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抗日同盟军完备资料
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进逼察哈尔和热河边境，威胁张家口，进而威胁京津地区西大门。
在中原大战后失去政治地位，处于隐居状态的原西北军头目冯玉祥，激于民族大义，决定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合作，利用其在西北军旧部的影响。
到察哈尔组建一支义勇军，抵抗日军。
1932年10月，冯玉祥到达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将29军留在察哈尔的一些后备部队进行扩编。
而29军军长宋哲元为西北军旧部，默许了冯玉祥的行为。
不久，大批从热河溃退的东北义勇军投至冯玉祥麾下，许多西北军旧部和土匪会党，甚至蒙古族地方武装都投至冯玉祥旗下。
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察哈尔省主席，委任佟麟阁为代理主席。
还暗中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抗日同盟军。
并发表通电，揭露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自立山头”的行为，加之国民政府内部本身派系复杂，军阀众多，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华北的西北军各部本身对蒋介石就属于半服从状态。
冯玉祥一手建立了西北军，雄踞西北和华北多年。
西北军虽然在中原大战后已经被瓦解，但是冯玉祥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入其麾下，再加上冯允许共产党在同盟军内活动。
对蒋介石为首的中央系，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蒋介石对冯玉祥必然除之而后快。
但是由于长城抗战刚刚失败，而同盟军高喊抗日口号，国民政府不敢立即取缔同盟军，只得公开声明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断绝内地与察哈尔省的一切联系，禁止枪弹，粮食，医药从内地进入察哈尔，命令晋绥军 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
同时派出大量人员，对同盟军各部进行分化，收买等活动。
同盟军既然号称“同盟军”，那么自然是不同政治军事派别的联合体，拥戴冯玉祥为共同领袖。
同盟军的武装力量主要来源有：一：冯玉祥统辖过的西北军旧部第1军（佟麟阁）第1师（彭政国）第2师（支应遴）第24师（富春）第25师（马冠军）独立旅（刘克义）第2军（吉鸿昌）骑兵第3师（周义宣）第4师（徐荣华）第5师（宣侠父）第6师（李廷振）第6军（张凌云）游击师（乜玉岭）骑兵第2师（胡云山）骑兵挺进军（孙良诚）第1挺进军（雷中田）第2挺进军（高树勋）二：方振武组建的“抗日救国军”（方振武是冯的朋友）第1军（张人杰）第1师（宋铁林）第2师（杜光明）第3师（宋克宾）独立旅（崔国庆）骑兵独立旅（谷有祺）第4军（米文和）教导师（王中孚）第5军（抏玄武）第16师（汲汉东）第18师（许权中）三：从东北退回的抗日义勇军第5路军（邓文）骑兵第10师（邓文）骑兵第11师（檀自新）骑兵第12师 （吴松林）独立骑兵第21旅（郭凤来）步兵第1旅（唐忠信）四：张励生的“察哈尔省自卫军”（改编自察哈尔省内民团）第1师（张子光）第2师（曹汉相）第3师（白振宝）第1支队（王德重）第2支队（焦朴斋）五：由热河退回的“热河抗日民军”第18军（黄守忠）第32师（于立志）第33师（谭世林）第34师（阎尚元）独立骑兵第4师（姚景川）六：蒙古族武装和绥远民团：蒙古军第1军（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军第2军（卓特巴扎普）绥远自卫军（富龄阿）七：土匪武装收编游击第1路（王英）游击第6路（刘桂堂，受到攻击后反正）随后还陆续有其他武装加入，如李忠义部，原属抗日义勇军的唐聚五部。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到6月15日，共有人12万，枪支约10万，兵力十分雄厚。
但是由于得不到国民政府承认，弹药，粮草都靠自筹，也无后援。
仅靠察哈尔一省之地供养，十分困难。
6月上旬，关东军就以一部分兵力伙同伪军，不断从热河省蚕食察北，察东。
重镇宝昌，康保失陷，张北危急。
6月21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向蚕食察哈尔的日伪军发起反击。
其中一路有第5路军，察哈尔自卫军等部队，先北上张北，另一路骑兵第3师周义宣部往东前往赤城，再北上。
22日，北路同盟军第一梯队第5路军邓文部，从张北直取康保。
防守康保的是从东北调来的伪军崔兴五部，仅仅几个小时的战斗，就被击溃。
同盟军占领康保。
23日，第5路军和察哈尔自卫军从康保出发进攻宝昌，李忠义部从张北直插沽源，和占领赤城的周义宣部共同攻打沽源，结果沽源的伪军刘桂堂部摄于同盟军的声势，和吉鸿昌接洽反正。
冯玉祥遂委任刘桂堂部为同盟军游击第6路，沽源收复。
7月1日，同盟军猛攻宝昌，城中守军为伪军张海鹏部和溃逃的崔兴五部。
邓文部原属东北义勇军，遇上东北伪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在同盟军的猛攻下，伪军弃城逃往重镇多伦。
多伦为察东重镇，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
日军攻占热河后，派出日伪军将其占领。
此战也是同盟军首次遇到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又称茂木旅团）3000多人，加上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五，张海鹏部，又有炮兵部队。
日军在城外修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伪军驻守。
同时，在丰宁一带，还有关东军第8师团为外援。
7月4日，同盟军开始进攻多伦，战斗三天，日伪军逐渐松懈。
7日，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邓文部，李忠义部，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吉鸿昌也亲临前线督战，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
日伪军被迫退回城内。
同盟军暂时休整，到12日，在一批装成回民商贩进入城内的同盟军士兵的配合下，突然发动全线进攻。
同盟军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城内，与日伪军白刃格斗长达4个小时，日伪军终于不支，从东门突围，向关东军第8师团靠拢。
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来贺电。
但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粮弹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
加上国民政府封锁察哈尔省，禁止任何团体，个人接济“叛军”。
同盟军的处境十分艰难。
蒋介石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
不久，冯占海，李忠义，鲍刚，檀自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抗日英雄邓文被特务暗杀。
同盟军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集合体，并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核心。
顿时分崩离析。
8月8日，关东军分两路入侵察东，北路攻多伦，南路打沽源，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
冯玉祥鉴于同盟军经费已经破产，又无外援，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不得不和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司令，解散同盟军司令部。
各部任由去留。
不久，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
8月中旬，多伦失陷。
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抛出了一个收编方案，该方案将同盟军大部解散，少部收编，对坚持不肯收编或解散的，则分化，收买甚至不惜武力解决。
同盟军大部宣布接受收编，如张凌云，佟麟阁，檀自新，乜玉岭，唐聚五等部。
而一部分被解散。
更严重的是，一些部队叛变投敌，如由土匪改编成同盟军的王英部，重新成为土匪，后被关东军网罗为“大汉义军”。
蒙古族武装德穆楚克栋鲁普部和卓特巴扎普部，也投降了日军，搞起民族分裂活动。
方振武部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向东往独石口转移，而吉鸿昌部则往绥远西进，想去宁夏。
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的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回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刘桂堂，方振武会同原热河失陷后失势的汤玉麟，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国民政府，自立山头。
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一边抗日，一边讨蒋介石这个“贼”。
整编后，讨贼军6千多人南下进攻北平，企图夺取北平为根据地。
9月21日，怀柔，密云被讨贼军攻占，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
日本关东军立即威胁讨贼军，要其限期离开，否则将予以“消灭”。
为防止驻北平附近的原西北军石友三部受其影响，还专门派人恫吓石友三，如果石友三与讨贼军“勾结”，“皇军将绝不容许其存在”。
并派飞机轰炸讨贼军驻地。
10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激战十余日。
讨贼军无后援，无补充，最终仅剩四五百人。
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方振武，吉鸿昌化妆逃离。
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
冯玉祥隐居泰山，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4日处死，临刑前留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赶英超美的口号提出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年，日本侵略军又侵占了我国的热河省（现在河北省北部）。
不久，又侵入察哈尔省（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内蒙古），并且向长城各关口发动进攻，妄图吞并整个华北。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不但不进行抵抗，反而叫亲日派何应钦等人跟日本谈判，在塘沽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还划定冀东为日本侵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
《塘沽协定》的签订，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设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表示愿意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
这一宣言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在共产党员吉鸿昌的策动下，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积极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
吉鸿昌是河南扶沟人，早年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历任连长、营长、师长、军长，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总指挥。
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剿共”政策，于1931年辞去军职，出国考察。
在欧美各地的旅行中，吉鸿昌增长了见识，思想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他到处发表抗日演讲，认为只有打退日本的侵略，中国才有出路。
i932年回国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号召下，他积极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高级军官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收复失地。
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3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初期的武装力量有6万多人。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
1933年 6月 20日，他率领同盟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
经过20多天的浴血苦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都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
在攻克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冒着日机的轰炸扫射，率领敢死队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敌人肉搏，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察绥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纷纷捐钱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军抗日。
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
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
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绥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
这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
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嫡系军队16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3路向张家口进逼。
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绥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8月7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二十九军收编。
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9月间，吉鸿昌率领察绥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
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军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
日军在北面，国民党军在东、南、西三面，对同盟军进行包围。
日军还出动了许多飞机，对同盟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吉鸿昌虽然率部英勇战斗，坚持了好些日子，但终于因为众寡悬殊，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
察绥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在北平、天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他发起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参加《民族战歌》杂志的创办，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1934年11月9日，他在天津国民饭店参加一次抗日集会时，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逮捕，11月24日慷慨就义。
临刑前，刽子手叫吉鸿昌跪下。
吉鸿昌对刽子手说；“我吉鸿昌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
”刽子手叫他背过身去，他说：“我吉鸿昌为抗日而死，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不能背后挨枪。
”刽子手没有办法，请示上级后端来一把椅子。
吉鸿昌神色泰然地坐在椅子上，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日万岁
”等口号，从容就义。
在刑场的土地上，留下了吉鸿昌用一根树枝写下的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国民党刘森将军的简历
不知道您是不是从电《遍地》中看到的虚构人物国军69军军长刘
如果是的话，我就给您介绍一下历史上的国民革命军第69军。
在国民革命军真实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三个第六十九军。
1、原北洋军五省联一部组成的69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革命军进行统一整编，将第55、第57师（这两个师系原北洋军阀孙传芳所属的“五省联军”）整编为第69军。
阮肇昌任军长，李松山任副军长，隶属第8集团军。
下辖：第55师，李松山兼任师长；第57师，阮肇昌兼任师长。
该军编成后，即参加了淞沪会战。
在此次会战中，该军伤亡严重，无力补充兵员。
战后，该军番号被撤消。
2、第一八一师、新编第六师等部组成的第69军：该军前身是河北地方保安团队和河北民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军统一整编，以冀北保安司令部3个保安团组成第181师；1938年1月以高树勋领导的河北民军编为新编第6师。
1938年3月第181师与新编第69师等部合编为第69军，隶属第10军团。
石友三任军长，王清翰任副军长。
下辖：第181师，石友三兼任师长；新编第6师，高树勋任师长；骑兵第9师，郑大章任师长。
该军组成后，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豫鲁皖边地区作战等。
1939年冬，将该军改隶冀察战区时进行编制调整，将原辖骑兵第9师调归第77军建制，另将独立第13旅、新编第4旅调归该军。
1940年4月，该军隶属第39集团军，石友三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9军军长，王清翰任副军长。
此时，该军下辖：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新编第6师，高树勋任师长；新编第3旅，黄祯泰任旅长；新编第4旅，孟昭进任旅长。
1940年夏，该军由河北移防鲁西南担任游击任务。
同年12月，军长石友三勾结日寇，阴谋投敌叛国时，被新编第6师师长高树勋诱捕活埋。
1941年1月，国军进行整编，该军扩编为第69军和新编第8军两个军。
其中，以第181师和新组建的暂编第28师和编，继续保留第69军番号，毕泽宇任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米文和、王清翰人副军长。
下辖：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暂编第28师，米文和兼任师长。
1942年春，毕泽宇被免职，由米文和任军长，朱明轩任副军长，隶属第39集团军。
辖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暂编第28师，米文和兼任师长。
同年，该军先后在鲁西、皖北、豫北边界地区进行游击作战。
1943年3月，该军调往鄂西，归第2集团军指挥，先后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
在常德会战后，该军撤至湖北枣阳一带担任守备任务。
1945年3月，该军隶属中国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由第5战区代指挥，参加了豫西鄂北会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军番号被裁减，所辖第181师改隶第55军，暂编第28师被裁减。
3、整编第13师改编的第69军：该军前身是整编第17师和整编第15师各一部。
1948年8月，国军为加强在西北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以整编第17师第84旅和整编第15师第135旅合编为整编第13师，隶属整编第29军。
谢义锋任师长，下辖：整编第84旅，欧阳明任旅长；整编第135旅，唐明德任旅长。
同年9月，国军在整编时废除整编师、整编旅番号。
整编第13师改编为第69军，隶属西安绥靖公署。
谢义锋任军长。
原辖整编第84、整编第135旅依次改称为第84、第135师。
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将直辖第144师拨归第69军建制，江永烈任师长。
1949年，该军改隶第5兵团，在西北战场上，先后参加了西北春季战役、陕中战役和西南战役等。
在西南战役中，该军第135师被解放军歼灭于川西新津、邛崃地区；第84师投诚，第144师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魔兽世界，为什么联盟和部落的口号不一样呢
1,夏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评估：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屠杀百姓极其残酷。
这个话很有名，国人迎接商汤，放逐了他。
虽然起义的具体事件不可考证，但是鉴于这个“口号”的激烈性，推定为有吧。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5； 2，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伐无道，诛暴秦。
评估：这个口号确实厉害，当时还有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
——是啊，有种吗
为什么你享富贵我们内受苦
确实有煽动性。
宋代统治者把它改造成“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看来皇帝还是有种的，但毕竟是让步了，并号召大家好好读书去，也算聪明。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9； 3，赤眉军：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评估：樊崇是农民，不识字的，也学起汉高祖了，呵呵。
这种强调秩序的口号虽然不如别的类型响亮，但是开宗明义，具体实在，很容易让百姓了解自己，支持自己。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7； 4，李通：“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 评估：汉朝时期迷信盛行，图谶、纬书流传，预言性的东西很时髦。
这是“半仙”李通劝刘秀起义，给他打气的话。
口号类型：迷惑型； 煽动指数：6； 5，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评估：这时候预言性的东西更吃香。
张角是一个医生，一个老道，半个秀才。
素质不错，组织能力很好，但军事一般。
当时的东汉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是封建豪强都兵强马壮，如果不各地同时起事，没有成功的希望。
口号类型：迷惑型。
煽动指数：8；6，王薄: 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评估：隋朝末年，炀帝剥削残酷，大兴土木，巡幸游乐，徭役、兵役甚为繁重，民不聊生，终于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大业七年（611），炀帝为征高丽做准备，征发全国兵、民数百万，“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加上水旱灾荒，隋末 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首先在这里拉开。
这个口号用诗的形式告诉民众——已经没有活路了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8； 7，李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评估：这是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因为李密也是社会上层，不可能象农民一样提出深层次的建议，而是从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上攻击。
不过文笔是好，留下了一个成语：罄竹难书。
口号类型：声讨型； 煽动指数：8； 8，黄巢：天补均平 评估：黄巢“均平”的提出，在农民起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9； 9，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评估：随着历史经验的总结，农民起义口号的迷信色彩逐渐淡化，所提问题逐渐指向封建制度本身，而且越来越明确、具体和系统。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7； 10．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
评估：相杨么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等贵贱”的口号，这次起义由钟相策划和发起，但起义正式爆发不久钟相即牺牲，之后五年的斗争都是在杨么的率领下进行了。
在杨么失败后，降于岳飞的义军也都成了抗金的中坚。
这个口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对政治地位问题提出了目标，即“等贵贱”。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9； 11, 韩山童、名福通红巾军：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评估：元末农民起义的口号迷信性很强，但是有一个特点，借助外来“明教”的力量，加上本来就激烈的民族矛盾，所以最后由朱元璋取得成功。
严格地说，这是古代农民起义成功的唯一一次。
口号类型：迷信型； 煽动指数：9； 12，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评估：矛头针对性强，但是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9； 13，李自成：均田免粮。
评估：李自成起义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均田免粮”的口号已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标志着当时农民起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8； 14，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评估：这个口号继承了先前“等贵贱，均贫富”的具体内容，又用基督教的形式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的蓝图，确实是进步了。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9； 15，义和团：扶清灭洋。
评估：最糊涂，也最失败的口号。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5； 16，同盟会：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评估：这个起义口号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政策，而把民族矛盾放在首位，激励国民。
可惜“平均地权”一项国民党最终也没有实现，被共产党打败，也根本是因为这个“平均地权”。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10还有：陈汤的“明犯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
”杨慎的“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
”等等
缅甸共产党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几乎并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
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
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
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
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
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
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
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
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
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
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
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
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
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
”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
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
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
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
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
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
“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
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
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
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
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
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
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
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
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
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
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
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
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
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
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 “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
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
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
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
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
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缅友好万岁
”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
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像章。
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
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
一方要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
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像章的佩带问题。
“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
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
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
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
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
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
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
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
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
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 40余人。
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
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 多名华侨。
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
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
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
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
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
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
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
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
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
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
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
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本）。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
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权利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
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
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
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
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
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
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
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 “国际主义义务”。
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
于是，从 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
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
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
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
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
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
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
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
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
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
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
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
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
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
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
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
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
1976年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
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 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
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
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
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
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
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
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
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
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
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
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
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
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
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
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
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
“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
“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
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
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
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
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
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
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
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
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
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
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
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
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
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
”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
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
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
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
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
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
“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
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
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
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
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
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
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读【俄】尼·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
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捷尔任斯基地区。
1950年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新克机器制造学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长、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职。
1956年加入苏共。
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
1960-1970年先后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厂长。
1971年起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
1975-1979年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
1979-1982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
1981-199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2年11月--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
1985年4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90年1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1年6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获14％的选票，是苏联崩溃解体的亲历者。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写的《大国悲剧》，比较详尽地透露了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前后的背景资料，以及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而且做了深刻的反思，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引用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里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和平演变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惊叹40年后苏联崩溃解体的现实证明了杜勒斯预言的实现。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
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早年任律师。
1919年随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
1945——1949年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曾帮助起草《联合国宪章》，1950年参与策划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
1951年与日本商定美日合约，敌视新中国，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鼓吹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要求发展原子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
1959年癌症病死前不久辞职。
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与和平》。
杜勒斯针对如何和平演变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
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
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
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地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
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
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
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
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做到。
雷日科夫认为，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
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
不过，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
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
于是，他从若干方面分述了造成苏联崩溃解体大国悲剧的成因，也就是杜勒斯和平演变苏联的预言之所以变成现实的内部深层次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有见地。
国内经济 苏联当时的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特征。
考虑到学者意见和国外经验，苏联政府当局认为，在国家手里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
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
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
在制定方案时，他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当局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
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
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
其实是——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
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
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
许多团体的形成保守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古迹保护，有的从事环境保护等等。
杂牌军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等。
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
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练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最终“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消灭。
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外交活动，他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
会见后撒切尔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
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
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做好了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
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
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
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
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苏共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
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
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
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转变：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公开性大行其道，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
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
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
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
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
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的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
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
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
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
在苏联，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
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
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
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候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主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思想的附庸，实际上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
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意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
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
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就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
不能的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
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这个社会。
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读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时常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既惊叹杜勒斯60多年前的预言能够在40年后惊人地变为现实，又哀叹苏联为什么要按照杜勒斯设计的思路一步步的和平演变。
20年前的苏联崩溃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色易帜，无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也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
杜勒斯当时不仅仅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曾经预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杜勒斯不是伟大的哲人，他是共产主义的死敌。
但是，杜勒斯的话就象魔咒一样，让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应对着这个变颜色和平演变的严肃命题。
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很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证实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
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
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
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继续拉大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黑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西方的价值观照旧有很大市场，虚夸的泡沫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迟缓，难说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
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中华民族不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要让杜勒斯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言变成笑谈，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