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日的宣传口号
2010年“全国土地日”的宣传主题为“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依法管地集约用地”。
中国共产党标语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关于保护土地珍惜土地的宣传标语
坚守耕地红线 建设美好家园万物土中生，寸土如寸金节约土地资源 造福子孙后代节约用地牢记心 保护耕地多尽力土地不光是农民的命根子 也是十三亿人的命根子节约用地始于心，科学发展践于行耕地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是耕地的保护神牢记土地法 利民利国家严格土地执法，保护土地资源土地是民生之本 和谐是发展之魂有了脚下地 才有口中粮以节约土地为荣 以抛荒耕地为耻土地最珍贵 保护第一位节约今天一片土 留给后人一寸金开发资源，不可急功近利 使用土地，不忘依法合理珍惜土地资源 当好国家主人保护耕地人人参与 节约资源家家受益土地是世代生存的基石，资源是持续发展的保障群策群力保护土地资源 同心同德共建皖美家园珍惜国土资源 实现持续发展保护土地功在当代 珍惜资源利在千秋科学发展合理利用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严格土地管理制度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损坏耕地一损百损 节约资源一荣百荣浪费耕地可耻 节约资源光荣彻底告别粘土砖 留得沃土千万年用好土地就是发展生产力 管好土地就是保护生产力坚持依法征地 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节约是大家的共同责任牢固树立惜土惜地意识，坚决制止乱圈乱占现象保护耕地，寸土必珍保护耕地你是参与者，和谐家园你是受益者节约用地是美德，乱占滥用要制裁保护土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农田，依法用地，科学规划，和谐发展耕地保护始于心，节约用地践于行土地连着千万家，监管要靠你我他利用与保护并举，开源与节流并重保护耕地人人有责，科学发展人人受益有限耕地，无限珍惜。
合理合法利用土地，共建共享和谐安徽用地要节约，规划要科学国土，今天你保护了吗
热爱国土在我心 珍惜资源见我行珍惜国土人人有责 振兴安徽从我开始珍惜耕地人人关注，粮食安全家家受益。
国土资源有限，节约意识无限 --安徽国土资源厅宣保护耕地在于一点一滴珍惜资源在于一朝一夕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守住土地，就有粮仓
土地资源是块宝,子孙万代离不了农田保护身体力行 粮食安全警钟长鸣珍爱土地有你有我 节约资源你好我好生态源于耕地保护 和谐始于节约资源让土地母亲修养生息，为子孙后代留得良田节约用地是大事，集约用地是好事，没有批地别办事，违规用地要犯事有你有我有大家 保护耕地为万家保护土地人人有责 和谐安徽你我共享保护耕地人人有责 珍惜土地子孙受益人多地少是国情 保护耕地是国策依法使用土地 利己利国利民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切实保障发展用地用地要节约 规划要科学控制用地总量，禁止盲目开发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禁止乱占滥用耕地土地资源是金，人地和谐是福推进土地开发和整理，服务安徽新农村建设土地关系你我他，合理利用靠大家保护耕地粮为纲，坚守红线法是本想金山，盼银山；守住耕地是靠山一分土地，万分珍惜严格土地执法,节约集约用地一心一意节约用地 一分一亩保护耕地坚守耕地红线 建设绿色家园保护土地，节约资源，造福子孙万代加强土地管理，构建和谐安徽保护耕地全民参与，合理用地国人受益人类靠耕地生存，耕地靠人类保护土地利用依法依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依法用地，科学用地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依法管地 依法用地 依法护地 构建和谐新天地土地最珍贵 保护第一位“徽”土如金合理利用国土资源 促进和谐安徽建设矿产资源不再生，开采利用需谨慎。
多节约一寸土地资源，为后代多出一方发展空间为了明天的美好，请珍惜每一寸土地严格土地管理，构建和谐社会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坚守耕地红线 确保粮食安全保护耕地人人有责，珍惜资源代代受益。
国土资源是“生命线”，土地法制是“高压线”珍惜国土功在当代，保护资源惠及子孙
爱惜国土 珍惜资源 你我携手 共创家园珍爱土地，就是珍爱生命线；保护资源，就是保护幸福泉。
国土资源保护人人参与保护国土资源个个受益保护矿山环境，建设生态家园珍爱土地人人有责 保护耕地利国利民保护国土资源，造福子孙后代。
一寸国土一寸金，珍爱国土胜黄金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中国近代史所有事变（要求写出发生的事情）
1.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部在中国北平附近的宛平县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日军以有士兵失踪为借口(有些日籍说是中方发射实弹至日驻军内)，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
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8日晨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2.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统一抗日战线。
3.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旧称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被中华民国视为国耻日。
4.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该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5.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是指在1936年6月至9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以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
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6.富田事变，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于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发动的一次兵变，也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
7.六一六事变，1922年6月16日发生于广州的一次以陈炯明为首的地方军人，驱赶以孙文为首的广东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事件。
8.马日事变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马日）晚上长沙的一场兵变。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湖南长沙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实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巨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
9.八一三事变指1937年8月9日，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直冲军用的中国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
侵华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国民政府拆除上海的所有防御工事并将中国军队撤出，遭到国民政府拒绝。
10.乙未事变（을미사변）1895年日本杀害朝鲜王朝国王高宗之明成皇后闵兹映的事件。
日本政府的杀害计划明成皇后, 兴宣大院君，兪吉浚等 朝鲜人政治家, 军人协力, 一称 乙未之变, 乙未八月之变。
11.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
1935年张北事件，《秦土协定》；河北事件，《何梅协定》；香河事件，华北自治运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丰台事件，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
12.广州张黄事变是指在1927年11月17日凌晨，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的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政府的事件。
广州张黄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当时控制国民政府的新桂系，其目的没有达到。
但是，在前期政治斗争中被迫下野的蒋中正，得以借此事件复出。
13.广州商团事变，指1924年发生在广州的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与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14.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所有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所进行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
15.伊宁事变，又称为三区革命，是1944年在中国西北部新疆伊宁等地发生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分离运动，分离运动得到了苏联的资助。
1943年，中央军开进新疆。
1944年，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赴重庆任农林部长。
10月8日，苏联塔塔尔族法哈提在巩哈县策动哈萨克牧民千馀人进行武装暴动，占据县城。
同时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亦散布谣言。
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清晨，伊宁事变爆发，哈萨克民族军在苏联暗中资助下，攻占市内各重要据点，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首都伊宁，主席为苏联籍乌孜别克族艾力汗·吐烈，副主席有包尔汉。
中国政府守军连同避难的3000汉族平民退至机场，激战87天后失守。
1945年初，民族军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
在「三区革命」中被杀的汉族平民，一般估计在二万至七万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