是随着就业而生效的，职工、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的生、老、病、死都靠着政府和单位了。
在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几乎所有农民都成了社员，他们可以享受集体保障。
即使是孤寡老人和孤儿也可以吃“五保”，有集体供养。
综上所述，在城市的国家保障和农村的集体保障这两张安全网中，已经网罗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漏在网的外面的或者挂在网的边上的人是极少数。
当时，只有这些边缘群体才是吃“政府救济”的，这项制度的重要性自然无从谈起。
长沙城的历史
长沙有着两千多年的原址城建史，“长沙”一名最早见于先秦时代的《逸周书·王会》。
秦代始设长沙郡，西汉时期建立长沙国，五代时期长沙为南楚都城。
北宋时期设立的岳麓书院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留下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佳句。
清末时长沙为中国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一，近代则成为了中国一大重要政治革命中心。
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黄兴等人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等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人物也在此求学和开展政治运动。
长沙于1937年成为抗日战争后方，迎来发展鼎盛期，但其后的“文夕大火”以及四次长沙会战摧毁了长沙的城建和经济基础，对其现代史造成了深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