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标语
1、维护你我安全创和谐校园。
2一句文明用语，增一缕校园。
3、学海拼搏，需注全;寒窗苦读，应畅谈文明。
4、一起建和谐校园，互相帮助显爱心。
5、你我文明一小步，校园文明一大步。
6、安全与文明携手，健康与美丽同行。
7、老师是我们难求的知己，校园是我们温馨的家园。
8、健康——谱写人生之路;安全——唱响生命之歌;文明——点燃心灵之窗。
9、和谐校园，你我共建;平安校园，你我共享。
10、顺手捡起的是一片纸屑，纯洁的是自己的精神;有意擦去的是一块污迹，净化的是自己的灵魂。
11、真心真爱献出来，上下友爱创未来。
12、鸟儿因翅膀而自由翱翔，鲜花因芬芳而美丽，校园因文明而将更加进步。
13、让健康与我们相随，让懂事与我们相伴;让聪明与我们相拥，让可爱与我们相依。
宣传标语 校园暴力事件
还孩子平静校园，给孩子美好明天
水浒传中的王庆的性格特点
《水》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故事。
据《东都事略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
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
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
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
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
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
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
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
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
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思想内容】《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
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
《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
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
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艺术成就】《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
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版本】《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版本有简本、繁本两个系统。
明清以来流传的版本较多，各本差异较明显，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种繁本。
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
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
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
《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
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
“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
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
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
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
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
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
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
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
“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
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
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
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
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
”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
《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
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
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
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
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
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
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
“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
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
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
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
”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
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
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
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
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
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
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
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
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
这个看法尚有争论。
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
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
”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
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
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
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
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
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
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
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
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
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
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
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
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
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
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
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
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
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
’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这样便脱身而去了。
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
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
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
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
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
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
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
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
《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什么叫左派 右派
左派、右派 左派和右派，是相针对的两类政治派别的称呼，有时也分别称为左翼和右翼。
由于历史与国家文化等，这两个名词并没有清晰和准确的定义，在不同地区和历史阶段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在现实中，多数人和政党的政治主张左右都有，很难清晰地划分一个人是左派还是右派。
来源 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的制宪会议上，教士和贵族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则坐在左边。
由此，“右派”或“右翼”成为保守派、反对社会变革的代名词，而“左派”或“左翼”则支持自由主义和革命，有时也指激进派。
此后，保守或变革成为划分左右的来源，但在实际中却非如此，一旦变革或激进的主张实现后，原来保守的主张反而要求改变现状，左右的称谓却依然保留下来，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后时期。
政治观点的扩张性也与左右有关联，最早是由主张变革的左派提出许多扩张的政治诉求，但这些诉求在经历时间后，攻守之势完全反了过来。
共产主义的主张最早是扩张性的，要求“推翻旧的世界与制度”，二战后欧美对共产主义的防范加强，在1950年代，美国国内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主动打压，其主张者被称为极右翼。
由于左右的这种模糊和变动性，同样主张的人群在不同国家和时期是相反的，常见的鹰派，在中国往往指左派，在日本则是右派。
左派右派这样的术语是泛指概念，不会运用在研究具体政治主张、价值观、思想学派，一般用明确界定的宪政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等。
由于在特定的国家、区域，在特定的时期，左派与右派有明确的语境，所以它们依然是使用广泛的称谓。
由于左右的泛指性，根据其政治主张的程度，还被分成极左、中左、中、中右、极右等等，这些分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称谓。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
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
自由与平等，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干，其实真正深刻的探询起来，发现两者之间根本就是矛盾的，每个人的天资、能力，背景，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
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地位，权力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
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
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左派天生比较重视建立强势政府，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
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
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
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左派认为，政权、国家是人民的家长，政权迭换就和换个亲人一样不可思议。
右派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的仆从，换个政权就和换个仆人没什么区别，觉得不好就应该换。
其实左派右派都不同程度的反政府，因为左派认为政府的很多作为——比如外交方面——不让他们满意；右派则认为现行体制不能让他们满意。
在这点上，两者间基本没有调和的可能。
纠其原因，是因为左派比较相信集体的力量，认为强大的集体能给个人带来最大的公平和保障，右派则相信个人的力量，认为强大的个人能让集体更加自由和进步。
左派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种种问题，都是外国势力侵略和干预造成的。
右派则认为是中国衰落才引来外国侵略，建国后的困境则是由于我国政府的错误行为。
“外因说”和“内因说”的争论，就和吃鸡蛋应该敲小头还是大头一样，属于比较无聊的争执，两派都是事后诸葛亮，两派都有理。
左派习惯将一切问题政治化，从文革时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和邓副总理采购外国轮船，到现在万人签名抵制“新干线”一脉相传——绝对不能买仇人的东西。
右派则认为经济利益优先，国家发展重要——凭什么花10块钱自己做，不买外面5块钱的
左派右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最符合中国利益，至于到底哪派正确还是由时间去验证吧
无论左派右派，谁也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因为老百姓全是中间派。
某中间派说的好：“愤青百无聊赖，汉奸自作多情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
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
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
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
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
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
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
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关于政治上面的左右是如何划分的
根据是什么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经俱乐部秦晖：极左、、右派、极右的区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
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
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
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
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
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
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
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
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
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
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
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
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
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
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
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
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
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
初中的时候，学的是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
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
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
”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
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
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
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
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
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
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
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
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
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
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
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
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
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
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
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
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
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
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
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
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
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
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
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
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
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
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
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
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
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
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
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
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
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
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
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
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
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
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
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
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
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
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
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
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
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
但对些什么呢
中国太平等了
中国太自由了
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
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
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
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
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
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
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
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
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
我认为就是“私有化”。
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
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
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
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
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
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
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
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
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
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
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