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段摘抄
1. 如果黑板就是浩淼的，那么，便是海上的水手。
铃声响起那刻用教职工鞭作浆，划动那船只在港口的课本 。
课桌上，那难题堆放，犹如暗礁一样布列，你手势生动如一只飞翔的鸟，在讲台上挥一条优美弧线——船只穿过……天空飘不来一片云，犹如你亮堂堂的心，一派高远。
2、 希望源于失望，奋起始于忧患，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有饥饿感受的人一定消化好，有紧迫感受的人一定效率高，有危机感受的人一定进步快。
3、 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别在黑暗中落泪。
向前看，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抬起头来，就会发现，分数的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
向前看，还有一片明亮的天，不会使人感到彷徨。
4、 柔和的阳光斜挂在苍松翠柏不凋的枝叶上，显得那么安静肃穆，绿色的草坪和白色的水泥道貌岸然上，脚步是那么轻起轻落，大家的心中却是那么的激动与思绪波涌。
5、 生活的海洋并不像碧波涟漪的西子湖，随着时间的流动，它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浪花飞溅，时而巨浪冲天……人们在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往往会变得更加坚强。
6、 当你身临暖风拂面，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良田万顷的春景时，一定会陶醉其中；当你面对如金似银，硕果累累的金秋季节时，一定会欣喜不已。
你可曾想过，那盎然的春色却是历经严寒洗礼后的英姿，那金秋的美景却是接受酷暑熔炼后的结晶。
…………（何婷婷） 7、 倘若希望在金色的秋天收获果实，那么在寒意侵人的早春，就该卷起裤腿，去不懈地拓荒、播种、耕耘，直到收获的那一天。
8、 生活是蜿蜒在山中的小径，坎坷不平，沟崖在侧。
摔倒了，要哭就哭吧，怕什么，不要装模作样
这是直率，不是软弱，因为哭一场并不影响赶路，反而能增添一份小心。
山花烂漫，景色宜人，如果陶醉了，想笑就笑吧，不心故作矜持
这是直率，不是骄傲，因为笑一次并不影响赶路，反而能增添一份信心。
9、 爱心是冬日的一片阳光，使用饥寒交迫的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爱心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使用权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爱心是洒在久旱大地上的一场甘霖，使孤苦无依的人即刻获得心灵的慰藉。
10、 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渡过的细纱，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那些往日的忧愁和误用伤，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随波轻轻地逝去，而留下的欢乐和笑靥就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11、 忧郁的心情蒸发了。
12、褪色的记忆。
13、硝烟又在和平的家中燃烧。
14、有些记忆被焚烧掉，有些记忆被埋在心底，纯真年代如流水划过金色年代。
15、我，要融化在粉红的桃花瓣里，拭去整日在你心头的牵挂。
16、我完全读懂了父母的心。
17、母爱是一本我终生无法读完的巨著；母爱是一片我永远也飞不出的天空。
……张维维 18、当枯黄的秋叶随风摇曳时，深秋飘然而立校外，月光下，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硕大的风衣将瘦骨嶙峋的父亲裹了进去，我心头一阵酸楚。
19、人世间的真情就像一张大网，时刻温暖着人的心扉，就如妈妈的爱一样，永无止境。
20、岁月，是一首诗，一首蕴含丰富哲理的诗，岁月是一峰骆驼，驮着无数人的梦想。
21、船的命运在于漂泊；帆的命运在于追风逐浪；人生的命运在于把握，把握信人生，方能青春无愧。
22、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青春的美丽。
相信自己，希望总是有的，让我们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23、假如生活中你失败了，请不要将忧伤的泪水写在脸上。
失败也是一种收获,生活中最得要的是有一份十足的勇气和一个创业的胆量。
24、曾经以为，一次无奈的哭泣，便函是人世间所有的沧桑；一个小小的挫折，便函是人生所有的失败。
是十四岁告诉我…… 25、月光清幽。
淅沥的雨滴打在茅屋上，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密密地缝着游子的夹衣，忽然，一阵冷风挤进茅屋的窗隙，母亲似乎着凉，带着浓浓的倦意咳嗽了几声。
我梦中惊醒，怔怔地看着灯下年迈的母亲…… 26、夜晚，春风柔和地吹着。
我托着下巴，坐在落英缤纷的台阶上，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件难忘的事。
贯休 【上冯使君五首】 扣舷得新诗，茶煮桃花水。
々数片帆，去去殊未已。
聂夷中 【杂曲歌辞·起夜半】 念远心如烧，不觉中夜起。
桃花带露泛，立在月明里。
*** 【杂曲歌辞·胡渭州】 杨柳千寻色，桃花一苑芳。
风吹入帘里，惟有惹衣香。
王维 【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 安得舍罗网，拂衣辞世喧。
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
钱起 【梨花】 艳静如笼月，香寒未逐风。
桃花徒照地，终被笑妖红。
钱起 【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石井】 片霞照仙井，泉底桃花红。
那知幽石下，不与武陵通。
顾况 【听山鹧鸪】 谁家无春酒，何处无春鸟。
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
刘禹锡 【题寿安甘棠馆二首】 门前洛阳道，门里桃花路。
尘土与烟霞，其间十馀步。
张籍 【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桃坞】 春坞桃花发，多将野客游。
日西殊未散，看望酒缸头。
李贺 【马诗二十三首】 批竹初攒耳，桃花未上身。
他时须搅阵，牵去借将军。
元稹 【桃花】 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
春风助肠断，吹落白衣裳。
张祜 【胡渭州】 杨柳千寻色，桃花一苑芳。
风吹入帘里，唯有惹衣香。
李群玉 【龙安寺佳人阿最歌八首】 素腕撩金索，轻红约翠纱。
不如栏下水，终日见桃花。
聂夷中 【起夜来】 念远心如烧，不觉中夜起。
桃花带露泛，立在月明里。
韩偓 【野钓】 细雨桃花水，轻鸥逆浪飞。
风头阻归棹，坐睡倚蓑衣。
徐铉 【题雷公井】 掩霭愚公谷，萧寥羽客家。
俗人知处所，应为有桃花。
*** 【白衣女子木叶上诗】 桃花洞口开，香蕊落莓苔。
佳景虽堪玩，萧郎殊未来。
张元一 【咏静乐县主】 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
定知帏帽底，仪容似大哥。
李建勋 【句】 桃花流水须长信，不学刘郎去又来。
（见《南唐近事》） 顾况 【句】 崦合桃花水，窗鸣柳谷泉。
（题柳谷泉，见《应天府志》） 张元一 【又嘲】 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
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
王维 【田园乐七首（一作辋川六言，第六首一作皇甫曾诗）】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元稹 【樱桃花】 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
花砖曾立摘花人，窣破罗裙红似火。
顾况 【杂曲歌辞·桃花曲】 魏帝宫人舞凤楼，隋家天子泛龙舟。
君王夜醉春眠晏，不觉桃花逐水流。
*** 【杂曲歌辞·凉州歌第一】 汉家宫里柳如丝，上苑桃花连碧池。
圣寿已传千岁酒，天文更赏百僚诗。
刘禹锡 【杂曲歌辞·忆江南】 春过也，共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苏颋 【杂曲歌辞·桃花行】 桃花灼灼有光辉，无数成蹊点更飞。
为见芳林含笑待，遂同温树不言归。
张志和 【杂歌谣辞·渔父歌】 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春江细雨不须归。
杜审言 【戏赠赵使君美人】 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
罗敷独向东方去，谩学他家作使君。
刘宪 【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 桃花欲落柳条长，沙头水上足风光。
此时御跸来游处，愿奉年年祓禊觞。
苏颋 【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 桃花灼灼有光辉，无数成蹊点更飞。
为见芳林含笑待，遂同温树不言归。
张说 【三月三日定昆池奉和萧令得潭字韵】 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满禊潭。
广乐逶迤天上下，仙舟摇衍镜中酣。
张旭 【桃花溪】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王昌龄 【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 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
闻道秦时避地人，至今不与人通问。
常建 【三日寻李九庄】 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
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
常建 【戏题湖上】 湖上老人坐矶头，湖里桃花水却流。
竹竿袅袅波无际，不知何者吞吾钩。
刘长卿 【时平后春日思归】 一尉何曾及布衣，时平却忆卧柴扉。
故园柳色催南客，春水桃花待北归。
李白 【赠汪伦（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 【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 【东鲁门泛舟二首】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
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张谓 【赠赵使君美人】 红粉青蛾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
罗敷独向东方去，漫学他家作使君。
岑参 【春兴戏题赠李侯】 黄雀始欲衔花来，君家种桃花未开。
长安二月眼看尽，寄报春风早为催。
岑参 【醉戏窦子美人】 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
细看只似阳台女，醉著莫许归巫山。
杜甫 【绝句漫兴九首】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贾至 【春思二首】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
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独孤及 【送别荆南张判官】 輶车骆马往从谁，梦浦兰台日更迟。
欲识桃花最多处，前程问取武陵儿。
秦系 【山中赠耿拾遗湋兼两省故人】 数片荷衣不蔽身，青山白鸟岂知贫。
如今非是秦时世，更隐桃花亦笑人。
顾况 【寻桃花岭潘三姑台】 桃花岭上觉天低，人上青山马隔溪。
行到三姑学仙处，还如刘阮二郎迷。
顾况 【崦里桃花】 崦里桃花逢女冠，林间杏叶落仙坛。
老人方授上清箓，夜听步虚山月寒。
顾况 【桃花曲】 魏帝宫人舞凤楼，隋家天子泛龙舟。
君王夜醉春眠晏，不觉桃花逐水流。
戴叔伦 【兰溪棹歌】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戴叔伦 【蕲州行营作】 蕲水城西向北看，桃花落尽柳花残。
朱旗半卷山川小，白马连嘶草树寒。
杨凭 【千叶桃花】 千叶桃花胜百花，孤荣春晚驻年华。
若教避俗秦人见，知向河源旧侣夸。
王建 【两头纤纤】 两头纤纤青玉玦，半白半黑头上发。
逼逼仆仆春冰裂，磊磊落落桃花结。
王建 【宫词一百首】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刘商 【题黄陂夫人祠】 苍山云雨逐明神，唯有香名万岁春。
东风三月黄陂水，只见桃花不见人。
刘商 【题水洞二首】 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
今看水入洞中去，却是桃花源里人。
张志和 【渔父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信仰，是风筝的线，落叶的根，是精神的航灯，心灵的太阳花。
因为信仰，心中才涌起追求理想的路途中永恒的生命潮汐。
或许可以这么说，信仰就是生命，因为信仰，才使得生命焕发昂扬的活力. 2.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独特的优秀.善于宽容别人的缺点，善于更多地欣赏别人出色之处，不仅体现为开阔的胸襟，还体现为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
而能够越早地发现自己最出色地地方，越能充分发挥自己地潜能，越能够拥抱成功。
3.迈出一步并不需要多大地勇气，关键看你做了没有。
只要肯从迈出第一步做起，并懂得一步一步往前走，成功便会向你招手
4.生命是生活地主体，是人生地载体。
生命可以美丽，也可以丑陋；生活可以多彩，也可以无华；人生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
但生命地美与丑，多彩和无华，伟大和平庸却取决于你自己。
取决于你地勇气、力量、智慧和对苦难地承受力。
把生命推向极致，尽力展现生命地辉煌吧
5.被他人相信是一种幸福。
这种幸福是他人给你打的诚信分，是一种至高的荣誉。
诚信让幸福无限蔓延. 6.生命是一种奉献和付出，只有在不停的奉献和付出中，生命才能彰显它的使命和意义。
快乐只能在奉献和付出中才能找到，在奉献和付出中，别人的笑脸才能花一样在你身边簇拥着绽放.快乐的真谛就在于奉献和付出。
7.童稚的心灵就像一张无暇的白纸，阳光和风雨都可以轻易地影印在上面。
如果我们洒给它七彩，它就会成为一座花园；如果我们洒给它尘土，它就可以变为荒漠。
8.把诚实、爱等美德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吧，未来，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的春天。
9.勇敢还要敢做，一道举世无双的爱心围墙，之所以能建成，胆量是其基石。
沿袭千百年的做法，不一定还要坚持千百年；统帅千百年的想法，不一定还能再统帅下去。
大胆越位，放手去干，你也能筑起另一道“爱心围墙”. 6095
翻译咏史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
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
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
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
《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
《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
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
《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
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
”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
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
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
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
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
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
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
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
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
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
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
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
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
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
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
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
……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
……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
……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
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
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
……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
……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
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
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
《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
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
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
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
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
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
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
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
“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
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
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
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
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
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
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
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
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
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
“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
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
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
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
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
“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
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
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
“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
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
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
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
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
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
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求2013河南公务员考试行测复习资料
您好，华图教育为您服务。
河南省公务员行测备考建议您通过练习大量的理念真题学习，也可以登录相关的网站查看真题和解析。
如有疑问，欢迎向华图教育企业知道提问。
六年级下第二单元习作民风民俗
自制玩教具《舞龙》真好玩玩教具的由来： 龙是炎黄子孙的象征，是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形象，众人皆知舞龙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又是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活动。
有些地方每逢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时候，就会以舞龙来表达喜悦的心情。
深受群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经常能看到孩子们模仿着舞龙的动作，乐此不疲。
于是我请小朋友观看了一段《舞龙》的表演视频，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
都三三两两地模仿舞龙，为满足孩子的需要，让他们能亲身体验舞龙乐趣，并引导幼儿感受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多彩与独特风格，更为了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和喜爱这些文化艺术，因此，我们组织幼儿开展了“舞龙”的主题活动。
在活动中让幼儿亲自参与制作龙，并让幼儿了解一些龙文化，亲自体验舞龙的乐趣，增强幼儿之间团结协作的意识。
一、幼儿发展情况1、动手操作方面：我们班的孩子有一定的手工制作能力，他们喜欢剪剪、贴贴、做做、玩玩。
他们的手工作品充满想象，富有创造性。
2、合作方面：多数孩子性格活泼开朗，能主动参与游戏活动，并会与同伴合作游戏；个别能力较弱的幼儿常常是其他幼儿游戏时的“忠实观众”；还有少数幼儿在游戏时会流露出一些不友好的举动。
3、表演能力方面：我们班有一部分女孩子的表演欲望特别强，在集体面前不怕陌生，喜欢用各种材料装扮自己，有一定的自信心。
相反，有些男孩子却表现得畏畏缩缩，缺乏男子汉的气魄。
制作来源：根据幼儿园省编课程中班下册主题一《快乐的中国年》，次主题三《真好玩》教学活动五《舞动乐》，制作教玩具《欢腾的龙》。
二、活动背景1、活动主题：舞龙，又名(耍龙灯)，是我国民间传统的活动。
每逢喜庆节日，各地都有舞龙的习俗。
舞狮，也叫（耍狮子），它与舞龙一样，是我国的传统活动形式，也是一种流行很广的民间体育活动。
又会在春节或庆典活动舞狮。
在国庆期间，孩子们从多种途径（如电视里、欢庆的大街上等）亲眼目睹了这种热闹场面。
当我们和幼儿谈起国庆见闻的时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舞龙、舞狮。
在晨间活动中，经常会看见他们模仿舞龙、舞狮的动作，真是不亦乐乎。
看到他们的兴趣和愿望如此之大，我们就及时引导幼儿开展这个舞龙、舞狮的民间传统游戏活动，鼓励幼儿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相关道具。
于是，一个培养幼儿创造力、想象力以及训练幼儿动作协调性和培养合作意识的活动便产生了。
2、环境资源：《纲要》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我们幼儿园宽阔的操场、幽深的长廊是我们开展游戏活动的有利场所。
在家庭环境资源方面，我们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取得了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
平时，我们经常动员家长和孩子利用一些废旧材料制作玩具，如：快餐盒台灯、纸盒火箭发射台、瓶子娃娃、纸筒望远镜等等。
这一次，家长和孩子们听说我们要开展“动手做、游戏乐”活动，又收集了大量的废旧材料，为本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活动目标1、通过活动，初步了解我国的一些民间传统文化，激发幼儿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趣。
2、能用各种废旧材料创造性地制作龙和狮子的形象，发展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想象力。
3、能在一定的情境中积极、自主地活动，会与同伴合作游戏，并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四、环境材料准备1、材料准备：各种纸盒、纸箱、纸盘、纱巾、皱纸、旧挂历、彩带、毛线等废旧材料以及美工工具（剪刀、双面胶等）2、知识准备：幼儿了解一些关于龙、狮的传说，有过节的经验。
3、场景布置：户外活动场地上挂满灯笼、中国结、窗花等充满节日气氛的民间工艺品以及小朋友制作的拉花、挂件、彩旗等。
五、活动组织过程1、喜庆的音乐伴随着舞狮人进入场地，引起幼儿的注意力。
师：“前面真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幼儿边看边议论纷纷）2、启发谈话。
①刚才看到的是什么表演
什么时候有舞龙活动
过年过节时还有什么庆祝方式
（幼儿自由回答）②老师小结：舞龙、舞狮是我国民间传统的游戏表演，非常有趣、好玩，小朋友想不想玩呢
在玩之前要先做龙的道具。
3、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收集的材料，激发幼儿的制作愿望。
师：“看，周围都是我们大家在前几天收集来的废旧材料，有些什么呀
另外，老师还给你们准备了手工工具和其它材料。
”4、幼儿自由选择制作对象和制作伙伴，并讨论注意事项。
师：“小朋友可以先互相讨论和商量一下，自己想和谁合作
做哪部分道具
”（请2——3名幼儿回答）“在做的时候，小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
”（幼儿自由回答，强调互相合作和谦让。
）5、幼儿进行制作活动，教师参与指导。
①帮助能力较弱的幼儿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由于硬纸盒比较厚，帮助他们掌握龙眼睛的搂空方法；检查他们是否将龙角、龙嘴安装牢固等。
（指导语可以是“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
”“鼻子可以用什么材料做
”）②及时提醒幼儿保持地面清洁，随时将废弃物放进纸篓。
（指导语可以是“没用的废弃物应该怎样处理
”）③老师用赞美的语言及时肯定幼儿制作的每一个部件。
（指导语可以是“你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点子真不错。
”“你们做龙眼的方法真好，是谁想出来的
”） ④引导幼儿利用制作好的道具模仿龙的动作，尤其对男孩子中大胆表演的给予肯定。
（指导语可以是“做好的小朋友可以玩一玩。
”“你真棒，想的动作很特别。
”“你想的动作真有趣，让我也来学一学。
”“你们是怎么玩的
还可以怎么玩
”）。
6、幼儿表演，合作游戏，体验快乐情绪。
①第一次表演。
师：“刚才，我看到每一组小朋友舞的龙很棒，动作也不一样，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幼儿按组轮流表演，精彩处给予热烈的掌声。
）②第二次表演。
师：“小朋友表演得很精彩。
怎样表演更热闹呢
”（加上乐队，放出音乐。
） “你们看，老师也过来表演了。
”（幼儿舞的时候老师穿着舞龙服参与游戏。
）7、师幼小结谈话，结束活动。
师：“小朋友，你们高兴吗
”“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们玩的龙的道具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别的班去演出，好吗
”反思： 首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为每一个活动做充分地准备，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挖掘活动所蕴含的内涵，使活动的内容更加丰满，活动实施地才会更加得有声有色、更加得灵动。
其次，在活动中一定要充分调动幼儿的每种感官，如：用耳朵倾听、用眼睛观赏、用嘴巴表达、用动作体验，只有各感官紧密结合，才能让幼儿全身心地投入到活动中，调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
最后，注重活动的延伸，以丰富的联想让幼儿将活动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不将舞龙活动局限于单一的动作表现，同时也将幼儿对舞龙活动的兴趣进一步地保持下去。
舞龙的玩法1、舞动跑目标： 提高幼儿的反应能力和动作的灵活性。
准备：自制的各种材料的龙。
玩法： 游戏中选一幼儿当“龙头”，一幼儿为“龙尾”，其余幼儿一个接着一个地拉住前一位幼儿的后衣摆，接在“龙头”后面做“龙身”，听音乐“龙头”带着“龙身”和“龙尾”左右移动，盘旋。
注意“龙身‘不要脱节。
2、钻着玩龙身可以拆开当山洞钻着玩儿，锻炼幼儿的四肢的灵活性。
3、拉一拉小朋友把龙身套在自己腰上拉一拉 ，比比谁的力气大。
4、智力擂台放龙身的底座做成了幼儿可以操作的下棋、迷宫、拼图、认识钟表等，在休息之余可以开发幼儿的智力，提高幼儿的认知能力等。
5、投圈把龙身倒过来木棍朝上，可以用来投圈，发展幼儿投掷、平衡能力，提高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6、学袋鼠跳着玩儿将龙身套在身上，用手撑着双脚跳着玩儿，可以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
7.对于小班宝宝玩法也有多种： 1.点数：在龙身上有很多的图案，幼儿可以进行点数，来锻炼幼儿的动手及动脑能力。
2.找规律：在龙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图形，幼儿可以根据图形来找规律。
3.认识颜色：龙身上有各种颜色的图案，幼儿可以认识颜色。
4..排列：幼儿根据图形颜色等可可以对龙的身体进行排列。
《边城》第二段那位高手翻译一下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社区 美国著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
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
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
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
《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
《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
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
《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
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
”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
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
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
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
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
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
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
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
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
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
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
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
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
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
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
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
……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
……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
……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
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
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
……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
……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
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
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
《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
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
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
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
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
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
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
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
“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
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
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
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
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
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
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
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
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
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
“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
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
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
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
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
“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
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
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
“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
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
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
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
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
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
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怎么写关于《边城》评论的文章呢
（这个给你参考）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 时间观 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
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
《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
《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
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
《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
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
”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
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
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
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
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
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
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
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
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
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
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
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
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
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
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
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
……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
……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
……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
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
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
……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
……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
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
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
《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
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
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
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
……’”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
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
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
”“我要你
”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
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
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
“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
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
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
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
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
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
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
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
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
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
“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 Univeralism）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
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
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
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
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
“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
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 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
求《边城》的书评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
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
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
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
《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
《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
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
《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
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
”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
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
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
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
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
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
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
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
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
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
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
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
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
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
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
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
……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
……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
……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
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
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
……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
……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
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
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
《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
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
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
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
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
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
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
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
“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
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
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
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
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
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
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
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
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
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
“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
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
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
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
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
“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
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
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
“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
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
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
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
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
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
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