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庆也叫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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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姑娘有关的
上海姑娘有“嗲”的魅力，上海姑娘有“嗲”的风情，上海姑娘有“嗲”的文化，上海姑娘有“嗲”的智慧。
这也许是举世公认的。
这也许是您嗤之以鼻的。
这并非我是上海人，这也并非我听从几位上海网友的的忠告，要把汤本论坛办得有“上海味”。
而是因为，堂堂美国前副总统，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丹．奎尔娶了上海姑娘为儿媳，刚刚受完三大拜，在上海参加完婚礼，回到美国，在脱口秀节目上，公开大赞儿媳。
我并不是要袒护上海女孩，我实际上在东北多年，性格中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快和实在(再一次自吹自擂)。
也不是因为我的姐姐们青年时有姿色，中年时犹有风韵...，我便偏要替上海姑娘讲好话。
上海姑娘确实是好，好到我们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上海时，眼睛都转不过来了。
据随行人员讲，柯林顿总统对上海印象最为深刻。
他还许诺将来退休后，要到上海来开律师事务所。
柯林顿如果能成愿，不仅能够赚进大把绿色，还可饱览上海春色。
还是丹．奎尔的儿子先行一步，在上海学习、工作，喜交上海女孩，喜结上海良缘。
当新婚小夫妻双双向奎尔行大礼时，喜得这对前副总统夫妇闭不拢嘴。
上海姑娘真是很嗲，嗲字就是娇美，柔顺。
就是会撒娇。
丹．奎尔的儿子痴迷上的上海姑娘，想必一定有这些素质和气质。
可惜，前副总统奎尔本来就是连土豆也要拼错字的人，单词量太少，对“嗲”更是无法体味，只有一个劲地向节目主持人雷诺和现场观众，讲自己的儿媳妇是“Beautiful”、“Beautiful”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了。
当然，英文永远翻译不出上海姑娘的嗲来。
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从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和纽约，全中国的美女，向黄浦江边倾流。
当然，绝姿绝色的，更是来自江浙一带的美女，她们眼睛亮丽娇媚，皮肤白晰，体型修长苗条.....端的是典型的江南美。
当然，上海姑娘的嗲，结了婚，有不少也是有变化的。
正象台湾名作家龙应台，写文章讽刺“啊，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的妻管严，做家务，伺候上海“嗲”小姐变成的凶太太，也是出了名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上海男人都这样，而且，还是有很多曾经是上海“嗲”小姐，现在也是上海“嗲”太太的女士。
不管如何，进入九十年代，上海姑娘的“嗲”更增添了现代女都市女郎的风情。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上海交汇，上海姑娘不仅濡染上西方流行服饰和化妆的美和西方文明的气质，还保留了东方女孩质朴的美，使得许多中国人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的美，又使得许多西方人在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有一种同质感之外，又痴迷于她们内在的东方美。
尽管西风东浸，上海姑娘在感情性爱方面比以往的几代的上海姑娘开放很多，但相比西方女孩，还是东方。
上海姑娘之所以最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男士的亲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年代以来，上海的英语教育和社会学习英语的风气，始终是在全中国大陆首屈一指。
这又使得最聪明的上海姑娘们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来传递自己的“嗲”的天生丽质，“嗲”的性格，“嗲”的气质，“嗲”的风情。
当然，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一些“九斤老太”们在对开放的、现代化的姑娘们（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北京的）说三道四，大加鞭挞，进行侮辱性的批评。
有的甚至不惜大谈自己在革命时期或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拥有如何纯洁的爱情，她们往往忘了，在革命口号下，她们潜意识地将革命政治利益背后所含有的经济利益，也在作某种权衡、估量、交换，只是不说出来，只是更虚伪罢了。
王实味所批评的革命根据地的“食分五等，车分四等”，并不是捏造的，更何况革命胜利之后。
既然如此，她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相当于她们的女儿、或者孙女或者重孙女的女孩子们
人们应该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个性化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
这是极为良性的社会变迁，体现在上海姑娘身上，是她们的强烈的个性追求，她们懂得自己事业追求和自己的情感追求，可以超越地区，可以超越国界。
对此，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拘束。
只要自己爱的，只要自己喜欢的，只要是文明向上（当然包括物质上的享受）的，就要追求。
更何况具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尚未去追求别人，就有被中外间精英男士们所痴迷，所追求了。
也许是自然，也许是潮流，在主动和被动中，上海姑娘们被卷进潮流。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的单身或不单身的贵族们，正在向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进攻，幽默一点讲，上海姑娘们，也正在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大举“进攻”。
上海的，也是江南的“嗲嗲”的枕边风，温馨而甜美，柔和而飘逸，无微不至，直透人心...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美国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全世界
于是，国会议员考科斯从梦中醒来，出一身虚汗，大声惊叫：这里有没有间谍? 。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
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
什么人是上海人
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
谁也说不清。
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
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
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
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
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
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
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
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了。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
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
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
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
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
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
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
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
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
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
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
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
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
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
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
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
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
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
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
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
人都有自尊心。
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
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
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
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
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
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
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
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
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
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
“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
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
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
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
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
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
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
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
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
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
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
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
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
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
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
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
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
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
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
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
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
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
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
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
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
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
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
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
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
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
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
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
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
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
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
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
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
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
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
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
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
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
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
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
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
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
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
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
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
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
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
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
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
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
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
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
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
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
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
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
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
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
人教版历史必修二gangyao
（二）：经济成长历程 专题一：古代中国的经济 一、农业 1．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 ①原始社会时期:刀耕火种，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
②商周时期：青铜农具出现，但由于其昂贵，在农业生产中只是少量使用。
③春秋战国时期:牛耕技术开始运用,铁制工具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
④西汉时期”铁制工具普遍使用,牛耕技术推广,二牛抬杠。
⑤东汉:使用一牛挽犁。
⑥唐朝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耕犁趋于完善。
2．土地私有制的确立：①春秋时期出现贵族个体占有土地的现象，私田大量开垦；②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加速了土地国有向私有的转变；③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
3．小农经济的含义： ⑴以家庭生产、生活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⑵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但却具有顽强生命力，始终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
【补充：①形成：春秋战国时期。
②基本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实际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③弱点：A分散性：属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
B封闭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相互之间缺少交往和合作。
C落后性：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生产资料有限，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
D脆弱性：易受天灾、苛政和土地兼并的影响，特别是王朝政策的影响。
④评价：小农经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逐渐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确立而形成和确立的。
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基本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农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促进了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
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步阻碍经济的发展。
⑤破产：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 4．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⑵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小农经济。
⑷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
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二、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 发展概况：夏商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管理，直到明代前期，占据着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主要特征：主要生产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消费的生活用，生产规模大，分工细致，代表着古代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官府垄断生产。
2．纺织方面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成就： ①原始社会:纺织业开始萌芽,原料主要以麻和葛为主,但也出现了丝织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绸的国家。
②汉:远销海外,被称为丝国（开辟丝绸之路）. ③唐:中期以后,私营作坊兴起.④宋元:棉纺织业兴起, 元朝时松江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
⑤明:纺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和杭州是丝织业的中心。
3．冶金方面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成就： ①新石器时代:已经出土了小件铜器,②夏商周:青铜铸造业进入繁荣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
.③春秋战国:发明了冶炼生铁和钢的技术，出现了铁器④汉:开始使用煤做燃料,供风形式发生革命性变化.⑤东汉时期: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借用水力作为动力鼓风。
⑥魏晋南北朝：灌钢法。
4．制瓷方面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成就： ①原始社会:彩陶出现.②商代中期到东汉晚期:陶发展过渡到瓷.商朝烧制出原始瓷器。
③唐朝:釉陶制品的精品唐三彩,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
（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④宋元:宋代的景德镇到元朝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烧制出青花瓷器。
.⑤明清:景德镇成为瓷都，明中后期五彩瓷，清代珐琅彩。
5．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1）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2）多种经营模式长期并存。
春秋战国以前，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经营，春秋战国以后，形成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主要经营形态长期并存的局面。
（3）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广泛，规模庞大，分工细致，代表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明代前期以前一直占据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4）私营手工业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唐代以前主要以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进行，唐宋以来私营手工业显著发展，到明朝中叶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某些部门开始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工受值”式的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
（5）在漫长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家庭手工业生产对于稳定小农经济起到一定作用，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发育。
三、商业 1．“市”的形成与发展： ①秦:市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进行严格管理。
②汉:专门的管理机构,管理十分严格。
③六朝时:离城镇较远，交通便利的一些地点形成了民间集市—草市.政府对草市进行行政管理,设草市尉。
④唐朝时:草市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商业中心,夜市也非常繁荣。
⑤宋:市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商业活动不再受到政府的直接监管；出现了比较完善的饮食、娱乐服务设施。
⑥明清:商业经济繁荣,商业区已经相当繁华。
2．主要的商业城市与著名的商帮： 商业城市:①春秋战国：许多诸侯国的都城，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
如齐国的临淄。
②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③隋唐：长安,洛阳,广陵(扬州)，益州（成都），广州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④宋：开封和益州。
⑤元朝：大都是繁华的商业大都市，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著名商帮:晋商和徽商（明清时期）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①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古代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政府的商业政策息息相关）②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官府的控制，特别是海上贸易基本上由官府垄断。
③商业活动逐步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然后逐步渗透到农村，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四、主要经济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及海禁政策的内容及影响: 重农抑商：①最早由战国时商鞅提出.②基本含义: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 工业的发展,以农为本,商业被称为”末业”。
这个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最基本的 经济政策。
③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④明清重农抑商的表现： 沿袭农本商末的思想；盐、茶等重要商品的专卖制度；关卡重税；歧视商人；组 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
⑤影响: A积极性：一定时期（封建社会前期社会生产力 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 B消极性：在封 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不仅阻碍工商业发展，而且强化了自然经济，使之 迟迟难以瓦解；特别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导致中国被远远甩在世界工 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海禁政策：①基本含义: 明清时实行的一种经济政策，它禁止中国人民赴海外经商和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正常贸易。
（明代“海禁”是防倭寇之患，但并未禁止官方对外贸易；清代是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两者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②影响: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一定时期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但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使中国与世隔绝，堵塞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的渠道，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专题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一、晚清中国经济结沟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1．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 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还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
鸦片战争后，洋纱取代土纱使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纺”与“织”分离，洋布取代土布使中国的“织”与“耕”分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刺激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市场。
五口通商地区，首先遭到外国商品输入的冲击，自然经济解体的情况更加明显。
2．洋务派近代工业的创办及其影响： 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为恭亲王，在地方上以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和李鸿章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⑴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军事工业。
如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⑵洋务运动后期：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方面的困难。
主要有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这些民用工业大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
影响：洋务派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激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在洋务派的倡导下出现，它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也对本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背景：①外国的入侵，中国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市场。
②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③洋务运动的诱导。
时间：19世纪60、70年代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
表现：方举赞的上海发昌机器厂、陈启沅的广东继昌隆缫丝厂、朱其昂的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
4.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
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
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二、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 ①背景:a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b民国 的建立，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法 令，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
c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
d因反对二十一 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e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 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是最主要原因)。
②主要发展工业:纺织业,面粉业 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周学熙、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
③特点:a发展不均衡,主要以轻工业为主。
b封建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
c 繁荣时期短,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很快萧条下去。
(短暂春天) ④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1． 国民政府前十年（1927—1936年）民族工业的发展： ①原因: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②措施:1935年的币制改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
3．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业 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①在沦陷区，日军吞并民族企业。
②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实行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造成官僚资本膨胀，民族资本萎缩。
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陷入绝境，日益萎缩。
①194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②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企业。
③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通货不断膨胀，原料昂贵。
4．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政治上：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提供社会基础，也导致无产阶级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共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思想上：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
专题三：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 1． 近代以来的服饰和饮食等物质生活的变化及其原因： ⑴服饰变化：①鸦片战争后，西装传入，广州、上海等地的买办穿起西装；②继而是留美幼童经过与学监的斗争，也开始穿着西装，还剪掉头上的辫子，揭开“断发易发”的序幕；③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更促使青年学子剪辫易服。
④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倡中山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⑤20世纪20年代以后，旗袍（改良）成为城镇新潮女性的日常着装；⑥随着洋布的涌入，百姓穿洋衣洋袜的渐多。
特点：①服饰开始由拘谨、保守、呆板、等级森严逐渐向美观、适体、方便、平民化转变。
但近代男子的通常服饰仍然是长袍马褂。
②中山装和旗袍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近现代民族服饰。
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服饰、饮食、住宅及风俗的变迁具有重大影响，中西合璧、不土不洋是近代初期生活变迁的典型特征。
⑵饮食变化：通商口岸出现西餐馆，还有面包房、咖啡店；西式的糖、烟、酒和饮料也为百姓所接受。
⑶“住”：沿海大城市里，西式住宅不断增加；高官显贵建花园式洋房。
⑷变化原因： ①西方列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西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开设商店、银行、各种洋货涌入，并把西方生活方式移植过来。
②清政府发展近代工商业的促进：清政府在济南、武昌等地开办商埠，发展近代商业。
③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城市近代化的基础设施逐步兴起。
④先进的中国人积极主动地吸收外国的一些生产生活方式。
2．近代以来婚丧嫁娶等社会习俗和社交礼仪的变迁及其原因： 变化：①戊戌变法时期：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②辛亥革命后“断发易服”不仅是移风易俗，还带有反清革命色彩；③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剪辫易服和禁止缠足的法令，但广大农村缠足陋习未止；④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主张改变传统的婚姻习俗，倡导婚姻自由，主张婚姻仪式简约文明（始于维新时期）；⑤社交礼仪、称呼、节庆等方面都有变化，社交礼仪，逐渐采用西方的握手、鞠躬取代等级界限鲜明的跪拜礼。
在称呼上，逐步采用平等的“先生”、“同志”，取代尊卑贵贱森严的“老爷”、“大人”。
但在广大的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更是坚若磐石。
⑥辛亥革命以后，“改正朔，用阳历”，增添了国庆、元旦等新节日，公历在官方活动中得以实施。
原因：①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追求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
②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推动，使中国人思想观念逐渐进步和开放。
③西方民主思想观念的传播。
二、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 1．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发展与更新的过程： ⑴交通工具： ①水运：19世纪70年代初期，洋务派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首次打破列强垄断。
②铁路：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
③公路：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
④航空：1909年冯如制成了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1920年中国首条航线北京——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业拉开序幕。
⑵通讯工具： ①19世纪70年代，丹麦未经清政府同意，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电报机房。
随后，福建巡抚在台湾架设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军用）。
②20世纪初，上海崇明装置无线电台，并设无线电报局（官商通用）。
③南京政府在20世纪初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室内电话。
2．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①推动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使中国和世界联系大大增强；②也促进了各地信息的交流，开阔人们的视野，加快生活的节奏，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③不可避免的带来城市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和能源危机。
④有利于外国的政治、经济侵略，便利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三、大众传媒的发展 1．近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1）19世纪中前期：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办报刊。
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办，是中国境内由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
②《申报》是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报刊，是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
③《中国丛报》《万国公报》，是比较著名的外文的报刊。
这些报刊在版式，内容和编辑方面对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产生了示范和催生作用。
（2）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自己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报刊是艾小梅在汉口主办的《昭文新报》。
（3）戊戌变法时期：出现宣传改良思想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时务报》。
该报由梁启超主笔，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因循保守，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4）辛亥革命时期：较著名的报刊是《民报》。
《民报》是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创刊于日本东京。
对促进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巨大作用。
（5）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比较著名的报刊是《新青年》，由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
批判封建文化，宣传新思想，发挥着制造舆论、唤醒民众的重大启蒙作用。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红色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政论性报刊。
这些报刊宣传了我党的主张，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影视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1）1905年，拍摄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
（2）1931年中国拍摄成功自己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结束了中国电影无声的历史。
（3）蔡楚生导演、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1935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4）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5）1958年，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开始试播，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3．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 近代报刊和电影以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直观的形象，及时传递时事信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互联网正改变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与交往方式，同时也催生着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新观念和新模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