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为什么被叫做大武汉
历史上称之为“大”的城市，一个是上海，是武汉大武汉”之来久矣。
大武汉非武汉人的自称，而是源于广东中山人氏的概括。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
辛亥首义成功，中山先生称“武汉一呼，四方响应”。
武汉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说到大武汉，不能不提到张之洞。
这位晚清重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近代改革开放新风的引领者之一，在长达18年的湖广总督任上，在武汉办学堂、开（兵）工厂、修铁路、筑大堤，使武汉备受全国瞩目，一跃而为“仅次于上海的大都会”。
大革命时期，武汉曾经成为革命的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又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当时有一首响彻全国的歌，歌名就叫《保卫大武汉》，歌中唱道：“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保卫她，像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1954年，武汉遭遇历史上特大洪水，长江沿线乃至全国响起“保卫大武汉”的口号，鼓舞千万中华儿女与长江大堤共存亡。
1998年抗洪，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武汉，又一次提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保卫大武汉”。
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大全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为什么要北伐战争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宣言中说：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
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
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
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
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 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
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
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
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10年内战时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1927～1937年间 蒋介石领导的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称为“”。
包括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因后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战争，所以又称为或。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后，虽在桂系李宗仁和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压力下，曾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很快就趁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遭到各方反对之机，于1928年2月3日至7日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掌握了的军政大权。
为稳定国民党内部和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并将国民革命军分编为四个集团军，由他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
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
7日，下达总攻击令。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4月7日至5月初为第一阶段，主要战场在鲁南和鲁西，参战部队为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诸部。
经过二十多天的作战，沿津浦铁路北进的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郯城、台儿庄、鱼台、枣庄、临城、韩庄、滕县、界河、邹县、兖州、金乡、曲阜，27日进抵泰安；由鲁西北进的孙良诚诸部先后攻占郓城、巨野、嘉祥、汶上，21日攻克济宁。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张宗昌、孙传芳率直鲁军残部北逃。
②5月上旬至6月中旬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场在河北，参战部队包括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于5月6日命令第一集团军绕道北进，并于19日抵达郑州，与冯玉祥议定三路进攻京津的计划：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铁路之间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分别由京绥、正太铁路转赴京汉铁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进。
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先后占领沧州、安国、博野、饶阳、张家口、保定等地。
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宣布退出北京，并于6月4日在返奉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
8日，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12日和平接收天津。
③9月初至下旬为第三阶段，主要战场在冀东，参战部队主力为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
9月4日，白命令各部攻击前进，经过八天作战，连克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今滦县)。
直鲁军炸毁滦河铁桥，固守滦河以东地区，14日，白再命各部渡河会攻昌黎。
23日，在奉军张学良的夹击下，直鲁军被迫接受改编，历时二十余天的滦河会战宣告结束。
至此，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以后，为确保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紧接着又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讨伐其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战争。
主要有：蒋桂战争1928年，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在北伐奉系等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中迅速膨胀，并得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持，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被南京国民政府选定为进攻的头一个目标。
其导火线是主席鲁涤平免职事件。
湖南是桂系联接广西的通道，但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与桂系貌合神离。
于是桂系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撤免鲁的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键继任；并密派两师入湘解除鲁涤平等人的军队。
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组织讨逆军，于3月26日下令讨伐桂系。
讨逆军以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路，阻止桂军南逃；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
自3月27日投入战斗，至4月2日，先后占领武穴、罗田、黄冈、青山等地。
4日，桂系将领胡宗铎等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投蒋的不利形势下，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日，蒋军进驻武汉。
21日，胡宗铎等人通电下野，武汉战事结束。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为根本铲除桂系，随即组织了进攻广西的第二期作战。
5月21日，蒋军陈济棠部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后组织的“护党讨贼军”主力。
25日，弃桂投蒋的何键部占领桂林、平乐。
6月2日，何、陈联军攻占梧州，进逼南宁。
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蒋冯战争冯玉祥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大地区，且在蒋桂战争中扮演卞庄刺虎角色，欲收两虎之利，因此，蒋介石在取得讨桂战争基本胜利之后，立即增兵河南、山东，迫使冯玉祥收缩兵力，将山东、河南的西北军撤至陕西潼关，并于1929年5月27日通电宣布下野。
同年10月9日，冯部将领宋哲元等人再次发表反蒋通电，蒋冯战争又起。
从10月下旬至11月22日，蒋军在河南发动三次总攻，先后占领登封、洛阳、老河口、谷城、南漳，冯军再次失败，全部退回陕西。
蒋张桂战争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派去接防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随即率部向湘西进军。
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并率部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爆发。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宣布罢免张发奎、俞作柏等人一切职务，命刘峙、川军刘文辉等部追击、堵截张军，陈济棠、吕焕炎督率所部克期歼灭俞作柏部。
9月26日，张发奎在湖南石门被何键湘军击败，退走辰州。
10月4日，吕焕炎引陈济棠粤军进入广西梧州，俞作柏逃往香港。
11月1日，张发奎部由湘西到达广西。
这时，汪精卫决心捐弃前嫌，联合桂系共同抗蒋，任李宗仁、黄绍□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副司令。
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发表联名讨蒋通电，指挥桂军，配合张发奎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再度扩大。
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赴粤主持讨伐张桂军。
12月4日，何指挥谭道源等五路大军向张桂军反攻。
经半月激战，张桂军大败，退回广西。
蒋唐石战争1929年12月，正当蒋张桂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又爆发了蒋唐石战争。
12月2日，石友三在江苏浦口通电反蒋，隔江炮击南京城。
次日，唐生智等五十三人在河南郑州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拥汪(精卫)联张(发奎)，与石友三一致反蒋。
蒋介石采取拉拢阎锡山、张学良，政治诱降石友三，重点打击唐生智的方针。
12月中下旬，蒋军和阎锡山晋军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唐军，先后攻占遂平、郾城、郑州等地，并在驻马店地区摧毁唐军供应站。
1930年1月初，唐生智化装潜逃，所遗各部接受蒋军改编，唐石反蒋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蒋阎冯桂大战1930年春，阎锡山见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人先后为蒋介石所败，自身地位朝不保夕，于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电约蒋介石同时下野。
阎的反蒋号召，得到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的响应和支持。
3月14、15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冯、李宣誓就职。
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会攻济南；并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五、六、七、八方面军总司令。
5日，蒋介石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
12日，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何成□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河南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
5月1日在南京誓师，11日下达总攻击令，讨伐阎冯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5月11日至6月下旬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蒋军虽一度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宁陵、睢县、民权等地，但总的形势对蒋不利。
归德很快被冯军收复，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军占领，蒋军不得不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
②7月至9月中旬为第二阶段。
反蒋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但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蒋军的变化。
在湖南，蒋军三路反攻长沙，迫使张发奎和桂军于7月4日退回广西。
在山东，蒋介石调集重兵，自8月1日起，对兖州以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仲宫镇、邱庄、野老庄、肥城、界首等地，并在泰安激战五昼夜，歼灭阎军主力大部。
15日，蒋军重占济南。
在河南，蒋介石于挫败冯玉祥以攻取江苏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后，复厚集兵力于陇海、平汉两铁路，对冯军发动了全线总攻，并于9月17日攻占洛阳附近的龙门，迫使截断后路的冯军转向豫北撤退。
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均取得全面胜利。
③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为第三阶段。
由于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反蒋联军迅速瓦解，扩大会议移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
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所部被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战争结束。
“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的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
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
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
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
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
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
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
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
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
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
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追击红军歼灭。
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
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
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
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
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
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
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
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划。
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
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
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
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
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
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
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俄罗斯还有王室嘛
暑期去支教，是给山里的孩子们带去了知识，把外面的世界带给了孩子们，是贯彻的党创建和谐社会的号召。
而她是一个独生子，她放弃的是暑期在家的避暑，她放弃的是花季女孩暑期陪爸爸妈妈的快乐，本质上来说，武汉大学学工处和学校党委团委组织学生支教也是在落实我们党创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而武汉大学那么多的学生中，小亭做到了，小亭带头了，而且是连续两年都去了，而且小亭去了那么认真的对待暑期支教，认真的备课，课堂上在讲台上认真的板书，大家都看到了吗
可见这个孩子的纯真和精神层次。
而今，孩子为了我党创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而不顾西部的艰苦而去了西部，却没能回来，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从贵阳带着孩子的骨灰返回江苏时，竟然没有人出面把孩子的父母送上回家的火车，而是让孩子的父母在下午直到第二天的上午都流宿贵州街头，难道没人知道吗
孩子的骨灰啊，在父亲的怀里放了整整一个晚上，贵州可否知道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尊敬的温总理，胡主席，向我们的党报告，这个孩子是高尚和可惜的，她的父母更是可怜的，我们全国人民，我们党和政府一定要关照好小亭的爸爸妈妈，我们要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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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亭的骨灰至今仍然没有人来关心和问候一下，烈士在人们心中的定义是什么
是为了正义而去世
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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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亭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而去世。
和谐社会，我相信党和政府会考虑到她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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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怜。
武汉为什么叫大武汉.
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的城市，一个是上 海，再就是武汉。
“大武汉”之称由来久矣 。
大武汉非武汉人的自称，而是源于广东中 山人氏的概括。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 》里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 ，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
辛亥首义成 功，中山先生称“武汉一呼，四方响应”。
武汉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