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字的唯美名字，出自古诗词
寓意》：梨花院落溶溶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浣溪沙》：自在飞花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的：，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的：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怎样分析诗歌中 情与景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最讲究意境，意境指文艺作品中客观景物和主观情思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般由情景关系构成。
这里的“情”指作者的思想情绪，欲望追求等；“景”指的作者之外的自然景物、事件、活动等。
处理好二者关系成为诗歌创造意境的关键：情与景能浑然天成，则意境生成；情与景格格不入，则毫无意境。
古典诗歌情与景的关系有以下常见的处理方式。
一、触景生情人在常态下，其感情比较平静，但一旦受到外界特定情境的触发，本来潜藏于胸的某种思想感情就可能会被唤起而释放，从而凝成诗篇。
触景生情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能够唤起情感活动的客观世界（景），二是创作主体要具备一定的能因客观世界激发出主观感情的心理灵敏感，三是创作主体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因此生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首联突出秋天寥廓凄凉的特征，景中渗情。
颔联视野开阔，写出夔州山城的地理特点，“触景”是具体的，又是宏观概括的。
颈联写自身所处的境况——“万里作客”、“百年多病”。
尾联写由萧瑟的秋天和苍莽的山水及自身的境况共同唤起的感情——“艰难苦恨”、“潦倒”。
就景而言，万木摇落的深秋，荒凉僻远的山城，本来有一种压抑苍凉的况味。
这种况味和杜甫自身的“老”“病”“艰难”的处境融合扩展，使悲怆情调愈见浓郁。
全诗的意境，就是触景生情生成的意境。
诗中的景并非客观世界的单纯复现，而是经过作者苦心经营的，这个景已经具有一定的感情指向性。
杜甫笔下的秋景本来就有萧瑟凄凉的况味，况且古代就有“悲秋”的传统，触凄凉景生悲苦情，符合人之常情。
这种景与情的相应，使意境更为感人。
二、融情入景（移情入景）所谓融情入景是指作者在创作时把先前饱藏于胸中的某种感情，外射到所描写的景物之中，使所描写的景物渗透着某种主观感情色彩，从而生成意境。
触景生情和融情入景的区别是：触景生情，情由景引起，同样的景往往唤起类似的情；融情入景，情感先行，诗人将情注入所描写的景中，不同的情会给景物著上不同的感情色彩。
如欧阳修《戏答元轸》：“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间归雁生相思，病下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青年时，曾被贬到宜昌峡州夷州做官。
夷州小城，地处偏远，山重水隔，眼下虽已是二月，但春天好像还未到小城一样。
不过欧阳修那时还年轻，志向远大，因此虽然有山居的寂寞愁闷、“乡思”的缠绕，但更多的是伺机而发的热情。
眼前无花无春的景况，他并不感到悲伤绝望。
诗中枝上的橘，欲抽芽的笋，都隐含一种新兴的萌发的希望，他坚信将来的道路会宽起来的，“野芳虽晚不须嗟”，暂时受抑仍保持昂扬的胸襟，每句中都有体现。
正是欧阳修的这种政治家宽解和远见，他的思想感情外射到山城早春的景物中，使景物着上温暖鲜明的色彩，读之使人精神振奋。
三、情景相生（情景交融）中国诗学特重情景相生，情景相生可以说是前两种情景关系的有机结合，情和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
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姜斋诗话》）。
抽去感情，孤立写景，诗歌就会失去灵性与感染力，从而失去生命。
单纯写情，离开了景的烘托，诗歌又会显得突兀，不自然，缺少形象性和含蓄性。
惟有心物融合，才能写出意境浑成的佳作。
杜甫《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杜甫曾在成都担任过严武的幕僚，仅六个月就受排挤而辞职。
严武死去后，他在成都孤苦无依，只得携家离开草堂，乘舟东下，再度漂泊，这首诗写于漂泊途中。
首联写“旅夜”所见的近景，月夜孤舟，微风阵阵，细草拂动，寂静与孤独笼罩一切。
颔联写远景，境界阔大雄浑。
“垂”“涌”烘托平野的辽阔、大江的汹涌。
这两句以磅礴开阔的气象反衬了首联孤舟夜泊的凄清情景，景中见情，情景交融。
颈联由写景转为抒情，以曲笔反语抒写无由施展胸襟抱负的愤懑不平。
尾联触景生情，以景自况，用辽阔的“天地”反衬“一沙鸥”的孤独无依，沙鸥是孤舟，更是诗人。
全诗描写旅途月夜景色，抒发漂泊生活孤凄的苦闷,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成为情景相生的名作。
四、显景隐情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偏重含蓄蕴藉，唐司空图主张要有“韵外之致”“象外之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情与景的关系中，显景隐情表现为全篇都是景物描写，作者的情感倾向，几乎不出现在诗歌的文本中，作者的情感隐藏在景物画面中。
这种意境创造的方法，与移情入景不同的是，落实到文字上的情感词极少，作品的感情指向性相当隐蔽。
至于此中的感情，要读者反复吟咏体味，才能领略其言外之意，获得回味无穷的审美感受。
如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描写滁州城西郊野西涧的风情景物。
乍读此诗，感觉这是一首单纯的写景诗，但联系诗人的写作背景，就可以看到它不单是写景，而且有所寄托，只不过情感隐蔽罢了。
韦应物是中唐前期洁身自好的诗人，也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
他在滁州刺史任上就曾为自己无法抵制朝廷向百姓征敛繁苛赋税而内疚惭愧。
他思归田园，羡求山水，当他来到西涧时，一景一物都令他怜爱共鸣。
他为何“独怜”涧边的幽草
因为涧边幽草生机勃勃而又自甘寂寞，显示了诗人无意哗众取宠而甘于安贫守节的恬淡胸襟。
他为何钟情树间啼唱的黄鹂呢
黄鹂除了反衬幽草的处幽守默外，还有自由自在、不受尘世羁绊之意。
而那在春潮急雨中任自纵横于野渡的孤舟，更流露了诗人生当风雨飘摇的乱世，无所用其才的忧伤情怀。
诗人将自己无奈的处境和思慕隐居的心声悄无声息地糅入富于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中加以表现，意蕴深厚而又了无痕迹，使此诗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言景不言情，作者的目的仍在抒情，在景物中隐藏着诗人深深的感情，达到了“状难摹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构成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无穷意境，给人特殊的审美感受，使读者产生丰富的审美想象。
五、显情隐景（直抒胸臆）诗歌的本质属性是抒情。
创造意境的多种手法中，显景隐情体现了抒情的间接性；而显情隐景则更多体现了抒情的直接性。
显情隐景要求做到：（1）作者要有真率的感情，且须是长期郁积于胸随时可能因外界激发而迸发的情，而不可无病呻吟，做作雕饰；（2）情要有所依托，仍要有物象、场景、环境等作为抒情的支点，情不能无缘无故、无依无托地爆发。
如元稹《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此诗是悼念亡妻韦惠丛所作。
沧海深广，看过之后，别处之水，就再难引起注意。
巫山云霞蒸蔚，为神女所化，相形之下，别处的云黯然失色。
信步走过花丛，懒于回顾，除了爱妻之外，绝不再会眷恋他“花”。
为什么懒回顾呢
一半是因为尊佛奉道、修身治学，一半是因为失去所爱。
其实前一半也是心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寄托。
这首诗既是直抒胸臆，又巧妙用典，对亡妻的忠贞不渝和深深的怀念抒发得既淋漓尽致，又深沉蕴藉。
显情隐景的手法很巧妙地利用直抒胸臆，直指人内心的强烈感情，使读者受到感染，引起共鸣，激发联想，形成意境。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词情与景处理方法上，往往综合多种方法，特别是较长的作品里面。
单纯的某种方法，很少能使一首诗或词有强烈感人的效果。
举例说明唐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农耕经济高度发达。
同时显露出
唐宋以来，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经济上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商品经济对思想的影响1、明清之际思想批判主要背景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程朱理学丧失活力，是明清之际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根源。
明清之际思想批判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经济思想主张（1）李贽的义利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逐利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
尊奉礼教的士大夫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从思想上扼杀这些叛逆理学的“异端”意识。
李贽极为痛恨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维护传统礼教的卫道士，指斥他们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
他认为人皆有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
每个人都可以顺其“自然之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而不应该被强迫顺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2）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倡导“工商皆本”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
“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挑战。
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工商皆本”主张的提出，反映了市民阶层发展经济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具有进步作用。
这是一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正确思想，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3）中国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波澜壮阔的根本原因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使得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二、商品经济对书法的影响1、宋代——崇尚意趣、忽略法度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多样，文风很盛，又因当时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在文艺审美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强调表现心境和意趣。
2、明代——呈现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趋势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苏杭等地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还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文人书法在此时受到重视，他们大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在继承优秀书法传统的基础上，更追求个性化的改造，力求书法能够抒发个人情怀。
三、商品经济对绘画的影响1、民间风情画宋代以来，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繁荣，传统政治城市的经济职能和娱乐服务色彩空前加强，并形成了大量纯粹的经济市镇；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日益发展完善，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书籍的普及和民间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加之戏曲的形成和兴盛，民间世俗文化得以日益繁荣。
2、明清时期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动荡”实际上指的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和发展、传统社会秩序的松动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明清变革带来的冲击，以及异族统治下的思想文化专制。
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风格独特、不拘成法的画家和画派。
四、商品经济对宋词（诗歌）的影响宋代城市生活的日趋繁荣吸引了大批士子。
他们于山水田园之外，更加迷恋都市歌舞宴饮的生活。
五、商品经济对小说的影响1、宋代话本——把中国小说推向新阶段产生背景主要包括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和说书在宋代的流行。
2、明清小说——空前繁荣，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1）繁盛的原因①大批工商业市镇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
②印刷业的发展③明清时期社会识字率的普遍提高。
（2）特色①通俗文学蓬勃发展，达到成熟阶段②浸染着拜金逐利的社会风气③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六、商品经济对戏曲的影响1、中国古代戏曲的形成——宋代南戏宋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发生变化。
原先城市中封闭的坊市制格局在宋代遭到废弛。
出现许多集市，还出现了大型综合娱乐场所——瓦舍（北宋都城汴梁最大的瓦舍可容纳数千人，而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有瓦舍20多处）。
各种通俗文化，尤其是戏曲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很大发展。
南戏就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了。
2、中国古代戏曲的成熟——元代杂剧戏曲是综合艺术，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物质基础。
元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局部繁荣是导致元杂剧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征服中原，连年的战争使中原经济遭受严重摧残，但蒙古族贵族追求生活的奢靡，将大批工匠集中到城市。
而流离失所的人口也不断涌进城市谋求生计，这也导致某些城市出现畸形繁荣。
如元代的都城大都，城市商业活动频繁，人口极度膨胀。
城市的繁华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大批演员、观众与活动场所，促成元杂剧兴盛。
3、中国古代戏曲的鼎盛——京剧京剧这一剧种孕育、形成于北京，与北京其时在全国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
明清两朝，北京作为帝国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不仅聚集着人数众多的皇族贵胄、文武百官，而且吸引着各地的商人蜂拥而至。
各地商人来京后纷纷设立商业会馆、商号，各大会馆除了设有祭神的设施外，一般都有戏台。
逢年节喜庆之日，会馆即集资邀请戏班来会馆演出。
在这种情形下，四方艺人纷纷云集北京，以满足京城皇室贵族、官员、商人以及广大居民的文化娱乐需要，北京自然成为休闲文化的一大中心。
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同时显露出近代前夜的迟滞与危机
明清之际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显露出一些新旧冲突的征兆。
这种从农耕经济中分离出的新经济因素，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趋向。
但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抑制、阻碍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未能形成扫荡旧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
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飞跃相比，在处于农耕经济顶峰的康乾之际，中西国力兴衰的易位便已大体定局。
正当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明清之间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此后一二百年，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完成向近代工业国家的转变。
工业革命使西方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些西方国家疯狂地越洋抢滩，掠夺金钱，贩卖奴隶，开辟市场，建立殖民统治。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变革毫无认识。
他们对外紧闭国门，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厉行文化专制，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
愚昧自大、固步自封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逆转。
到19世纪初英国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后，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求成都文化背景介绍1500字左右，满意的追加
曹操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北朝民歌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宋民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 民 歌一绣一只船，船在江心里航，绣了个姜太公，手持钓鱼竿．二绣张果老，骑驴过州桥，张果老骑驴过的是赵州桥。
三绣和合仙，和合二神仙，又绣个刘海戏金蟾。
四绣包文正，做官多清明，白断阳来夜里断阴灵。
五绣午端阳，菖蒲配雄黄，绣了个白娘子爱许仙。
六绣六月仙，湘子持花篮，韩湘子花篮开的是牡丹．七绣七月七，牛郎会织女，他二人隔在天河两岸里．八绣八大仙，洞宾戏牡丹，吕洞宾戏的是白牡丹．九绣九重阳，九月菊花黄，九天仙女绣的是鸳鸯．十绣十大神，六路正财神，四路的福神来到咱家门
闽南风俗文化有哪些
闽南有哪些风俗
有云：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
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
其人韶令秀世，其词复鲜艳殢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带，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
一时之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不啻肩摩于世云。
这里列述的四“有”四“无”，说明了宋词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上的丰富多彩、尽态极妍；而所谓“曼衍繁昌”、“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及“肩摩于世”云云，又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词人群体活动频繁，声势浩大，各种流派竞相登场表演，蔚为一代大观的历史盛况。
纵观一千多年的词史，唐五代只能算是一个序幕，元明清以迄近代的六百多年，尽管时间极长，作家作品极多，但因已经过了“词的时代”，只能算是词的尾声和余韵了，只有在宋代，词才可称一代之胜。
词体和词的流派的发展、变化及其波诡云谲的高潮，都是在两宋三百来年间有声有色地进行的。
当然，宋词风格、流派的萌生、发展和繁荣并非一蹴而就，他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从潜滋暗长到高潮迭起的过程。
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打牢了基础，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但王朝的更迭和国家基本上重归一统并未立即给词的世界带来新的变化，相反，宋初词坛除了被俘的李后主的几声凄怆动人的灵魂绝唱之外，竟然几十年间呈现出园圃丢荒、花枝稀落的景象。
必待适宜于词体文学发展繁荣的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基本具备，并与传统的民间词、“花间”词和南唐这三股势力大致接上轨之后，宋词自身风格流派众芳争艳的春天才来临。
词之所以能在宋代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最高统治者倡导的士大夫歌舞享乐之风词能在宋代得到如此的繁荣与最高统治者有意倡导的一代歌舞享乐之风密切相关的。
由此，可以追溯到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
赵匡胤蓄意发动“陈桥兵变”而夺得全国政权，深知武将专权对于君主专政政权的危害，以故立国之初就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滑稽戏。
对于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历来的人们都只注意其中夺取高级将领兵权、根除藩镇动乱之源的内容，却忽略了：这位雄才深沉的“人主”，在那一席谈话中实际上还为宋代士大夫指出了一条既不要关心权力斗争和危及皇家宝座、又能保证他们安享人生之乐的淫逸放纵之路，因而也就造成了全社会追逐歌舞享乐、浅斟低唱的浓厚风气。
试看《宋史·石守信传》的记载：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乐乎
”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地，赏赀甚厚。
这位开国皇帝在向他的臣民们倡导一种不要过问政治权力而只追求个人享乐的人生观。
这一指示和倡导，似乎不但对石守信等目不知书的武夫，而且对整个士大夫文化阶层，乃至对于宋代的世风民俗及文艺创作都起了导向作用。
夏承焘先生将这个历史故事反映的帝王心机与宋代（尤其北宋）的浅斟低唱、柔靡艳丽词风的发展联系起来，论说道：九重心事与谁论，酒畔兵权语吞吐。
说与玉田能信否
陈桥驿下有词源。
开国皇帝首倡官僚缙绅“多积金”、“市田宅”和多蓄“歌儿舞女”以进行享乐，自此，所谓“优容士大夫”作为宋代的一种基本国策被定下来，一直延续到这个政权灭亡之时。
在这项国策的鼓励和纵容下，宋代地位较高的官僚士大夫们既领着丰厚的俸禄，有被默许聚敛生财，大量主办包括田宅庄园和家庭声妓班子在内的私人财产，从而形成了包括歌儿舞女之乐在内的整整一个朝代的享乐之风。
此风自石守信等开国功臣始，相沿而及后世，且愈演愈烈。
另外出于对宫廷奢靡生活的仿效和对朝廷疑忌回避的考虑，宋代官员大都沉迷于奢华的歌舞生活中，以丰实的物质条件创造歌舞升平，在歌舞升平中满足精神上娱乐与避祸的双重心理。
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注：譬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
（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七）】，其中最普遍典型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绣幌佳人曼舞轻歌的氛围中浅酌低唱，歌唱他们自己谱写的词曲。
有关这方面的文人轶事，词话中多有记载。
譬如“未尝一日不饮酒”的晏殊，饮酒必“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 “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晏几道在沈廉叔、陈君宠家作客时为莲、鸿、苹、云四妓作词歌唱；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清波杂志》卷五)；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予歌女一名。
凡是当时地位高的士大夫，家中多蓄家伎；地位较低的官员则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像欧阳修、张先、苏轼等人都为官伎作过词。
歌台舞榭中的饮酒作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频繁演绎的内容，而词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发展迅速，异常兴盛。
上层宫廷、官员的奢华，引起了一般市民对奢靡风气的崇尚，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
很自然，词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民间对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有文人士大夫的词作流传民间；一方面还有一些流落市井的文人，直接为歌女写词，譬如惯常出入秦楼楚馆的柳永，“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
于是声传一时”。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词中多有对市民生活情调的反映，所以市井百姓尤其喜好。
即使北宋中后期崇尚醇雅的秦观、周邦彦，也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
于此可见，由上至下文化消费的广泛需求，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使词很快兴盛起来。
君主刻意提倡，文人学士群起响应，加上民间文艺从业者的趋风趁时，遂使两宋歌舞娱乐之风大盛，燕乐大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柔丽软美的主调服务与娱乐之需和应合燕乐之性质的长短句词，因而也走向词风大煽、流派林立的全盛时期。
词之普及，在几个高潮期皆令人叹为观止：仁宗朝满世界的“歌台舞席，竞赌新声”；徽宗朝时“新声巧笑以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如此等等，不必一一列述。
在唐代，燕乐虽已十分繁盛，但曲子词的成熟条件尚未具备，统治者和文人学士也还未注意和倡导此种创作。
五代时，曲子词进入成熟和繁衍流派的阶段，但由于天下分崩，文化发展受到阻碍和割裂，曲子词的创作仅得以在西蜀、南唐两块适宜于文艺繁衍的土地上畸形的延续。
入宋之后，天下大致复归一统，被破坏干扰了一百多年的文艺事业逐渐随着社会整体的进步而复苏。
二、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
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
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
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
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
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
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
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
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
《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
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
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
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宋初以词来“娱宾遣兴”的情况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
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
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
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
三、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明代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有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
至于“第二副眼泪”，宋代文人中倒不多见。
第二副眼泪关乎个人“留名青史”。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
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终，不如文章之万事流传无穷；因此，“立言”在古人眼中极为神圣。
“第三副眼泪”大概是名人的自叹自哀。
宋代文人只有“第一副眼泪”。
第一副眼泪关乎社稷。
古代文人从小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熏陶，身怀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如果抱负不伸，被认为是人生的大失败。
如果用汤卿谋这段话来评判宋代文人，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辛稼轩、陆游诸公大抵具备“第一副眼泪”。
范仲淹在仁宗当政时，曾上书陈十事，有过短暂的改革，然而终不可为。
因此，他只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生都在忧国忧民。
欧阳修在北宋初年也曾大力呼吁革新政治。
苏东坡一生陷于新旧两党党争中，虽然反复被贬，但仍心忧社稷安危，不断给皇帝上奏章，提出自己的治国之略。
至于辛稼轩、陆游，更是做梦都在想收复北方失地，使寰宇大定，海内清一。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
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
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
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
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 ”（《宋史· 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
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
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
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
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
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
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
《宣和遗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
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
女诵《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这一段轶闻，说明词在当时是何等的普及。
尽管观念上把它视为“小道”、“艳科”、“诗余”，但人们又是那么喜爱它。
“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
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甚至更令人奇怪者：分明是在奉命和敌人画分地界的时侯，而念念不忘的是个人享乐，家中的爱妾，把这种心愿写到词中，这奉命画界的大臣就是韩缜，他的《凤箫吟》，缠绵悱恻之音，就写在要和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前夕，以至于神宗皇帝赵顼听到这词，就叫人替他搬取家眷来满足他的心愿。
既视词为“小道”，又如此喜欢写它，似乎矛盾，其实这是宋人特殊心态的反映。
宋代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君臣逸乐、享受成风的时代。
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必须忠君爱国，克尽职守，必须维系伦理纲常，一副正人君子脸孔，而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荒淫享乐又是其本能欲望。
他们一面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声色。
要维系这种心理平衡，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阴与阳两个自我，带来正统与邪艳两种创作。
因此他们要说理论道时就找来传统的言情抒志的诗，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与欲时，就找来不避浮艳的“诗余”，这种双层人格，这种特殊的心态，就是宋人既鄙弃艳词又不遗余力制作艳词的原因。
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大力制作与提倡，也刺激了词的发展，带来了词的繁荣。
它终于没因为观念上的鄙弃而终了它的生命，反而显出勃勃生机。
四、宋词兴盛的文学内部原因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诗文，是“贯道之器也”。
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
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虽经过东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虽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学），是“小道”、“诗余”、诗文成为正统，“言志”、“贯道”的要求范围着它，使它走向狭窄，使它日趋老化、保守，宋词的非正统化从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间的泛滥，刺激了它的发展。
它可以写进各种各样的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言志”“贯道”的老态龙钟的诗文反而在它面前显得步履蹒跚了。
这从宋词发展到后来因文人的日趋染指而趋渐缩短与正统化的距离，因而其青春活力也趋渐减少终于衰老，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词的繁荣也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它与唐诗盛极而衰的诗体发展趋势和唐五代词曲折演进的艺术积累有关。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于是诗衰而词兴。
王国维《人间词话》把诗敝而词兴这一文学现象放置在整个中国诗体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去观照，“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颇有见地。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词的发展与兴盛正是遵循了诗体发展的规律。
诗歌体裁由于形式过于整齐，有时难免会影响到表现力，尤其是律诗更受到起承转合的限制，均衡如一的节奏有时很难表达丰富复杂的情感。
词体长短句的格式可以灵活多变地表达深细幽微的情愫，弥补了律诗的不足。
其要眇宜修、轻灵活泼、委婉言长的特点很宜于宋人驰骋文才。
而且经过晚唐五代文人的创作实践，词越来越彰显出独树一帜的文体气质和美学特征，这块尚待开掘的文学领域就为宋人的拓展与挖掘留下了充分的表演空间。
尤其在唐诗盛极难继的尴尬局面中还能另辟一个鼎足并峙的文学领域，这对宋人来说亦称难能可贵。
词的兴盛不但是宋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由词的自身特点所决定，词和诗歌不同，诗主要用来述志，词则适于娱情。
“感于文不如感于诗，感于诗不如感于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书堂词话》），“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以，宋代文人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用词来抒写个人生活中的欢愉愁怨，将丰富美好的声色享受、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写入词中，谱进曲里。
譬如一代儒宗欧阳修，他的艳词缠绵绮靡，与其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辩为伪作。
诗词的分工既能使宋代士大夫实现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又能使词较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保持住自身的特性，有利于词在文坛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