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住人口的统计及查询的实现办法
常住统计的三种常用方法： （一）人查按照常口概念及其具体的情况来登记调查，普查得出的人口即为本地的常住人口。
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大，所需经费多，但数据最准确。
（二）人口测算利用相关部门的人口变动资料进行测算。
先以当年末公安局的户籍人口为基础，结合计生委的人口资料，确定人口基数，再根据公安的流入人口资料与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当年的流入人口，利用公安、计生、劳务办、就业局的流出人口资料确定当年的流出人口，最后用人口基数加上流入人口减去流出人口推算当年常住人口。
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和所需经费都较少，但数据误差大。
（三）人口抽样调查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进行推算。
即以人口普查时的常住人口数为基础，每年进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取得常住人口发展速度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进而计算报告期的常住人口数。
较前两种方法而言，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及所需经费都适中，且数据比较准确。
常住人口是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
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在家居住，生活和本户连成一体的国家职工、退休人员也为家庭常住人口。
但是现役军人、中专及以上（走读生除外）的在校学生、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应当作家庭常住人口。
具体调查时，符合以下几种情况的人口登记为常住人口： （一）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并已在本乡、镇、街道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的人。
（二）已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
（三）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四）调查时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常住户口待定的人。
（五）原住本乡、镇、街道，调查时在国外工作或者学习，暂无常住户口的人。
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但已离开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在户口所在地只登记人数，不计入户口所在地的常住人口数内。
社区是啥?社区是干嘛的?咋样可以当社区干部?
社区的含义 “社区”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原意是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东西。
将“社区”这个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来研究的，起源于德国的社会学家.腾尼斯（1855——1963年）。
他把人们的关系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感情、恋念和内心倾向的关系，第二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在占有物的合理交易和交换基础上的关系。
腾尼斯称第一类传统的富有人情味的、有共同价值观念、关系亲密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社区”。
以后西方许多社会学家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对此作出了种种阐发。
但随着现代社会学的发展，许多社区研究者们发现，这样的社区概念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社区的状况，现代社区的许多特质无法包容在这种社区这个概念中。
所以社会学家们就更多地从一定的地域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区。
注重经验性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在把腾尼斯的社区概念翻译成英文时就强调了它的地域性。
强调要研究城市社区或农村社区的地域社会共同体。
20世纪30年代我国在引进西方现代社会学时受到美国社会学界的影响，也强调社区的地域性。
国内外的社会学家们对社区含义的解释虽有不同的角度和重点，分歧一直存在，但对这个范畴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有共识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社区这个概念还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它的地域性。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它是基于同类型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
社区含有公社、社会、共同体和同一地区的全体居民等多种意思。
中国早期对Community的翻译，曾有多种：地群、人群、区域社会等。
在西方，早期研究社区的人，经常采用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社区的含义。
德国社会学家（F.Tonnis）首先提出Gemeinschaft和Geselschaft这两个概念。
前者现在一般译作社区，后者则译作社会。
在中，将Gemeinschaft 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
人们加入这个群体并不是由自己选择的，而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就是社区。
Geselschaft则是指一种由异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重理智、轻人情的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就是社会。
人们加入这个群体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决定的。
类似这样的两分法在的关于分工的理论中得到了再现，他用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这两个概念分别概括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
英国社会学家佛将社区与社团相比较。
认为社区是一种生活共同体，它包括社区所在的全体成员；社团是一种有特定目的的组织，只包括社区中部分的成员。
一个社区内可包括许多社团；既可包括最重要的社团，也可包括最不重要的社团；既可包括暂时的社团，也可是永久性的社团。
一个社区的成员可以同时是好几个不同社团的成员，但是再大的社团也不能包括社区的全体成员。
至之后，社会学家从各种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说，其定义多达140多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具有代表性： （1）认为社区是一个地域性或地理性的概念，按照帕克的说法，社区是社会团体中个人与社会制度的地理分布。
这种说法的人被称为社区研究中的区位学派。
（2）认为社区是居民生活中寻求相互保卫与共同福利。
这种看法注重社区的功能。
社区生活的动力也在于自行发现其共同的利益及需要与自求解决的办法。
（3）认为社区是居民生活中相关联与依赖的网状体，这侧重于社会群体的心理和互动。
（4）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社区是地域、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综合体。
（5）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共同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较密切的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的区域共同体。
从上述意义来看，基本上可以把社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观点出发，认为社区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关系--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一类是从地域出发，认为社区是在某一特定地区内共生的有组织的人群。
实际上，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性和功能性特点，只不过这些性质在不同的社区生活中所表露的程度有所不同。
在我国，社区的地域性质较明显，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社区的功能性比较明显。
因此，社区是指居住在一个地区里进行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
他们进行互相联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形成一个共同的生活集体，具有一定程度上相同的价值观念、共同利益和相似的认同意识，并有相应的实体单位。
从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到，社区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内容： （1） 社区是一个特定地区内的人口集团 （2） 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共同语言、风俗和文化，由此产生共同的结合感和归属感 （3） 每一社区都有共同的活动场所和活动中心 （4） 每一社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制度 （5） 每一社区都有它特有的自然条件或生态环境。
社区”是社会的一个区域。
管理部门一般在里，职能有：工商、税务管理和代办，以及公检法和民政部门的派出机构
深圳的发展历史
深圳是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中国最年轻的。
深圳这个曾以农田和荒山面貌的边陲小镇，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迎着改革的春风而一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最年轻的、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中国最年轻的一个城市 20多年前，深圳还是广东惠阳地区小县宝安的一个小村庄，1979年深圳开始建市，1980年8月26日，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现在“8月26日”也被世人亲切的成为“深圳生日”。
都说上海年轻，晚清还是个小县城，但比起深圳，上海已经像徐娘半老的贵妇了。
而深圳，则名副其实一个珠光宝气的小姑娘，年纪轻，天生丽质，却绫罗绸缎，珠光宝气。
同是国际化的大城市，深圳不像北京那样洋溢着古老气息。
深圳最老的建筑，是海边的大鹏所城。
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为了抗击倭寇，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
大鹏守御千户所占地约11万平方米，被评为“深圳八景”之首。
深圳今又名“鹏城”即源于此。
深圳自建特区以来，借东风扶摇直上九重天，有如大鹏展翅，腾飞而起，搏击风云，遨游长空，举世瞩目。
作为华南中心城市，广州因为文化积淀而富有底蕴，深圳因为创新开放而充满活力。
在深圳市府的大门外，有一尊名闻遐迩的“拓荒牛”石雕，这具形神俱佳的雕塑是深圳特区的城徽，它不但是无价可估的艺术珍品，而且成为深圳建设者“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
深圳速度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深圳好像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三十而立，2010年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年轻的深圳刚满三十岁。
三十年时间，历史的一瞬。
深圳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令人惊艳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1979年注意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圈。
1992年第二次到深圳后，深圳又开始了新的腾飞。
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年代，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刷新了深圳速度。
在花园锦簇的深南大道上，有一幅国人尽知的巨型画像，画像上的世纪伟人高瞻远瞩，笑面对人，既显示充盈的亲和力，又具有无尚的崇高感。
它曾无数次的被摄入荧屏、银幕和画册，像深圳的名片一样，被五洲四海的宾朋广泛接受。
中国最南方的北方城市 深圳是座移民城市，是一个外来人口为主的城市，它的包容性很强，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从大专生到本科生，上至研究生下至中专生，什么学历的人都有。
深圳汇集了中国乃至世界各方的人，外省人很容易地就融入其中，不像在广州外地人会被称为“捞仔”，在上海还会被称为“小赤佬”。
在深圳看不到明显的岭南文化的痕迹，不像广州有满街的凉茶铺子和烧鹅仔，这里遍地都是川湘等北方菜（相对于深圳而言）。
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深圳市总人口700 .9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 .9万，外来人口577 .0万，占总人口比例82 .1%，其中户籍人口中的深圳本地人就占更为小的比重，可以说深圳的主流声音本来就不是数量上显得势单力薄的的广东音。
深圳是中国唯一的没有方言的城市，在这里满城都讲普通话，偶尔你也可以听到各种南腔北调的乡音。
深圳在南方，DNA却很北方，可以用一个充满矛盾的比喻称之谓：中国最南方的北方城市。
在许多深圳人的眼中，深圳是直接受中央指挥，属于全国的特区，是全国的深圳，而非广东的深圳。
深圳是充满阳光和活力的现代化城市，深圳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
成千上万的人满怀理想奔赴在这片热土。
他们憧憬过、感叹过；他们也曾豪情万丈、也曾伤痕累累……今天，又有多少人能懂得，那些曾以立交桥下为家……而今天却做在自己公司明亮的办公室里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们，又有多少拌着方便面度日而今天却西装革履自信驰程海内外的人，活在当下，活在深圳，或从深圳出发，这里有太多欢笑和泪水所不能承载的幸福或辛酸……这里更有太多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个年轻的城市上演，也正因着这处处充盈着活力，铸就了多彩而魅力的深圳。
有人曾说过：深圳是最没文化的城市。
这里是年轻的城市，或许这就是深圳文化，深圳所独有的文化。
深圳是全国第四大城市,全球第五大金融中心。
深圳是中国口岸最多和惟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门户之一。
有人说，深圳是个会变魔法的城市，小变大给深圳变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这里你感到自由但也觉得无助，爱看电视的理由之一就是想忘记现实压力。
没人好奇你的隐私，维持现状的比结婚和离婚的都多。
也有人说，深圳是个适合室内活动的城市，即便是月亮，也像室内的月亮，像用白纸剪出来的。
一个在深圳打工、来自西部小城的大专女孩写的《深南大道走九遍》，文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深：“深圳的形成方式注定它会是一个充满遗憾的城市，因为它在每个人的梦里都太美。
” 深圳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有山（梧桐山）有海（大小梅沙、海岸线）。
另外，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各地精英在此聚散，除了带来巨额的财富和先进的理念外，也带来了众多美女：视线所及，若市中花草，随处可见，秀色可餐，甚为养眼。
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虽然市内的“疯狂小巴”经常如摩托车般地横冲直撞，但咱总不能“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非君子之为也
在深圳，可以不去“世界之窗”，也可以不看“地王观光”，但有个地方不能不去，那就是深圳餐饮业的明珠——“面点王”
在深圳，提起“面点王”，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它已与麦当劳、肯德基平起平坐了。
“面点王”的待客“三道”：“做人要厚道，饭菜要地道，价格要公道
” 民谚云，广东三样宝：烧鹅、荔枝、凉茶铺。
喝凉茶是广东的风景线，无论是深圳土著还是移民，都有不少人专挑那最苦的喝，什么苦瓜干茶、葫芦茶、王老吉等。
2010年6月初，中央已经批准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
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六区），特区总面积将由现在的95(公里X公里)扩容为1948(公里X公里)，接近香港面积的两倍。
特区扩容后，为深圳发展和港深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也为中国第一经济特区——深圳特区的建设迎来新一轮狂潮
深圳名片 集锦了神州名胜的锦绣中华、微缩了环球景观的世界之窗，风种万物的民俗村，夜来可以隔海相望的香江灯火，南天一柱的地王大厦，红楼林立的华侨林，曾被视为“购物天堂”的沙头角中英街…… 华强北 中国已经是全球公认的手机制造大国和手机出口大国，华强北不仅是深圳市福田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而且已经成为手机行业的晴雨表。
从华强北并不宽阔的街头望去，远望、明通、桑达等大大小小的手机交易市场门前人头攒动，一个早年间的电子配件批发市场业已成长为成熟的手机及配件交易市场，成为引领中国手机市场发展的风向标。
深南大道 深圳的大动脉、城市的坐标轴——深南大道的地位，就像长安街之于北京、外滩之于上海。
沿途景点及商圈：深大北－科技园－世界之窗－欢乐谷—华侨城－锦绣中华与中国民俗文化村－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博艺园－香蜜湖水上乐园－市民中心－华强北商圈－中信城市广场－像－地王观光深圳之窗－东门商圈 中英街 中英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的英街，长不足0.5公里，宽不够7米，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店林立，有来自五大洲的产品，品种十分齐全。
因到特区的人要到深圳市公安局办理一张“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中英街以其“一街两制”的独特政治历史闻名于世。
“深圳八景”之一。
1898年刻立的“光绪帝24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立于街中心，将沙头角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英街”。
1898年，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和英国的武力逼迫，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据此，英国强租新安县所属977.4平方公里土地及广阔的水域，租期99年。
1899年3月18日，中英两国勘界代表完成勘定新界界限，中英街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深圳速度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
（另一说法：是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于八十年代建成了深圳第一座高层建筑——国贸大厦，并在中国建筑史上创下了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地王大厦是深圳最不容忽略一个标志，它是曾经的亚洲最高，“深圳速度”的最佳代言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以与深圳相当甚至更快的速度发展。
“深圳速度”也就少有人提了。
速度1982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国贸大厦，最初的目标就是，建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是合和大厦，建成于1980年，位于港仔著名的皇后大道东，楼高65层。
在内地，南京金陵饭店正在试图成为当时的中华第一高楼，它计划建设37层。
为了和香港形成完美对接，深圳国贸大厦的设计一开始就向香港的这个“老大哥”看齐。
规划建设53层，肯定是当时内地的第一高楼。
合和大厦顶部有个圆形的旋转餐厅，这在当时是一个风靡港岛的著名景点。
国贸大厦的设计也特意加入了这个圆形的旋转餐厅，只不过，为了表现中国天圆地方的古典理念，把大楼的身子设计成了方形。
摩天大楼事实上是来自美国的特产。
1851年，电梯的发明，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走成为无限的可能。
整个20世纪，美国建筑向上走的趋势都是锐不可挡的。
直到1973年西尔斯大厦建成之后，美国的建筑师终于开始思考，不断向上突破的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的摩天大楼热开始消退，建筑师们开始把更高、更快的理念输向亚洲，寸土寸金的港岛自然成了热土。
而之于深圳，改革初期这里并不缺乏土地，建设国贸大厦的一个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当时，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舆论，都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国内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而在国外也有人把这里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1982年的深圳是个大工地，也是建设者的淘金地。
工程师罗君东作为建筑大军的一分子，就是在这一年来的深圳，当时他更多图的是，每月能够多拿6块钱的特区补助和买到便宜的香港货。
1984年4月30日，深圳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工程师罗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
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国贸也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句话，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
1984年，比“深圳速度”更快的是“蛇口速度”，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
贡献深圳在25年的历史上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一是杀出了一条血路，积累了创新发展的经验；二是探索了改革开放的路子，创建了比较健全的市场机制；三是创立了深圳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四是以铁的事实证明创建经济特区的正确性。
———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 意义 “深圳速度”是改革开放中国建设发展的象征。
它是一个时代快速发展的符号，代表了30年来中国建设发展的速度。
“深圳速度”是深圳建设者在建设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时创下的“三天一层楼”的纪录。
深圳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深圳速度”使深圳特区的发展日新月异。
东滨大亚湾、西临珠江口、南接香港的深圳，从1979年创建以来，短短28年已发生了翻天验地的变化。
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得改革开放之东风，成为中国内外瞩目的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在短暂的时间里，深圳人口从一个只有2.5万，发展到已经超过1000万，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00多平方公里，GDP也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6700多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2007年深圳人均GDP达到10628美元，成为中国大陆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此外，深圳还是中国主要的外贸口岸，其进出口总额连续10多年位居大中城市第一。
深圳实现了经济上的超常规发展，创造了“深圳速度”。
深圳创造的“深圳速度”，已经成为一个高速度高效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而深入人心，激励着大家争分夺秒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演绎 “深圳速度”又演绎出“深圳质量”。
“深圳速度”不是建立在高指标、国家大量投资、行政命令、人海战术等方式的基础上的，而是积极运用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结果。
“深圳速度”是立足市情，求佳不求大、求优不求全、求特不求同、求精不求多，走精品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有一组数据为证：深圳每万元GDP的能耗仅为0.43吨标准煤，低于世界0.65吨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中国1.4吨的平均水平；深圳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耗电量为350千瓦时，比上海低100千瓦时，比北京低70千瓦时，比周边城市也要低许多；深圳2006年每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GDP1.5亿元，2007年将提高到1.6亿元以上；深圳每2平方公里土地上可产生1亿元的税收；深圳在中国第一个实现工业污染全面达标排放；尽管私人小汽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道路交通状况仍维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
另外，还有一组数据是：2002年，深圳辖区共实现全口径税收800多亿元；2003年这一数字已接近千亿元。
在全部税收中，上划中央的比例由10年前不足40%上升到去年的近70%，即约700亿元。
更有统计显示，深圳已累计上缴中央财政超过3200亿元。
前一组数据表明，进入新世纪，深圳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平台后，将优先考虑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进，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
这将和“深圳速度”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高度。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资源节省型转变，深圳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质量、效益的提高逐渐同步，正效应的增长和负效应的削减也日益同步，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相对减少。
后一组数据表明，深圳在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的同时，为国家作贡献的能力正逐年增强。
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深圳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与强大活力。
两组数据阐明了“深圳质量”的主要内涵——基于更宏阔的视野、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既做到“节流”，也做到开源，同时坚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不但要与兄弟城市比对国家的贡献，还要比创新、比效益、比特色、比人居环境和社会人文发展指标。
优先考虑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进，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
不仅要看经济规模增长了多少，还要看代价有多大，要看正、负效应相抵之后的净效应。
含义“深圳速度”的含义绝不仅仅是一个“快”字。
深圳人坚持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打破了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恶化的“怪圈”。
在加速推进深圳建设过程中，深圳不仅对所上项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而且制定并颁布环保法规12部，再加上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建立和健全，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地方环保法规体系，使水、气、声、渣等环保的各方面都处于“硬约束”之下。
当深圳在中国首批戴上“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等桂冠时，人们对“深圳速度”有了更新的认识：有质量的速度才是有效益的，深圳发展经济坚持走出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有关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排比句和比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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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
粒粒皆辛苦古人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往事点点，汇成了我记忆的海洋。
心中，每每泛起几多银白的浪花，让我回味，让我珍藏，让我体会出人生的真谛与乐趣。
记得有一次，吃饭时，我由于饭菜不好吃，所以就没吃多少。
爸爸只见我碗里一粒粒的饭，语重心长地说：“粮食来之不易，可要好好珍惜啊
农民伯伯种出这些粮食是很辛苦的。
”接着，爸爸给我讲了农民伯伯是怎么种出稻子的，并且说要带我去田地里转转，感受农民伯伯的艰辛。
田野一片绿色，就像是一块块绿色的大毯子铺在那里，在这绿色的毯子上，有着许多人在忙碌的干着农活，有的在耕田，有的在挑秧苗，有的……你瞧，那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伯伯在抛秧，他从一块奇特的板子上拿出翠绿色的秧苗，撒到田中，让它们自己成长。
他每撒一把秧苗，手臂上的汗珠都随着秧苗飞洒向田中。
此外，还有一个农民婆婆在除草，婆婆轻轻的弯下腰，用那洁净的双手去接触那肮脏的杂草和污泥，虽然杂草出去了，却脏了自己洁净的双手。
火似的太阳照射在每个农民的后背上，汗珠湿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衣服，每一个农民从田里走出来，都是一身污泥一身汗。
忽然，我看到了六十岁的一个老人也在地里干活，他弯下腰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又站起来伸伸腰，并不断地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腰。
太阳火辣辣的烤着，满头的汗珠都来不及擦，正一滴一滴地落在田里。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记得爷爷以前跟我说过，他们小时候为了充饥，经常吃一些树皮、野菜，如果谁家的粗粮能填饱肚子，那就非常好的了。
当时爷爷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够吃饱，能够餐餐吃上一碗白米饭。
听他这么说，我突然一下子醒悟了，决定以后要好好珍惜粮食不能浪费。
为了粮食，农民冒着严寒酷暑，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为了粮食，文人曾一遍又一遍地吟咏出了“粒粒皆辛苦”的感人诗句。
今后，每当我吃着香喷喷的米饭时。
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农民伯伯一滴一滴的汗来换取的粮食。
我们好好的珍惜农民伯伯辛苦耕种出来的、粒粒都和着汗水的粮食吧。
从以往的“民以食为天”随着时代逐渐的发展渐渐演变成了“民以食为乐”越来越多新奇古怪花样百出的食物出现在我们桌上，让大家渐渐忘了食物原本的意义。
逢年过节，家里常常来了许多人做客，一套套传统的菜被端了上来，老人们的眼里都布满了笑容和满足，而小孩子却在旁边拿着筷子嘴里嘟囔着：“怎么又是这些菜呀。
”记得那天，当桌上端上了菜，表妹就开始抱怨：“这些菜吃了那么多年早腻了，我们出去吃肯德基麦当劳。
”桌子被敲得咚咚的响，爷爷奶奶有些生气了，眉间显露出了一股沧桑感，双目盯着那几道菜，眼神飘得很远：“你们这些小孩呀，现在整天就想着吃好的，其实有的吃就已经很不错了，想当年我们那会吃饭吃肉都不是顿顿都有的呀
”坐在一旁的大人们也开始议论道：“爸妈，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不要老是跟孩子们说旧时代的事，孩子们，总想着吃些好的，人之常情么。
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别再想了。
”爷爷奶奶听了，神情显得有些尴尬和失望，无奈的摇了摇手：“说的是这样没错，但是..”“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了。
”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他们深深的叹了口气。
饭吃完了，桌上剩许多剩饭剩菜，看着这些菜，爷爷奶奶想说些什么但还是犹豫着没有说什么，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同时我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叹息。
坐在一旁的我听着大家的絮絮叨叨，想到在书上看到过的文章，现在的生活哪有好转，那些受到战争侵略的人呢，他们不是跟爷爷奶奶那辈一样么。
许多人因为战争饭都吃不饱，他们没有心思去想吃好的，因为他们却连吃饭都显得有些奢侈。
尽管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可是也不能处处都想到自己啊，也许节约一点食物节约一点水资源，那些人民也不会显的那么贫乏了。
想想现在全世界都倡导低碳环保，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对地球的污染，在我们开始减少使用塑料袋的次数是，在我们出门减少用汽车多步行时，在我们提倡全球关灯一小时时，也要想想，节约点食物也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么，别再在饭桌上挑东捡西，别在沉迷于快餐无法自拔，让那么辛苦播种来的食物尽到他们原本应尽到的义务，这不是比原本在饭桌上留下一堆的剩饭剩菜来的更有意义么
在进行低碳环保时，也别忘了我们原本就应该做到的节食节粮，那是最简单也是最应该我们需要作出的一份贡献。
月饼的故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和爸爸妈妈到外婆家吃饭。
一进门，外婆就乐呵呵地招呼我：“艾艾，快来尝尝外公刚买来的鲜肉月饼
”一听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大声嘀咕道：“这种月饼我不要吃的，真是倒胃口
”一旁的爸爸尴尬地摇摇头：“你真是太幸福了，有的吃蛮好了
”外婆也无比感慨：“小时候，我还为吃不到月饼大哭过呢
”原来，外婆小时候买东西不仅要花钱，还要凭票，买米用粮票，买肉用肉票……逢年过节，更要起个大早，天不亮就要赶到镇上去排队，起码要等四五个小时才能买到定量的菜。
现在想来，真是艰苦啊
外婆说她总是难忘那个中秋节。
那一年，天黑蒙蒙的，作为家中老大的外婆照例拿着篮子去买菜。
那时，买菜的人队伍排得像长龙，外婆被挤得都要喘不过气来了。
天渐渐亮了，外婆想从口袋里掏出美味——一小块月饼填填肚子。
她一摸口袋，马上傻眼了：月饼都成泥粘在了衣服的口袋上。
外婆难过极了：家里四个孩子分吃一个月饼，我没有舍得吃，想不到现在竟被挤得没法吃了。
买完了菜，她垂头丧气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一见外婆妈妈，她就泪如泉涌，伤心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着听着，我的眼眶不禁润湿了。
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平时吃饭还总是挑三拣四。
现在想想，外婆的童年生活真是令我匪夷所思啊
想到这儿，我看着桌上的毛豆、芋艿、月饼，惭愧地笑了笑，然后慢慢地吃了起来，恍然间发现原本不爱吃的食物原来也是那么的可口。
在特别的日子里忆苦思甜，虽然那个时代的灰暗早已远去，但我们的光明生活确是要需要我们的“成长”才能一直到永远
唱响节约之歌,迈向低碳未来节约粮食——一个听了不知有多少遍的词语。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我国的耕地面积呢
仅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却养活着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也许有许多人不知道。
从古人“锄禾日当午”，直到现在人们统计的精确数字，无一不表明粮食的来之不易。
从播种至收割多少道程序，多少辛苦汗水，多少双饥饿的眼睛在渴望……再回头看看，又有多少不珍惜粮食的人，将热蒸蒸的白米饭倒入到垃圾袋。
看到学校里的同学们淡漠的不屑的脸，丝毫不犹豫的动作，不禁有些心寒。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节约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美德，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弯曲的背脊，是大家坚信的理念。
但是现在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会变质了，节约不再被认为是美德，却被当成小气、抠门的意思。
现在似乎说到节约，大家就会不由想到低碳这个词。
而低碳日的成立也是势在必行了，低碳日旨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在这一天，我们将动员地球村普通居民，通过个体和群体行动，参与创建国家及全球层面解决气候变化等紧迫问题的方案，并在各地展开大规模社区性“低碳生活”活动的具体构想。
全球变暖，对于人类既是挑战，也是创造新时代、新经济、新文化的良机，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价值创新的动力.我们需要改正的机会，浪费可耻，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犯罪”。
凡事贵在坚持，节约要从点滴做起，尤其需要坚持。
一天两天可以，一年两年呢
更长的时间呢
不仅仅是对粮食，要让节约内化为自觉，成为习惯。
我们更不能把眼光拘泥在这短短的一周——所谓的每年的粮食周，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每一天都可以是节约粮食日。
节约粮食和低碳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和所有人的号召与呼吁，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情结，熔铸在你与我的心中，从而自觉的作到。
马克思说过：“节约无异于增产。
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家底的清醒认识。
无论从人均资源量或政府、企业、家庭的财政情况来看，我们手头其实都很紧。
在我们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能否在节约的问题上进入到人生更高的境界，事关社会和谐乃至中国社会的未来。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只有当节约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内心需要的时候，我们才离真正的节约型社会不远了。
”“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朗朗的读书声透着活力，希望我们可以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低碳从我做起同学们，当我们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我们唱起雄壮的国歌时，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幸福。
我们为自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自豪，我们为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歌唱。
但同时，你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祖国忧愁呢
我国人口众多。
世界上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人口已达十三亿。
而我国的耕地面积呢
仅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却养活着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为我国第一个大问题。
你们为我国这一最大的问题忧虑过吗
不错，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早已解决了旧中国几千年没法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
我们应该为之自豪
可是，透过下面的数字，我们也应该看到，沉重的人口包袱不仅使吃饭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有这么一组数据。
2000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的产量均占世界第一位。
可是按人口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更令人感慨的是，新中国的今天不是比一千多年前的唐宋王朝不知多了多少倍吗
可是由于人口猛增，人均占有粮食竟比唐宋时代还少了200多公斤。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12亿人口的嘴加在一起，比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
这真是一张大嘴
光是每年新增加的一千五百万人就要吃50亿公斤的粮食
所以，增产粮食，节约粮食，对我们的国家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同学们都知道联合国把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世界粮食日的那一周定为节粮周。
我们要开展各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主题活动。
今天，我们知道了国情，进一步明确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特殊意义，我们每个同学都要从现在做起，要拿出实际行动，为党为国家分忧，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今天洗完澡，妈妈还在洗衣服，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背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背着背着，我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天姐姐，天天姐姐，今天你陪我吃饭好吗
”梦中我和阳阳弟弟来到了一家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吃饭。
不一会儿服务员阿姨帮我们上了好多菜肴。
这时阳阳弟弟想吃米饭了，服务员阿姨就为他上了一份米饭，但是弟弟只吃了一小口觉得不好吃，于是又让阿姨来了一份面包，可弟弟把面包外面的果酱舔完了又说面包难吃，把它扔在了一旁。
这时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忽然，被弟弟扔掉的面包跳了起来，大声对阳阳说：“你这个小鬼，怎么可以这样不爱惜我们粮食
粮食来之不易，现在你们人类的资源越来越少，如果你们还这样浪费粮食，总有一天你们都会饿死的
”说着，把餐桌上的食物全都变没了。
这时，我和弟弟惊恐万分，到嘴的美食化为乌有，可我还没有尝到它的美味呢
“等等……”我在梦中焦急地喊着。
“宝宝，醒醒，你又在做梦了吧
”“嗯
一个奇怪的梦。
”虽然我这样回答了妈妈，但心里却在想：我们一定要爱惜粮食，否则以后还能吃什么呢
具有中国血统者就是华人吗
从1980年开始，美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亚裔人口”一栏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族裔类别－－Hmong（赫蒙）。
1980年该族裔人口仅仅5204人，1990年迅速增加为94439人，2000年达到186310人，2010年则是260073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被中国学者看作是中国西南与印支地区之间的跨国苗族或“少数民族华人”的赫蒙人，在移居美国后并没有被美国官方当作华裔，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族裔类别，与华裔（Chinese）、韩裔（Korean）、越南裔（Vietnamese）、老挝裔（Laotian）等亚洲族裔并列在一起进行人口统计，这种族裔身份界定在美国学界中也已成为定论。
中国学者将他们归入少数民族华人的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官方和学者既不把这些主要来自于老挝的赫蒙人归入老挝裔的类别，也不将其纳入华裔的类别
目前美国的赫蒙人究竟有怎样的族裔认同
他们究竟将自己看作是老挝人抑或华人，还是独立的族裔
将赫蒙人视作少数民族的原因将历史上和当今移居海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成员划入海外华侨华人的范畴中，这种做法已获得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界的广泛认同。
较早呼吁加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向大有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向国外移民，不仅有作为主体的汉族移民，而且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民，这就从历史到现状，构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向大有所统计的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全世界高达310万人。
按照他的定义与划分方法，由中国移居海外的苗族人口（其中包括苗族的分支赫蒙人）自然也属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一部分。
李安山认为：从17世纪开始，有大量的苗族人口由西南的贵州、云南和广西迁移到越南，2003年时居住在越南的约有55万赫蒙人便是这些苗族移民的后裔。
1810年后再由越南移居老挝的赫蒙人近32万人；1840年后再由老挝移居泰国的赫蒙人改称为Meo人，约8万人。
而迁移到美国的22万赫蒙人则是由以上这些印度支那地区通过再移民到达美国的，这些移民均属于海外华人。
与此同时，赵和曼认为1975年开始迁移美国的“苗族华人”（包括其分支赫蒙人），到2002年很有可能达到30万之众。
赵还根据美国少数民族华人社团（美国中华少数民族联合会，洛杉矶）对美国少数民族华人数量的核实与修正，得出“美国少数民族华人约50万人，包括30多个民族，其中以苗族华人最多”的结论。
为什么要将迁移美国的数十万赫蒙人当作海外华人
这是因为研究海外华人问题的不少中国大陆学者有以血统因素界定华人身份的倾向，即认为具有中国少数民族血统的人移民他国时，如果该国已经立国，那么这些移民都属于“少数民族华人”。
而具有中国苗族血统的赫蒙人显然是在越南和老挝立国之后才迁移过去的，所以理所当然也属于“少数民族华人”。
李安山并不赞同仅以“血统”辩识华人，他提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五个辨识标准：其一是记录（Records），即必须存在某种历史记录说明该少数民族群体来自中国，换言之，他们属于从中国迁出的少数民族或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其二是祖籍地（Origins），即必须有证据表明该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是中国人的后裔；其三是客观认同（Objective Chinese），即首先必须具有某种客观标识（主要指体质特征），同时保留一些中国文化标记以表明该少数民族是中国人或祖先来自中国；其四是迁移时间（Migration Time），即该群体须在现定居国立国后迁去的才能算“少数民族华人”；其五是主观认同（Subjective Chinese），即该民族群体须愿意认同其华侨、华人或华裔身份。
尽管这五个标准中也包括了主观认同，但在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计量统计中，李安山显然并没有考虑主观认同的因素，因此与“血统论”者一样，也把所有迁移美国的22万赫蒙人都列入到了美国的“少数民族华人”之中。
上述观点也得到了身为中国苗族成员并长期从事跨国苗族研究的石茂明的认同。
他认为海外华人不仅包括海外汉人，也包括由老挝迁移到国外的赫蒙人等少数族群，如果将他们视为“海外老挝人”显然是说不通的。
当然，将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赫蒙人看作“海外华人”的主要是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中国学者，而一些从事民族研究的中国学者只是将之称为“美国苗族”，并未有意识地将他们归类为美国华人的一部分。
美国官方将赫蒙人列为少数族裔的原因美国官方和学术界对赫蒙人的族群界定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
按常理，美国方面应该将这个已经居住在老挝达两百多年的族群归入老挝裔类别之中（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大量老挝主体族群成员与老挝赫蒙人一道以难民的身份同时抵达美国），就如同将来自越南的许多华裔归入越南裔类别一样。
但事实是，美国既不将赫蒙人当作老挝裔人口，更不将其视作华人的一部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族裔看待，并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作为单独的族裔类别，与同样来自老挝、人口略多的老挝裔并列，与日本裔、韩裔、华裔等族裔在人口分类统计中“地位相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可能是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赫蒙人有独特的族群认同。
在老挝长达两百多年的生活中，他们并没融入主流社会，而是特立独行，不仅与老挝的华人主流社会毫不相干，也与老挝其他族群差别显著。
其主要差别是：（1）其族群人口在地理分布上远离其他族群，并形成了由本族人口聚居的相对封闭的社区。
土生佬族人历史上居住在湄公河沿岸土地肥沃地区的乡村和城镇，以种植水稻为主，生活比较富足。
而赫蒙人自从19世纪初从越南迁移到老挝伊始便进驻山顶地带，以避免与低地佬族产生冲突。
在有关老挝华人的文献中，人们也很难找到赫蒙人与老挝华人产生认同的记录。
（2）社会地位与低地佬族人差异悬殊。
低地佬族人历史上长期统治着老挝，该族群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远超过其他族群。
这种差异从居住条件上可见一斑：赫蒙人居住在崎岖的山林里，以竹片做墙板、以茅草当盖屋顶，这种竹片茅草屋就直接搭建在潮湿的山地上；而佬族人的房屋则是底层架空的结构。
（3）赫蒙人有独特的文化。
首先是语言、生活习俗与当地其他族群迥异，通婚上以族内通婚为主。
宗教信仰上也与当地族群截然不同。
土生佬族人长期信仰南传佛教（Theravada Buddhist），而赫蒙人则是泛神论者，他们崇拜一切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
（4）赫蒙人的基层自治性较强。
虽然在法国殖民初期由法国殖民者指派的佬族和越族人所管辖，但由于赫蒙人的抵制，法国殖民者最后还是将基层地方政权交给其自行管理。
因此，无论是在种族、文化、宗教、语言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赫蒙人都与低地佬族人有相当大的差别。
实际上，迁移到美国之后的赫蒙人也极少与同时期移居美国的老挝裔和华裔产生认同。
一项在1995年开展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赫蒙族裔中学生自我认同中的强烈取向：自认为是纯粹的赫蒙人的占41%，自认为是赫蒙裔美国人（Hmong American）的占50%，认为是亚裔的占5%，亚裔美国人占4%，纯粹美国人的占1% 。
这一数据说明，赫蒙族裔中学生极少与美国的老挝裔和华裔产生认同。
这种族裔独特性虽然部分归因于美国官方对他们族裔身份界定所产生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赫蒙人强烈的族裔认同在老挝时早已形成，并且在移民美国后依然没有动摇。
第二，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美国政府欠了赫蒙人一笔巨大的“血债”，将赫蒙人列为单独的族群，有助于更好地照顾这个特殊族群，以弥补美国在印支战争中给赫蒙人带来的灾难性损失。
1960-1975年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经启动过所谓的“秘密战争”（secret war），这种战争最初是招募老挝英勇善战的赫蒙人在“胡志明小道”（位于老挝－越南边境一线）干扰和打击北越军队。
后来这支秘密组建的“特别游击队组织”也用于对付老挝的巴特寮军队。
有人估计，约有60%的老挝赫蒙族裔的成年男性曾参加这场“秘密战争”。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培训，由赫蒙人年轻的军官王宝指挥。
这一特种部队的兵力曾一度多达三四万人。
他们作战勇敢顽强，在美军与巴特寮军队作战中担当主力，在“胡志明小道”阻击越南共产党军队和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行动中战功卓著。
但也正是这场“秘密战争”给赫蒙人带来空前劫难。
不仅是这支游击队在“秘密战争”中死伤惨重，战争的危害也涉及其他赫蒙人平民，使包括游击队成员在内的约4万赫蒙人的死亡、无数人失踪、数千人伤残。
1975年，当越南共产党军队推翻老挝政府、巴特寮宣称控制时，赫蒙人便成为复仇和迫害的目标。
1975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CIA）启动了对老挝赫蒙游击队的空中营救，但仅有2500名游击队军官和家属被营救出来。
一些参与当年美国CIA“秘密战争”的口述者描述了他们在逃离老挝时的悲惨生活：吃树叶和树根维持生命，最后游过湄公河，有一半人死于这次逃命过程中。
一位学者评论说：平静安逸的老挝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成为他们的美国“朋友”忠诚至死的“自由战士”，最后在其阵地被敌人完全占领的局势下却被他们的美国“朋友”抛弃在敌人疯狂而恐怖的报复中。
与此同时，老挝的赫蒙人纷纷逃至泰国并被关进难民营。
同年底，美国开始从泰国难民营中接收那些曾经支持美军或其亲属曾支持美军的人员移民美国。
显然，在参与美国CIA的这场秘密战争过程中，赫蒙人确实是令美国人所钦佩的。
美国学者对赫蒙人的英勇表现予以很高的评价，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惋惜，并批评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置其于灾难性处境的做法。
Donald F. Hones的总结性陈述富有代表性：今天美国出现赫蒙人社区是1960至1970年代他们在印支地区支持美军的直接结果。
他们参与保护美军在老挝的空军基地多年，后来又在“胡志明小道”阻挠北越军队，1975年之后遭受了获胜的北越军队的报复。
而直到1970年才得知这场老挝秘密战争的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为这批同盟军制定撤退的计划，使成千上万的赫蒙人被迫徒步逃离他们的山区住所到泰国寻找避难所。
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老挝赫蒙人在战争中被杀，而有幸逃到泰国的赫蒙人则在难民营中度过数年难熬的封闭生活。
迫于压力，美国政府后来试图通过立法给予这个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族裔特殊的照顾。
除了对身陷老挝战场的赫蒙士兵展开营救行动之外，同时也将避难于印支各国难民营的大量赫蒙士兵及其家属以难民身份迁移美国。
2001年11月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公告称：“今天我很高兴签署HR5234条例，为已故赫蒙老兵的配偶延长《2000年赫蒙老兵归化法》的适用期限。
这一条例将为已故赫蒙老兵遗孀提供更宽松的条件，以使她们能够顺利地按照我在今年5月签署的《2000年赫蒙老兵归化法》归化入籍。
在过去的东南亚战争中，当赫蒙战士为美国军队而战时，他们的配偶及其家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时，又不得不为了建立新的生活、养育自己的子女而奋斗，尽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他们仍然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条例将确保他们成为我们国家的公民”。
克林顿总统同时签署法令，豁免4.5万多名老挝赫蒙人在归化入籍时的英语条件要求。
按照这一法令，凡是在美越战争中参加过支持美军行动的赫蒙裔老兵及其配偶或遗孀均可在翻译的陪同下参加公民考试。
此外，他们还在申请归化入籍时必须了解“美国历史与政府的相关知识”方面获得“特别的照顾”。
克林顿总统说：“这是对越战期间我们的盟友赫蒙人给予我们支持、勇气和牺牲的报答。
同时也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赫蒙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
因为缺乏母语文字教育的人很难掌握第二外语，对于生活在美国的赫蒙裔难民而言，掌握英语和了解美国历史与政府方面的知识尤其困难。
”由此可见，专门针对解决赫蒙人入籍归化的法案的出台，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这个族裔的高度重视，而在人口统计上列为单独的族裔很可能是为了便于为其提供较优厚的待遇。
美国的赫蒙人是否是华人许多研究文献显示，无论是美国政府、学者还是赫蒙人本身都认为，赫蒙人是个独特的族群，他们似乎压根就没有将赫蒙人与华人联系起来。
可以想象，“赫蒙人是否华人”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
而在中国，海外赫蒙人（苗族）是“少数民族华人”的论断却俨然已成华侨华人研究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如此强烈的反差不禁使人们思考：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辨识华人
具有中国血统、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加入他国国籍后就必定是华人吗
具有中国血统、保持中国文化传统但却无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人是否也属于华人
按照“血统论”的观点，加入他国国籍、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就是华人了，即便其没有保持中国文化传统，也依然是华人。
发行量巨大、影响深远的《现代汉语词典》作出了如此界定：“华人：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
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界持有此观点的大有人在，似乎占据主导地位。
有人提出：早在上世纪五十代初中国政府已对华人作出科学的界定，“何谓华人
华人是指具有中国血统、参加或取得了居住国国籍的人，或称外籍华人”。
有人甚至构建“华人=外国国籍+中华民族血统”的公式来界定华人身份。
按照这种观点，赫蒙人的祖先来自中国的西南，他们具有中国苗族的血统，所以无疑属于少数民族华人或“苗族华人”。
不过，也有人不赞同这种单纯以血统判定族群身份的做法。
他们认为作为华人不仅应该具有中国血统，而且还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这就是所谓的以体质和文化特征来判断是否华人的“客观特征论”。
例如，黄润龙认为：“海外华人是指在国外取得长期居住权利或取得外国国籍而又保持中国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和道德水准的一批人……华人划分的主要指标是祖籍、出生地和种族，其核心指标种族不仅是指黄皮肤、黑头发等外观特征，而且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内在特征。
” 按照这个观点，美国的赫蒙人也是符合海外华人的标准的，因为赫蒙人不仅具有“黄皮肤、黑头发”等中国血统的外观特征，同时也具有中国苗族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等内在特征。
然而，“血统论”和“客观特征论”者定义族群的做法正日益受到民族学、人类学者的广泛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
在族群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巴斯在一本重要的著作中宣称，“族群”是由其族群成员本身而非由外部所界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社会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其意指很明确：族群主要是由主观认同来决定的。
这就是当前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观认同论”。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美国的赫蒙人虽然具有中国血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特征”，但却几乎全然不是华人，因为他们的主观认同中并无归属为华人的意识。
我们能够从“血统论”、“客观特征论”和“主观认同论”中分出是非、对错吗
或者说，我们能够判定“美国赫蒙人是华人”的对错吗
在华人辨识标准没有获得共识的情况下，看来很难。
因为族群的自我界定与他人界定都是一种族群界定，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标准和逻辑，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界定。
当然，族群的自我界定是理应受到尊重的，他人界定与自我界定达到一致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主观认同论”阵营的重要原因。
但总是难以避免出现族群的他人界定与其自我界定相左的情况，而这种与自我界定不一致的他人界定就必然应该被否定吗
在美国赫蒙人是否华人的问题上，“血统论”和“客观特征论”者也许会坚持说：难道美国赫蒙人不认为自己是华人，别人就不能把他们看作华人吗
因为他们具有中国血统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类似“美国赫蒙人是否华人”的这种学术性争论也许永远都不会达成各方观点一致的结果（除了官方的政策性界定），至多只是争议的各方人数或多或寡而已。
不过笔者倾向于“主观认同论”，认为应将美国赫蒙人的主观认同置于首位，将之看作是一个非华人的、独立的族群。
虽然依据血统和客观特征因素把美国的赫蒙人归属为“广义”上的华人类别也是一种具有某种学术依据的他人界定，但这种广义界定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并不大，现实的意义也很小，甚至有可能对被界定者造成伤害。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过多纠缠于华人的辩识标准和定义，而使用“华人性”或“中国性”（Chineseness）的概念去考量，或许会在“美国的赫蒙人是否华人”的问题上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所谓的“华人性”是指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其他族裔所没有的特性。
王赓武认为：华人从未有过认同的概念，而只有华人属性的概念，也就是身为华人和变得不像华人；有些华人中国味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少一些。
因此“华人性”应包含着多个维度和指标，例如，祖先为中国人（即具有中国血统）、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规范、会说汉语或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主观上认同为华人、与中国的社会联系，等等。
举个例子，如果某个印尼华裔的父母一方为华人、另一方为印尼当地人，那么他在血统上的“华人性”只有50%；如果他已完全不能使用汉语和中文，也不习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只会印尼语，那么表明他在语言方面的“华人性”也已大幅降低；如果他加入了印尼主流社会的伊斯兰教会成为虔诚的教徒同时对儒家文明反感或排斥，那么也表明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华人性”也已严重弱化。
反之，如果这位印尼华裔只会使用中文和汉语、全然不会印尼语言、极少与印尼当地人交往、信奉儒家思想、喜欢吃猪肉，而且经常到中国，并在中国有许多社会关系……那么，我们则认为他的“华人性”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
我们甚至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去测量这种华人性，而上述的这些特性都可以作为相关的变量，尽管这种测量不可能做到十分精准，却可以大致评估其在某些重要维度上“华人性”的弱化程度。
当我们测量世界各国华人的“华人性”时，就大致能够了解到“华人性”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迁移海外的华人及其代际（即不同移民世代之间）的差异。
很显然，美国赫蒙人的“主观上认同为华人”、“与中国的社会联系”等两个维度上的华人性已经出现极端的弱化，其缘由主要是：第一，作为少数民族的苗族在中国古代史上长期被边缘化，其国家认同意识以及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体认同意识一直相对较弱。
历史上的苗族除部分逐渐融入汉族之外，其余相当大一部分则由于与中原王朝和汉人抗衡失利，不断从中国地理中心向西南边疆和境外迁移。
明末清初，苗族人的一支赫蒙（Hmong）人又迁入中越边境地区，之后其中又有一部分迁入老挝、泰国、缅甸等国。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战争后又以难民的身份迁入美国、加拿大、法国等欧美国家，却极少迁往其远古祖先的居住地、已有数百万苗族人口的中国。
历史上“边缘化”的地位使得他们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而言，与中国中央王朝和汉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
19世纪末中越划界，当自身利益与对国家的忠诚冲突时，一部分苗族还是选择了前者。
除了猛洞等少数地方外，黄树皮、箐门、漫美、老寨、猛拨、猛蚌等地的苗族居民则愿意随土地划归越南。
清雍正时，三蓬地区被割入越南，当地民族虽然“多不乐附”越方，但仍留在了越方；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三蓬人民又趁中法进行定界谈判之机再次要求复归中国，但当三蓬仍归越方时，这里的民族也就多留于原地了。
苗族在历史上有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入越南，一是17世纪中叶约有80-100户由贵州迁入中越边境越南一侧，二是18世纪时约有180-200户迁入越南，三是上世纪约有1万多人迁入越南。
这三次大规模迁移，基本上是单一方向的迁移，表明苗族在历史上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历程已深刻影响这个族群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
作为中国苗族的一个分支的赫蒙人，由越南迁居老挝数百年后也基本上与中国失去了联系，也与老挝当地的华人群体缺乏来往，双方不存在共同体的认同。
因此，无论是主观上认同为华人，还是与中国保持社会联系，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美国赫蒙人的主观意识中，极少存在“华人认同”，几乎没有人把自己看作是华人，赫蒙人个体或其族裔组织也极少与美国的其他华人群体产生联系。
许多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询问美国的赫蒙人族裔身份时，均没有设置“您是否华人
”这样的选项，在深入访谈中也没有问及“华人”认同方面的问题，说明赫蒙人的华人认同意识可能已经非常微弱甚至已经荡然无存，无论是他人还是其自身，基本不会将赫蒙人看作是华人。
当然，对祖先为中国人的记忆并非全然不存在。
美国民俗研究者的一些研究中反映，美国赫蒙人对中国的苗族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他们常常通过“家乡录像”（这些录像主要由一些业余的摄像者以旅游者的身份到老挝、泰国或中国等地拍摄而成）来将自己与泰国、老挝和中国等地方的赫蒙人相比较，他们感到“家乡的赫蒙人”已经成为“他者”（the Other），“既像我们又不像我们”。
例如，Jo Ann Koltyk在与美国的赫蒙人一起观看家乡录像时，时常听到他们的一些评论，而对其他地方赫蒙人的这些评论常常是积极的，比如美国的赫蒙妇女经常有这样的评论：“他们长得比美国的赫蒙人漂亮，他们穿得很自然，他们不用像美国的赫蒙人那样装扮”。
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在观看拍摄于中国的家乡录像时说：“中国的赫蒙人不像赫蒙人。
我们已经离开中国200多年，我们已经改变了许多。
他们讲话也与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了。
但我确实很喜欢她（一个未婚姑娘）唱歌的方式。
她很漂亮。
” 可见，尽管中国的苗族偶尔会勾起美国赫蒙人对远古祖先的想象，但他们通过中国苗族成员与中国所产生的社会联系却极少。
不过，美国赫蒙人与中国社会联系的状况以及族群认同也可能会在将来发生某种变化。
石茂明发现，上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国家已安家落户、生活稳定的一些赫蒙人开始陆续来到中国寻根问祖甚至长期居住、与中国的苗族（赫蒙人）缔结婚姻，由此提高了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关联度。
对于美中两国个体成员之间局部、零散的交流和往来并形成的苗族（赫蒙人）认同将来能否促使大多数美国赫蒙人接受“华人”的族群身份标签并认同为华人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总之，如果我们在上述的几个主要维度中特别强调第一个维度——“具有中国血统”而轻视其他维度，那么就一定会把美国赫蒙人看作华人。
反之，如果我们把后两个维度即“主观认同为华人”和“与中国的社会联系”放置于首位，那么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族群身份的他人界定往往是多元的、动态的，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立场和视角都将可能产生对同一个群体的不同界定，我们需要重视的是这些界定的意义、价值和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是什么，而不是对不同的界定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判定。
按照上述“华人性”多个维度的考察，我们发现当前美国赫蒙人在“华人性”中两个重要维度的指标测量值已极低甚或趋于零。
换言之，美国的赫蒙人几乎不存在华人归属意识，也极少与中国发生社会联系。
可以说这是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在向外移民过程中，其“华人性”弱化现象的一个极端案例。
几乎所有移民他国的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出现“华人性”弱化的趋势，只是在弱化的程度上或多或少、在弱化的时间上或早或晚而已。
这种弱化因移民时间长短、移民世代（immigrant generations）、对移民接受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融入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
一般而言，由中国向外移民的时间越长，其“华人性”越可能趋于弱化；第二代移民倾向于比第一代移民的“华人性”弱；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程度越高，其“华人性”越可能比较弱。
在这种总体上趋弱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比如一些“华人性”已显著弱化的具有中国血统的海外移居者因到中国投资、旅游而产生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从而有可能重新唤起其对华人社会的归属感。
可以预见的是，许多海外华人或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华人认同意识，并与中国社会渐行渐远。
那种试图通过刻意强化具有中国血统者的华人认同意识或以“中国血统”为依据构建跨国界的华人认同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无益的。
（文\\\/梁茂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